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滥觞于印度哲学家维韦卡南达“亚洲一体”思想，但又不同于维韦卡南达的开放包容。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更多指向了日本优越性及亚洲盟主目标，蕴含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结，并且在叙述方式上采用“东西对抗”的策略，使其更容易被利用发展。正是由于这种极端情结和叙述策略，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被军国主义势力发展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战时口号。
关键词 冈仓天心 维韦卡南达 “亚洲一体论” 军国主义
冈仓天心是日本近代美术评论家和美术教育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凭借其著作“亚洲三部曲”（1903年《东洋的理想》、1904年《日本的觉醒》及1906年《茶之书》），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思想[1]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冈仓天心在首段就道出亚洲文明的统一性：“亚洲是一体的。喜马拉雅山脉把中国儒家文明和印度吠陀文明隔离开来。但似乎这巍巍雪山也不能阻挡这两大文明中对终极普世的爱的交流。”（Okakura Kakuzo.The Ideal of East[M].Tokyo，Yohan Classics Ibc Publishing，2007.）冈仓天心以亚洲文明一体为标准，论述亚洲共有的爱和宽容的精神文明以及宗教文化历史。在冈仓天心笔下，日本是这两者的代表，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得以充分阐释并为世人所知。二战期间，“亚洲一体论”被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融入“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成为国民座右铭，用于全民思想动员。日本的亚洲主义被竹内好等一些日本学者归纳为“政略性”“抵抗性”“思想性”三类，认为其本质是为确保资源等，膨胀性地对亚洲进行侵略的自体帝国主义，其精神支柱是要将亚洲诸国从欧美列强压迫下解救出来的所谓“义勇”精神[2]黒田俊太郎.二つの近代化論一島崎藤村<海へ>·保田與重郎<明治の精神>[J].語文と教育，第30号，2016.(P3)。这样的思想主旨又以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为代表，契合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政治主张。
学界普遍认为冈仓天心“亚洲一体”思想萌芽于其1902年旅印期间。1903年，冈仓天心在伦敦出版英文版《东洋的理想》一书，开篇即提出“亚洲是一体的（Asia is One）”[3]此类著作可参见：大和田範子.異文化交流の中の茶:岡倉天心とアメリカ[D].大阪:大阪大学大学院人間科学研究科文明動態学，2015.稲賀繁美.岡倉天心 とイ ン ド(Okakura Tenshin's Encounter with India)[J].Nichibunker Newsletter，January，2006，No.61:2.Christopher W.A.Szpilman，Sven Saaler，Pan-Asianism as an Ideal of Asian Identity and Solidarity，1850 Present[J].The Asia-Pacific Journal，April，2011;Volume 9 ，Issue 17 ，No.1.Rustom Bharucha，Another Asia:Rabindranath Tagore and Okakura Tenshin，[M].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Niraj Kumar，Swami Vivekananda and Asian Consciousness[J].2013;外川昌彦.Okakura Tenshin(Kakuzo)at Bodh Gagy during His Stay in British India:Examination Using the Records Exchanged between Swami Vivekananda and Rabindranath Tagore[J].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No.92，2016.。部分学者认为冈仓天心是由于目睹当时日本等亚洲国家所面临的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军事威压及强势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以及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所见所闻，引发对亚洲文化和命运的深入思考，而萌生了“亚洲一体”的认识[1]参见盛邦和.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观简论：”亚洲一体化“思想追溯[J].国际观察，2005，(4).蔡春华.从艺术史到亚洲一体论—对，《东洋的理想》的再思考[J].关东学刊，2016，(9).蔡春华.从”理想“到”觉醒“—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的构造及其悖论[J].中国比较文学，2011，(4).蔡春华.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冈仓天心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7.。上述观点，一方面忽视了印度思想家维韦卡南达对冈仓天心的影响，另一方面给人以错觉，似乎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是其自己原创。而事实是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与维韦卡南达的“亚洲一体”思想有很深的渊源，二者有很大的相似性。细究的话，冈仓天心甚至有抄袭的嫌疑。但冈仓天心在维韦卡南达的基础上对“亚洲一体”思想进行了改变，最终使其主张更契合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思想，符合了日本国内以国家利益至上进行侵略扩张的政治诉求。这也成为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在后来的日本侵略扩张历史进程中多次被利用、发展的原因。有关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的渊源与流变，学界研究尚不明朗。本文尝试对此进行阐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他山之石”：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的成型与维韦卡南达
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的启蒙与发展，有一个人的影响不能忽略，那就是印度宗教哲学家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维韦卡南达是印度哲学史上重要的思想家。他曾远涉重洋，前往西方世界积极传播印度吠檀多哲学[2]“吠檀多”：梵语名：Veda^nta，由婆罗门圣经《吠陀》（Veda）和终极(anta)两个词组成，出自编撰于吠陀时代之后的印度教哲学论文《奥义书》，意为“吠陀的终极”或“吠陀的末尾”，也是对印度教一元论的总称。“吠檀多”派是古印度正统的六派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派。与瑜伽思想，点燃了西方社会持续升温的“东方热”，可称是印度文化传播史上“东学西传”第一人。维韦卡南达秉持婆罗门信仰，是“时母”神庙老祭司罗摩克里希纳的忠实弟子。1886年，罗摩克里希纳病逝后，维韦卡南达云游印度各地，探察印度下层民众的苦难，开始深入思考印度等亚洲国家贫苦落后的原因及出路问题，并积极向世界传播印度哲学思想。1893年，维韦卡南达前往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议会并发表轰动性演讲，其后暂居美国。在美期间，维韦卡南达多次赴各地举行学术演讲，反响甚大，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1896年，在纽约创建吠檀多研究会。1897年，维韦卡南达回国并在加尔各答建立罗摩克里希纳教会，两年后又筹建印度宗教哲学“不二论”寺院，首创“新吠檀多派”。其代表性著述有《东方与西方》《现代印度》及《吠檀多哲学》等。1902年，维韦卡南达不满40岁而英年早逝，但其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且延续至今。在考察维韦卡南达的思想及其与冈仓天心的交往互动历史时，可以发现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与维韦卡南达的“亚洲一体”思想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本同末异。
冈仓天心与维韦卡南达第一次产生交集是在1893年的世界宗教议会上。维韦卡南达在这次盛会上抓住演讲机会，凭借其高超的语言技巧及富有感召力的情感表达，阐释并升华了印度宗教的普世意义。卡南达的演讲“成为印度和全世界的福音”[3](P68)，其本人也在国际上收获了极高的声誉[3]Nikhilananda Swami.Swami Vivekananda-A Biography[M].New York:Ramakrishna-Vivekananda Center，1989.(preface)。在演讲中，卡南达提倡：“每种宗教必须融合其他宗教精神，并保存独立性，依据自我的成长法则发展。如果宗教大会要向世界展示什么的话，那就是‘神圣、纯洁和宽容不是任何教会的专属物，伟人在任何一个体系中都可能产生’。鉴于此，如果某人幻想要打败其他宗教，让自己的宗教独活于世，我将会打心底里同情他，并告诉他，在每种宗教的旗帜上都已标明，要帮助不要对抗，要融合不要毁灭，要和平不要倾轧。”[3](P66)
在这次大会期间，冈仓天心在芝加哥现身，虽没有与维韦卡南达直接见面，但听闻了维韦卡南达的盛名。直到1898年，维韦卡南达与冈仓天心的直接通信联系才得以建立。这要归功于以维韦卡南达弟子身份活动、支持维韦卡南达事业的约瑟菲·麦克劳德（Josephine Macleod）女士。1898年，麦克劳德抵达日本，为维韦卡南达修筑僧院筹集资金，并有机会经常参加冈仓天心在日本美术院举办的讲座。麦克劳德被冈仓天心独特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也积极向冈仓天心推介维韦卡南达的主张。麦克劳德更帮助冈仓天心与维韦卡南达建立了通信联系，同时写信给维韦卡南达，邀请其来日本与冈仓天心会面。冈仓天心还汇出300美元的支票作为对卡南达事业的帮助。但由于维韦卡南达身体抱恙，拒绝了此次邀请，并退还了支票[1]Pai V Gita.An Imperial Japanese Visitor in Colonial India-Exchange ，Resistance，and Formations of Asian Modernity[J].Ramakrishna Sarada Mission，January 2017.(P198)。但这也触发了冈仓天心前往印度的念头。在麦克劳德的陪同下，冈仓天心从日本启程，于1902年1月底到达加尔各答。冈仓天心可谓不虚此行。维韦卡南达很喜欢冈仓天心，他与冈仓天心的相会像“居住于地球两端的兄弟，现在又见面了”[2]Nikhilananda Swami.Swami Vivekananda-A Biography[M].New York:Ramakrishna-Vivekananda Center，1989.(P180)。此外，由于冈仓天心名字中的“kura”与印度语中叔叔的发音很相似，维韦卡南达为表达对冈仓天心的亲密感情，直呼其“khura”[2](P184)。而冈仓天心在和卡南达交谈后，感慨地对麦克劳德说道：“他（维韦卡南达）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3]MacLeod Josephine.The Diary of India[M].Delhi:Oxford Unversity，1949.(P178)在与卡南达的相处过程中，冈仓天心接触到了维韦卡南达的“亚洲一体”思想。
维韦卡南达深受“吠檀多”一元论精神的影响，将人的小自由与世界的大格局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不能孤立地谈论问题，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联系与深厚渊源，坚信“只要有爱传递，只要多民族间和睦相处，那么就是对永恒真理的反思——人类是一体的”[2](P157)！对于亚洲，维韦卡南达认为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文化存在一体性。其“亚洲一体”观点还认为：“散布于《塔陀罗》和《往世书》的印度文明的主流最终因为异域民族的融入而变得丰富多彩。因为有萨克逊、匈奴、希腊、帕坦人以及蒙古文明的汇入，印度在多样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文明。”[2](P43)早在1892年，维韦卡南达在赴美途中经过中国和日本时，对中国和日本寺庙中的梵文手抄本就感触颇深。印度文化在印度之外的延伸，进一步强化了卡南达“亚洲一体”的认同感，尤其是精神信念的一体性[2](P60)。印度和亚洲精神文明的统一性使他认为，东方文明存在“拒绝有限，在无限之中交流”[2](P60)的鲜明特征，主张在统一性的基础上，开放包容地壮大东方文明。
冈仓天心通过与维韦卡南达交流，对其“亚洲一体”思想予以吸收，并加以改造。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指出：“冈仓天心引用了印度哲学中的‘不二论’或者‘一体论’，结果‘亚洲一体’就产生了。”[4]RACEL N Masako.Okakura Kakuzō’s Art History:Cross-Cultural Encounters，Hegelian Dialectics and Darwinian Evolution[J].Asian Review of World Histories，2014.(P7)但与之同时，冈仓天心改变了卡南达立论的基础，把亚洲各地多样文明交融会通形成共同文化基础的统一性替换为日本一国凌驾于亚洲诸国之上的统一性，创造出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思想的统一论。
二、“改梁换柱”：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的两种指向
吸收维韦卡南达“亚洲一体”思想，冈仓天心版本的“亚洲一体论”主要指向两个问题：“亚洲一体”指什么？“亚洲一体”应该如何实现？
在这种结论之下，冈仓天心陷入了一种极端文化民族主义情结中。在狂热的欧化主义背景下，日本传统文化一直面临极大挑战，但冈仓天心从回归传统的视角来探索日本艺术的使命以及民族的出路，成为其对近代化的一种独特认知。在他看来，“只有忠于自己的传统，才会赢得真正的尊重”[3](P200)，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才是真正的近代化。他极力呼吁回归，但是在回归的道路上，冈仓天心似乎走的太过急切。冈本佳子指出，冈仓天心主张的回归传统是“引导亚洲民族也要通过自我变革实现自我意识的更新”[4]岡本佳子.インドにおける天心岡倉覚三:「アジア」の创造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に関する覚書き[J].近代世界の「言説」と「意象」:越境的文化交渉学の視点から，2012.(P203)。事实上，冈仓天心的策略比冈本佳子所想到的更宏大。冈仓天心笔下的传统指的就是以天皇专制为核心的传统，冈仓天心想要其他民族回归的传统就是回归日本的传统，也就是要实现天皇对亚洲各民族的领导。
这样的论述看似水到渠成，但其中暗藏了其巨大的政治抱负——有联合就必须要有领导，冈仓天心把目光最后转回到日本身上。不同于维韦卡南达坚持继续开放包容地壮大东方文明的主张，冈仓天心主张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在冈仓天心看来，日本完全可以承担起领导亚洲的重任。他这样论述日本的特性：“犹如神助的未被破坏的主权，未受侵略的种族自恃、岛国的孤立性，以及对‘侵略扩张的舍弃’都完好地保存了祖先的观念与本性，使日本成为亚洲思想和文化唯一的代表。”[1](P12)在他笔下，不同于中国和印度王朝的频繁更迭，外族入侵的数次劫难，日本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完整性，代表了亚洲文明中最好的一面，成为“亚洲文明的博物馆”[1](P12)。中国和印度被其视作已经落后的代表，在新的“亚洲联合”的情感纽带与前提框架下，只能让位于日本。这就体现了子安宣邦所讲的：“透过对某种他者进行差异化的观念操作，确立日本的主体性，也强化日本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正当性。”[4]子安宣邦.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P78)
在冈仓天心的笔下，日本文化优越性的地位被确定下来。冈本佳子认为：“《东洋的理想》不仅涉及日本文化问题，而且也含有冈仓天心自身的民族性的问题：‘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文化的发源地，那是过去的说法，日本是模仿文化的标签应该反驳。’”[5]岡本佳子.インドにおける天心岡倉覚三:「アジア」の創造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に関する覚書き[J].近代世界の「言説」と「意象」:越境的文化交渉学の視点から，2012.(P204)但这种把“日本是模仿文化”一下转变为“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代表”的做法，难道仅仅是一种民族情感的抒发吗？事实上远不止于此，冈仓天心觊觎着更多，目标直指亚洲盟主。冈仓天心这样论述日本的使命感：“日清战争显示了日本在东亚水域的最高权威，而这一结果使得中日两国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刻更加亲密，这一胜利也是大和民族国力蓬勃发展的自然产物。实现在东亚的领导权，是我们祖先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夙愿，现在的胜利更加激发了我们要承担起作为亚洲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我们要做的不但是恢复日本历史的理想，而且还要重新恢复亚洲的统一，这是日本民族的使命。”[1](P134)明治维新后，欧化政策下振兴发展的日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冈仓天心的“理想”有了坚实的国力基础，冈仓天心从中找到了日本的“使命”，其真实意图也浮出水面：日本要做东洋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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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的前提下，冈仓天心找到了其实现亚洲理想的方法。在回答如何实现“亚洲一体”理想时，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答案：“亚洲现在的任务是要保存亚洲的生活方式，但是要做到此，她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认可和发展这种方式的意识。”[2]Okakura Kakuzo.The Ideal of East[M].Tokyo，Yohan Classics Ibc Publishing，2007.(P144)简言之，冈仓天心给“亚洲一体”指出的道路就是要回归传统，忠于自我。冈仓天心以日本的“成功”为例，论证回归传统的重要性：“面临的多样性选择使中国和印度失去了方向，陷入盲目，而日本也因大量西方思想的汇入而有点不知所措。通过改革，日本回到了她的过去，从过去寻找她所需要的活力。”[2](P144)日本通过改革实现了传统的回归，冈仓天心意在强调日本在传统的土壤上才搭建起现代化的完美轮廓。因为想将日本装扮为东洋文化的代表，所以在这里，冈仓天心把亚洲传统的回归指向为日本传统的回归，即回归日本天皇制的传统。冈仓天心在其《日本的觉醒》中这样陈述对“改革”和“传统”的认识：“我们的改革（明治维新）本质上是一种回归，明治政府再一次恢复皇室官僚体制，正如700年前封建主义建立之前那样。”[3]Okakura Kakuzo，The Awakening of Japan[M].New York，The Century Co.，1905.(P162-163)至此，冈仓天心给出的“亚洲一体”理想实现的途径就是回归到日本天皇制的统治之下。
柳含烟抬头战战兢兢地道：“原来是要把含烟送去哪里？”萧飞羽道：“送你们去少林弟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因为白家恰好是少林掌门的近亲。”
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冈仓天心在首段就道出亚洲两大翘楚印度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统一性：“亚洲是一体的。喜马拉雅山脉把中国儒家文明和印度吠陀文明隔离开来。但似乎这巍巍雪山也不能阻挡这两大文明中对终极普世的爱的交流。这种普世思想被亚洲各大种族继承，使得他们能够创造出世界上全部伟大的宗教，而且使自己具备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民族完全不同的特质，这些西方民族喜欢寻找捷径，他们思考的是如何谋生而不是生命的意义。”[1]Okakura Kakuzo.The Ideal of East[M].Tokyo，Yohan Classics Ibc Publishing，2007.(P9)在此，冈仓天心把亚洲各民族的共性勾勒为“（亚洲精神）追求和谐而非对抗、温厚而非欺凌、人情而非物欲、谦让而非强掳”[2]蔡春华.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冈仓天心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7.(P136)，而且把其放置在了与西方民族相异的框架之下。这样的立论，“确立日本与其他各民族同为亚洲一份子的身份，能产生各国命运共同体的感受，建立起抵抗西方的共识，于是日本与其他亚洲民族，尤其是与中国的冲突便逐步消融于东方对抗西方，同仇敌忾的意志之中”[3]张芝瑾.石原莞尔的中国认识与亚洲观[M].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2010.(P63)。“亚洲一体”视野中，“亚洲联合”的想法呼之欲出：“假如亚洲是统一的，那么各亚洲种族形成一个统一强大的联合体也是必然趋势。”[1](P10)通过联接亚洲各国之间的情感，建构东西方对抗的思维框架，冈仓天心把对亚洲的终极设想表达了出来：形成强大的联合体。
在应试教育下的写作教学中老师们往往会给出固定题目，固定格式，固定素材和基本大意，更有部分教师直接指定字数，给出范例，帮学生列出整体框架，指导学生照葫芦画瓢，此种传统固化的教学模式，不能让学生思维得到锻炼，能力得到培养。
建模条件为采用二维对称建模的形式，其在变形与渗流的条件下进行模拟，直径为20 m，深度为8 m,由于经过钻探的测定，8 m以下为砂层，固渗流条件设定为水头高度0.5 m，底部设置孔压为0，其他土体参数与实验室所测数据保持一致。模型由于黄土的湿陷性，选用一般常用的Mohr-Coulomb模型，其主要适用于颗粒状材料，在岩土工程中应用非常广泛。
冈仓天心主张的“亚洲联合”同时是日本对西方强大势力的一种妥协，尤其是三国干涉还辽的出现更显示出冈仓天心对于西方对日本泰山压顶现状的无奈：“三国干涉还辽夺取了我们胜利的果实，俄国伙同法、德，以和平之名，以武力之实逼迫我们放弃了新近在满洲夺取的利益……然而，我们别无他法，只好屈服于这三大强权的无理要求。”[3](P217)三国干涉还辽对冈仓天心来说使他又一次看清了日本的势单力薄。而日本如果能够领导东洋民族，以东洋之名来对抗西洋，不仅能为日本提供东洋盟主的正式身份，更是日本进入世界的一个良好机会：“返回亚洲作为日本通往世界的计划，作为有色人种，日本也不可能真正进入欧美的国际联盟，只能以亚洲的面孔进入世界舞台。”[5]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文化间的「日本」[M].巨流出版社，2001.(P26)
综上所述，冈仓天心依旧沿袭“日本精神西洋技术”的老套路，但不同于“脱亚论”那种赤裸裸直言侵略的言论，冈仓天心的策略是通过“亚洲一体论”，利用亚洲情感连带，实现日本对东洋的领导权。这种“亚萃”型的呼吁，最终指向的是服务于日本一国侵略扩张的利益。而正是这种侵略思想的表达，成为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思想在战时被军国主义分子利用的直接诱因。
三、“推波助澜”：军国主义者对“亚洲一体论”的发展
日本思想评论家竹内好曾这样评价冈仓天心：“对冈仓天心很难定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位危险的思想家。很难定性是因为他的思想组成的不规则性，而危险则是因为其思想具有的辐射性，这种辐射性会使得只要一靠近他的人就会被灼伤。”[1]Takeuchi Yoshimi，Christopher L.Hill.Okakura Tenshin:Civilization Critiqu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sia(1962)[J].Review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2012，Volume 24.(P15)冈仓天心思想的确具有辐射性，根本原因是其思想中的侵略因子和论述的策略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利益不谋而合。
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期间，曾被当作是“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鼓吹武器。在冈仓天心逝世30周年（1943年）之际，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纪念冈仓天心，挖掘冈仓天心思想的“遗迹”[2]1942年（昭和17年）1月17日，召开财团法人冈仓天心遗迹显彰会。7月2日，冈仓天心纪念馆和纪念碑竣工，日本美术院和东京日日新闻主持召开演讲会，之后田村刚博士发表《天心先生的风景观》、织田正信氏发表《天心与一英文学徒》、胁本乐之轩氏发表《追忆天心先生》等演讲、茨城大学五浦美术文化研究社展出《兰印探访记》摄影集。。在日本美术院和东京日日新闻组织的纪念冈仓天心大会上，横山大观在其演讲中声称：“当今粉碎英美侵略的圣召已经下达，大东亚战争胜利在望，对先生的追念愈发显得迫切，天心先生是真正的先觉者，因为他的精神一直被延续。”[3]横山大观.天心岡倉党见三先生[M].转引自清水恵美子.吉成英文氏所蔵岡倉覚三書簡横山大観講演録[M].五浦論叢:茨城大学五浦美術文化研究所紀要(16)，2009.(P105)作为冈仓天心最得意的门生，横山大观在日本侵略鼓衰力尽之时，直言冈仓天心思想的重要性，直接表达“用美术报国……是安慰先生精神的唯一办法”[3](P105)。在主张“彩管报国”“画家使命”[4]日本全面侵华后的1938年5月，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举办了以国民精神总动员及对美术界寄予厚望的“战争美术展览会”。“彩管报国”由此诞生。其后，日本法西斯政府更组织成立大日本从军画家协会（1939年4月14日改组为陆军美术协会，作为陆军外围组织）等组织，直言画家的使命，主张个人命运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安排。的年代，把冈仓天心再次从历史的记忆中捧上神坛，不得不说“是把冈仓天心思想同报国精神联系在一起”[5]清水恵美子.吉成英文氏所蔵岡倉覚三書簡横山大観講演録[M].五浦論叢:茨城大学五浦美術文化研究所紀要(16)，2009.(P107)的一种直接表达。
冈仓天心通过“亚洲一体”论把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后急欲成为“亚洲盟主”的愿望完美地表达出来，成为军国主义者眼中的“亚洲论者的第一人”[6]鈴村裕輔.<東洋の理想>における岡倉覚三のアジア論の创造[J].国際日本学10，法政大学，2013.(P71)。在日本扩张战争的紧要关头，“冈仓天心热”再次验证了“‘亚洲一体’与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思想相契合，冈仓天心称赞日本是亚细亚的盟主，成功地预见了日本的未来……”[5](P107)军国主义者认为：“冈仓天心为亚洲亿万之众的自由解放而大声疾呼。也只有冈仓天心，一个日本人，才能真正给这巨大疾呼带来真理。在此，我们要承担起创造神圣日本的使命。而在此之前，冈仓天心的巨大威严曾给与神圣日本无尚福祉。”[7]Takeuchi Yoshimi，Christopher L.Hill.Okakura Tenshin:Civilization Critiqu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sia(1962)[J].Review of Jap 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2012，Volume 24.(P16)在浅野晃看来，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是“让日本从名义和实际两方面实现自我独立，从而把亚细亚诸民族从欧美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独立夙愿，达成日本的使命”[8]浅野晃.正岡子規と岡倉天心[J].(P29)。在战时，军国主义者继承冈仓天心的衣钵，重新打出“亚洲一体”的招牌，在阐释亚洲联合时一直沿用“东西对抗”和“日本传统文化”这两大策略，在武力侵攻实践上则走的更远。
狗子在楼下和小伙伴们玩，一杭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脑袋，把玩具枪交到他手上。狗子高兴地说：“谢谢江老师！”一杭笑了一下，说：“这是你雪萤阿姨买的，她最近忙，托我送给你。”狗子拿枪指着同伴，嘴里摹拟着“砰砰”的枪声，过了一会，才说：“谢谢雪萤阿姨。”那时，一杭已经走远了。
同时，观察这一问题的时候，有一点不能忽略：“日本成为最忠于亚洲精神的民族，而且成为亚洲唯一与欧洲国家并驾齐驱的民族，这两方面不可独立而论。”[1]Korhonen Pekka.The Geography of Okakura Tenshin[J].Japan Review，2001，No.13.(P113)即冈仓天心依据现实需求创造历史——将步入近代化的日本描绘成为亚洲文明的最高点，也就是把日本装扮成兼具亚洲精神与欧洲技术的独特民族。只有这样完美的结合，冈仓天心的“亚洲联合”才具有说服力。
为引导“亚洲联合”，冈仓天心和军国主义分子都“试图于话语之中构建东西对抗的框架，运用划分东方与西方的策略，将日本与亚洲其他民族一起放置在东洋这个大屋檐下，直指西洋帝国主义是东洋共同的敌人”[1]张芝瑾.石原莞尔的中国认识与亚洲观[M].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2010.(P62)。其中，东条英机1943年发表的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就采用这一诡计，内称：“英美欲为本国繁荣压制他国人民，对大东亚侵略榨取，大东亚战争就是要推翻英美奴隶化，把英美势力从大东亚驱逐出去。大东亚各国相互提携，共同完成大东亚战争，把大东亚从英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自存自卫、独立自主的大东亚纲领，为建设世界和平做贡献。”[2]日本大东亚省.大东亚国家会议演说集[M].东京，1943.(P64)除却日本官方宣言，民间团体的成立宣言也沿袭同样论调。1937年7月，汉奸组织“亚洲黎明会”的成立大会上，主办人边见天涯发表讲话称：“我东亚固有之礼让区域，庶免行将侵入东西洋前来破坏之赤祸白魔种种残害，极力防止我亚洲民族之一危机，挽狂澜于既倒，勒马悬崖，出九死之一生，欲求乐土之建设……”[3]亚洲黎明会[M].亚洲黎明会本部编，1937.(P35)
“随着近代日本逐步建立起进步的自信，迈向强国地位，亚洲问题不再负载明治时代的民族危机感，而被置换为使日本充当东洋霸主合理化的舆论工具。”[5]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文化间的「日本」[M].巨流出版社，2001.(P41)这种情形下的“亚洲联合”涉及范围更广，日本角色上升为“亚洲盟主”，直言对欧美开战，联盟的方式也不再提情感连带，而直接是侵略扩张。
日本官方和民间这种蛊惑人心的宣言，其实就是打着“亚洲联合”的幌子行侵略之实。所谓的“保全亚洲”就是把亚洲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如同李大钊先生在分析日本亚细亚主义时所讲：“‘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的隐语……表面上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话语，实际上却包藏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深意……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主义的变名……亚细亚是日本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西亚人的亚细亚，而是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主义而是侵略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而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4]李大钊.大亚细亚注意与新亚细亚主义[J].国民杂志，1919-02-01.(P25)
东半壁店小流域总面积11.42km2，土地利用以耕地为主，耕地面积671.02 hm2，占小流域总面积的59%；其次为工业用地，面积为205.80 hm2，约占小流域总面积的18%；公路用地、沟渠、水面、农村道路、设施农用地、住宅用地分别占小流域总面 积 的 3%、1%、2%、0.4%、10%、8%。东半壁店小流域包括东半壁店、张各庄、倪家村、辛庄营4个村，总人口3 410人。土壤以黏底轻壤质潮土、夹黏轻壤质潮土为主。东半壁店小流域内植被属典型的针阔混交林类型，主要分布有乔木类、灌木类、草类植物。根据水利普查成果，小流域侵蚀面积为2.14km2，全部为轻度侵蚀，占总面积的比例为18.77%。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GIS设备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其放置在GIS设备附近，采用太阳能电池充电、内置蓄电池供电，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通过其内部放置的电化学传感元件和红外气体传感元件使其检测功能更加的全面，效率更高。实验表明，本装置设计合理、具有测量速度快、准确度高、实时性好、系统稳定性好等优点，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为了彰显日本优越论，天皇制及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古典文化成为军国主义者大书特书的对象。浅野晃这样认为恢复日本古典文化的意义：“今天的文学必须是为了认识作为民族的、日本人自己的文学，所以要强调他不是世界的，个性的、阶级的，而是国民的东西……必须恢复肇国精神，以此教谕国民的战斗精神。”[6]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M].青岛出版社，2014.(P207)日本军国主义作家以组织“古典近卫队”为己任，在赞美皇室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悲剧英雄的同时，极力鼓吹回归经典[7]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P514)。其中以保田与重郎、芳贺檀、浅野晃等为代表，发表了诸如《国学与古典论的展开》《古典复兴与攘夷精神》《古典美卫队》《古典精神》等赞美皇道神话和皇室美学的作品。作为“勤皇文学”的积极分子，1941年，保田与重郎、影山正治与浅野晃创刊《日本风》，鼓吹浪漫性的神皇思想。翌年，保田与重郎、芳贺檀、浅野晃、林房雄在《我思故我在》杂志发表《赞日本辑》，狂言“谨奉行圣者，贯彻圣战主义，誓忠诚于皇军，以铁石意志完善言论国防体制。”[6](P222)同年5月26日，成立文学报国会，公开宣扬“与美英决战，把全日本文学者的力量集结起来，为宣扬皇国文学理念贡献力量。”[8]思想戦の完勝へ，突掣するペンですの戦士[N].朝日新聞.1943年4月9日，載入江德郎他編，新聞集成昭和史の 言正言，第17卷.(P143)至此，日本恢复古典主义与狂热的国粹主义达到了顶峰。
总之，从已知定性分析结论:蓝色越浅，越接近黄色，代表任务越稀疏，该区域离中心城市越远，则价格越高；从定量分析结论:任务与其所属区域中心点的距离Ri变化最大，说明距离对定价的影响是最大的。从两者分析几乎相同的结果可知距离的确是对价格影响最大的因素。从纯理论上分析也应该如此，在经济发达的繁华地区，会员数众多，即使任务也相对较多，但依然不能减少竞争的压力。在偏远的郊区，任务数就很少了，而且距离较远。每个会员都会首先从自身利益考虑，若不是有利于自身，谁也不想去偏远的地区做任务。所以升高偏远地区的任务价格，就成了鞭策会员去完成任务的内在驱动力。
冈仓天心强调的回归日本文化传统的主张曾是狂热追求“欧化”的明治社会的一剂制冷剂。日本回归传统，固然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国民文化自信的提升大有裨益，但一味强调日本文化的的优越性极易陷入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结。而事实上，在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历史浪潮中，强调日本艺术的古典性已经演变为“确保和显扬民族值得夸耀的感觉，就是企图通过古典宣扬日本民族的所谓‘优越性’，确立‘日本主义’”[1]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P515)。在日本意欲称霸世界的疯狂行动中，日本传统文化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成为东洋文明的代表，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日本精神不但能够唤醒大东亚诸民族，并且会凌驾于世界精神之上。”[2]横山大观.天心岡倉党见三先生[M].转引自清水恵美子.吉成英文氏所蔵岡倉覚三書簡横山大観講演録[M].五浦論叢:茨城大学五浦美術文化研究所紀要(16)，2009.(P105)正是在这种回归传统的导向中，天皇制成为日本的独特标签，也成为冈仓天心及战时军国主义者的着力之处。
结语
总而言之，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受到了维韦卡南达“亚洲一体”思想的启发。但与维韦卡南达注重区域融合所带来亚洲一体化相异，冈仓天心更重视“亚洲一体化”下的“一国独大”。这一视角差异最终使得二人在结论上南辕北辙。维韦卡南达坚持继续开放包容地壮大东方文明，而冈仓天心却着眼于日本是东方文化集大成者的优越性，极力塑造日本是亚洲领导者的形象，力图构建日本天皇领导下的亚洲联合体。冈仓天心把维韦卡南达兼收并蓄的“亚洲一体”变成了日本一国妄自尊大的“亚洲一体”，使包容开放的世界主义变成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的内核下，是冈仓天心对大和民族和日本历史优越性的高度宣扬，对明治天皇的大声赞颂，对日本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的狂热推崇。因此，冈仓天心成了极端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感指导下，“亚洲一体论”最终指向为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努力的野心。如果说冈仓天心对西方势力还有所忌惮的话，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者表现出更大的野心，即“‘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欲在东洋寻求霸权的双重角色，即既不允许西方的权力，也不允许亚洲诸如中国和印度的权力涉足东洋区域。”[3]Acharya Amitav.Asia Is Not One[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vember，2010，Vol.69，No.4.(P3)
日本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根植于传统，而传统本身必须现代化……如果日本文化传统不以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先决条件，促进本身的创造性转换，完善日本传统文化的主体，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就会压抑西方科技文明和民主主义，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或者导致现代化的畸形发展。”[4]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P311)冈仓天心要求亚洲各国的觉醒要基于亚洲传统文化，事实上就是要将其统统归于日本传统文化的领导下，而这种未经转化的传统文化最终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羁绊。如同盛邦和先生所讲：“国粹精神的‘非理性延续’与‘恶应用’，催生出民族主义与侵略主义的畸形怪物，如武士道的膨胀造成尚武立国侵略政策的出台，神道‘八纮一宇’思想的弘扬更为近代军国主义者壮胆撑腰。细查日本近现代侵略思潮的形成，实与日本国粹精神丝缕相连，早已被历史所证，形成不争事实。”[5]盛邦和.透视日本人[M].文汇出版社，1998.(P124)冈仓天心思想不是被利用，而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From Cosmopolitanism to Mikado System：——A probe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Okakura Kakuzo's“Asia is one”
Du Xiaojun Yan Xiaoyan
作者简介：
杜小军（1970—），男，山西省太谷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化及中日近代化比较、日本经济史。
闫晓艳（1992—），女，山西省方山县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史。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战后日本的“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项目编号：17JJD770010）。
（责编：高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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