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把《大学》的“格物近道”改进到“格物合道”，格物由“近道”理论转为“得道”方法；王阳明把格物作为道德修养的“得道”工夫；王门后学把格物作为切己的身心工夫，更加突出个人的主体作用。
关键词：格物；《大学》；得道；工夫论
朱熹认为《大学》是曾子所作，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学思想体系中并没有理气二元论的表述方式。至宋代道学时期才有理气二元论，张岱年先生认为理气论之大成者是朱熹，朱子的理气论是中国哲学中最缜密最有条理的本根论系统。[1]朱子以理气论为《大学》作注，必然对于“格物”思想的解释有道学的意义，以明确的理气论知识作解释更易于学者准确地认识道、求道，避免少走弯路、错路。并且朱子的解释一直到现在的学术讨论，其重要性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正是由于这种新的解释方式能更好的理解“四书”，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后来逐渐发展为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标准，影响了中国社会几百年。宋代的“四书升格运动”把《大学》的地位大大提升，至此之后，儒者对格物思想的讨论才愈渐丰富。而作为宋明道学开端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程颐，他的格物思想被朱熹继承发展，在义理思想上提高到了与其地位匹配的位置。因此，分析对比《大学》文本释格物和朱子释格物的不同含义，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像任继愈所说，朱熹的《大学章句》成功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给以新内容，虽不能说符合古代曾子的原旨，却适应宋明社会的需要，所以能维持八九百年不衰。朱熹的结论，今天未必可采，但朱熹走的道路、继承和创新的方法值得借鉴。[2]
关于《大学》中的格物思想，历来讨论众多，至晚明时期，刘宗周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刘宗周全集》第1册)。发展到现在，已有不下于百种说法。了解所有种类的说法并不有益于求得圣贤之道，皮锡瑞认为:“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3]因此采取简明扼要的手段，在《大学》格物本义的基础上，对朱熹、王阳明等人的主流格物思想进行集中探究，或可以为现代的“格物之道”提供借鉴意义。古往今来，作注的方法基本上是用章句训诂、义理阐发、以经解经这几种方式。以郑玄为代表的经学家用训诂解释格物，郑玄训格为来，物为事，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恶物，格物则是因人的好恶来对待事。钱穆认为这种解释就说成了“格物在致知”，汉儒已经失去了格物的意思。[4]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理学家则用训诂、章句与义理结合的方法解释格物，下文将详细分析。以章太炎、钱穆为代表的近代学者用《礼记》中《乐记》的思想来以经解经，任蜜林先生已在《<大学>本义试探》一文中指出这种方式不能让人信服。[5]受任先生启发，要明白《大学》之道与格物的原意，以《大学》文本解释格物或许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
一、以《大学》文本释格物：格物近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4)上层模型根据反馈重新计算分时电价。重复步骤(2)-(4)，直到满足下述迭代条件之一：a)下层模型目标fk足够小(fk<δ，本文中δ取0.1 MW2)；b)迭代次数达到上限。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6]
笔者认为分析《大学》中格物的意思的突破口在于：“致知在格物”的表述方式为什么不是依循前文表述为“欲格其物者，先致其知”。这表明在时间上，格物与致知没有先后之分的，格物与致知是要结合在一起的。与上文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联系在一起,用互文的修辞方法理解就是：物(事)有本末(始终)，能知道这种先后状态，就能接近道了。物有本末，格物就是明白物的本与末，事的始与终；知所先后，致知也是知道物的本与末，事的始与终。因此，格物与致知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如果表达为“欲格其物者，先致其知”就会把致知在时间上的顺序突出，先致知就有只讲致知的阶段，就会变得在实际中没有可致之处，所以必须以物与事为致知的对象。如果把格物写成格物格事，就能与上文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很好地照应了，也不至于后世理解出多种说法。笔者推断，这是因为文本既要阐发格物的基础性，又要考虑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两个字的动宾词组结构模式，格事物与格物实际并无二致，因此在后文中就只叫做格物了。再者，《辞海》中解释“物”主要有事物、物质两种意思：事物主要强调事，物质是与精神对应的物。[7]物本身就有实际存在之“实物”，在训诂中也常被训为事。格物的物是包含了物与事的两种意思，所以前文讲“物有本末，事有始终”，与后文只讲格物是一致的，合乎全文逻辑的。格物与致知的关系就与朱熹论述知行关系相似，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8]，(朱熹对待格物与致知的关系并没有这种表述,这里只是借助知行关系来表达《大学》文本的意思。)《大学》中以格物为先，致知为重是从逻辑上分出来的顺序，所以在《大学》中“致知在格物”之后就是“物格而后知至”。物格与格物的意思不同，物格是在真切地格物致知之后的状态，就没有“悬空格物”的意思了。
朱子把格物的认知内涵丰富到了得道的层面，在实践方面就与《大学》文本的“八条目”修养方法不同了。笔者分析这可能是到宋代已把内圣外王之道合为一体有关，而不是像之前的儒家那样，把内圣与外王分开，而是降低了外王的要求，内圣外王更容易合为一体。先秦时期去周不远，以《大学》文本来理解应当注意到当时学习圣人之学的学者仍有把圣人得君王位的理想作为“外王”，而之后的封建帝制成形之后，圣人实现外王不可能成功了，外王的涵义就被解释为有益于社会这种低一级别的层次实现，也更容易做到。在先秦是“圣王分承神明，亦即分承道术”[21]。“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庄子·天下篇》)，这个“一”是指圣人，这里的圣人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庄子·天下篇》)。内圣与外王世分开继承道与术的，在圣人身上才能合一。在朱子的哲学体系有理气论、知行论、太极动静等一体两面的思想基础，顺从这个思想模式，再结合“理一”的宗旨，内圣与外王的境界也应当统一起来。内圣外王统一之后就不必再走《大学》中的修养实践步骤，通过明白、践行“天理”也可以得道成圣。朱子把“明德”解释为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具万理而应万事者；解释“新民”为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解释“至善”为事理当然之极[22]。明德、新民、至善都是理一的一面，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种天理最高的表现是很难直接到达，只能从现世事物中循序渐进，故“三纲领”未被朱子突出，而突出“格物”，并且直接理会理一就是朱子批判陆学的弊端。如：“江西学者偏要说甚自得，说甚一贯……尝譬之，一便如一条索，那贯穿底物事，便如许多散钱。须是积得这许多散钱了，却将那一条索来一串穿，这便是贯。若陆氏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索，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朱子语类》卷二十七)所以朱子的修养方法是从分殊处做起，如程颐讲：“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程氏遗书》卷十八)朱子自己的比喻是：万事万理好像一大堆散乱的铜钱，所谓贯通即如同用一根绳索把铜钱全部贯穿起来。“所谓一者对万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寻，须是去万上理会。”(《朱子语类》卷二十七)所以朱子把得道的方法放在“万”(格物)上，而不在“一”(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上。与《大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实践工夫相比，即物穷理以至极而后豁然贯通与理合一的工夫是进步的。
书中给读者留了几个对比，其中一个就是小怜，小怜出身更低，是个丫鬟，而且是个被大公子凤举垂涎的丫鬟。小怜在陪主人看戏时巧遇春江，于是迅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下人中的偶像。这就不得不说同名电视剧中的败笔，小怜作为清秋的对照，其婚姻生活是美满的，并不存在所谓的悲惨结局。其他的如：八小姐梅丽与傧相谢玉树，富家女吴蔼芳与学生卫璧安等等，都是贫富差距较大而走到一起的例子。这些姻缘在书中没有做最后交待，却留下了足够读者遐想的空间。
朱子的格物补传为：
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故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格其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29]
二、朱子释格物：格物合道
但是这样解释也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格物就能近道，为什么还要讲致知、诚意等八条目。这里简单辨析一下近道与得道，笔者认为《大学》文本表达的得道路线有这样一种可能：格物近道，近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道”的情形，因此需要知“道”；由“知止”知“道”,知止的终点是止于至善；知止之后定、静、安、虑、得，最后便能得道。任蜜林认为，“格物”“致知”即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所以下文不说“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说 “致知在格物”。盖三纲领密不可分， 故这里言 “在”而不言 “先”。“格物致知”和“三纲领”都是对于“诚意”来讲的。只有这样，“格物致知”才能与后面的“正心”“修身”贯通起来。[11]笔者虽不认同“格物”“致知”是“三纲领”，但对“三纲领都是对于诚意来讲的”是赞同的。“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即是由知“道”到得道的转化，因此也就比较好理解把“壹是以修身为本”作为这一段的总结语了，其重要性不得而知。强调修身为本也与儒家的入世关怀有关，因为从修身开始才算真正对社会层面有所贡献了。重视修身同时也可以看作儒家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身也是由内圣转到外王的外在表现形式。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14]
2)户用沼气池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评价是研究沼气生产过程对环境的负荷进行评价的客观过程，重点研究了沼气池全生命周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对于使用沼气所取得的环境生态效益在该研究中没有提及，因此没有在文中讨论沼气替代电、液化气、煤碳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在讨论沼气经济效益的这一部分时，由于农村户用沼气CDM项目还很少,因此也仅考虑了所产沼气燃烧所带来的能源替代效益和沼气发酵残余物沼渣沼液的肥料替代效益，没有考虑在国际市场出售沼气替代电、液化气、煤碳的温室气体可以获得的额外资金收益。
《朱熹大辞典》中指出朱熹的“格物”之说包括“即物”“至极”，而且“格物”又是“穷理”，是“明其物之理”、“即是物而求之”和“必至其极而后已”的综合。[15]陈来认为，按照朱熹的哲学，必须从即物、穷理、至极三个方面综合地规定格物。[16]许家星认为，朱子“格物”是成圣之学，“即物”针对离物求理的佛老异端，不求物理仅知求诸本心的心学；“穷理”指向辞章诗赋之学，批评其流于性情风月之抒写，丧失了文以载道的性质，实为无益身心之学；“至极”针对浙东功利之学，虽讲究治世之身学，然而多流于外在事功末流，陷入无本之学。[17]可以看出，无论是朱子本人的著作中还是后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朱子的格物都是包括即物、穷理、至极三个方面。朱子格物思想的认知方面，是有完整的得道认识方法。格物补传中除了格物的即物、穷理、至极三个方面外，还有贯通的一面(“而一旦豁然贯通焉”)，贯通就是认识到理一，在认识层面也就有了圣贤的思想内涵。张立文先生认为：“从积累到贯通，既不是神意，也不是人为，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18]贯通之后的认识层面在格物补传中也有提到，那就是“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大学》文本中有：“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仅从认识层面上看，知本就是知道了物的本是“道”，经历了即物、穷理、至极、贯通的知至，知本而知“道”就叫作知之至，笔者称之为得道，“此谓知本”就有了充分的内涵，而不能如程子所言是衍文也。朱子的格物从认识层面上看，就是格物到物格的认识过程，这是认识论上的丰富。朱子格物思想的认识论即是格物得道，配合工夫论修养就是格物合道。在认为朱子的格物是成圣得道的方法方面：赵峰认为从理论上讲，格物、克己或者涵养，任何一件工夫推达极致，都可以得道；[19]许家星认为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20]
朱子把“格物”作为完整的得道认识方法与实践工夫，与《大学》的得道方法相比，不同之出在于：《大学》已经明白物是道之末，而把格物致知当做近道的理论知识，从诚意开始做修养工夫；而朱子明白道是物之本，直接通过即物得道，在认识上把格物丰富为即物穷理以至极而后贯通与理合一，在实践工夫上把格物落在具体事物、日用人伦上，从格物开做修养工夫，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实践之学。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认识到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物”，但却采用的是两种得道方法：《大学》采用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螺旋式上升的由物得道方法，朱子采用的是“即物、穷理、至极、贯通与理合一”直线式上升的即物得道方法。朱子把得道之方从《大学》修齐治平的步骤中解放出来，突出格物的认知积累贯通和个人道德修养践行的重要性。个人的德行在社会实践中能够给民众起引导示范作用，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意义重大，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而受到官方的推崇。但是由于其通过知识的积累贯通途径来得道，以天理制约人欲是从外而内的修养方法，对个人德性的践行不能很好地突出自主自觉性，所以王阳明对格物工夫还可以在个人主体上进行改良，以致良知的理念发明本心的良知良能。
任蜜林从《大学》文本本身寻找“格物”的答案，认为物是明德，格物是明明德。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的“明明德”是明天下人的明德，格物是明自己的明德。[9]这样理解所产生的问题就是：对明明德可能有强加解释的倾向了，准确性值得商榷。因为根据这种理解，明自己的明德是自行明德，明天下人的明德是使他人明德，自己为他人做修养工夫，这是不可能的。《大学》以修身为本，都是讲修自身，而不是修他身，这种只承前的解释方法颇有不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这句中的“于天下”表示的意是是把明澈之后的明德实际展示给天下，让明德有益于天下。因此，笔者认为《大学》文本中格物的“物”即是大学之道的“道”的形而下之体现。结合“格物致知”、“物有先后，事有始终”，道与物的关系是道是本、是始，物(事)是末、是终。张岱年先生认为格物的格是度量，格物即是度量物，即是对物加以审衡而分辨其本末先后。[10]训格为度量，就有辨先后的意思。格物就是明白道为本、物为末，物的本是道，道的末是物，“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谓格物近道。
在目前制剂是可以自主定价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患者利益、医院利益的相统一，制剂的定价仍必须在成本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建立制剂成本的预测体系，对制剂生产、定价随时提出预警，为制剂精细化管理及决策提供依据，是制剂财务管理的重要方向。
朱子把格物思想改造成得道的完整方法并没有什么对错可言，只是为了适应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需要以及便于学者学习体认天理。再者，宋儒的道学正是以章句、训诂之学为对立面的，[23]不注重章句本来就是其特点，去除繁琐的践行过程而直接以格物致知得道是朱熹发展出来的一条道路，虽然有伤《大学》文本的实践途径，但也注意到整体的贯通，朱子在《大学章句》也对其他条目也做了疏通工作。至明代王阳明释义格物就直接丢弃了《大学》文本的逻辑联系，把格释为正，物释为事。按《大学》文本解读，正事与正心的先后关系就错乱了，正事与致知的先后关系也颠倒了，所以陆王一脉的工夫就落在诚意处贯通了，即“《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王阳明：《大学古本》序)。这都表明宋明的经学都是以疏通义理为主要，把《大学》改造为适合自身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仅从对“格物”概念的解释来看，朱子在《大学》的基础上把“格物近道”改造成“格物得道”在认识论上是丰富的，是格物到物格的认识过程；在实践工夫论上是进步的，是即物穷理以至极而后豁然贯通与理合一。朱子的格物得道是从分殊处入手，以求物与理合一贯通而得道，是以身外天理求道的过程，对个人的行为具有规范的指导意义，即言：“格物合道”。
《基础会计》课程最大的特点是理论性强，教师可能因为这个特点，运用讲授法进行讲课，学生在被动的学习状态下，不能激发学习动机，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要求。
三、王阳明释格物:格物体道
郑玄训格为来，物为事，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恶物，格物则是因人的好恶来对待事。钱穆认为这种解释就说成了“格物在致知”，汉儒已经失去了格物的意思。王阳明把致知解释为致良知，错误的地方也是在“格物在致知”[24]。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有这个问题，可以先通过王阳明的《大学问》来了解：
对于药耗的管理，首先应该规范和完善药剂采购和使用机制，建立健全药剂采购、验收和使用制度。其次药剂采购计划必须结合生产计划编制，合理储备，并根据生产工艺动态调整。还应具体做好以下2个方面的工作：
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25]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格物是为善去恶的修养工夫，致知就是致本体的良知。王阳明的即本体为工夫的心性修养方法更为重视本体的良知，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工夫修养。良知是“道”，致良知是体道的方法，格物反而成了致良知之后的存善工夫，所以钱穆先生才会叫作“格物在致知”。
土建基础施工中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应用…………………………………… 罗家盛，胡景娟，杨永昕（12-53）
从四句教也可以看出格物是为善去恶，致知是致良知，也就是知善知恶。从工夫次序来看也是先知后为，所以格物的核心在阳明学中就是致知、致良知，以心体道的工夫。陈来先生在《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中也得出：从经典学的立场来看，阳明哲学终究还有一些内在难题没有解决，即致知→诚意→格物与《大学》本文的格物→致知→诚意的工夫次序有所不合。[27]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6]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有说到：格物，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28]而“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这里就直接把格物等同于致良知了。
在《〈大学古本〉序》中，阳明把格物、致知、诚意的关系总括为：
总的看来，《大学》中的格物是明白物(事)的本末关系，物是道的形而下之体现。作为思孟学派的道统一贯性而言，认为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大学》与《中庸》的密切联系也体现在形而上学思想之中。《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与《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都是形而上学思想的体现，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中儒家的道德意识(亦作忧患意识)引发的天人关系是天道、天命向下贯注于人[12]，即可以从大学之道和天命中找到形而上的实体，朗现儒学最重要的哲学部分。在王路先生看来：“不研究形而上学当然是可以的，研究自己喜欢的某一种加字哲学也是不错的。但是一种脱离或缺少关于形而上学思考的哲学要求，却一定是有问题的。”[13]对于形而上学的重视这方面，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是共通的。明白物之本末(事之始终)也就是明白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物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格物是明白物的本末关系，就是偏向于对“道”的理论认识层次，是近道之道，此谓格物近道，而得道就需要知“道”以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法。
可见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格物、致知、诚意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格物工夫与致知、诚意工夫同时在做，更重要的是“求之于内”的致知，但又不能离开“求之于外”的格物。“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30]，“物格则致知意诚”，知致、物格与诚意同时达成，要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在王阳明格物思想中也是成立的，所以格物的核心是往内向的致良知。
王阳明的格物思想是致良知、为善去恶、正心诚意，都是“心”上修养工夫，强调的是心的道德先验性、可发动能力。在格物的实践上，与朱熹的以身外的天理规范人的行为不同的是，王阳明以身体内的良知指导人的行为。朱熹、王阳明对于格物的认识论丰富都是由知“道”到得道，朱熹从万物分殊处格物穷理，王阳明从万物一体处致知穷理，不同的是朱熹的理是形而上的天理，王阳明的理是本心良知。朱熹的穷理践行工夫是以人的行为规范去合乎伦理道德，谓之合道；王阳明的穷理践行工夫就是以人内心的良知本体指导外在的行为，谓之体道。
王阳明真正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结合王阳明的个人经历，可以知道王阳明的格物工夫是经历过诸多生死考验磨练，对于世人而言就不仅是简单的读书学习、践行道理。如王龙溪所言：“先师之学，幼年亦从言入，继而从静中得悟，其后居夷三载，从万死一生中练习过来，始证彻悟。”(《龙溪会语》卷四)王阳明在吉安起兵应对宁王叛乱时有记载：“我自用兵以来，致知格物之功愈觉精透。……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对境应感实用力处，平时执持怠缓，无甚查考，及其军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体精神只从一念入微处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检，一毫容不得放纵。”(《王畿集》卷十三)面对的是“今之利害毁誉两端，乃是灭三族、助逆谋反，系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与宁王同谋，机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齑粉，何待今日？动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万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王畿集》卷十三)这种境况，“此处致得，方是真知；此处格得，方是真物。” (《王畿集》卷十三)然而世人不可能都会面对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因此对于真知的把握就有不同，走的工夫修养方法也就不同了。王门后学中，龙溪以为“见在良知”，不必刻意做工夫；念庵、双江则反对“良知见在”，强调主静归寂、收摄保聚。
从图3可以看出，在低频区，出现斜率接近90°的直线，表明该电极材料具有较好的容抗性能；在高频区，半圆直径约0.18Ω，说明电容器具有较小的电荷转移阻抗；曲线与阻抗实轴的焦点表示溶液欧姆电阻，该电极材料的欧姆电阻为0.26Ω，说明电容器具有非常小的内阻和rGO电极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
就整体而言，阳明的格物体道方法工夫内容简单，致良知即可；工夫易于操作实行，以本体良知指导行为。再者《大学》者，是对于《小学》而言的，朱子在《大学》修养方法中没有提及“敬”，原因是“敬已就小学处做了”。[31]而王阳明补小学工夫是用静坐这一简洁的方法，“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一段工夫耳”。[32]因此更容易被世人所接受，符合世人能够方便得道的想法。相对朱熹的系统性学问和修养工夫而言，朱熹的方法有可衡量的标准，以往圣的言行为参照，王阳明的“体悟所得”就没有可依靠的标准，就如陈来先生所言：内心神秘体验作为道德修养的一种方式是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可靠性的。[33]自朱熹把格物解释到有了得道内涵之后，对后人的格物工夫提升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王阳明格物思想的优点是更加突出道德主体性的作用，以良心自觉的“致良知”作为修养方法，这对于改进格物思想而言是更贴近社会生活的需要，简易高效。
四、淮南格物说以身量物与刘宗周释格物慎独为始
王艮注意到了《大学》中的“物有本末”，格物就要先了解什么是本末。王艮认为《大学》中的“一是以修身为本”就是身是本，他说：“是故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明儒学案》卷三十二)。“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同上)，这就是万物一体是一物、是末。格物就是“絜度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末治者否矣’”(同上)。以本衡量末，这是以己身量度万物，身还是有阳明良知本心的意思。但是由于王艮把身看为万物的本，因此他认为己身是最重要的，保存好自己的生命才能发挥更多的能量。
从王艮的淮南格物说可以看出，阳明偏于主观性的格物思想不太容易被理性思考者完全接受，所以他们会从《大学》文本去发掘格物本义。王艮把身作为万物之本，把“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错误理解为“身为本”，没有注意到而是“修身为本”，修身为本是相对治国、平天下而言的，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据。因此，格物是以身正物也就得不到正确的意思了，不过王艮的“贵身”思想在儒学史上的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刘宗周认为：“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曰‘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为末’。予请申曰：‘格知诚意之为本，而正修齐治平之为末。’”(《明儒学案》卷六十二)可以看出，刘宗周从身心修养这个角度是肯定淮南格物说的，格就是知身是本，知家国天下为末，格物致知诚意是本，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知本的格就是重本轻末。刘宗周认为“格物即格其自身之物”，是把格物首先作为身心修养来说得。“隐微之地名曰独，……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物之始事也。”(同上)可以看出，独为本，物为末，格物从慎独开始。陈来先生有总结，朱子把大学之道归结为“格物”，阳明把大学之道归结为“致知”，刘宗周则把大学之道归结为“慎独”(诚意)，他的这种思想，比起朱熹来，明显属于心学的范围。[34]
从刘宗周的格物思想可以看出，心学一脉的格物思想特色都是突出个人的主体性，特别强调做自己心上的工夫。从大的方面看，刘宗周以格知诚意为本，正修齐治平为末，格物为重本轻末；从细的方面看，独为本，物为末，格物从慎独开始。刘宗周的格物思想已经引入了较为精致的心性工夫，以《中庸》中的慎独为主，同淮南格物说一样，以身为本，认为身更重要，这样产生的问题是格物已经是正心修身了，在经典学解释上还是有问题的。
以朱子为代表的“以物为主的格物思想”和蕺山为代表的“以己为代表的格物思想”进行比较，朱子在格物思想之中未尝不可以加入心性修养工夫，只是朱子的心性工夫主要体现在《中庸》的“已发”“未发”之中，对于《大学》《中庸》两篇朱子都从认识层面作出了疏解，而不像心学一脉交融互解求简便，反而心学一脉喜欢用此来说明朱学的“支离”，学者在此当分辨清楚。这表明格物思想在经过朱熹、王阳明等权威解释之后仍在不断地发挥义理，格物思想在儒学体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时俱进地理解格物思想也是学者不断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
刚刚入秋的时候，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专题研究部署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也召开管理层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确保油气储量产量。
参考文献：
[1][10]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7.119-755.
[2]任继愈.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01):3.
[3]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 2011.93.
[4][24]钱穆.四书释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7.264.
[5][9][11]任蜜林.《大学》本义试探[J].哲学研究, 2011(08):65-67.
[6][14][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11.4-8.
[7]夏征农.大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词语卷：3735-3736,哲学卷：180.
[8][31]黄士毅编.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165-345.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20.
[13]王路.形而上学的实质[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147.
[15]张立文主编.朱熹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253.
[16]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 2010.340.
[17][20]许家星.真知格物,必成圣贤—朱子“格物”解发覆[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05)：27-34.
[18]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307.
[19]赵峰.朱熹的终极关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65.
[21]谭戒甫.庄子天下篇校释[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4.2.
[23]陈来.宋明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77-420.
[25][29][32]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M].北京:中华书局， 2015. 176-1118.
[26][28][30]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7.31-291.
[27][33]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 2009.179-470.
收稿日期：2018-12-13
作者简介：聂威(1992-)，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中图分类号：B 24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19)01-0075-(06)
DOI：10.19717/j.cnki.jjus.2019.01.017
(责任编辑吴国富)
标签：朱熹论文; 大学论文; 工夫论文; 朱子论文; 良知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明代哲学(1368~1644年)论文;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