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摘 要］在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移民群体的健康问题不仅关乎其自身发展，还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实证研究发现：1)影响知识型移民自评健康的社会因素与本地居民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客观社会经济状况与主观人际信任等社会因素均发挥作用。2)相比知识型移民，务工型移民身体自评健康更大程度上受政府信任等主观社会因素影响。提升政府信任可以有效地促进务工型移民的自评健康。据此，关注影响移民群体主观社会因素，对于降低知识型移民与务工型移民的健康风险，消除健康差异、巩固社会稳定、提高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知识型移民;务工型移民;自评健康;社会因素
我国的社会转型伴随着流动人口群体规模的急剧扩张，人口的流动性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特征。伴随着空间形态上的转移，移民群体在地域流动过程中面对着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缺乏、工作不稳定、语言交流障碍、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健康受损风险。移民群体的健康不仅关乎其自身的发展问题，还涉及城市居民整体的生活质量、城市的公共服务需求以及社会保障的提供等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基于移民群体社会及生活情况的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考察该群体健康状况及影响其健康状况的社会影响因素，从而探究提高移民群体自评健康的可能途径，对于实现城市社会融合、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一)健康的影响因素：生物—心理—社会
个体的健康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即包括生物学和基因遗传等生物性致病因素、也包括环境、社会、文化、政治卫生保健等社会环境因素①董维真：《公共健康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倡导技术驱动，对健康影响因素的关注聚焦于生物性致病因素上，对社会影响因素关注较少。随着全球化、工业化、老龄化的进程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的健康面临着种种新的挑战。疾病种类不断增多、慢性病负担加重、生活工作压力加剧、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加剧这些都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开始受到重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整体经济水平取得了非凡成绩，然而健康这一社会指标的增长却停滞不前，居民健康指数的增长率明显滞后于人均收入指数的增长率②李鲁：《社会医学(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版。。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影响因素开始按照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路径模式发生转变③王小万：《居民健康与医疗服务需求及利用的理论与市政研究》，2005年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现今，相比于生物性致病因素，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作用。
(二)健康的影响因素模型
19世纪70年代，社会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得到了广泛关注，“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概念首次被使用。“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是指除了致病的生物因素之外，那些人们生活工作环境中社会分层的基本结构和社会决定性条件产生的影响健康的因素，它包括了社会排斥、贫穷、居住和工作环境以及全球化等不同方面①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Health Equity through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2008，p.43.。现今，“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是解释疾病产生的“原因的原因”，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模型是解释不同人群之间健康差异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因素与健康的关系，不同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研究，构建了不同的框架模型。Evants和Stodard构建了健康多重决定因素模型，模型中指出，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生物遗传因素和医疗卫生服务因素是影响健康的4个最主要维度②Evans Robert＆ Stoddart Gregory，“Producing health，consuming health care”，Centre for Health Services ＆ Policy Research，1990 ，31(12) ：pp.1347-1363.。同时，健康促进个体经济地位提升，从而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物质环境，形成健康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Dahlgren和Whitehead构建的健康决定因素的彩虹模型显示了健康的决定因素总体上可以分为5个层面，按照总体社会背景、生活工作条件、社会网络、生活方式以及遗传因素由外向内依次排列，这些因素逐层向内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个体健康③ Whitehead M＆ Dahlgren G，“What can be done about inequalities in health?”，The Lancet，1991，338(8774)：pp.1059-1063.。Galea建立了社区居民健康关键社会决定因素模型，该模型指出健康主要受个体因素、压力、社会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相互作用而影响④ Galea S.，Factor S.H.＆ Palermo A.G.，“Access to resources for substance users in Harlem，New York City：Service provider and client perspectives”，Health education＆ behavior，2002，29(3) ：pp.296-311.。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影响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概念框架模型，该模型的关键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以及健康决定因素的中间媒介⑤ 郭 岩，谢铮：《用一代人时间弥合差距——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理论及其国际经验》，《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09年第2期。。
（3）“净资产”类，至少要将“开办资金（投入资本或注册资金）”“发展基金”“结余”三项单列总账科目及“资产负债表”项目，并在此基础上详为探究，区分非限定性、限定性。
(三)知识型移民与务工型移民健康的影响因素
伴随着社会转型，移民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群体，流动过程中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对其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关于移民健康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只观察移民与非移民的健康差异，较少有研究关注移民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关于移民的类型有很多划分标准，包括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永久迁移和季节迁移;自发迁移和有组织迁移;个人迁移和集体迁移;自愿迁移和被迫迁移;智能型迁移、劳工型迁移和难民型迁移等⑥韩更生，杨金星：《国际人口迁移概观》，《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4年第11期。。参考韦伯斯特对知识型移民的界定并结合我国移民群体现状，从社会阶层地位出发，可以将移民划分为务工型移民和知识型移民。
近年来，国内关于移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务工型移民，即农民工群体。务工型移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较差、健康风险意识相对薄弱⑦夏丽霞，高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7期。，加之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文化的冲突、社会保障缺失以及贫富差距，他们的健康面临巨大的挑战⑧张书维，王二平，周洁：《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3期。。现有研究多从人口特征因素、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对务工型移民健康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例如，聂伟和风笑天、周菲以及刘东分别验证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制度结构与农民工健康的关系③聂伟，风笑天：《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基于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②周菲：《城市农民工收入与健康：职业地位的影响》，《经济论坛》，2009年第22期。③ 刘 东：《结构性制约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外来人口的实证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问卷”。该调查以我国新时期下的居民流动情况以及居民的移出和移入等实际问题为主题。调查覆盖了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鞍山市、郑州市、天津市、厦门市、广州市、长沙市等9个城市。对数据进行清理后，有效样本量为4021，移民群体样本量为2530，其中知识型移民群体样本量为1226，务工型移民群体样本量为1324，知识型移民群体与务工型移民群体所占比例较为适中。
(四)相关研究述评
近年来，有关移民群体健康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相关研究多关注移民群体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制度等客观社会因素对其自评健康的作用，与流动经历、社会交往有关的主观感受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并且，相关研究多侧重于移民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健康及影响因素差异，却忽略了移民群体内部的巨大异质性。鉴于此，在借鉴四个健康决定因素模型，结合我国移民群体现实状况的基础上，本文致力于考察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结构、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参与在内的诸多社会因素对不同类型移民自评健康的作用，以期为有关促进城市移民群体健康状况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为提高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平等作出贡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我国社会呈现为多维二元的社会结构⑤张海东：《多维二元结构社会及其转型》，《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在这一社会结构中，务工型移民缺少在工业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均处于劣势和边缘化的状态，他们通常从事着体力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同时在保障性住房、医疗保障以及教育等方面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众多学者在关于农民工健康相关研究中验证了相关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结构与健康水平之间存在强烈的关系⑥周菲：《城市农民工收入与健康：职业地位的影响》，《经济论坛》，2009年第22期;黄乾：《教育与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健康的影响研究》，《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2期。。此外，由于务工型移民的流动性特征和经济状况的限制，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获取较好的住房条件，不良的居住条件降低了移民群体抵抗流行疾病的能力。与此同时，近年来务工型移民城市社会融入的相关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城市社会交往和参与过程的遭受的歧视、排斥等社会态度而形塑的人际关系信任以及机构信任程度降低对其主观构建城市归属感、满意度以及城市融入程度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关文献也指出务工型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与其精神健康有着紧密的关联性⑦聂伟，风笑天：《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基于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据此，本文了对务工型移民自评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形成了如下的假设:
假设1.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务工型移民的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加强城乡社会管理创新，是加快城乡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切实服务社区居（村）民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内含了一种崇高的价值理想、合理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通过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社区管理者和居（村）民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道正派、遵纪守法，从而提高城乡社区管理水平。
假设1.3：享有社会医疗保险对于务工型移民的身体自评健康状况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1.4：人际信任程度越高，务工型性移民的身体自评健康程度越好。
假设1.2：相比农业户籍，非农业户籍务工型移民身体自评健康状况更好。
关于供给方特征——审计单位是否是“四大”，是影响审计服务需求的重要特征，即能提供更好地审计服务机构，其需求量也大。国际“四大”通常被认为是规模大、声誉好的审计机构。被“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其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会受到更高的信赖。因此，其需求较大，收费较高。“四大”拥有更优质的人才、更完善的制度和更丰富的经验，所以更有能力应付风险。当企业内控存在缺陷时，审计定价可能不会有明显变化。由此，提出假设三：H3：相对于“四大”，“非四大”的审计定价与企业内控缺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
勘探部署方案包括井位数量、井位位置和钻井设计3部分内容。井位数量的确定要满足探明可采储量的需要；井位位置的确定要依据岩性油藏分布的特点，同时兼顾开发方案的需要；单井钻探要依据实现地质目的和降低成本的要求来设计。
假设1.5：机构信任程度越高，务工型性移民的身体自评健康程度越好。
假设1.6：社会参与程度越高，务工型移民的身体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我们要下的功夫在于，上接“天线”，把握好“三基建设”和“精准服务”的精神内涵；下接地气，寻找到上级精神与实际情况融合的新角度。这个新角度集中在“家”“书”“课”三个字上，全面表述为三句话：建好一个家；写好一本书；补好一堂课。就这样，忻州老干部“三个一”工作法应运而生。
假设2.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知识型移民的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假设2.2：相比农业户籍，非农业户籍知识移民身体自评健康状况更好。
假设2.3：享有社会医疗保险对于知识型移民的身体自评健康状况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2.5：机构信任程度与知识型移民的身体自评健康状况并无关联。
假设2.4：人际信任程度与知识型移民的身体自评健康状况并无关联。
墨颜在火焰热浪的冲击下晕了过去。而收回的真火在我体内逆行翻滚，五脏六腑仿似刀割一般。我忍住剧痛，掷下一团白色真气袭向天南星妖，借真气掩护，抱起墨颜飞身离去，随后寻了处安静山洞，运气给墨颜疗伤。
假设2.6：社会参与程度与知识型移民的身体自评健康状况并无关联。
(二)数据来源
相对于务工型移民，知识型移民的健康并未受到充分的关注。“知识型移民”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相应知识技能，在不同地域之间进行流动，以在新的移入地为定居目标并定居一年以上的迁移人口④陈常花，朱力：《知识型移民的社会适应优势》，《南方人口》，2008年第4期。。知识型移民在收入、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层次方面相比务工型移民具有一定优势，他们在适应新文化、跨越制度屏障等方面同样展现出了更高的能力。然而，这一群体同时面临着高额的生活成本、繁重工作压力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社会压力。这一群体的健康同样需要受到关注，目前针对这一群体健康方面的研究却相对缺乏。
(三)变量描述
1.因变量:以“身体自评健康”作为身体健康的测量。
知识型移民这一群体经济上相对稳定，且基于自身教育程度及职业等级较高，他们在流动过程的基于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络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程度相比与务工型移民更具有优势。此外，知识型移民是城市中间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大量文献指出，中产阶级虽然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并且在普通民众眼里是令人羡慕的一个阶层群体，但他们的焦虑与压力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①雷开春：《青年白领社会焦虑现象的本质：中产地位身份威胁》，《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中间阶层压力和焦虑主要源自暂时未达到他们急于达到的理想的阶层生活状态，从而导致的他们对其自身所处的客观阶层地位的不认同。对于中间阶层来说，阶层向上流动的固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对未来自身阶层流动方向的不确定性都会使得他们经历地位身份威胁所带来的焦虑。因此，对于处于城市社会中间阶层的知识型移民来说，无论是收入、教育以及职业等与社会分层相关联的常见的社会经济指标，还是居住模式、社会保障或者户籍等特殊社会分层指标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据此，本文了对知识型移民自评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形成了如下的假设:
从表2我们可以发现，移民群体具有健康选择效应①Parker Frisbie W.，Cho Y.＆ Hummer R.A.，“Immigration and the health of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1，153(4)：pp.372-380.，相较于本地居民，他们在大部分社会能力资源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对于移民群体健康状况的后续发展不能持乐观态度。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被访者的收入、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情况和居住面积情况四个方面进行测量。社会结构:通过户口类型和社会医疗保障状况两个方面的情况进行测量。社会信任:包括人际信任与机构信任。人际信任通过询问被访者对亲人、朋友、邻居、同学、同事、同乡、医生、警察、教师、干部人员的信任度的若干题项进行测量。人际信任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8460，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形成了3个因子:因子1包括对“医生、警察、教师、干部”的评价，命名为“普通信任”因子;因子2包括对“邻居、同学、同事、同乡”的评价，命名为“一般信任”;因子3包括对“亲人、朋友”的评价，命名为“特殊信任”，3个因子分别解释了27.05、26.41、15.53%的总方差。机构信任通过询问被访者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等的信任程度进行测量。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6785，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据此提取出政府信任、媒体信任2个因子，分别解释了48.60、34.34%的总方差。社会参与:通过询问被访者是否参与了教会/宗教团体、体育/健身团体、文化教育团体、职业协会(如教协、商协)、与学校有关团体(如校友会)、业主委员会、宗亲会/家族会/同乡会、其他以及在以上各种团体中的活跃程度，作为对社会参与的程度进行测量。将8种团体参与情况的得分相加，作为社会参与最终得分。
3.控制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变量以及相关常见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哮喘、癌症和记忆丧失)。相关变量测量及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主要采取了取样试验和钻孔压注水检查手段，结果均满足设计要求。通过钻孔提取芯样分析，墙体连续性和完整性较好，满足设计要求。
表1 相关变量测量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类型移民社会能力资源以及健康状况
基于对比的视角观察不同类型移民群体在社会能力资源及身体自评健康方面的情况(详见表2)。知识型移民与务工型移民的自评健康均值高于本地居民，其中知识型移民的健康状况的均值更高。在住房产权、非农户口、医疗保险、特殊信任、政府信任方面，相较于本地居民，知识型移民与务工型移民的均值更高。虽然在收入、教育、居住面积、普通信任、一般信任以及社会参与方面，知识型移民表现出更好的平均水平，但是务工型移民情况不如人意。
2.自变量:选取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结构、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等四个维度的社会印象因素。
表2 居民社会能力资源及身体自评健康状况
(二)不同类型移民群体自评健康社会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1考察影响各种因素对本地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为移民群体影响因素提供一个对比基础。对于本地居民，教育水平越高，居住面积越大，他们的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普通信任、一般信任、媒体信任以及社会参与程度越高，本地居民的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模型2考察控制变量对不同类型移民自评健康的作用:对于知识型移民，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哮喘等慢性疾病对身体自评健康具有消极影响。对于务工型移民来说，除了与知识型移民相同，慢性病对自评健康作用显著，年龄对务工型移民的自评健康也具有显著负向作用。
通常在一个典型的自组网络中每个节点都配备有一对收发器，其发射功率和通信范围相同，这种同构网络架构可以被建模为随机几何图［2］。在该模式中，只要节点间的距离小于通信覆盖范围就可以互相沟通，这取决于收发器的发射功率。
模型3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相关变量，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居住面积越大，知识型移民自评健康状况越好。而对于务工型移民来说，相较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指标，收入对务工型移民自评健康状况更具有促进作用。其他变量对这两类移民群体的自评健康作用不显著。
模型4纳入社会结构因素相关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对于知识型移民和务工型移民来说，社会结构因素的两个维度(非农户口、社会医疗保障)对其自评健康不具有显著作用。
模型5加入了社会信任相关变量，根据分析结果:对于知识型移民，人际信任中的普通信任和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自评健康状况越好。而机构信任两个维度对知识型移民自评健康的作用不显著。对于务工型移民，人际信任中的一般信任与机构信任中的政府信任程度与其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模型6纳入了社会参与相关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参与于知识型移民和务工型移民自评健康的正相关关系皆显著。并且，在加入社会参与以后的最终模型中，除了政府信任，其他的社会因素指标对务工型移民的自评健康不再具有显著作用。而通过对比相关系数发现，相比于本地居民，主观层面的普通信任、一般信任对知识型移民自评健康的影响作用更大。
四、结论
(一)移民健康研究需要充分关注移民群体的内部差异性
本文分析了知识型移民和务工型移民的自评健康状况，并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结构、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考察了这两类群体自评健康的相关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移民群体内部自评健康影响因素具有差异。客观层面的教育程度、居住面积和主观普遍信任、一般信任均对知识型移民的自评健康有着影响作用。对务工型移民而言，相比其他社会因素指标，政府信任更能反映社会因素与他们自评健康的关系。
(2)基准指代,与环境要素中的基准指代相似,是以先行要素为基准时间来确定照应要素的具体时间,例如“27日傍晚6时左右”←“随后”.
(二)物质与心理;知识型移民自评健康的双重诉求
相比于务工型移民来说，知识型移民在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他们对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的预期更高。知识型移民一度希望通过教育来获得中产生活，但他们不得不面对教育回报越来越低等问题①雷开春：《青年白领社会焦虑现象的本质：中产地位身份威胁》，《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日益加剧的城市生活成本和阶层向上流动的固有化，使得他们一边更加努力的工作一边产生“恐慌焦虑”的消极心态。此外，知识型移民多抱有在城市“落叶生根”多社会期望，他们在客观生活水准上与本地居民的差异日益减小，但是他们对流入地人际网络的诉求依旧强于本地居民。对于这一群体，不仅要关注其客观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关注其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心理状况，提高融入社会程度。
(三)政府信任的形塑是提升务工型移民自评健康的重要途径。
移民群体在与政府交往过程基于他们理性的认知判定并且受到他们主观的道德选择影响形成了政府信任②张成福，边晓慧：《论政府信任的结构与功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0期。。移民群体的政府信任代表了他们对流入城市的社会感知，对流入城市的地位政府运作治理绩效满意度的一种评价态度。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务工型移民更容易感知流动地的社会冲突、社会安全以及社会排斥等有关公共治理方面的问题，从而影响其心理和生理健康。在针对流动人口相关的社会治理中，政府应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社会环境来接纳务工型流动，提供更多的社会交往空间与支持，关注与当地政府互动的体验与感受，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使其更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巴金十九岁从家出走，在外漂泊了十八年后，最终回到家。与他自身经历相对应的是，巴金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家》、《憩园》、《寒夜》依次书写出了他对家的愤恨、留念和期盼。身心从家出发，之后回到家，然后又以新的姿态离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巴金本人和他笔下的人物都“走”在“在家——离家——归家”的圆形模式中，在一个个轮回中，巴金对传统的家族文化有了更为理性的分析和评判，也渐渐在传统与个性间找到了平衡的支点。除了“走”出的“小圆”与“大圆”，贯穿在小说中互为镜像的命运和重复互映的圆形意象更是增添了巴金先生圆形叙事的魅力。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9)03-0106-09
［作者简介］郁姣娇，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海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刘华，上海胸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心血管内科学博士。
［责任编辑：萧 景 jdxbsheh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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