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乡村振兴被确定为解决城乡基本矛盾的战略选择，也即通过乡村振兴缩小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之间的落差。然而，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宏观的国家战略，如果离开了村庄发展，将会沦为一纸空头支票。现阶段的村庄发展必须直面三个问题：一是村庄普遍性的产业凋敝和人口空心化；二是全国有50多万个行政村，庞大的体量将会显著稀释村庄层面的资源投入；三是村庄的异质性。凋敝、规模和异质性三个方面的严峻现实，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对村庄发展的要求不可能是同步的、短期的和标准化的，而是一个有序推进的差异化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增进对村庄发展的理解，厘清村庄发展的基本逻辑。
以村庄为发展单元的分析范式
在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传统中，村庄被广泛选定为观察和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窗口和认识工具。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所开创的农村社区比较研究伊始，一直到近20多年来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发展学领域高密度的三农问题研究，绝大部分都是沿着“通过村庄认识农村”的逻辑和路径展开的，即通过典型村庄认识同类个体、通过村庄类型比较认识整体农村或区域农村。在这种被广为认可的学术传统及其学术实践中，村庄被赋予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而使以村庄为个案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方法，立足于村庄的田野工作成为认识整体农村或区域农村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中国农村研究的上述传统定义为“以村庄为认识工具的分析范式”。
以村庄为认识工具的分析范式可能会导致一种认识论或知识论上的非预期后果：由于村庄在方法论上的意义被长期延续下来的学术传统和反复展开的学术实践所强化，从而遮蔽或抑制了村庄本身作为认知对象的意义。村庄的意义被窄化为一种认识大尺度乡村社会的一种工具和途径，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村庄本身也是中国农村重要的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其本身也构成政策和学术研究重要的认知对象。简言之，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存在一个基本倾向，即相对强调村庄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乃至于村庄成为一种农村研究方法的隐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村庄自身的认识论或知识论意义。即便是许多名义上的村庄/村落研究，绝大多数仍然是借助“小村庄”言说“大（乡村）社会”。社会科学界通过村庄获得了很多关于中国农村的知识和理论，却很少获得关于村庄自身的知识和理论。
村庄在学术上的言说方式与中国农村改革以来村庄主体地位的失落有密切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以分田到户和家庭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直接导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及其经营管理体制的解体。在此过程中，家庭/农户取代了以村庄为基础的集体核算单位，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主体。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村庄仅仅代表着一种空间和行政上的界限。面对这种村庄主体地位的变化，社会科学在微观层面主要聚焦于以家庭/农户为发展单元的增产增收问题，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整体性的农业问题和城乡关系问题，位于中观层面的村庄则并不构成理论言说的对象。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持续推进村民自治，试图增强村庄在解决村级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将村庄塑造为一种具有自我解决能力的自治主体；但由于严重缺乏推动村庄发展的资源并丧失了相应的动员能力，因而未能形成村民自治推动村庄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村庄自身发展的问题上，村庄作为自治主体无法达到发展主体的能力要求。
21世纪之后，中国从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国家出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战略。随着这些国家战略的实施，村庄的主体地位开始得以彰显，村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的意义得到提升。其中的变化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上述国家战略需要以村庄为具体实施单位进行落实和成效评估，从而改变了分田到户和家庭承包责任制对村庄主体地位削弱的状况。第二，在上述国家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有关农村地区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国家财政专项投入，其基本形式是通过项目制进行转移支付，并以村庄为项目实施主体进行落实的。项目制和项目进村不仅改变了村庄在组织层面的软弱瘫痪，而且构成村庄发展新的动力机制。项目的争取与落地不仅强化了村庄的主体地位，而且使村庄重新获得和控制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性资源。
被选定为优先发展或重点发展的典型村庄，通常被打造成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窗口”。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窗口”的意义异常重要：首先，“窗口”通常被地方政府用以展示工作业绩和成效，特别是在国家行政科层体系和话语评价体系中进行定向展示，以便通过“窗口”展示的亮点、特色和经验，进行工作成效的印象管理并获得其所需要的积极评价；其次，作为“窗口”的典型村庄往往具有多功能的综合效应，能够满足和适用多维度评价的需要（比如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基层党建、产业发展等），具有多方面的样本价值，可以按照评价维度的需要进行价值上的定义；最后，作为“窗口”的村庄通常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引领示范意义，通常被设定为其他村庄振兴发展的标杆和目标。
城乡关系：村庄发展的市场逻辑
村庄禀赋与城市消费市场的结合，意味着立足于村庄禀赋的产业发展必须遵循城乡二元市场的基本规律，才能通过市场增收的方式实现村庄发展。对于处在供给侧的村庄来说，决定市场增收的基本规律，主要包括两个核心机制：一是“中间地带”的挤压机制；二是城市市场体系的转化机制。所谓“中间地带”，就是城乡之间资源转移的市场结构以及行政壁垒。“中间地带”的挤压机制是指，“中间地带”的利益实现过程将会对供给侧（比如乡村市场主体）的盈利空间形成挤压。城市市场体系的转化机制则指，以村庄为供给侧的任何产业发展（比如农产品进城、农业劳动力转移、旅游市场的经营）必须经由城市市场体系的吸纳、流通和消耗等一系列的转化过程，才能变为现实的收入。同时，“中间地带”的挤压机制和城市市场体系的转化机制对村庄供给侧收入的影响，是一个以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为控制参数的函数关系。越靠近城市的村庄，越有利于城市市场体系对其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市场转化，“中间地带”对其市场收入的挤压越小；反之，越远离城市的村庄，其自然和文化资源越难以被城市市场体系转化，“中间地带”对其市场收入的挤压越大。
谢清森通过主动申请联系和多方努力，在2014年与英国联合安保公司成功牵手，共同成立七兵堂国际安保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这一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欧亚牵手，标志着七兵堂正式开始涉足国际安保服务领域，历史性地实现了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远大梦想。
事实表明，并非村庄禀赋越高村庄的发展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因为村庄禀赋需要经由一个过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这个过程就是禀赋兑现，即借助特定的方式或手段激活、释放村庄禀赋的过程。无论是自然禀赋还是文化禀赋，无论是原生形态还是次生形态，村庄禀赋兑现的最重要方式和手段就是市场。只有顺应和利用市场的逻辑，并经过市场化的组织与生产、操作与呈现、流通与交易之后，村庄禀赋所代表的发展潜力，才意味着现实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发展首先是在村庄禀赋与城市消费市场的结合中实现的。割裂村庄禀赋与城市消费市场的联系，村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乡村地方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见，村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乡村议题，而是一个城乡关系议题，其核心是村庄禀赋与城市消费市场的关系。
村庄禀赋包括自然和文化两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可进一步分为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村庄的自然禀赋如山川河流、地貌景观、水热气候、土壤矿产等村庄先天固有的自然资源（即原生形态），以及由此而加工制作、种养繁育出来的土特资源（即次生形态），它代表一种自然馈赠；村庄的文化禀赋如历史遗迹、人文景观、村风民俗、宗族遗产等村庄先民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即原生形态），以及经由世代延续和日常累积而形成的生产技能、生活方式和行为惯习（即次生形态），它代表一种村庄的文化遗存。村庄的自然禀赋和文化禀赋及其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共同构成村庄的禀赋结构。很显然，不同的村庄在禀赋结构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不仅塑造了村庄独特的地面景观，赋予了村庄鲜明的文化内涵，而且制约乃至锁定村庄的发展路径。任何村庄的发展都植根于村庄禀赋。
村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村庄综合性、可持续和具有进步意义的变迁过程，它不仅体现为村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村舍建筑、人居环境、村落景观、公共空间、文化遗存等物理层面的直接变化，也贯穿在治理结构、村庄秩序、村风民俗、日常交往等社会生活的展开过程中。毫无疑问，村庄发展是一个以村域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多维度变迁，而村域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村庄禀赋。村庄发展就是村庄禀赋的变现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发展在经济层面涉及两个基本议题：一是村庄禀赋；二是禀赋兑现。
行政选配：村庄发展的权力逻辑
加大资源融合、项目融合和工作融合的力度。根据审计项目特点，统一调配人力资源，建立项目组之间统筹协调机制，实行审计干部动态管理模式；统一控制审计质量标准，合理分解与归并审计任务，促进业务资源融合。[27]加强政府审计相关大数据分析模型和软件的研究开发，充分挖掘审计数据中心与综合管理分析平台等资源，加强关联分析、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数据挖掘、遗传算法等技术在政府审计中的应用。
本文将行政权力对村庄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定义为行政选配，也就是地方政府等行政力量，对村庄发展优先权的选择或村庄发展时序的排列以及相匹配的资源配置。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和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体现这一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其本身是对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所进行的一种结构性调整和政策性干预。这种强干预只能依靠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和资源转移来实现。但是，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及其资源配置不可能按照统一进程、标准化和平均主义的方式整体推进。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都需要按照科学规划、分类/分批推进和因村制宜的原则有序展开。换言之，国家行政力量介入村庄发展必定是一个差异化的过程。正是国家行政力量介入村庄发展的差异化原则，赋予了行政选配的合理性。
村庄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复兴意味着以村庄为认识工具的分析范式已经不能适应客观现实的变化，也无法满足来自实践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需要回到村庄本身，发掘村庄的发展逻辑，即村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我们不仅要重视村庄的方法论意义，也要重视村庄的认识论和知识论意义，建构一种以村庄为发展单元的分析范式，以匹配村庄主体地位的回归。具体而言，以村庄为发展单元的分析范式体现了从事实到认知两个层面的学术镜像：在事实层面，村庄是乡村发展的基本主体和基本单元，且充当着国家政策与个体诉求之间的政策枢纽，乡村建设需要通过村庄建设来实现，精准扶贫需要借助村庄落实，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为村庄的振兴；在认知层面，村庄不仅是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和认识工具，村庄作为一种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本身也构成重要的认知对象。以村庄为发展单元的分析范式就是以村庄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以村庄自身的发展为认知对象，讨论村庄的发展何以可能。
陕西太白酒的名称取自于当地名山太白山，这种酒的口感也与这一名称十分相符，总体上清新淡雅，给人回味无穷之感。太白酒使用了洁白的瓷器来作为酒器，并使用芙蓉色作为酒瓶的主要颜色。通过这一包装的应用，消费者将能有效的从其外包装中感受到陕西太白酒中所包含的人文背景，以及这种酒“淡雅”的主要风格。结合这一实例来看，陶瓷在酒类包装设计中的应用能辅助设计人员将酒类产品自身的风韵表现出来，同时，在这一类包装的作用之下，消费者能迅速地通过对酒类产品外包装的观察了解到这种酒自身的特点，进而依照购买需求进行选择，最终达到提升酒类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4）滤波器的时延特性随温度的变化基本一致，为防止温度变化由频飘引入的时延波动恶化，应适当地拓宽通频带，并且保证在同一温度条件下测试比对。
“窗口效应”的强激励，使得打造典型村庄成为地方政府行政选配的首要方式。由于“窗口效应”在心理机制上将地方政府的工作业绩与典型村庄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因此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在辖区范围内重点打造若干典型村庄。毫无疑问，典型村庄将会在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上占据优势，还能获得相对集中的资源配置。因此，发挥“窗口效应”成为典型村庄选配的核心标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选择具有“窗口效应”的典型村庄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权威评价者的注意力。由于特定的政治机缘，已经在权威评价者关注范围内的村庄将会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关注，成为典型村庄的首选“窗口”。二是村庄的发展状况。作为展示亮点、特色和经验的“窗口”，实际上就是用典型村庄的发展状况来证明地方政府的工作成效。因此，发展程度（即“好”）和发展速度（即“快”）就成为选择典型村庄的两个标准。
除典型村庄之外，行政选配的另一种方式是发展批次的选定与资源配置，也就是在落实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的公共政策中，遴选出优先批次和后续批次，并辅之以相应的资源配置。在精准扶贫的整村出列或退出、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乡村建设的项目分配（比如各地开展的人居环境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中，都普遍采用发展批次的行政选配。相对于作为亮“点”的典型村庄，发展批次属于一种“面”上的行政选配。在典型村庄的打造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窗口效应”，往往采用比较集中的资源配置。但是发展批次的资源配置，则是集中与普惠的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受益面，以体现国家干预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则要避免资源的过度稀释，而不失效率。
发展批次的选配动力主要来自公共政策的驱动以及包含在公共政策实施中的国家意志。在乡村建设、扶贫开发以及乡村振兴等公共政策中，都包含着科学规划、分类推进的发展理念，发展批次的行政选配就是落实这种发展理念的产物。同时，为了适应公共政策评估的需要，地方政府选择一批发展状况较好的村庄，既能在落实公共政策的评估中获得正面和积极的评价，也可通过这些村庄的发展成效验证政策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落实政策的积极评价和用发展成效验证政策设计，既是一种“讲政治”的表现，也能带来项目和资源的激励。因此，发展批次的激励机制是一种政策激励，而且是一种硬激励。也就是在公共政策落实的硬要求中，激励地方政府通过发展批次的选配方式达到更好的发展效果，并争取更多的后续发展资源。
引领性精英对村庄发展的内外榫接
城乡关系和行政选配构成村庄发展的双重逻辑，即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村庄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村庄所嵌入的城乡关系及其市场结构；二是村庄与权力的关系，也就是村庄在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中的位置。然而，从城乡关系和行政选配对村庄发展的影响来看，市场逻辑中的挤压机制和转化机制、权力逻辑中的注意力分配和资源配置都是一种自外而内的作用过程和支配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村庄发展完全是一个被动适应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的过程。
从市场逻辑看，村庄发展面临的关键是有效的市场组织问题或市场衔接问题。从权力逻辑看，村庄发展面临的关键是注意力竞争问题。毫无疑问，要实现以村庄为主体的振兴与发展，上述两个关键问题既是一种限制也意味着一种自内而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为，通过引领性村庄精英再造市场结构和竞争注意力的行动推动村庄发展。简言之，引领性的村庄精英具有一种对村庄发展进行赋能的特殊效果。
盗窃罪区别诈骗罪的另一个要素在于行为完全违反被害人的意愿，将被害人所占有的财物或者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转移至行为人占有或享有。［7］换言之，盗窃罪与诈骗罪对于被害人意志的剥夺程度不同:盗窃罪是在完全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下转移财物;诈骗罪是基于错误认识在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下主动交付财物，此时的被骗者还存在一定的意思自由，最终是否交付还取决于被骗者自己的意志。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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