[摘 要] 在西方美学史上，位于自律的现代美学开端处的康德首次在哲学美学中极力推重自然美，然而自然美却从康德哲学的直接继承者那里开始逐渐淡出美学领域，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极端的贬抑，这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一个关于自然美的著名谜题.康德在理性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上，出于肯定人的自由而推重自然美，然而为了人的自由而给自然立法的立场恰恰是对自然美的极端否定，康德的这一真实态度在黑格尔美学中得到了明确的揭示.从黑格尔作为康德哲学的完成者来说，黑格尔对自然美的贬抑滥觞于康德，康德才是西方现代美学贬抑、忽视自然美的肇始者.
[关键词]自然美；康德美学；黑格尔美学；西方自然美学
西方美学史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自然美的谜题.在西方美学史上，位于自律的现代美学开端处的康德(I．Kant)首次在哲学美学中将自然美推崇到与艺术美并置的至高地位，然而，也正是自康德之后自然美的地位开始急剧下降.在康德的后继者谢林(F．W．J．von Schelling)、席勒(J．C．F．von Schiller)那里，自然美(相对于艺术美)的地位开始下降，黑格尔(G．W．F．Hegel)则在其美学中公开贬抑自然美，甚至极端地宣称将自然美排除于美学的领地，认为美学就是“(美的)艺术哲学”，黑格尔的这一对待自然美的态度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当代自然美学的兴起.上述史实令人困惑的地方是，何以在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创始者康德那里自然美得到了最高推重，而在其继承者黑格尔那里却得到了最极端的贬抑?对此我们不得不做出如下揣测，也许黑格尔对自然美的贬抑正是从康德哲学、美学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合乎逻辑的演进，也许我们一直都误解了康德对待自然美的态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上述推测为引线，通过论证上述推测来解答这个西方美学史的自然美谜题，揭示出康德对待自然美的真实态度，并以此为支点重新审视西方美学中的自然美思想.
一、康德对自然美的推重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自然中的美者(des Schönen der Natur)和崇高者(des Erhabenen der Natur)做出了区分，依照康德的表述，自然美更多地意指自然中的美者，但其所指还包括自然中的崇高者.康德认为，“审美判断不仅作为鉴赏判断与美者相关，而且作为出自一种精神情感的判断与崇高者相关”[1](P．24)，审美判断之下的广义的美不仅意指“美者”(优美)，而且包含着崇高.根据康德对(广义的)美的理解，作为自然的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美者”(优美)是自然的形式对知性的合目的性，崇高则是自然对理性的合目的性.因此，虽然“自然的崇高者的概念远不如自然中的美者的概念那样重要和富有成果”[1](P．74)，但康德的广义的美必然包含着自然中的崇高.在此讨论的自然美是广义的自然美，即包含优美和崇高在内的自然的美.
虽然在康德之前就有卢梭轰动于世的对自然美的热情颂扬，然而，在西方美学史上却是康德首次在哲学美学中表述了对自然美的推重.康德明确地将美的存在形态区分为自然美和艺术美，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康德指出，美是“由对事物的形式的反思而来的一种愉悦的感受性”，而这里所说的事物“既有自然的事物又有艺术的事物”.[1](P．24)在美的领域，自然事物和艺术事物是一对基本的区分，在康德看来，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区分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自然美是非人为的美，艺术美则是人为的美；其二，自然美是一个实存的美的事物，而艺术美则是对事物的美的表象.立足于上述区分，康德认为自然和艺术在美学中各自具有属己的美学价值.他说：“自然是美的，如果它同时看起来是艺术；而艺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是艺术而在我们看来它毕竟又同时是自然的时候才被称为美的.”[1](P．130)“艺术美必然看起来像自然”意在强调自然美对艺术美的优势，据此，康德在其美学体系中把自然美提高到了与艺术美同等的地位.
自然美对艺术美的优势突出地表现为自然创化的自由特征.在“美者的分析论”的总附释部分，康德在谈论大自然对人的鉴赏价值的时候，提到了大自然“多样性过分丰富到肆无忌惮”的特征[1](P．72)，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自然美表现出来的大自然的突出的自由创造力.大自然造物的创造力在规模之广远和造物之神奇上远胜艺术，正因如此，康德在论述崇高的时候特意选择在数学和力学上更具优势的自然美作为例证，按照他的说法，崇高的讨论首先只考虑自然客体上的崇高者是合理的，“因为艺术的崇高者总是被限制在与自然的协调一致的那些条件之上”[1](P．73).自然美所体现的大自然创造之自由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不服从任何规则的合规则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认为，不能将其置于任何音乐规则之下的鸟类的歌唱，在无规则性上比起一切遵循音乐艺术的规律而进行的人类歌唱都要显得包含有更多的自由.只是自然美的不合规则、无目的性必须同时表现出不可言及的合规则性和合目的性，自然美的本质在于我们在对自然无限杂多的偶然、特殊的经验中主观反思到的合目的性，这是自然美引起我们惊赞的一个原因.自然美所表现出的大自然造物之自由的特征是自然美优于艺术美的地方，这在康德对艺术的定义上得到了更为清晰的阐述.艺术美的对象仅限于美的艺术，美的艺术是自由的艺术，康德对自由的进一步阐述是：美的艺术是一种同时显得是自然的艺术；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同时显得像自然”意在强调艺术美要表现得像自然美那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像自然美那样摆脱了任何规则强制与刻板雕凿的自然而然，这种特征也是天才的本质规定性.天才是“天生的心灵禀赋(ingenium)，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1](P．131)，天才即艺术家的自然以及由之而来的自由原创性，一如大自然的自由创造.
自然美优于艺术美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前者令人拥有一种直接的兴趣，康德称之为理智的兴趣.自然美直接的或理智的兴趣首先得自于自然美的实存性特征，即自然美是一个实存的事物.我们对自然美的惊赞和喜爱除了纯然的审美评判之外，还源于对其实存的意识，即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自然美是现实世界中实存的事物.因此，虽然对现实的逼真模仿作为艺术更能增加其审美快感，但是我们若以艺术逼真的模仿自然来替代自然的话，一旦这种欺骗的技巧被拆穿之后，不但不能引起我们的审美愉悦，反而会令人产生厌恶和反感.自然美所引发的理智的兴趣的根据在于道德的维度，正如康德所言，“自然美拥有一种直接的兴趣(不仅仅为了评判它而有鉴赏)，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善的灵魂的特征”[1](P．123).对自然美的直接兴趣的实质是一种理性实践的意图，通过这一点，我们对自然的审美判断与道德情感具有了某种亲缘关系，这就是康德“美是道德上的善者的象征”所表达的意思.自然中的优美作为自然事物的主观合目的性可以被视为自然对我们的一种好意，这种好意昭示并应和着人类的自由(作为道德使命的善)；自然中的崇高则是以一种显突的方式做出启示，我们应该越过感性的现象世界自由地追求基于超感性理念世界的道德使命，这同样也是自然对我们的一种好意.从道德实践的客观实在性和美与道德的本质性关联来看，实存性是自然美优于艺术美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黑格尔正是出于肯定人类自由的意图在其美学中对自然美大加贬抑，而自由作为最高原则的这一美学观念则源于康德，阿多诺(Theodor W．Adorno)也表达了近似的观点.他说：“自然美从美学中的消失，是自由和人类尊严观念迅速发展的支配力的结果，该观念由康德开创，随后被席勒和黑格尔严格地移植到美学领域.根据这个概念，除了自律性主体的自为存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值得注意的.”[10](P．62)在黑格尔对康德美学原则的遵从和对康德哲学的完成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黑格尔贬抑自然美的根据源于康德.只是这里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探究，以澄清二者何以同样出于自由至上的原则却对自然美持迥然相异的态度，这一探讨将揭示出康德对待自然美的真实态度.
鉴于此，黑格尔宣称，应该把自然美排除于美学研究的范围，美学仅仅是研究美的艺术的哲学，最多可以把自然美视为(作为理想的)艺术美的附庸[8](P．183)，以此表达了对自然美最极端的贬抑.黑格尔对待自然美的态度代表了康德之后西方美学主流的立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当代自然美学的兴起.
二、康德推重自然美的美学根据
上文的探讨表明，康德推重自然美的根据在于其美学建构的自身需求，康德美学的“主观性”特征使康德不得不重视自然美，自然目的论和“判断力批判”在先验哲学中的中介地位把自然美在呈示人之自由上(对于艺术美)的优势凸显出来.这也为我们揭示了康德出于肯定人之自由的意图而推重自然美的事实.
从康德美学所关涉的先天认识能力批判来说，美学基于审美判断力的清查，审美判断力的实质是一种反思性判断力.反思除了意指从特殊向普遍的反思判断外，还意指对事物的认识向主体自身反抛的运作，对于后者，反思性判断力指的是把特殊的事物表象向主体自身的一般认识条件的反推，从而在一般性的主体条件下评判事物的能力.反思的第二个内涵为我们揭示了审美判断力的显明的“主观性”，以此不难理解康德对美的定义——美是事物的表象所引发的主体的想象力与知性乃至理性的和谐游戏的心灵状态.反思性判断力能够作为批判哲学的一个部分的根据在于它是有其先验原则——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的人的先天认识能力.“自然”指的是可能的感官经验对象的总和，“形式的合目的性”指的是以目的因果性的形式来判断事物，而并不真的为其规定一个目的.[1](P．14)依据“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我们在审美中把事物(自然)评判为一个合目的性的表象，这个判断并非对事物实存的断定，而仅仅是一个形式的，因而也就是一个“主观”的断定.即便如此，“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却是对审美判断力的先天立法，不管事物的实存究竟怎样，我们在审美中都必然以这样一种原则来反思事物，因此，“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作为先验原则也可以被称为“自然的主观的合目的性”.从康德美学的“主观性”出发，我们就容易理解康德美学何以如此重视和推崇自然美了.在康德看来，美是一种对事物表象的合目的性的主观断定，尽管如此，美作为审美判断力按其先验原则活动的结果必然要求这种合目的性的“客观性”(即审美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必定意向于美的事物的客观合目的性.按照康德的区分，美的事物包括艺术美和自然美两个基本形态，前者是人按照理性自由的任性而创作的人工制品，艺术作品是根据一个人赋予的作为其实存的原因的目的而产生的[1](P．127)，即是说，艺术美的实存本身就是一个合目的的产品，艺术审美符合“主观的”“客观性”特征.自然美则不然，自然并非人的制作品，自然事物指的恰恰是出于自身目的而生成和存在的事物，鉴于这两点，我们就很难要求自然的存在符合我们的目的，因此不能对自然美的“主观合目的性”提出“客观”的要求.从上述的理路而来，康德不得不重视自然美的问题，自然美决定着康德美学立论成败的关键.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言：“自然美确立了目的论的中心地位.只有自然美，而不是艺术，才能有益于目的概念在判断自然中的合法地位.”[3](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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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批判》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中处于一个“桥梁”意义上的中介位置，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意图即在于弥合“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事实上，判断力自身的本己属性确实使其处于沟通知性和理性的位置，判断力的合目的性理念提供了“自然和自由概念之间的中介概念”，判断力从作为显象总和的自然的特殊经验向自然的超感性基底的反思中介了“自然”和“自由”、“知性”和“理性”，从而使得“从自然概念的领域到自由概念的领域的过渡成为可能”.[1](P．28)与《判断力批判》在康德先验哲学中的“桥梁”地位相呼应，美处于沟通真和善、认识和实践的中介位置，即是说，康德眼中的美作为过渡的中介兼具“自然”和“自由”的特征.作为感性、感官经验的对象，美归属于“自然”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美归属于“自由”的一面意指其与道德实践的亲缘关系，这一点在上文的自然目的论中已经得到了阐明.除此之外，美的自由特征还意指从感性世界对超感性世界的眺望，或者说作为超感性基底的理念在感性显象上的显现.后者在康德美学中表现为审美理念的特征，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规则的合规则性、无雕凿刻意而又深思熟虑的自然而然、天才出于自身自然的自由原创性、想象力的自由活动等，而最能够体现美的这个层面的特征的是自然美而非艺术美.与艺术美的人工创造特征相比，自然美的天然自存更纯然地显示了世界之超感性基底(道德上帝、超人的艺术家)的自由创造，正是出于这种考量，康德甚至有时候称这种创世意义上的超感性基底为自然，作为天才之本质的“自然”、自然之母伊希斯神庙上的最为崇高的题词[1](P．139)都表达了这层意思，最显著的例证是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的断语，[人们]“应该探讨他是否能在人类事物的这一悖谬的进程之中发现有某种自然的目标；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5](P．2).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康德肯定了自然美优于艺术美的自由创造特征，其意图则在于强调艺术领域的人之自由(即天才的自由创造).
康德对自然美的推重是由其美学体系决定的.康德的三大批判归属于其先验哲学的规划，先验哲学并非意在建立一种哲学学说，而是审查人能够认识实在(真理)的先天认识能力——出自于自身先天原则的纯粹理性.按照康德的构想，先验哲学是为其哲学学说奠基的，因为哲学“知识”或“认识”取决于我们的纯粹理性能力，认识活动乃至认识的对象都必须经由先天认识能力(纯粹理性)的先验赋形才得以可能.在先验哲学的意义上，从人及其先天认识能力出发进行哲学思考的立场把康德的批判哲学明确地划归于主观唯心主义.鉴于其鲜明的哲学人类学特征，邓晓芒称之为“先验人学”，并且认为“立足于哲学人类学立场来剖析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各种关联(内部或外部的)，这是我们在读这部著作之前首先应当明确的主要之点”[2](P．6).先验哲学、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人类学等概念揭示了康德批判哲学的主体性特征，主体性在此指的是人取代了一般主体而成为存在的基底，我们也可以用“主观性”来指陈康德这种严格地以人及其纯粹理性为基点的哲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宣称康德的美学体系具有鲜明的“主观性”特征.
三、黑格尔对自然美的贬抑
(1)陇川县农村居民点平均最邻近指数为0.439，Z值校验位-72.92，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为聚集模式。陇川县农村居民点分布密度图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点分布呈现由护国乡、清平乡至城子镇的带状延伸，同时户撒阿昌族乡、勐约镇出现农村居民点密度聚集区。空间高低密度分布特征与陇川县“三山两坝一河谷”的地形特征相一致。
首先，黑格尔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美的艺术，美学应该是“(美的)艺术哲学”，根据这个定义，自然美应该被排除于美学的研究范围.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美高于自然美，这种“高于”不只是量上的相对比较，更多的是本质上的区分.“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8](P．4)心灵(Geist)意指人的精神，因此，哪怕是人的一个无聊的幻想，就其显示了心灵的活动和自由来看，也比自然事物及其产品在审美价值上要高.心灵的自由表现为，“心灵能观照自己，能具有意识，而且所具有的是一种能思考的意识，能意识到心灵本身，也能意识到由心灵产生出来的东西”[8](P．16).绝对理念通过心灵达于自我认识，艺术的美在于以感性形式显现绝对理念.自然并非是人的心灵的产物，严格地说，自然美不仅在层级上低于艺术美，而且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不完善的美的形态.因为自然美并非一种独立自由的存在，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8](P．160)，自然美的实质只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8](P．5)，与心灵的最高旨趣——认识作为真实的实在——存在着隔膜.因此，对于美学研究来说，自然美的概念既不明确，也没有什么明晰的标准.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者，黑格尔则是这一哲学形态的集大成者.从这一历史渊源看，尽管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甚至可以说二者在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6]，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也被称为德国唯心主义或观念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看，我们应该把黑格尔哲学纳入康德的哲学规划中，把前者理解为后者所提出的哲学路线与原则的发展和完成.正如文德尔班所说：“康德，就其观点之新，观点之博大而言，给后世哲学规定的不仅有哲学问题，而且有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他是在各个方面起决定作用和控制作用的精神人物.他的直接继承者在各个方面发扬了他的新的原则并通过同化过去的思想体系而完结其历史使命.”[7](P．728)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黑格尔对待自然美的态度是康德美学合乎逻辑的演进，这恰恰揭示了康德对待自然美的态度的另一面.
其次，黑格尔认为自然美是有缺陷的存在，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证明艺术美的必要性.自然美并非心灵的产物使之成为一种不完善的美的形态，即便如此，自然美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美，“自然是理念的最浅近的客观存在”[8](P．149).根据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定义，自然美乃是第一种存在着的美.作为理念的最浅近的客观存在，(自然)“现在面前的是一种外在的实在，它当然是受到定性的，但是它的内在的方面却还没有作为灵魂的统一而达到具体的内在性，还只能是没有受到定性的和抽象的东西”[8](P．172).这造就了自然美的缺陷.在自然美那里，理念的直接现实性中的因素仍然只是内在的，并没有作为灌注生气的灵魂与外在实在形成统一体；自然美中直接个别的客观存在具有依附性和局限性，这使理念陷入外在条件的制约之中，成为失去独立自在的个别化存在，因而在其客观存在中失去“无限”“绝对”的具体理念的特征.正因为自然美的上述缺陷，作为美的理想的艺术美的存在才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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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黑格尔贬抑自然美的“康德根据”
黑格尔对自然美的贬抑源于他肯定人类自由的意图.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的根据在于前者是心灵自由活动的产物，自然美正是在人类自由创造的艺术美的理想之下成为一种根本上有缺陷的美的形态.对于黑格尔来说，自由乃是美的最高的价值归宿，审美本身带有一种令人自由解放的特征，“无论就美的客观存在，还是就主体欣赏来说，美的概念都带有这种自由和无限；正是由于这种自由和无限，美的领域才解脱了有限事物的相对性，上升到理念和真实的绝对境界”[8](P．148).人通过审美将自身提升到作为真实的绝对理念的层次，此即人的自由的境界.自然作为理念客观化的最浅近阶段的坚固的定性、有限性表现出与理念的相互外在化，自然美与人之自由存在着不可消弭的隔阂，因此应该把自然美排除出美学研究的领域.
黑格尔把自由作为美的最高原则的这一观念正源于康德美学.自由作为康德哲学大厦的“拱顶石”，既是其哲学体系的终极旨归和最高综合，也是其美学的最高原则，康德对自然美的推重即是出于这一原则，正如上文的探究所表明的那样，康德是出于肯定人的自由的意图而推重自然美的.这一事实令盖耶尔(Paul Guyer)不无困惑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他的这个观点深刻地远离于他的时代，即自然美和崇高[即本文所说的自然美]是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它们比任何形式的艺术更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敬重我们自身之自律的重大契机.尽管(具有讽刺意味地)它使人类返回道德宇宙的中心，康德思想中的这一革命足够激进得被称为哥白尼式的.”[9](P．230)
《判断力批判》分为“审美判断力批判”和“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两个部分，二者的统一性在于康德的自然目的论.虽然“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是由“审美判断力批判”类比而来的对目的论反思判断力的考察，事实却是前者为后者做了学理上的奠基.对此，叶秀山先生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预示了这一批判的存在，而‘审美判断力批判’或许倒是新增加的部分，甚至是康德思想有所改变的地方，而‘目的论’问题则有康德一贯的思想轨迹可寻”[4].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部分阐述了其自然目的论思想，自然目的论即主体从反思性判断力的先验原则出发，将自然界整体评判为具有并符合一个终极目的的实存，自然目的论仅仅提供了反思自然之显像的一条范导性原则，而并非是关于自然实存的规定性原则，因为“那些既不是我们的、也不能归之于自然(我们并不把自然假定为理智存在者)的目的，如何毕竟可以或者应当构成一种特殊类型的因果性，至少构成自然的一种完全独特的合法则性，这却是根本不能用一些根据来先天地推测的”，甚至“即便经验也不能向我们证实这些目的的现实性”.[1](P．181)自然目的论虽然不能成为关于自然的知识，但却能够在思想中被理性接受，并在信仰中被视之为真，在康德那里，自然目的论的最终归宿及其论证都通向道德神学.根据道德神学，是一道德的元始存在者(道德的上帝)出于人的道德使命而创造了自然，以给人们出于自身理性的自由而实行的道德实践配上应得的现世幸福，使形式(人出于自身的理性而不顾及现实条件)的道德实践成为现实的至善.在作为道德神学的自然目的论看来，践行道德使命的(本体意义上的)人乃是自然的终极目的，自然界整体为这一终极目的而实存，自然合目的性的最终根据就是自然对人的道德实践这一终极目的的契合.自然美乃至美的本质及其合法性根据都植根于如此阐释的自然目的论，自然美作为自然界的形式的合目的性的实质是，以审美表象的方式昭示了自然对人的现实的道德使命的契合.从自然目的论的角度看，自然美在审美中居于尤为重要的地位，与人造物的艺术美相比，自然美显示为道德的上帝为了人的道德使命的创造，更具信服力地确证了人的道德规定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自然美的意味深长的功利性正在于：它还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道德规定性.反之，艺术却不能向我们传达人类在无目的的实在中的这种自我发现.人在艺术中发现他自己本身，这对人来说，并不是从某个不同于他自身的他物出发而获得的确认.”[3](P．66)自然目的论为我们解释了康德强调自然美的实存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审美中的直接、理智的兴趣的美学根据，这里的动机出于对人之自由(道德实践)的肯定.
自然美在其所表现的大自然的突出的自由创造特征、实存性及其所关涉的自由(道德实践)上远远优于艺术美，因此，康德在西方美学史上首次在哲学美学中表达了对自然美的最高推重，将自然美放到与艺术美同等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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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自由至上原则的哲学基础在于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形态开端于笛卡尔，笛卡尔以“我思”的确定性作为存在和真理的保障，事实上宣告了人取代了一般主体而成为世界的本体论基底.一般主体意指世界呈放的基底，作为世界的第一根据决定着世界是否以及如何存在，自笛卡尔的哲学变革以来，人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成为为存在奠基的绝对根据.这个意义上的人之主体性必然要求自我决定、自我保障以及从自身而来对世界的支配，此即所谓的人之自由，主体性形而上学对人之主体性的论证和确保必然把人的自由问题凸显出来，并确立为主体的最高价值.康德所开启的德国古典哲学属于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理性阶段，即以人的理性主体性作为存在的本体论基底的阶段，黑格尔对这一哲学立场和原则进行了准确的概括.他说：“一般地说，康德无论是对于理智，还是对于意志，都把自相融贯的合理性，自由，以及自己认识自己为无限的那种自意识看做作基础.尽管康德哲学还有些缺陷，这种对理性本身绝对性的认识——这是近代哲学的转折点——确实应该承认而不容批驳的.”[8](P．170)康德的自由观奠基于对人的理性的绝对主体性的自觉和坚守，这一信条也是黑格尔哲学所坚持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1）如何对数学知识点进行螺旋组合？平行四边形内容的知识点在3个学段有一定重复，随着学段的升高，知识点的个数逐渐增加，即体现了广度的“上升”．那么，在一个知识主题中，哪几个知识点组成一个螺旋较为合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事实上，从康德哲学的理性的绝对主体性的原则和立场看，康德并没有实现其哲学规划.对理论理性(知性)的经验性应用以及经验直观特征的强调使康德不得不坚持显像(自然)和物自身(自由)的区分[11](P．198)，这招致了统一的理性的分裂，由此恰恰否定了理性的绝对主体性及其自由.理性是一种出自先天原则来认识和行动的能力，其根本的特征是无条件地要求整体的统一性，康德在一般对象上坚持显像和物自身的区分实际上承认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分裂，这是对要求绝对统一性的理性主体性及其自由的否定.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写作意图在于弥合显像世界和物自身、自然和自由之间的鸿沟，然而，对人类知性性状的坚持使康德的努力最终沦为失败，由于我们的认识只能对现象(而非客体)立法，审美和自然客观目的论中的自然的合目的性就只能是主观的主体反思原则.主体和客体在康德对自然和自由的主观综合中始终处于对立的二元论格局，在作为客体的自然的绝对对立之前，人的主体性只能是有限性的存在，理性主体性的绝对性、无限性及其自由是无从保障的.因此，康德不得不通过道德假设援引一个第三者的“道德的上帝”作为自然和自由、主体和客体、特殊和普遍同一的基础，康德的这种处理恰恰违背了其原初的哲学主张.正如黑格尔所说：“康德的哲学把本质性导回到自我意识，但康德又不能赋予自我意识的本质或纯自我意识以实在性，不能在自我意识中揭示其存在[……]他不知道如何去克服自我意识的个别性，他对于理性描写的很好，但却在无思想性的、经验的方式下去描写理性，这反而剥夺了理性本身的真理性.”[12](P．258)虽然康德在对人类理性主体性的论证和确保上是失败的，但自然美却借此获得了最高的荣耀.在肯定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哲学信条、人与自然以及自然和自由的绝对对立的前提下，自然目的论的主观性、自然的好意、上帝为了人之自由的造物都成就了自然美的重要美学地位，后者乃是对人之自由(道德实践)的最令人信服的美学论证.康德主观唯心论的理性主义造成的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是遗留给其后继者亟待解决的问题，费希特(J．G．Fichte)、谢林都是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探索者，而真正在终结的意义上完成了康德哲学使命的是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体系不仅像康德一样包括形式而且包括内容，并力图在自身面前在‘现实世界形式’的多样化中展现这种归根结底自身无处不相同的内容”[7](P．844).自我认识的理性即理念，达到认识自在自为的实在之整体的理性即绝对理念，自我意识的绝对理念才是实在的唯一主体性，它在自身外化中复归自身，客观世界只不过是绝对主体性回归自身的一个阶段.这样一来，通过所谓的辩证法的绝对统一性，黑格尔不仅论证和确保了理性的统一的绝对主体性，而且以客观唯心论的方式肯定了理性主体性(理念)的实在性、现实性，最终以主体同化客体而归于主体之同一性的方式克服了康德二元论，对于黑格尔来说，“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理性体系是独一无二的现实”[7](P．845).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自然是理念客观外在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不但自然对于理性主体来说是透明的存在，而且由于其作为理念客观化的浅近阶段的抽象外在性，相对于作为理想的艺术，自然美必定是不值得关注的，完全可以将其排除于美学的领地之外.
从上古始至民国止，陶和瓷的命运也在随着朝代的更迭而随波逐流。从始至终，陶瓷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古人不仅是把它当成一种实用器皿，更加是让它存在于空间中，拥有着自己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从黑格尔作为康德哲学的完成者以及康德和黑格尔共同的哲学主张(理性的绝对主体性)与美学原则(自由至上)来说，黑格尔贬抑自然美的根据在于康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黑格尔对自然美的贬抑滥觞于康德，康德才是西方现代美学贬抑、忽视自然美的肇始者.
结语
本文的探讨表明，康德才是西方现代美学贬抑自然美的肇始者，这一结论为我们揭示了康德对待自然美的真实态度——对自然美的极端贬抑.从其哲学立场和肯定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意图看，康德是从人的价值(自由)出发来肯定自然美的，在为了人之自由而为自然“立法”的意图之下，他对自然美的至高推重恰恰是最极端的贬抑，作为其哲学的完成者的黑格尔不过是替他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态度.本文的探讨为我们解开了西方美学史的这一著名谜题，康德首次在哲学美学中极高地推重自然美，他的直接继承者则开始在美学中忽视甚至极端地贬抑自然美，其中的真相是，正是康德肇始了对自然美的贬抑，他对自然美的真实态度就是极端的贬抑.文章的探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西方自然美学思想的新视野.首先，西方现代美学对自然美的忽视乃至贬抑应该溯源至康德美学，而不是以黑格尔美学为其开端.其次，在论及自然美的重要价值时，当代西方自然美学思潮(包括后来的环境美学)经常标榜康德对自然美的肯定和颂扬，而现在看来，这种认知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因为康德贬抑自然美的事实并未进入其视域之中.本文的探讨对自然美学思想的启示是，公正对待和真正肯定自然美的美学思想应该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形态，自然绝不是人类主体性同化作用之下的附属物，而是与人共同此在的另一“主体”，我们应该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生态理念”下认识和对待自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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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1;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9)04－0144－07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4．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编号：18ZDA204).
[收稿日期]2019－05－09
[作者简介]王中原，男，蒙古族，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
(责任编辑 李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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