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郭才华: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卢卡奇对战争的回应论文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摘要]费赫尔细致梳理了20世纪早期的几位重要思想家卢卡奇、保罗·恩斯特、托马斯·曼和布洛赫等人的思想、学术和现实选择之间的分歧。基于对卢卡奇所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海德堡最初原始手稿的整理，费赫尔研究了卢卡奇的宗教、美学思想及其与保罗·恩斯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分歧。恩斯特和托马斯·曼承认他们支持这场战争，恩斯特的立场经常与纳粹德国的官方立场保持一致，并认为无法将自己与自己的民族分开，托马斯·曼则选择了“德国人”社群。布洛赫和卢卡奇都反对这场战争，布洛赫对反战原因保持沉默，而卢卡奇则认为绝对有必要说出来。文中再现了战争这样的大时代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和内心煎熬，他们不得不去屈从于自己的命运，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无力与时代的大环境抗衡。

[关键词]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卢卡奇；费赫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本文是一项题为《处于十字路口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冗长研究的部分内容。它的出发点是青年卢卡奇和20世纪早期一位著名德国作家保罗·恩斯特(Paul Ernst)之间的友谊或者毋宁说是他们的联盟关系。他们结为盟友的基本特征是他们在文学上对德国自然主义的敌对，正如恩斯特明确表述的那样，自然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艺术，或者是他们都共同仇恨的“实证主义”艺术。除了文学上的争议，也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趋向，可以被视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体现在历史哲学视角而不是社会学取向：它是一种文化批评。这项研究试图寻找导致他们之间差异的根源，这一差异最终使卢卡奇致力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恩斯特却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懈敌人、一场险恶倾向的先驱，他提出德国“需要一个元首”。

这项研究的第二章是关于早期布洛赫—卢卡奇讨论的概括，也是布洛赫在1918年版本的《乌托邦精神》中阐述的“第一次表现主义争论”。描述那场讨论的核心目的在于消除这次辩论的一些肤浅的方面：它的论断并不是关于“美的实质”和“美的形式”。卢卡奇对当代文化内容的批评同布洛赫一样慷慨激切，他们都是前卫思想家，尽管卢卡奇代表了一种新建构主义立场，而布洛赫却是一位先锋派的早期表现主义理论家。

他们转变的真正核心可以在布洛赫真诚的激进宗教精神和青年卢卡奇的取向中找到，其中宗教只是作为他的历史哲学视角的一个阿基米德点。他们的分歧也意味着关于悲剧的一个尖锐争论：对于布洛赫来说，是人类的苦难和死亡代表悲剧的充足题材，而斯特林伯格(Strindberg)是时代剧作家的代表。而对卢卡奇来说，悲剧是一种内在的思想的载体：在垂死的行为中提升和完成真实的人格。第二方面，布洛赫的民主的个人主义与青年卢卡奇的贵族精神相对立，这是一种贵族主义，然而它不断寻求其适当的共同体。他们的道路分野使布洛赫接受了音乐哲学，这是他详细的人格理论的载体，而卢卡奇则被小说的哲学所吸引，其中包含了他热切渴望的新共同体的描绘。

然而，尽管存在各种争议，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基本群体使他们有必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的民族主义激情产生敌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走向卡尔·马克思的原因，尽管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卢卡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几十年来，卢卡奇批评家的神秘教派一直专注于一个神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哲学家曾经试图写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小说理论》被认为只不过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或一章。然而卢卡奇本人却固执地坚持认为这不是真的，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意图。这本缺失的书也对《小说理论》的结论和历史哲学视角产生了一些困难：如果不了解其基本概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解脱作为希望体现的观念的理解，似乎就更多的是一种神秘的解释，而不是一种明确的断言。

与此同时，这种反卡洛斯也是对康德的一种可怕的滑稽模仿，它只是重温了“普鲁士之康德”的恶毒传说。在恩斯特的戏剧中，每一句话都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责任”相呼应，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中，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误解而发生的，其形式是对卢卡奇的称赞。托马斯·曼特别强调了《灵魂与形式》中的“风暴”一文，并称之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公民(Bürger)类型。根据托马斯·曼的说法，这种类型学的焦点是“伦理学”对生活的控制，责任对美学的控制。而这一职责(作为普鲁士人的康德)要求为预防性战争道歉，以及俾斯麦与尼采之间的和解和右翼极端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容克保守主义之间的和解：“现在在我看来，它就像现在的战争一样……已经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中发动过；似乎德国精神已经起来反对‘现代思想’，西方思想，18世纪的思想，反对启蒙和瓦解，文明和崩溃；似乎社会性、协助性、建设性、有组织的德国精神是在康德的精神世界中反对西方的虚无主义。”[4]149

在这一点上，关于“唐·卡洛斯”，兄弟般的竞争爆发达到了宇宙的尺度，而和其他私人的文学讨论一起成为一个普遍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转折点：浪漫的反资本主义不得不放弃它的伪装，并且只要它不能或者不想将其未来的命运与左派激进主义联系起来(至少从一个角度来看)，它就丧失了它的反资本主义一面，成了右翼激进主义。

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和极其不同的视角，卢卡奇加入了这一“合唱团”。他强调，托尔斯泰“反对基督教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超验存在的斗争......因此，以接近自然作为典范(原始基督教”)。一篇参考文献表明托尔斯泰在一封信中甚至承认了他的内在虔诚：“此外，对我来说，是生活重塑了宗教，而不是宗教重塑了生活”。对他的“不满意的”“半理性主义的”自然主义(归因于19世纪)的断定来自“托尔斯泰以自然哲学的方式看待马西克宗教；启示录从历史哲学的超验性来看待自然……因此，托尔斯泰的救赎教义必然是自我毁灭的：a)它是审美的并去除了艺术；b)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看到文化中的超验元素，那些与责任分离的东西，只是为了幸福；它使文化变得绝对，而且，出于对幸福的渴望，它创造了一种深刻的禁欲主义”[注]Dostoevsky Notes,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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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作为一个不可挽回的、过时的马西克宗教的先知的中心地位，现在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占据，并且强调了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卢卡奇自己的立场将变得更加清晰。他的朋友布洛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为表现主义之前的生活表现的真正天启先知之一，并作为卢卡奇所倡导的“俄罗斯观念”(Russian idea)的创造者，作为一个相关的灵魂，一个精神上的重要兄弟，而不是它的中心。根据托马斯·曼的见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在尼采之后)对现代最具决定性的精神影响力，不过这只对托马斯·曼的《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时期是有效的。他是俄国自由主义的揭露者，是反革命的基督教的第一个伟大的领路人：“在最深的灵魂深处，俄罗斯总是民主的，实际上是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即倾向于兄弟情谊，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发现，对于这种民主而言父权-神权专制是一种比社会和无神论共和国更合适的国家形式。”[2]441

另一方面，保罗·恩斯特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把他看作一位最伟大的对手——一位俄国虚无主义的危险先知。在一场与卢卡奇的“想象性谈话”中，他仔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以第三人称的方式介绍自己：“他向卢卡奇建议，俄罗斯人的灵魂是奴性的，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令人尊敬而又鼓舞人心的额头背后也有一种奴性气质。对于基督教而言，它未能与希腊人一起完全发展是一种极大的不幸......而且它的性格是由小亚细亚的奴隶心态决定的。因此，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与《新约》同样都有一个歇斯底里的内容，这并不是偶然的。”[1]94但是当恩斯特在没有想象中的卢卡奇存在的情况下写作时，他的观点很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每个俄罗斯人都是虚无主义者。’他正在与虚无主义作斗争。然而，他本人就是俄罗斯人和一位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人物“类似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对者和它的终结者”[3]。

在这方面，卢卡奇采取了一个奇怪的立场。50年后一切都确证他的总结与他在那个时代自己立场的最后一点细节相对应：“我个人的深刻个人态度是一种激烈的、全球性的，特别是在开始时，几乎没有表达对战争，特别是对战争热情的拒绝。我想起了1914年秋末与玛丽安娜·韦伯(Marianne Weber)女士的一场谈话。她告诉我个人的、具体的英雄主义行为并想以此来挑战我的态度。我唯一的回答是：“越好就越坏！”当我此刻试图将我的情感态度置于有意识的条件下之时，我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以下表述：轴心国可能会击败俄罗斯，这可能导致沙皇的垮台；我对此并不反对。西方国家也可能会战胜德国，如果这导致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垮台，我也同样会支持。但问题出现了：“谁将会从西方文明之下拯救我们(当时德国最终胜利的前景对我来说就像是噩梦一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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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精神”与德国战争

从席勒的《唐·卡洛斯》(Don Carlos)的回撤标志着那些对“德国的”战争说“是”的浪漫反资本主义者影响力的象征性前奏。有两件作品几乎同时出现但却完全相互独立，证明这种关系确实是象征性的。这两者都代表着与席勒的自觉的对抗。其中一个是托马斯·曼的“历史中篇小说变成了随笔”《弗里德里希和大联盟》。另一个是保罗·恩斯特的戏剧《普鲁士精神》。每个作品的语气都非常不同。我们在这里甚至可以说，托马斯·曼保留了伟大的德国散文的知识体系尊严，而保罗·恩斯特则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冷酷的古典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战争诗人”[注]在我看来，两位作者是无法比较的：他们最多只是在意识形态和历史形态学方面是相似的。出于这一原因，我想表达我的尊敬之情，不是对于伟大的艺术家(想想曼生活中的这一痛苦时刻)，而是我对人格的尊重，实际上不仅仅是回头来正视自己的错误并对其进行沉思的道德上的崇高，而且还要将这个典型错误作为为他深爱的民族的宝贵教训。。

除了1915年5月4日的信之外，卢卡奇从来没有提供更好的证据能证明他与恩斯特之间可能是一种友谊关系。在这封信中，他对恩斯特的戏剧表达了赞美之词，这部戏剧用空洞高亢的诗句写成，大部分没有行动，是从仇恨而不是激情中构想出来的。卢卡奇只是警告恩斯特这一悲剧中不庄重而又偏见性的反英谩骂内容。然而，托马斯·曼和恩斯特的基本观点是相同的：“反卡洛斯”的想法，即一个“足够男人”的英雄忘记并否认他对年轻人的坦诚看法——幼稚的幻想、理性、启蒙和自由[波萨(Posa)侯爵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那些荒谬的梦想]——为了全身心地将自己献身于国家和“责任”，唐·卡洛斯在这里被认为是一个致力于发展和完善腓力二世的国家的人！

但人们在卢卡奇去世后却发现了书面证据，表明卢卡奇中断了他在美学方面的工作，并开始写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的确切时刻。1915年3月，他写信给保罗·恩斯特：“我最后终于开始了我的新书：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工作。接下来的时间里美学方面的工作将不得不暂时搁置。然而，它将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我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和历史哲学......当我有一个或多或少完整的手稿时，我会把它寄给你并征求你的意见。”[1]从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完成了对笔记的排序。“一个或多或少完成的手稿”从未出现。他显然是在战争开始后立即开始了这项工作：这似乎可以由这些内容的某些部分表明。在他去世后，在其他文学作品的手稿中找到了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草稿和《小说理论》的手稿。两年后，在“海德堡手提箱”中发现了他的早期通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全部笔记。这些注释按主题排列，总体设计可以判断而又便于理解。[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草稿章节概要请参见原文。——中译者注

因此，“康德传说”已被置于其应有的位置。席勒的《唐·卡洛斯》不仅在政治上象征着德国自由，而且在其一贯的民主道德的康德主义中，这部戏剧也代表了对波萨侯爵的批评，而不仅仅是对腓力二世的批评。因为任何人都不应当被简单地用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不仅腓力二世的臣民不能成为他的手段，而且卡洛斯也不能成为波萨的手段，甚至即便以“自由”的名义也不可以。根据康德的说法，责任是一种民主原则，而不是威权国家的准则。这意味着个人必须制定自己的准则，以便其他人不会被降格为一种简单的手段。布洛赫和卢卡奇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以保卫康德和席勒。然而，布洛赫闻到了康德的小气质，很乐意将他与伊曼纽尔·斯威登堡(EmanuelSwedenborg)并列。然而，他毫不含糊地将他与黑格尔的“法哲学”中的“国家法”和“国家哲学”对立起来。甚至卢卡奇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他正准备在道德领域上超越康德。从未对“席勒化”有任何耐心的卢卡奇，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看到了“席勒”的抽象唯心主义的人性观念——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并使之成为焦点的拯救俄罗斯思想的方面。布洛赫在战争期间的政治文章中对普鲁士的“煽动”读起来就像是梅林(Mehring)的立场的继续。

在康德和唐·卡洛斯的背后，在抽象的“纯理论的”关切的背后，基本选择被隐藏了：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只有作为文化批评才能不受干扰地运作，不得不放弃伪装并展现其真实的色彩。它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它所采取的反资本主义立场是如何严肃。这个单一的选择涉及两个问题：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选择什么(即丢弃什么)，他认为敌人是谁？“为什么”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什么决定了他的选择？”)可能会被悬置。答案并不困难。无论如何，只有托马斯·曼的立场令人惊讶；只有他才不得不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这导致了《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的混乱主体性，部分地发展成为一种宇宙中的“同胞竞争”。在1914年之前，对恩斯特、卢卡奇和布洛赫的美学著作所了解到的一切，都将使他们的选择看起来完全合理。恩斯特和托马斯·曼承认他们支持这场战争的个人理由：一个文化导向的作家不得不带着自己所有文学上的成功或挫折独自留在俾斯麦帝国，无法承受最终寻找一个“共同体”的愿望。

1.3 采样时间和地点 2018年冬季、夏季各采样一次，生活垃圾样品采集于海岛垃圾转运站，生活污水采集于海岛污水处理厂。

托马斯·曼的选择，他选择的东西的实质解释了为什么他可能在自己生命的一个阶段被归属于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者群体。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想成为公民(Bürger)诗人[与资产阶级(bourgeois)相反]，一位汉莎时代的歌手，或者是在《纽伦堡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中所描绘的，“讲道和神秘主义，法律书籍和编年史时代的”，关于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德国工匠和艺术家。他拒绝了资产阶级以及他所称为的由政治发展而导致的“哈根斯特勒姆主义”(Hagenströmism)。作为一名靠尼采精神成长起来的学生，托马斯·曼谨慎地批评了这位“大师”，他与瓦格纳不同，他没有与俾斯麦帝国讲和(这种姿态让不屈不挠的查拉斯图特拉爬向“成功”)，但他也理解尼采的立场。俾斯麦的时代基本上是“政治”时代，是一个对文化持敌视态度的“民主”时代，是令人反感的“法国律师所倡导的自由观念”时代，也是一个“马志尼时代”。而托马斯·曼，已经准备引发、安排历史性的握手(不朽的教育作品的作者托马斯·曼本人，在他的作品中富有创造性和讽刺地使用的一个弱点)，他看到了这两个伟大精神人物之间的休战时刻已经即将到来。

“德国”的战争不会是民主国家之间的伪善的、“政治化”的战争，而是一场非政治性的战争，因为这是一场专制国家的战争。仅这一点只适合德国，在这里期望“义务”被履行，参与和“马志尼的”普选不被接受。但它同时也是一场文化战争，在力量和能量的推动下，文化将从中产生创造动力。这将是俾斯麦的战争，也是尼采追求“新人”的战争。这位德国战士将“带着被彻底改变自己的内心而重归家园，并且难以适应日常生活的狭隘……通过战争，他已经习惯了自由，并且不必担心他的日常生计——而这些都是一种更高的人性和焦虑的文化的先决条件。他过着非凡的生活——尽管经常充满恐怖——却是紧张的和异乎寻常的”。根据托马斯·曼的说法，这种生活的特点是“奢华的情感、高度的同志友情、深深的虔诚”[2]467。是否真的有必要谴责这种简化(reduction)是一种“虚假意识”？是否有必要单独表明艺术家的泛自我主义是赞美战争的最后一个实质性动机？是否有必要表明，渴望不朽的艺术家用涉及形式创造的审美快乐来看待巨大的人类绞肉机？没有必要如此，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恩斯特来说，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他选择了民族的、日耳曼的、“德国的”共同体。恩斯特相信，国家主义(nationalism,das Nationale)在俾斯麦时代经历了长期的曲折，恩斯特不喜欢它，因为它引入了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在那个时代，国家主义使自己失去了声望。这场战争现在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大众(Volk)和民族(nation)不得不再次聚在一起。只有民族的整体，即大众才能发动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

在这些“背弃者”(deserters)中也存在一些差异。布洛赫对他反对战争的原因保持沉默，尽管他热情地谈论其他一切。卢卡奇同样说出了“我们不可以”。换句话说，他继续进行无用的价值观讨论。布洛赫的沉默是他对天启宗教的真诚信仰的有力证据。他愤怒而又沉默地问道：有必要说出为什么人们反对屠杀人类吗？另一方面，卢卡奇发现绝对有必要说出来。他的抗议的解释主要在于，对他而言，战争只不过是集聚的资本被驱动到极端的事实。在另一个“虚构的谈话”中，恩斯特(其记忆不断得到文件的支持)用以下方式总结了卢卡奇的话(这些话当然曾经被说过)：“因为现在的经济已经用机器取代了自主的个体工人，并且组织了人类团队来服务于它，工作的人性价值已经消失了。同样地，现在的战争不直接面对人类，而是机器和他们的仆人。这些仆人被要求比早期战士取得更多的成就。然而，这只有在这些成就的实际人格属性被大幅消除之后才有可能。战争的结果一方面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开始，其中非社会性的高级人类必要的生活可能性将变得更小。”[1]86人们可以说，布洛赫的沉默更多地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激发，即是由于耶稣的沉默而不是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哲学专家的理论专业性。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对布洛赫而言，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

卢卡奇从一开始继续讨论价值观就是毫无希望的，当一个人调查谁把谁选做敌人时，这是完全明显的。在托马斯·曼的眼中，这场德国的战争和文化的战争是俾斯麦和尼采的共同战争，西方的民主国家是主要的敌人。出于这个原因，他最令人不安的对手是他的兄弟，“有教养的文人”(civilized man of letters),这位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法国式的激进分子。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作为一位“有教养的文人”的敌人，可能在托马斯·曼眼里是一个最喜欢的英雄，尽管有其他原因。而托尔斯泰，“半理性主义者”，可能看起来像一个敌人。俄国被恩斯特选中作为民族精神代表的对手，他对其倍加憎恨。他的激情同时针对作为马西克土地的俄罗斯大众元素和充满“无政府主义”革命热潮的俄国。两个不同的对手发出两种不同的音调。恩斯特的男高音是原始突击队声音一样的最基本反应。从他的政治文章中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更残酷的现实是，他的民族立场与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立场不止一次地相互对应。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一直遵循其作者所说的“礼貌优雅”。这本书是其中最危险的，因为它是德国一项最糟糕传统的一个最大成就——即始于反启蒙的浪漫主义直至尼采及其之后的诡辩煽动的传统。它的目的是与“法国律师”辩论，越聪明越好。诸如1789年事件、“政治化的”社会主义、法国总理白里安(Briand)从社会激进主义的滑落以及对饶勒斯(Jaurès)的谋杀被置于法国事务的“黑名单”之中！然后是对容克贵族的保守生活方式的体现，以及对作为地主文学的“有教养的”文学的揭露，对英国殖民主义在非洲和亚洲的罪恶的揭露，以及关于作为永恒的形而上学命运的不幸的宣言、德国霸权的观念和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然而，尽管他们对各自的敌人选择存在差异，尽管这些敌人被贬损的方式不同，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任何说A的人也必然会说B。结果是一种保守的浪漫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投降。托马斯·曼得出结论：“现在我不否认这位圣人(‘有教养的文人’)的独特风格，他总是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魔鬼的最卑鄙的操作和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这在我看来一直是相当荒谬的。仿佛……资本主义扩张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不必要的。”[2]349

会计主体假设作为会计学中主要假设因素，同时也是政府会计制度及有待处理的关键问题，要想促进政府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融合，就要从会计主体入手，促进二者协调。结合新政府会计制度得知，政府会计主体一般以各级政府部门、各级单位为主，充分展现出了政府会计主体和本级政府财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在把组织当作会计主体时，需要综合思考各个应用预算资金单位及公共部门设定特点，促进政府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融合。此外，在进行会计主体选择时，也可以把“基金”当作会计主体，也可以将“政府整体”作为会计主体。根据新政府会计制度要求，合理选择。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回顾中才会发现这是一场对资本主义的投降。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者们在他们的不同的舞台上本身认为，他们只是向帝国主义妥协。然而，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选择。恩斯特先前的引言不言而喻。然而，当托马斯·曼庆祝瓦格纳是一名帝国主义者时，与“有教养的文人”的欺骗性的精神上的犹豫相反(当他写道，“欧洲的和平并不是国际的，而是‘超国家的’；它不是民主的和平，而是一种德国的和平”)，他非常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关于他们的选择对象，两者都可以保持幻想，因为这一代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者们将资本主义视为“自由放任”的繁荣。被世界战争国家“管控”的新经济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新事物。卢卡奇和布洛赫在这方面也更明确。

我们知道，生物的生长发育需要从环境中摄取多种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如果某一因素的量处于比较缺乏的状态，而其他因素的量都比较丰富的状态时，该稀少量的影响最大。在一定稳定状态下，任何特定因子的存在量低于某种生物的最小需要量，是决定该物种生存或分布的根本因素。这一理论被称做“利比希最小因子定律”。应用这一定律时，既要注意其只适用于稳定状态，即能量和物质的流入和流出处于平稳的情况，又要考虑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恩斯特非常简单地阐述了这一点：“谁想要A也必须要B。这场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只有伴随帝国主义才有可能。如果我们不增强我们的力量来控制住英国……那就将不得不在德国的土地上进行社会革命(整个世界必须经历它)，就像在宗教改革中一样，我们将再次为整个世界付出代价。”[1]119

凭借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卢卡奇，特别是在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圈子里，可以成为一个“秘密的”德国主角，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成为德国的主角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发现者当然是尼采：《查拉斯图特拉》的作者、“上帝已死”之世界状况的先知，也是权威德国人中第一个意识到“俄罗斯上帝”之先知的生动性和现实性的人。因此，他证实了克尔凯郭尔的预感，即美学(即一种特定类型的无神论者)已经接近了“真实”信仰之前的最后一步。然而，为了达到这一步，为了使这一发现产生影响，假先知托尔斯泰不得不失去信誉。他几乎同时在俄罗斯和德国被降格为“只是一个艺术家”“只是一个荷马”。别尔嘉耶夫圈子批评了马西克(Muschik)宗教的先驱，正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做的那样。他们批判地认为，这一异端不够深刻，只有它的间歇的姿态是壮观的；马西克宗教是19世纪理性主义的典型后代，它缺乏神秘的直觉。正如舍斯托夫后来所说的，克尔凯郭尔是最具决定性的时代精神。托马斯·曼写下了他所憎恨的“可鄙的”表现主义者；他认为他们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极端的激进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启怪诞心理学比托尔斯泰的可塑性显然更接近他们的‘表现主义’。然而，他们追随的不再是艺术家的老托尔斯泰，而是社会先知和基督教无政府乌托邦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反军国主义者和国家的敌人，并且他们还有充分的理由。”为什么托尔斯泰已经进入政治？ “因为他已经使基督教社会化，并且社会生活也变成了宗教。”[2]

流域内多年平均降雨量656 mm，丰水年降雨量1 054 mm，枯水年仅326 mm，年内72%以上的降雨量集中在6—9月的汛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天气特点，流域内洪涝灾害频繁，几乎每年都发生局部涝灾，新中国成立后发生4次受灾超过流域总面积一半以上的涝灾。

从那时起，“唐·卡洛斯复合体”揭示了一个新面孔：通过接受战争，甚至那些曾经非常重要的德国知识分子群体也屈服于国家的想法并回到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平台。对于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者来说，《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前言中的一小段话恶毒地谴责了“有教养的文人”：“没有什么超出黑格尔的‘国家’了：‘人性’再次成为日常秩序。”并且信条上说：“我承认自己深信不疑……这个备受诟病的‘专制国家'适合德国人民，并将继续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国家形式。”[2] xxix,xxxii

在虚无主义的影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也再现了自相矛盾的诗歌。在此基础上，并且远远超出了单纯“文学史”的范围，他可以成为伟大的历史、哲学、美学工作的象征性英雄，旨在实现对整个自相矛盾的世界的精神性超越。

4）由于充电子过程成功概率与连接环节成功概率呈线性关系，提高连接环节成功概率能够持续有效提升过程整体成功率；

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者同样也放弃了他的伪装，并且对他而言，交战各方没有一方的胜利能够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因此，他想要把这场普遍的大战转变为一场普遍的内战，转变为一场遍及全人类的社会革命。从卢卡奇的视角来看，他在战争开始时写作并在死后出版的海德堡残篇《德国知识分子与战争》中大量记载了任何国家路径的不充分性。这是一篇不连贯的文章，是一种卢卡奇在危险的境地中通过研究语言学来保护自己的尝试。毕竟，这个“秘密的”德国主角是一个外来人，他来谈论最神圣的德国问题。但是，这篇文章表达了将卢卡奇与布洛赫区别开来的一切。不仅在于德国知识分子由于渴望一个总体上的“共同体”，因而倾向于支持这场战争的洞察力，而且还在于认识到，战争中使用的技术是将资本主义技术运用到极端，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一场“德国的”或“英国的”战争，而是一场普遍的灾难。不必经过证伪就可以通过这些蛛丝马迹而得以管中窥豹：对普遍战争的回应是普遍的革命，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对手的胜利或失败。

布洛赫和卢卡奇也确定了他们的敌人，而且在这方面他们的选择也有一个共同点。由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类摆脱这场灾难，因此事实上它被赋予了“形而上学的深度”，卢卡奇在此之前一直否定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神秘的”革命[正如卢卡奇在一篇关于阿迪(Ady)的文章中自己的说法]和天启的激进表现主义“鼓动者”肯定期待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他们还通过写作以加速它的到来。基于这种联系，卢卡奇在1914年8月之后不再犹豫，开始沿着一些相当曲折的理论路径前进。关于敌人的具体选择，可以看出卢卡奇和布洛赫之间的一个区别。对布洛赫而言，它是排他性的德国尚武精神的“普鲁士主义”；只有它的垮台才能为德国的崛起铺平道路。用唐·卡洛斯的方式和被托马斯·曼鄙视的解放歌剧院(Befreiungsoper)，“背弃者”布洛赫最热情地认同了德国的进步传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里他的推理与“有教养的文人”的推理不同)，对布洛赫来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看起来首先是易于接受的。他没有资产阶级的幻想，而是出于民主的信念，这位激进的个人主义者选择保护民主的原则来对抗(根据布洛赫所说)“普鲁士社会主义”。他在战时的文章中一再地重申：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与人民拥有的民主数量成正比。

战争开始后不久，卢卡奇在与恩斯特的通信中引发了关于与国家关系的激烈辩论。1915年4月，他写信给恩斯特(部分作为答复)：“某种既定形式的权力似乎在不断增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比实际的存在更生动的现实。然而——对我而言这就是战争经验——我们可能不会屈服于此。我们必须始终强调，我们是唯一的本质性的东西，我们的灵魂甚至它们的永恒先验的对象化(像布洛赫如此精美地描述的那样)只是纸币，其价值取决于与黄金的可交换性。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形式的真正权力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自黑格尔以来，德国人的思想已经成了精神的致命罪：它以形而上的庄严赋予每一种权力神圣性。”[1]66

5.强竞争意识，促业务技能提高平台建设。举行国土资源系统法规政策业务知识大比拼活动，采取网上答题方式进行，国土资源业务技能涵盖了涉土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内容包罗万象、覆盖面广，题型涉及全面、重点突出，分为单选、多选、判断三大类，涉及利用、规划、土地登记、违法处罚等各条业务线的专业知识。

如果卢卡奇不像苏格拉底一样穷根究底地固执追问，恩斯特的答复(在4月末)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场价值观的讨论：“我不希望看到国家作为一种在我之上的东西被赋予‘带有形而上学庄严的神圣性’；因为我自己的一部分被包含在内……我的意思是我根本无法将德意志帝国和1915年的普鲁士国家同我的民族分开，我自己只是身处其中才称其为我……在这场战争中明显有一种自我与民族的契约。这里有一种和谐，因此我认为国家是一种圣洁之物。”[1]72

卢卡奇回应了一些关于“形而上学”无法形容地远离现实的说法。这对愚蠢的讽刺作家来说很容易成为廉价的笑料，然而它却证明了他的思想不可侵犯的严肃性，他将最具体的事件引入最高的哲学领域：“如果你说：它是自我的一部分，这是正确的。如果你说它是灵魂的一部分，那它就是不正确的。任何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与之发生关联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自我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创造’(构成)了这些客体(在理性的综合功能意义上)并且不可分割地将它们附加到自身的自我，是一种抽象的和方法论的概念，对创造客体的参与和自我之间是一种方法论关系，在方法论领域的内在范围内是有效的。错误就在于试图把这种自我添加进灵魂之内。因为主体向实体的每一次转化都意味着相应对象的实质性变化，其给定的‘形式’变得既具体又形而上。这并不是一种唯我主义。问题是找到从一个灵魂走向另一个灵魂的方式。其他一切只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一种工具。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在这一领域凌驾于权力与义务之上的绝对优先权，那么许多冲突就会消失，而这些权力和义务来自道德上内化的制度。”[1]73

景区游客是有判断力的，他们从进入景区的那一刻开始，就可以感受到景区是否有严格的游客管理措施，比如景区缺乏充分的规则告知，没有专门的人员引导游客有秩序行动等，游客通过对情境的观察和感知，能够感受到自身行为将需要有多大的自律程度，这些都可能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得以发生，所以，景区如果没有专门的游客行为管理措施，让游客看不到不文明行为可能承担的成本和代价，是很多旅游者不文明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

这种康德式语言坦诚易懂。人们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作为一个大纲出现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个人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中构建一个“领域”，一个灵魂真实性的领域，它或多或少地免于被对象化——因为灵魂不能“转化为实体”，即自我意识、自我和经验据其而形成联系的客体。一个人如何通过接受围绕法律和义务的现存形式的有效性，创造一个更高的，“形而上的”——事实上，是纯粹形而上的——层面，以实现灵魂与灵魂的接触？从这一点产生了一个如此矛盾的哲学立场，以至于它封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命运。这也许是为什么它被留下作为概要的原因(或其中一个原因)。[注]正如本研究所证明的那样，“概要”并不是一种轻蔑。一方面，思路可以被重建，而便签纸上保存的东西与未发表的手稿(即海德堡美学著作的手稿)差别很小。一部成型的作品的图书只是作者发表或准备发表的作品。另一方面，或许可以得出结论，我们面前有一部作品的片段，其中首先形成了卢卡奇一生的思想。

这个立场在道德上显然超越了康德，超越了义务；没有任何生存论的-本体论的框架受到“原版”海德堡手稿精神的影响而与它的结构相一致。在这个历史时刻，卢卡奇的哲学自觉地“在思想中表达我们的时代”。当他想要说明形式失去其普遍的“形而上学”有效性的世界状况时，他清晰地运用了历史的-哲学的支撑。事实上，当他认为是黑格尔将制度尤其是国家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层面时，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历史的解释。然而，如果他断言马克思(即他所知道的社会主义)“不包括形而上学”，那么他从谁那里得到了这种历史哲学呢？他是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而且只是从对当代形势抱有历史负罪感的黑格尔那里得到的。

出于一种非常简单的原因，布洛赫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和这个死胡同。因为他把制度、整个权利和义务领域归纳到“非本质性的管理”的实践范围。甚至简短地识别一下黑格尔的主角，在《法哲学》中作为与国家精神看似相似的孪生兄弟的泛逻各斯的“世界精神”，在那时对布洛赫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卢卡奇继续对实际存在和对象化的力量进行严肃的精神斗争。他在给恩斯特的信中写道：“形式的真正力量是无法否认的。”因此，他需要一种哲学能够同时回答形式的有效性和灵魂真实性的具体存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笔记中人们经常会遇到“现实”(Wirklichkeit)和“真实”(Realität)这两个词，并且通常带有问号,这肯定表明他一直关注这种困境，但从未找到过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只有黑格尔，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精神现象学》的神秘历史，这个关于构成和扬弃异化的浮士德世界之诗才能有所帮助。一种受齐美尔启发的思想从卢卡奇毕生事业的开始就对他至关重要。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有感情地同意采纳了马克思对一种基本观点的批评：即“与现实的和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笔记中，“对耶和华的认同”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对应于与现实和解的问题：“几种可能的对应关系如下：1)绝对中立/确定方向；2)为了上帝/基督教而批判——和接受；3)黑格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4)唯其荒谬我才相信：它是积极的、真实的——因为它是不合理的。”非常具有特色的是，他引用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一个重要段落——引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序言。

司法鉴定的结果，杨小水一切正常。苏楠并没有多意外。吃过饭，苏楠给小周打电话，让她跟看守所预约好周一会见的时间。

卢卡奇的黑格尔研究的错综复杂之路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草稿。[注]这一段很可能是由马尔库什(Gy. Markus )所作注释的一个解释，也就是两本海德堡美学著作的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残篇将要放在两者之间)对黑格尔采取了更加肯定的态度。在这本书的草稿中，特别是在A方案的第二点，大多数的主要问题(耶和华、国家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基督教，当然还包括西欧无神论)都在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范畴之内作了总结。在战争期间对卢卡奇最重要的就是被他视为相互关联的民族和国家的复合体。他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哲学)范畴在一种相反的立场上作了特别的转变，由于黑格尔形成的领域特点，这种绝对精神可以保证灵魂真实性的现实特点。根据卢卡奇的说法，这两个领域并不是一种欢乐性的胜利或自信的演化的黑格尔式关系，而是他们之间的相互斗争。卢卡奇通过从事件领域到客观精神领域的形而上学药膏来提升“德国战争”的尝试，导致了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之间为主宰灵魂和真实的人性而爆发了一场激烈斗争。

[参考文献]

[1] Paul Ernst，Georg Lukacs. Dokumente einer Freundschaft[C]. ed., Karl August Kutzbach, Paul Ernst Gesellschaft.Dusseldorf,1974：64.

[2] Thomas Mann.Betracbtungen eines Unpolitiscben[M].Berlin, 1918：547,548.

[3] Paul Ernst.Der Zusammenbrucb des deutscben Idealismus[M].Munich, 1911：408.

[4] Georg Lukai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M].Anna Bostock，tr.Cambridge,1971：11.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2-0024-11

[收稿日期]2018-11-10

[基金项目]新建兵团2013年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发展对促进新疆安全稳定的影响作用研究”(13QN18)；新疆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研究”(090113C05)

[作者简介]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er，1933—199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和编著有《被冻结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后现代政治状况》等。 本文原文为Feher Fehér, The last Phase of Romantic Anti-Capitalism: Lukács’ Response to the War, 来源于《新德国评论》(New German Critique)1977年冬季刊。英文译者为杰罗德·维科夫(Jerold Wikoff)。

[译者简介]郭才华(1980-)，男，黑龙江七台河人，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从事国家政治哲学、文化安全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 杜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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