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研究】
［摘 要］ 维护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民主集中制的导向在于组织的有效整合和整体战斗力，中央权威与民主集中制并不矛盾。党内民主作为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种规定，其主要的关切点在于党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而权利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就此而言，中央权威对于党内民主具有优先性。核心与领袖，是维护中央权威的两大要素，必须维护核心和领袖的权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央权威思想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中央权威；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核心；领袖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领导权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全面领导也得到了加强，提出了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在国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两个维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重要揭示。对于中央权威的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献中寻找理论资源，为中央权威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予以论证，从而为加强中央权威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应当说，这种正当性研究是完全有必要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正当性研究实质上还是属于政治价值研究，而随着国家建设和社会变迁的展开，中央权威有关的结构性研究还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其中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加强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一是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的组织原则与中央权威有机统一的问题，怎样回应中央权威是否会导致过度集权从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疑惑？二是党内民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中央权威与党内民主应怎样协同发展？三是核心与领袖是否为中央权威所必需的结构要素？过去一些学者反思斯大林模式，往往矫枉过正，不恰当地把核心、领袖和权威一概打入人治甚至个人崇拜的行列之中，将其与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对立起来，在否定过度集权的同时，也消解了权威，这是有失偏颇的。科学不能遮遮掩掩，科学需要有彻底精神，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阐释，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
一、维护中央权威不是削弱民主集中制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语境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政治权威是政治建设的首要内容。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中央权威指涉政府间关系，特别是纵向间的府际关系；民主集中制则涉及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其运作过程的规定性。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中央权威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中央权威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两者是相契合的吗？如何做到两者的一致？
（一）民主集中制：立权威还是反权威
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毛泽东同志明确概括过的且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之中的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是其基本内容；另一种是以学者高放为代表，认为民主集中制就是一种民主形式，集中也是民主运作的结果，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是民主。就前者来说，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落脚点，最终是形成一个最严格的集中统一的权威。就后者来说，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并不主张铁一般的集中统一的权威。对民主集中制的两种不同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权威观。
随着几年来对尿酸的深入研究，部分学者认为人体内的高尿酸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2-3]。其机制可能如下：(1)尿酸可促进低密度脂蛋白氧化[4]，而低密度脂蛋白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尿酸可促进炎症反应[5]。(3)高尿酸可引起血管内皮功能的紊乱，可引起血管平滑肌发生氧化应激，还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6]。
高放等学者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观点，与其对“文化大革命”中国政治发展遭受重大损失以及斯大林模式高度集权所带来的社会主义重大挫折的反思紧密相关，更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主集中制理论的解读不无关系。高放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创造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民主集中制，马克思恩格斯只讲过民主制，马克思主张的是党按照民主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的移译，本质上是集中制，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相左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是1905年才出现，在这之前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个概念。马克思是讲民主制。19世纪民主制和集中制是对立的。”①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几次讲话。1877年，马克思指出：“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4页。另一段话意思也差不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突出强调“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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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并不是否定权威，恰恰是突出了调动成员积极性上的集中统一，最终是要形成严格的集中统一的党的中央权威。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来说，民主与集中是不矛盾的，广泛的民主为统一的集中提供了基础，而权威则是民主集中制有效运作的必然结果，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目的不是去追求个人的权力，而是追求党的高度的组织整合和整体性的战斗力，离开了中央权威去理解民主集中制，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理论。
（二）维护中央权威是硬道理
民主集中制追求的是组织的整体战斗力，这里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个道理，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央权威是第一位的，维护中央权威是硬道理，明乎此，我们就能加深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的重要意义。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马克思、恩格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协会设计了组织活动方式，明确规定了工人代表大会和国际总委员会的权威地位，同时又保障各支部及会员的民主权利。但当时的巴枯宁分裂分子却打出“反权威”旗号，攻击马克思是“独裁者”，扬言要与总委员会的“专制”斗争到底。对此，马克思鲜明地指出：“总委员会不是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论点。”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0页。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党内民主实现是有条件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进行伟大斗争的大党来说，集中统一的中央权威不管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中央权威具有绝对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全权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么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中央权威对党内民主的优先性可见一斑。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指出，“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这形象地说明了中央权威的优先性。因而可以说，维护中央权威没有例外，全党同志必须不折不扣遵循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当然，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从实际情况出发，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要而言之，无产阶级政党，服从中央权威对于党员和下级组织来说，是一个基于党的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谈的。不能说我今天高兴就服从党的中央权威，明天我不满意就找一个借口将中央权威弃置一旁，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的体现，是行不通的。
（三）在民主集中制中加强中央权威
民主集中制的导向在于组织的有效整合和整体战斗力，对于下级组织和党员来说，维护、服从中央权威是无条件的，就此而言，民主集中制恰恰有助于更好地加强中央权威，中央权威与民主集中制并不矛盾。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央权威的运作不是个别人的随心所欲的行为，中央权威仍然需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内进行。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维护中央权威、实现中央权威，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就贯穿了这一原则，他们改造正义者同盟并为其制定新《章程》。《章程》规定，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同时又规定，委员和代表都由选举产生，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这些规定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权威是相对的，但不可否认也具有绝对性。只强调权威的相对性看不到其绝对性，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义。马克思评论德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时指出，“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1872年10月，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对权威的绝对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6页。恩格斯又指出，“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正因为此，恩格斯提出了“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著名论断。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和马尔托夫针对党的组织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马尔托夫主张实行“自治制”，认为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组织，这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自由进出的“党员俱乐部”。而列宁则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基层组织，并严格按照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开展活动。于是，孟什维克攻击列宁“专制主义”，是在党内建立“农奴制”。对此，列宁明确指出维护中央权威是不能讲条件的，“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1页。1920年列宁又提出服从党的集中统一的无条件性，“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维护中央权威不是说党的领导可以脱离民主集中制的规制，而是强调中央权威的实现和运作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进行的。民主集中制对于中央权威的规定性有三：一是中央权威的承担机构及其领导人的产生有一个民主集中的程序，重大决策的出台是在广泛调查、民主集中基础上得出的结果；二是作为权威承担者的政治机构的运作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不允许个人说了算；三是中央权威的承担机构及其领导人要接受民主的监督。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央权威，理论上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实践上也会使党走上错误的道路，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使得党的领导最终不能持久。
二、发扬党内民主不是要削弱中央权威
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其重要的关切点在于政党组织的结构关系。党内民主作为党员主体地位的一种规定，其主要的关切点在于党员之间的权利关系。从政治学角度上讲，民主首先意味着权利，而从中国语境来说，往往是从调动积极性的角度来讨论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先进性政党，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利益追求，党不是个别人的私有工具，党员理应在党内处于主体地位，拥有积极地参与党内事务的权利，也因此党员才会有积极性创造性，党的组织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力。问题在于，权威与民主在形式上具有矛盾性，于是在政党活动的过程中，就必然遇到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央权威与党内民主的关系问题。
经典作家由于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任务的不同，故而其在同一问题的阐述中强调的重点也常常有所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共产党的时候，首要的任务是理论建党，清除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用科学理论武装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前身是由具有密谋性的流亡无产阶级组织变革而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并没有过多地强调权威，这是在情理之中的。相比之下，列宁则处在极端残酷的沙皇专制统治之中，因而列宁非常强调党实行最严格的集中统一行动的重要性，这并不就一定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也不意味着列宁只重视集中而不重视民主，时势造成阐述民主集中制的语境差异。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70年代前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否定权威的错误思潮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毫不迟疑地强调了权威的重要性。1871年底，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更是明确地强调必须要有集中统一的权威，“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第一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也都明确规定了成员和下级组织都要服从总委员会的组织原则。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将民主与集中割裂开来，他们并没有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导致权威弱化，而是将民主与集中统一起来，强调权威的重要性。
（一）党内民主的规定性与有条件性
由于斯大林模式的恶劣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以及国际上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对党内民主的研究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21世纪开始的两个时间段形成了高峰期，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对高度整合的中央权力的寻问，因而事实上这些学者关于党内民主的主张肩负着改革高度一体化权力集中体制的使命。这其中有两种倾向尤其值得注意：
另一种是民主带动倾向。胡伟等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努力开发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在现行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内寻找和培育民主的生长点。党内民主化不仅可能成为多党制的替代物，而且也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因此，通过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并由精英民主导向大众民主，应当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战略。而其关键在于发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实行差额选举，强化其选举功能”①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一种是权威转移的倾向。高放、应克复等认为中国共产党传承了苏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和党的领导，这是政治弊端不断产生的原因所在。因此改革的办法便是充分发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强调必须恢复党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将党的政治权威从政治现实生活中的中央决策机构即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转移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权威转移实现对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的改革。
不可否认，这两种倾向的初衷是好的，希望政治发展沿着更加健康的轨道前进。但是无论是上述权力转移的倾向还是民主化带动的倾向，如果真正按照其所主张的思路付诸实践的话，都必将使集中统一的中央权威受到影响乃至动摇。党内民主的指向不在于改变党的高度整合的政治权力和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系，不是去改变、影响乃至削弱集中统一的中央权威，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党内民主价值的偏离。党内民主的真正使命在于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党保持生机和活力，这应该是一个基本方向。
党内民主实现的条件性还在于，党内民主的实现受到政党的组织状况和组织需要的制约。一般来说，党内民主范围内的党员权利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公民权利无论是权利的来源、目的，还是权利的范围、保障等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公民权利来源于市民社会的规定性，而党员权利则来源于政党组织的规定性；政府存在的目的便是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但不能说政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党员权利的实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利益集团，党员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党员权利而入党，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共产主义事业而加入到党的队伍之中，是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党的宗旨意识。党章中党员义务写在前面，党员权利放在后面，这是对党员义务先于党员权利的强调，也说明了党内民主的条件性。从这个意思说，党内民主的推进乃是出于组织建设的需要，出于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
（二）正确处理中央权威与党内民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作为一种对于党内党员权利的关切，党内民主也必然受着一定条件的制约，党内民主的实行不是没有条件的。就拿党员权利之中的批评、监督、选举等种种参与的权利来说，难道不都受着物质的、文化的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吗？列宁就说过，在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是一种过分的奢侈行为”。②《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党内民主实现的这种条件性，决定党内民主的推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顾环境和组织的实际情形，为权利而权利，盲目地拓展党员民主权利的主张，显然有损于党的事业发展。
土地尽职调查分两个板块：其一、东道国土地政策，包括东道国土地是否允许私人持有、是否允许外资企业持有、东道国土地分类(如建设用地、农用地、耕地等)、东道国土地使用是否有期限限制等；其二、项目土地情况，包括项目土地以何种形式取得(租赁权还是使用权)、项目土地是否设有抵质押、项目土地目前情况(后期是否有移民征地问题)、项目土地权属问题等。
综上所述，广州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知识认知水平较以往有所提高，各级医疗机构医院感染认知水平差异正逐渐减小，但仍存在较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加强重点人群的医院感染知识相关培训，增强医院感染意识，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知识的认知水平。
同样的，邓小平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这与他对中央权威思想的强调是一致的，“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②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272页。将服从党的中央权威看作是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也就突出了中央权威的绝对性。
在职称评定的影响下，学历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但是部分单位并不承认夜大和函授毕业的文凭，进而影响部分护理人员的继续教育[16]。针对上述问题，应学习国外经验，不重视形式，而重视结果，主要目的是让护理人员的技能和素质提高。根据护理人员的层次制定合理的教育目标，采用不一样的教育方法、考核办法和学分管理办法，促进护理人员的相互竞争，提高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17]。
三、核心与领袖是维护中央权威的两大要素
马克思主义不仅论述了维护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对维护、实现中央权威的具体的实践路径也进行了分析，精辟地论述了维护中央权威的有效途径，阐明了核心、领袖作为维护中央权威的两大要素所具有的实践价值，从而揭示了中央权威的形成和实践规律。
（一）核心是维护中央权威的关键要素
马克思主义阐明了核心对于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意义。作为政治用语，“核心”主要关切的是政治权威的结构问题，一般是指这样的政治角色，它在政治权力体系中处于结构整合的中枢地位，具有普遍认同，并且承担着最重要的政治责任。在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中，核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的核心乃是作为整体而言的，指的是一种政治组织，在诸政治力量之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建设时指出，“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8页。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是从广义的角度来使用核心一词的。建国初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②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这也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的。狭义概念的核心乃是作为个体而言的，指的是某一个政治组织中的领导人物，在该政治组织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例如概括我们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时，突出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强调以领导人为核心。
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深化了有关核心的论述，深刻地阐明了核心对于维护中央权威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③毛泽东：《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党的政治权力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的领导人只能有一个，领导集团中不能有多个核心，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党实现自己的领导必须要有核心，而且只能有一个核心，这一思想在毛泽东那里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与毛泽东的一元化领导理论也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以其敏锐的眼光和运筹帷幄的战略思维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同中央领导的几次谈话中的两个重要论断。其一是，“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④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其二是，“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⑤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页。邓小平一方面强调了领导集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指出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必定有一个领导核心。邓小平尤其从政治交代的高度来阐述领导核心问题，政治交代是一个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前对继承者的嘱托，可以说是毕生政治智慧的精华，足见领导核心在邓小平心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位置。没有领导集体不行，但是只有领导集体如果没有领导核心更是不行的，是靠不住的，这一思想掷地有声，非常深刻。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地将领导核心与中央权威直接连在一起进行阐述，但是邓小平有关阐述的丰富思想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内蕴其中。邓小平实际上指出如果没有领导核心，中央权威也将无法维护，因为“靠不住”、因为核心是关乎大局的关键，核心是维护中央权威的必备要素。
（二）领袖是维护中央权威的关键要素
领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如何认识领袖在维护中央权威中的作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央权威思想的重要内容。
1)设定T-Map基本单形。依据规范重心坐标定义可知，4维E4 T-Map基本单形构建需要5个顶点，选用交点轴线理想变动位置映射点pF0和正方向极限映射点pF1,pF2,pF3,pF4为顶点构建基本单形∑{pF0,pF1,pF2,pF3,pF4}，其中，pF0为基本单形的原点，pF0分别与pF1,pF2,pF3,pF4的连线为T-Map的4个坐标轴。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来看，他们的著作中多次使用过“领袖”一词，如“工人领袖”、“党的领袖”、“军事领袖”、“思想领袖”、“工人运动的领袖”、“革命领袖”、“议会领袖”等，诸如此类的表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有很多。特别是恩格斯还明确提出过“人民的领袖”概念，恩格斯当时是这样说的：“当议会常会一闭幕，奥康瑙尔就可能去爱尔兰，以便加紧宣传取消合并和建立爱尔兰宪章派政党。毫无疑义，要是奥康瑙尔实现了这一计划，不出半年他就会成为爱尔兰人民的领袖。”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0页。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主要侧重于从褒义的角度来使用领袖一词，其含义大抵是指某一政党、群体或者社会运动中居于领导者地位的人，主要针对的是一种“组织结构”，表明的是一种服从关系和责任角色。一般来说，领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领袖指的是一个领袖集团，是多个人组成的领导者的集合体；狭义的领袖则是指最高的领导者，是权力结构关系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并且负有最高责任的领导者。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除列宁侧重于从广义的角度来探讨领袖问题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绝大多数场合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谈论领袖的。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领袖在工人阶级斗争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认为在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中领袖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恩格斯曾经将革命导师马克思称作党的“灵魂”，实际上就是领袖的意思，“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从1864年的成立宣言直到1871年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1页。1900年，列宁明确指出，没有领袖，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从而阐明了领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领袖的出现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具有必然性，领袖与集体领导并不矛盾，领袖的出现并不等于个人崇拜，而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领袖与集体领导是不矛盾的。”④邓小平：《党一定要有领导核心》（1964年11月20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社科规划基金课题“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的群众组织力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BDJ030）。
［作者简介］龚少情，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周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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