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脆弱-应激-适应”模型基于动态发展的角度，从脆弱性、应激事件、适应过程三个因素着手，阐述了婚姻关系的变化机制。大量研究以该模型为理论基础，对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和特定人群的亲密关系进行了探索。该模型不仅为亲密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而且在提升婚姻质量和稳定性的实践应用中，如相关政策制定、婚姻辅导治疗以及教育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脆弱-应激-适应模型；婚姻质量；婚姻稳定性
在传统文化中，婚姻往往被看成是“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来验证的海誓山盟”，但在当今社会，婚姻似乎并没有人们期望中的那样稳定持久。美国近些年来，每年的离婚数量大约是结婚数量的一半，婚姻的平均寿命仅仅为18年[1]。而在我国，据国家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的粗离婚率从0.18‰连续上升至3.2‰，仅2017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就有437.4万起，离婚对数比上年增长5.2%。
那么，在婚后生活中，亲密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一些横断研究表明，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婚姻的满意度呈现出U型曲线图形[2-4]，即婚姻满意度在开始时最高，然后持续下降，但在后期慢慢上升。但一些追踪研究却表明，满意度的U型曲线并不存在，而是呈持续下降的趋势[5-7]。这些研究者认为横断研究的结果除了具有同辈效应外，婚龄长的夫妻的取样也是有偏差的，因为不幸福而离婚的夫妻已经被排除在外了，留下的自然大多数是婚姻质量较高的夫妻。所以U曲线后端的满意度上升是个虚假的现象。而Anderson，Van Ryzin和 Doherty[8]则认为这些追踪研究同样存在缺陷，其研究结果由于统计方法的限制，仅仅反映了被试的平均水平而忽略了被试之间的差异。他们采用基于群体的轨迹建模方法发现了3种不同的满意度变化趋势：持续下降，基本稳定和U形曲线。
安装轴系时，使用拉线法确定轴系理论轴线，为了减小误差，要计算所用钢线的扰度。安装尾轴管时，要对尾轴管进行圆度和圆柱度以及两端轴承孔同轴度检查，检测结果要满足设计要求。
那么，为什么亲密关系会发生变化？是什么影响了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为什么有些婚姻很成功，而有些婚姻则以失败告终？它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婚姻关系研究的热点所在。
1 重要理论回顾
在过去几十年里，心理学家提出各种理论且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婚姻的变化机制进行解释。如从个体经历和经验角度出发的依恋理论，从外部应激事件角度出发的危机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相互依赖理论，以及从语言沟通和行为互动角度出发的理论。
第三，心理矛盾左右为难。一方面，企业没有效益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又习惯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生活，不愿意走出去。
危机理论着力于解释家庭怎样应对应激事件，它包括ABC-X模型[11]和双重ABC-X模型[12]。危机理论认为，针对同样的应激事件，由于不同的家庭具有不同等级的应对资源，可能会使人们对事件做出不同的定义，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个家庭可利用的资源越充足，对应激事件的适应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家庭及其成员的健康发展。
相互依赖理论[13]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该理论认为有三个因素影响了关系的满意度和稳定性。一是交往收益，即亲密关系中所得到的奖赏和付出的代价之差；二是期望收益，即人们认为自己应当得到的交往收益；三是替代收益，即选择其他伴侣所能得到的交往收益。婚姻满意度取决于交往收益与期望收益之差，差值越大婚姻满意度越高；而稳定性取决于交往收益与替代收益之差，差值越大婚姻越稳定。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关系满意度与关系的稳定性有一定关系，但并不能决定亲密关系持续与否。
基于语言沟通和行为互动模式的相关理论关注夫妻在解决冲突和矛盾时，所采用的沟通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婚姻的影响。例如逃跑适应模型[14]描述了配偶的反馈行为是如何在无意中塑造了夫妻的沟通模式，如在冲突中丈夫的逃避行为反而会加强妻子的紧追不舍。Rusbult，Zembrodt和 Gunn[15]提出了四种应对冲突的类型：讨论、忠诚、离开、忽视。其中讨论和忠诚属于建设性的行为，有利于冲突的解决和婚姻关系的改善；而离开和忽视属于破坏性的行为，会损害亲密关系。这些理论将婚姻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间的行为反馈和互动会逐渐形成一些特定的模式，从而影响双方对婚姻的感受。
通过以上这些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婚姻质量和稳定性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内在的、外在的、微观的、宏观的、过去的、现在的，这些因素在婚姻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外部环境、伴侣双方的互动过程而动态变化。
Aditya和Magno[64]对203对印尼基督徒夫妇进行了研究，测试了脆弱性（神经质）、应激源（压力感知）和适应过程（积极应对）在婚姻满意度上的作用。结果显示，伴侣双方所感知到的压力和积极应对可以预测婚姻满意度，而且女性婚姻满意度受配偶压力的影响，而男性婚姻满意度受自己神经质程度影响。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其包括罪过以及犯罪的目的和动机这几种因素。其中，行为人的罪过是一切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要素，是刑事责任的主观根据。正确认定犯罪的主观方面，既有利于准确地定罪，也有利于合理地量刑。基于此，有必要对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主观方面问题作详细分析。司法实践中关于犯罪主观方面的争议通常集中于罪过。本文仅对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罪过形式进行分析，而不涉及犯罪的目的和动机。鉴于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与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观罪过并不完全相同，以下对此分别进行论述。
2 VSA模型概述
VSA模型归纳了3个很重要的可能导致关系波动甚至离婚的因素：脆弱性、应激事件、适应过程。脆弱性是指配偶双方进入婚姻之前，各自身上原本就有的一些的会增加离婚风险的特质，如依恋类型、人格特质、受教育程度、以往的恋爱婚姻经历等等。脆弱性很难改变，会被持续地带入一个又一个的亲密关系中，并且对亲密关系产生影响。应激事件是指婚姻面临的一些急性应激事件或者慢性应激事件，如失业、重病缠身、怀孕、养育孩子等。这些事件会给婚姻生活带来压力和紧张。适应过程是指面对应激事件和压力时，配偶在认知、语言和行为方面进行的互动过程。VSA模型揭示了婚姻中这三个因素相互之间的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的（如图1所示）。
图1 VSA模型[16]
2.1 应激事件对适应过程的影响（路径A）
每一段婚姻总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应激事件，不断重复出现的小打击结合起来也会出人意料的令人感到紧张[17]。各种研究表明，不同的应激事件会导致伴侣采取不同的行为应对方式。面对生活中由非破坏性应激源引起的压力，伴侣们倾向于采取良性应对方式，如积极沟通，理解包容；而面对破坏性应激事件，如不忠行为，伴侣则可能采取极端激进的应对方式[18]。
2.2 脆弱性对适应过程的影响（路径B）
2014 年，Cranford[52]将酒精使用障碍（AUD）作为一种持续的脆弱，对43 083名生活在美国的成年人做了一个为期3年的纵向研究，结果显示，具有酒精使用障碍及其并发症的被试，在三年后离婚的风险更高。这是因为脆弱性对适应过程和婚姻满意度产生了消极影响。酗酒夫妇有着更高水平的消极情绪和行为，并且会报告更低水平的婚姻满意度，同时酗酒与亲密伴侣暴力有关[53]，从而导致婚姻解除。
由此可看出配偶的脆弱性影响了人们如何应对周遭的应激事件，以及和伴侣的互动模式。
2.3 脆弱性对应激事件的影响（路径C）
促改革，水利创新试点工作稳步展开。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改革创新试点，选择260个新型管护组织试点，在明晰工程产权、明确管理主体、健全管护机制、落实管护经费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开展 “水生态文明城市”和“水环境优美乡村”建设试点，已选择5个市和13个村作为首批试点单位，探索符合安徽水资源、水生态条件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开展水利专业化灌溉合作组织试点，制订《安徽省水利专业灌溉合作组织试点办法》，组织7个县开展水利专业灌溉合作组织试点。开展全省水利现代化建设试点，初步确定安徽省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2.4 适应过程对应激事件的影响（路径E）
与危机理论模型相同的是，VSA模型考虑到了压力适应过程对应激事件的影响。较差的适应过程会使应激事件持续下去甚至产生新的应激事件；而良好的适应过程能够对应激事件起到缓解的作用。如孕妇在产前对婚姻关系的不满和遭受的压力与后代患传染病的概率有着显著相关[28]；夫妻间的沟通方式对其子女的学校行为、成绩和情感品质等方面存在着影响[29]。
2.5 适应过程对婚姻质量的影响（路径F）
新婚阶段。对新婚夫妇的研究比较丰富，研究者们对脆弱性、应激事件和适应过程采用了不同的操作化定义，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44-47]。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Lavner和Bradbury[44]的研究，他们认为虽然大量研究表明婚后夫妻双方的关系满意度开始下降，但是不同夫妻间的变化轨迹还是有所不同的。为了探究这个问题，他们对464名新婚夫妇的脆弱性(神经质、愤怒和自尊)、应激（慢性应激）、适应过程（积极情绪、消极情绪、身体攻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4年的纵向研究，确定出了五种关系满意度变化轨迹，且不同的变化轨迹可以被脆弱性、应激和适应过程预测。
（1）塔顶压力控制：吸收塔改造前，吸收塔顶压力低；而吸收塔改造后，吸收塔压力高，这样有利于H2S和有机硫的吸收，提高吸收效果，从而降低尾气去焚烧炉的总硫含量；
2.6 婚姻质量对适应过程的影响（路径G）
婚姻质量的好坏可以减少或增加夫妻有效解决婚姻问题的能力，为对方提供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并适应应激事件。一些关于新婚夫妇社会性情绪行为的纵向研究发现，配偶对婚姻质量的判断的确预测了伴侣行为的改变。研究表明，在头两年的婚姻中，若是夫妻双方都对这段时间以来的婚姻感到满意，那么丈夫则表现地更加有爱，而妻子则表现地更加积极。配偶在婚姻中控制并改变了这些行为的最初水平[34-35]。国内的研究也发现婚姻质量高的个体更多地使用妥协的方法解决冲突，婚姻质量低的个体更多地使用回避、分离、控制和服从的应对方式解决冲突[36]。
2.7 婚姻质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路径H）
该路径认为婚姻质量的变化会导致婚姻稳定性的变化。大量的西方研究结果表明，婚姻质量通常是婚姻稳定性最重要的预测指标，婚姻质量越高，婚姻稳定性越大[37-39]。国内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性最主要直接的预测指标[40-41]。
3 基于VSA模型的研究
VSA模型提出后，研究者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该模型为理论基础对不同阶段、特定人群、不同文化中的亲密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这里，我们主要对近几年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介绍。
尽管许多应激事件是随机发生的，带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见图1路径D），但有些应激事件和压力环境是由配偶自身所携带的脆弱性造成的（见图1路径C）。例如，夫妻双方的依恋关系，与夫妻冲突、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有关[24]。不安全依恋型的人倾向于消极归因，而消极的归因方式会引起更多的纠纷[25]。年轻时经历过更多抑郁和愤怒的人会在年长时遭遇到更多的压力事件和关系风险[26-27]。这些发现都表明，具有较高脆弱性的配偶会更可能遭遇紧张或糟糕的生活事件和环境，从而影响婚姻的满意度和稳定性。
3.1 对不同阶段的亲密关系的研究
不同的研究者基于VSA模型分别对亲密关系的一些重要的和容易出现变化的阶段，如恋爱阶段、新婚阶段、初为父母阶段进行了相关研究。
恋爱阶段。虽然VSA模型主要针对婚姻关系进行解释，但也有研究者试图验证该模型是否适用于恋爱关系。Pavica、Eletra和James[42]探究了已婚和约会两类被试在面对伴侣犯错（应激源）时，原谅策略（适应过程）、关系满意度和错误严重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已婚的被试中，犯错的严重程度影响了他们采用何种原谅策略，原谅倾向分数高的已婚夫妇对他们的关系更满意。而恋爱关系中则更倾向于无条件原谅对方，原谅倾向分数和关系满意度之间没有关系。但Collins[43]对订婚伴侣和新婚伴侣的研究结果却表明VSA模型适用于两类人群。可见VSA模型对恋爱阶段是否适用，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也许订婚伴侣与约会伴侣相比，更接近于婚姻关系。
适应过程包含很多方面，如事件归因、语言沟通、行为交流等。在沟通模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方面，国内外均有许多研究，如Gottman和Notarius[30]研究发现婚姻质量与夫妻间积极的沟通体验呈正相关，而与拒绝交流或回避的沟通呈负相关。国内的研究也表明，夫妻的积极沟通和积极行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婚姻质量[31-32]。由此不难看出，积极沟通和积极行为对婚姻关系影响巨大[33]。
初为父母阶段。进入婚姻后，大多数夫妻都会经历“为人父母”的过程，该阶段的婚姻满意度对个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幼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孩子降临会给父母带来喜悦，但是在照料新生儿的过程中，婚姻满意度却会显著下降[48]。 研究者们将初为父母作为一个应激事件，探讨伴侣的脆弱性、适应过程是如何与其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婚姻满意度 [49-50]。例如，Parade[51]探究了被试在原生家庭里被父母拒绝的经历、婴儿消极情绪以及积极的策略这三者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联系。结果显示，童年时期被父母拒绝的经历预测了被试在为人父母后婚姻满意度的变化。婴儿的消极情绪是被父母拒绝经历和婚姻满意度关联的中介因素，只有当婴儿处于高消极情绪时，被父母拒绝经历与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而积极的策略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当婴儿处于高消极情绪时，采用积极的策略解决冲突可以降低被父母拒绝经历和婚姻满意度的负相关程度。
从上面研究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VSA模型中的脆弱性、应激事件和适应过程这三个因素采用了不同的操作性定义，在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对模型的不同路径进行了研究，但是研究结果都基本验证了VSA模型的有效性。
图5(b)显示，经过真空扩散焊的6061铝合金水冷板，表面仍保持铝的金属光泽，无氧化；焊缝均匀致密，水冷板变形量不高于0.5%.经过2 MPa水压试验，无渗漏现象，耐压性能符合产品的设计要求.
3.2 对特定人群的亲密关系的研究
研究者对一些特定人群的婚姻也做了不少研究。比如带有较高脆弱性的人群（酒精使用障碍者、同性恋伴侣）、处于高压力中的人群（军人）以及不良互动行为（亲密伴侣暴力）的人群。
当应激事件出现时，伴侣必须应对和适应，但由于伴侣们的脆弱性不同，总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适应得更好。在其他变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配偶的受教育水平[19]和他们的人格[20]关系到他们的婚姻互动的质量：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妻子在进行沟通时负面情绪保持的时间更长，而丈夫刚好相反；夫妻双方的神经质人格都可以显著预测冲突发生的频率。个体的依恋类型也会影响到适应过程中所采用的归因方式、沟通方式和行为反应。冲突出现时具有安全依恋类型的人不太容易愤怒，更加冷静和镇定，更倾向于采用积极归因，更能合作和乐观地对待冲突，对自己的亲密伴侣更为开放[21]。他们还能更快地从冲突中重新振作，搁置异议，回到积极的心态[22]。年轻时经历过抑郁症的人容易在婚姻中采用负面的归因和沟通方式[23]。
由表3可知模型的p值小于0.01，表明该响应面回归模型达到极显著水平。失拟项不显著（p=0.1584），说明该模型对本试验拟合程度较好。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2为0.9583，说明该该模型对实验点的适配度达到95.83%，具有较高的拟合度，仅有总变异4.17%不能用该模型解释，因此可以利用该模型预测上述提取条件对皂苷得率的影响。调整决定系数为0.9047，说明该模型能够解释90.47%的响应值变化，因而模型的拟合度良好，可对盐析辅助酶法的不同提取条件下龙牙楤木皂苷提取得率进行预测。
VSA模型主要应用于异性夫妇的研究，但也有研究者以该模型为理论研究了同性伴侣关系中的持久脆弱性，即高度内化的同性恋恐惧和对性身份的低公开性是否是同性伴侣关系中的脆弱性[54]。研究收集了81对同性夫妻的双元纵向资料，结果表明高度内化的同性恋恐惧和低公开性，会带来更严重的冲突和更差的关系质量，被认为是同性关系中个体潜在的脆弱性。这意味着帮助同性伴侣应对日常压力，同时努力减少内化的同性恋恐惧症和增加对性身份的公开程度，可能有助于促进亲密关系。
军人的婚姻由于其特殊性也成为研究者们的关注对象。军人可能会被派往前线作战或者抢险救人，这些危险的任务给整个家庭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然而，却并没有证据表明军队压力是军队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也许军人所面临的压力在进入婚姻之前伴侣双方都已经充分了解和沟通，因此研究者在VSA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承诺、信心的因素，建立了针对军人婚姻变化机制的模型，并对71对军队新婚夫妇进行了4年的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支持了新模型[55]。
在外来业主的带动下，村民们积极投入乡村旅游住宿接待服务。专合社将村民们家里长期空余的、愿意对外搞接待的房间一间一间统筹起来，将团队客人依次给各接待户分配客源。为了提高接待质量，专合社帮助村民统一采购床上用品，指导村民按照70或80元/间·晚⑥的标准收费。目前，星光村共有40多户，50多个房间可供住宿接待。
由于亲密伴侣暴力在亲密关系中的普遍性和破坏力，一直是心理学家关注的重点。Devries等人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的研究，用元分析的方法综述了 2010年全年覆盖全球81个国家 141篇评估亲密伴侣暴力盛行率的文献，来研究女性遭受暴力的状况。结果表明全球 30%的 15岁及以上的女性经历过躯体暴力或性暴力[56]。而且亲密伴侣暴力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由男性针对女性实施的暴力，而是涉及男女两性[57]。很多研究关注亲密伴侣暴力的危险因素、产生原因以及消极后果，进而为干预和预防奠定基础[58-59]。VSA模型提出后，有的研究者在VSA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专门解释亲密关系暴力行为的理论[60]，有的研究者通过VSA模型预测了暴力行为的变化轨迹[6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同志多次作出了重要论述、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异性还是同性亲密关系中，高脆弱性、高应激源压力和不良的互动行为会对婚姻满意度和稳定性造成消极影响，但即使是在高压力事件的状况下，承诺、信心和良好的支持行为也可以让婚姻度过难关。
3.3 对不同文化中的亲密关系的研究
VSA模型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针对西方白种人进行研究。但也有少数研究者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婚姻进行了研究，部分地证实了VSA模型的文化普遍性。
治理河道淤积与保护生态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河道清洁对生态保护有重要意义。为了改善河道淤积现状和做好后期防护工作，应在河道周围建立绿化区域，通过植物抗逆性来降低后期防护成本。
Tamimi等人[62]基于VSA模型对沙特阿拉伯的50个已婚女性和50个已婚男性（并非夫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依恋类型、被试和伴侣父母的关系、冲突行为能够预测婚姻满意度。
Cutrona和 Russell[63]对 207对同居或已婚的非裔美国伴侣进行了5年的纵向研究。用脆弱性（教育、收入、宗教、原生家庭、再婚情况）、应激事件（经济压力）、关系质量这几个变量来预测五年后的关系稳定性。结果显示，高水平的教育与高收入、低的经济压力、稳定的家庭结构（结婚比同居更稳定；初婚比再婚更稳定）有关，从而影响了关系的质量与稳定性。这个研究特别强调了宗教的作用，认为它可以促进关系稳定性。
Karney和Brabury[16]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对115项已发表的追踪研究进行了分析，将危机理论中的应激事件视为伴侣双方遭遇的压力，将依恋理论中的依恋类型、人格特质、个人背景及经历视为个体带入婚姻中的脆弱性，将伴侣间的语言沟通和行为互动模式视为双方应对压力的适应过程，综合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婚姻质量和稳定性的影响，提出了脆弱-应激-适应模型(Vulnerability-stress-adaptation model，VSA model)。模型提出的这篇文献在APA PsyNET上的引用量达到了1186次，得到了其他心理学研究者们的认可，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应用潜力。相比其他理论和模型，VSA理论模型更具全面性、综合性和动态性。但是该模型在国内还未得到系统地介绍，更没有开展相关研究。
依恋理论[9]是一种认为个体在婴儿期与照料者交往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型，是对自我、重要他人及自我与他人人际关系的稳定认知模式。这种模型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会继续发挥作用，并影响到后来人际关系包括亲密关系的发展。例如，安全的依恋关系对关系满意度、沟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关系中的社会支持行为和信任感等都有积极的影响，并能提供一定程度的预测[10]。
从我们的文献检索来看，英文发表的对VSA模型的跨文化研究目前只有这三个研究，并且都不是典型的东方文化下的人群。未来应该开展更多的东西方文化比较，才能更有效地证实其文化普遍性。
4 模型的应用
近年来，各国离婚率总体上呈一个明显上升趋势，中国也不例外。鉴于婚姻问题往往与社会问题相关，婚姻质量和稳定性得到了研究者们以及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VSA模型不仅为探究婚姻中亲密关系变化背后的原因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而且在如何提升婚姻质量和稳定性的实践应用中，如相关政策制定、婚姻辅导治疗以及教育培训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4.1 相关政策的制定
各种政策，从计划生育政策、法定结婚年龄法规到离婚法案、扶贫政策都会对家庭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政策对于婚姻的影响有些是显性的，这样的政策其目标直接针对家庭；而有些影响则是隐性的，如医疗、税收、就业、环境或者教育政策。有些政策是预防性政策，有些政策是改善性政策。预防性政策面向所有家庭和亲密关系，它关注那些会影响每个人的问题，如就业、医疗、最低工资、住房、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和纳税公平等；改善性政策则关注特定群体或行为，如未婚生育、堕胎、虐待配偶、单亲家庭、离婚、无家可归等。
在完成抹面施工后要进行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表面横向纹理处理和路面压槽施工。压槽施工中要做到对混凝土表面干湿度的有效把握，例如可采用现场用手试摁的方式进行检查。同时要在两侧模板位置上放置一根槽钢，保证槽钢位置平面朝下，凹面则要朝上，这是为压纹机提供合理的过往轨道空间[3]。
VSA模型认为，除了先天的特质外，低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来自离异家庭、未婚生子等等这些个人的经历都是个体带入婚姻的脆弱性。美国一项著名的婚姻早期岁月项目[65]，抽取了1986年结婚的174对白人夫妻和199对黑人夫妻，进行了16年的跟踪研究，到2002年，36%的白人夫妻离异，55%的黑人夫妻离异。为什么黑人夫妻更容易离异？研究者们认为夫妻的社会背景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黑人夫妻收入更低，更高比例的婚前同居和未婚生子，更可能来自破碎的家庭，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个体离婚的风险有正相关。其他的研究也显示了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婚姻质量较差[66]。因此，贫穷不仅仅是一种慢性应激源，给人们造成经济上的威胁，还会带来教育水平低下、童年时期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当、陪伴时间不足而造成不安全的依恋关系、面对压力时家庭无法给予足够的支持、自尊水平低、社交能力缺乏等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的问题，从而给婚姻的维持带来重重困难。不管伴侣们是多么尊重和珍视婚姻，贫穷都有可能把夫妻置于离婚的风险之中，并且可能让下一代也携带高脆弱性。
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研究者参加这一机会难得的盛会，在ICME-14上充分展示中国数学教育界的实力．大会在中国召开，为更多的中国学者和一线数学教师提供了参与数学教育最高学术会议的机会，也提供了展示自己研究成果，学习国内外数学教育先进成果与方法，与国内外优秀研究者交流，规范自己研究方法和提高自己研究水平的机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低阶层人群的婚姻质量和稳定性较差，并且他们的婚姻破裂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和更多的社会问题，因此政策制定可以重点考虑帮助这部分人群，提高他们的社会福利保障，增加就业能力，降低经济压力，降低应激事件带来的破坏性，这对于维持他们的婚姻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比如下岗工人再就业培训，社保制度，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免除课本费等这一系列措施可以帮助贫困人群减轻压力，维持婚姻，并且帮助到他们的下一代，降低未来带入婚姻中的脆弱性。
4.2 婚姻辅导和治疗
VSA模型还可以和一些心理治疗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并且运用到婚姻辅导和治疗之中。正如持续的脆弱性是一种固着了的个人特质，在婚姻与家庭咨询中，因个人特质原因造成的婚姻问题可以和依恋理论相结合对来访者进行治疗。顿悟导向的夫妻疗法可以通过对脆弱性的觉知而解决婚姻中存在的问题。而在适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不良互动等，则可以和认知行为模式相结合系统地进行问题解决。另外，VSA模型的意义还在于，大多数婚姻咨询中，侧重于教导夫妻如何沟通或者分析个体的脆弱性，而忽略了应激源的重要性。但是通过前面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多关注应激源的存在可能使婚姻更加稳定。
正如前文所述，婚姻质量取决于我们是谁（脆弱）、我们遭遇的环境（应激）和我们应对环境的方式（适应）三者的相互作用。所以在婚姻与家庭的辅导和咨询治疗中，我们不能单独地考虑某一个因素也不能只对某一个方面进行咨询治疗，而应该是系统地审视每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并结合相应的理论进行全面的咨询治疗。
4.3 教育和培训
有研究表明，参加婚姻与关系培训项目的夫妇比没有接受此类培训的夫妇，在结婚后的头3~4年感到更满足[67]。根据VSA模型，个体的脆弱性，对亲密关系的信念和认知，对冲突的归因和沟通方式都会对未来的婚姻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婚前的培训可以包含：对自我特征和配偶特征（依恋类型、人格特征）的知觉；对个体差异和性别差异的知觉；了解不恰当期望的后果，鼓励伴侣对自己的期望保持理性；沟通技术的提升，鼓励开放和自我表露，培养积极性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公平地分担任务，承担属于自己的家庭责任；为彼此提供支持，保持幽默和忠诚等。
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不应该只发生在即将步入婚姻前或者婚姻出现问题后，教育机构应该在更早的时间段、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与亲密关系相关的课程和培训。目前，国内有些大学已经开始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与爱情婚姻相关的课程。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接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群（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带有更高的脆弱性，未来可能遭遇到更多的应激事件），我们更应该提供这方面的知识和培训。比如，在高中阶段里，可以考虑开设亲密关系课程，引导青少年对爱情建立正确的认知和关系信念，培养情绪智力和沟通能力，帮助他们在成年后建立一段稳定幸福的亲密关系；此外，民政局和妇幼保健医疗机构可以针对新婚夫妇、准父母和初为父母者开展亲子教育的培训，帮助他们和孩子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同时，教育机构也可以走入社区，走进电视和网络，对大众进行这方面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5 总结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研究结果都很好地支持了VSA模型构想，脆弱性、应激事件和适应过程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动态地影响了婚姻质量和稳定性。具体来说，它具有以下优点：能综合考虑到使关系发生转变的各种因素，包括内在的、外在的、宏观的、微观的、过去的、现在的因素；能解释一段亲密关系的变化，为什么有的时候关系融洽有的时候关系恶化；能解释一对夫妻的婚姻状况和结果（幸福或者痛苦，离婚或者维续）；能解释不同夫妻间的差异，为什么有些夫妇的亲密关系比其他夫妇更好或更糟。
当然，VSA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路径H中，除了婚姻满意度以外，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比如相互依赖理论里面提到的替代收益对于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没有考虑急性应激和慢性应激之间的区别，急性应激会直接考验一对夫妇的适应能力，而慢性应激可能只在脆弱性较高的时候影响婚姻；没有考虑一对夫妻间，伴侣双方在压力、脆弱性或者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差异对婚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综上所述，相比其他理论和模型，VSA理论更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动态性和广泛的解释力，可以阐述和预测婚姻中亲密关系的演化和发展。该模型不仅可以为国内的婚姻关系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平台和一个后续的研究方向，而且在如何提升婚姻质量和稳定性的实践应用中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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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Vulnerability-Stress-Adaptation Model
LI Pin1,ZHONG Hɑowu1,SHI Jiɑnnonɡ2※,YU Wei3
（1.School of Psychology,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3310,China；2.Institute of Psychology,CAS,Beijing 100101,China；3.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Foshan University,Foshan Guangdong 528000,China）
Abstract:The Vulnerability-Stress-Adaptation Model reveals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marriage relying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ree factors:vulnerability of partners,stressful events,and the adaptation from the angle of dynamic development.Much studies based on the model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of different stages,different subgroups,and different cultures.This model not only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marriage,but also has its implications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marriage in terms of policy making,marriage guidance or treatment and marriage education.
Keywords:Vulnerability-Stress-Adaptation Model;Marital Quality;Marital Stability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9）04-0124-11
DOI:10.16069/j.cnki.51-1610/g4.2019.04.021
收稿日期：2018-09-17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社会变迁过程中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及心理问题疏导与咨询技术”（2012BAI36B02）
作者简介：李品（1973—），女，重庆人。成都师范学院心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亲密关系创造力；钟昊吴（1996—），女，四川简阳人。成都师范学院心理学院本科生；余伟
※通信作者：施建农（1964—），男，江苏苏州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超常儿童创造力。
［责任编辑、校对：王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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