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帛书《易传·缪和》解《谦》卦，为申明《谦》卦所强调的谦恭、卑处之思想，每每以舜、禹等圣君之事迹相比附。舜、禹等行事极为谦下、卑处，但最终却能广致万民、君临天下，其手段与结果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出发，清华简《保训》的“三降之德”之“降”当理解为“下”或“谦下”，而“三”为虚指复数，故所谓“三降之德”当指舜这样的圣君能多行卑恭、谦下之德。舜之能“降”与尧之“克攘（让）”、禹之苦劳、文王之“卑服”含义一致，都强调卑恭、处下才能成功，传统上多认为这是儒家的所谓“道统”，但道家思想实亦与此多有关联。
关键词：《缪和》；《保训》；舜；三降之德
一、帛书《缪和》所见舜、禹之卑恭、谦下的行事风格
《周易》中的《谦》卦非常强调低调、谦恭的思想，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在今本《易传》如《彖》《象》及《系辞》中均有反映。但要说如何低调、谦恭，以及这样的低调、谦恭又是为谁设计则颇不易明。因为今本《易传》无论是《彖》《象》还是《系辞》，虽则是解“经”之“传”，但都比较抽象，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人和事。能弥补这个不足的，是帛书《易传》。帛书《易传》诸篇通过弟子与先生问对的形式，详细讨论了《周易》一些卦的卦、爻辞，其中对有些卦还反复讨论，显示了帛书传易者明显的偏好。比如对于《谦》卦的讨论就属浓墨重彩：除了《二三子问》篇围绕《谦》卦卦辞的讨论，《缪和》一篇，还以庄但、张射等与“先生”的问答的形式，非常详尽地讨论《谦》卦之九三、初六与该卦卦辞，仅此一篇涉及《谦》卦的讨论即达千余字：论述之深入详尽，在整个帛书《易传》中可以说都是非常少见的。更为难得的是，帛书《易传》不但有非常具体的师徒问对这样的情景，而且其中所论《谦》卦的卦、爻辞，还每每比附以具体的人事，较之今本《易传》明晰不少。本篇小文要重点讨论的是《缪和》篇弟子庄但与先生的问对，因为其中直接以古之圣君舜来比附，其结合《谦》卦关于舜立身行事的讨论，对我们思考前几年清华简《保训》篇中同样涉及舜的所谓“三降之德”很有启发性。为讨论方便计，先将《缪和》篇庄但与先生的问对内容移录如下：
庄但问于先生曰：“敢问，于古今之世，闻（问）学谈说之士君子，所以皆技焉劳亓四枳之力，渴（竭）亓腹心而索者，类非安乐而为之也。以但之私心论之，此大者求尊严显贵之名，细者欲富厚安乐之实。是以皆技焉必勉，轻奋亓所毂幸于天下者，殆此之为也。今《易·嗛》之初六，亓辞曰：‘嗛嗛君子，用涉大川，吉。’将何以此谕也？”子曰：“夫务尊显者，亓心有不足者也。君子不然，唿焉不自明也，不自尊也，故能高世。夫《嗛》之初六，《嗛》之《明夷》也。圣人不敢有位也，以有知为无知也，以有能为无能也，以有见为无见也。憧焉无敢设也，以使亓下，所以治人请，技群臣之伪也。‘嗛，君子’者，夫古之圣君，谦然以不足立于天下，故奢侈广大游乐之乡不敢渝亓身焉，是以天下然归之而弗猒也。‘用涉大川，吉’者，夫《明夷》，《离》下而《坤》上。坤者，顺也。君子之所以折亓身者，明察所以貌人者□纽，是以能既致天下之人而有之。且夫《坤》者，下之为也。故曰‘用涉大川，吉’。”子曰：“能下人若此，亓吉也。不亦宜乎？舜取天下也，当此卦也。”子曰：“聪明睿智守以愚，博闻强识守以浅，尊□贵富守以卑，若此，故能君人。非舜亓孰能当之？”①
庄但的疑问主要针对《谦》卦的初六爻辞“嗛嗛君子，用涉大川，吉”，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氛围似乎格格不入：当时的情况是“大者求尊严显贵之名，细者欲富厚安乐之实”，大家都去追求显贵安乐，《谦》卦初六爻辞却说“嗛嗛君子”，才能“吉”。先生的答复是：“君子”不是这样的。然则君子应该如何做呢？“君子不然，唿焉不自明也，不自尊也，故能高世”，所谓“不自明也，不自尊也”，即不要自吹自擂，自伐其功，而要突出谦恭、退守，此与《老子》第22 章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可谓一致。《老子》一书向以谦恭、退处为基本的取向，所谓“不自明”“不自彰”“不自矜”云云即为显例。帛书《二三子问》还引孔子语解《谦》卦的卦辞“谦，亨，君子有终”之“君子”时说：“好善不伐也。夫不伐德者，君子也。”所谓“不伐”和“不伐德”，同样是说“君子”为人谦恭、不自吹自擂。今本《系辞上》解《谦》卦之九三爻辞时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也是同样的意思。这说明《易传》古今本之间在此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这种强调谦恭、退处还比较含蓄的话，下文则更直接。“君子之所以折亓身者……”，“能下人若此，其吉也，不亦宜乎”,“聪明睿智守以愚，博闻强识守以浅，尊禄贵官守以卑”，所谓“折其身”“能下人”（能处人下），其谦恭、处下就更为显豁。今本《系辞上》孔子解《谦》卦九三爻辞时所说：“语以其功下人者也。”所谓“下人”，同样是能处人下，谦恭、退守之义。帛书下文还说虽然“聪明睿智”“博闻强识”“尊禄贵官”，但真正要守的却是“愚”“浅”“卑”，如此之类，同样是谦恭、退处，而且往复论证，较之今本《易传》，可以说清晰、详细了不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它提到了舜：“能下人若此，亓吉也。不亦宜乎？舜取天下也，当此卦。”明确说舜之所以能“取天下”，正是因为“能下人”，即谦恭、处下。舜的这种谦恭、处下就能成功的方式，《尚书·尧典》亦有证。其一则曰舜是“温恭允塞”，再则说“舜让于德”，“恭”和“让”均有低调、处下义。然则，舜“取天下”的风光与低调处事之间的反差是特例吗？非也。在帛书《易传》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例子同样是解释《谦》卦，但也强调谦恭、处下，而且每每也是以古帝王比附。比如，同样是《缪和》篇，另有弟子问及谦卦九三爻辞“劳嗛，君子又冬，吉”，弟子的疑问与庄但类似，那就是天下都喜欢“丰盈”，为何此爻说“劳嗛”反而“吉”？先生的回答与庄但之问类似，直接说“禹之取天（下也），当此卦也”，也是以禹这样的圣君设譬。那禹是如何“取天下”的呢？文中说“禹（劳）其四枝，苦亓思虑，至于手足骈月，颜色（黎黑），□□□□□□□□□而果君（天）下”，这个解释可能主要针对爻辞中的“劳嗛”，但能如此安于劳苦之事亦说明其人也是与舜一般低调、恭处的②。而且，先生前面还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以高下下”，即虽处高位又能谦恭、处下，这与舜的“折其身”“能下人”如出一辙，说明舜的成功法则确实不是个例。同样，《缪和》篇下文还提到弟子张射与先生关于谦卦卦辞的讨论。张射的疑问是“自古至今，天下皆贵盛盈”，但《谦》卦的卦辞却说：“嗛，亨。君子又冬。”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与前述庄但等相同。先生的回答虽没有以具体的古代圣君设譬，但观其主张，亦与上述舜、禹等类似，如“夫圣君，卑膝屈貌以舍孙，以下亓人”，“夫君人者，以德下亓人，人以死力报之”，“能盛盈而以下”，还以天地之道设譬“天之道，槀高神明而好下”，“地之道，静博以尚而安卑”，其中的“卑膝屈貌以舍孙”，可谓极尽谦恭、处下之能事，而“以下其人”“以德下其人”“盛盈而以下”“好下”都极言能“下”，此与上文舜的“能下人”惊人一致，都是说圣君于此能谦恭处下，放低身段，甘为人下，就能“亨”，且“有终”，其中的价值取向是不言自明的。
帛书《易传》极言舜、禹等是能谦恭、处下的古帝王，就我们熟知的帝王谱系来说，似乎少了尧，其实尧也是这样的。《说苑·敬慎》篇提到孔子与子夏讨论《易》的《损》《益》两卦，其中即提到尧，而且同样涉及《谦》卦及“谦”德：
10-苯基-6,7,8,10-四氢化环戊基并[b]吡咯并[3,2-f]喹啉-9(3H)-酮·DMF的合成和晶体结构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选取我院选出接受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患者26例，随机将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13例，本次研究是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后实施的，所有患者的精神状态良好，认知功能正常。其中对照组男6例，女7例，年龄53～86岁，平均（65.1±4.3）岁，观察组男7例，女6例，年龄51～85岁，平均（66.2±4.1）岁，通过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组合惯导航向角精度测试试验。为了验证组合惯导对掘进机航向角的测试精度，将组合惯导固定在如图8所示的定位精度为0.02°的三轴转台上，通过三轴转台转动模拟掘进机机身航向角的变化。试验过程中，通过三轴转台控制软件设置三轴转台转动到从0°间隔5°到20°，再从20°间隔5°到0°，每个角度测试10次取平均，得到航向角测试结果见表5，根据表5可知航向角测试误差在0.2°范围内。
二、说《保训》“三降之德”之“降”当解为卑恭、谦下
帛书《易传》及很多传世文献如此反复强调舜等古代圣君成功法则在于谦恭、能处人下，尤其是“能下”，不禁让我们想起前几年清华简《保训》中舜的所谓“三降之德”。为讨论方便计，兹将相关内容移录如下：
新鲜豇豆：购于重庆市永川区双竹农贸市场；泡菜水：实验室自制；泡菜乳酸菌：北京川秀科技有限公司；半乳糖醛酸、咔唑、对氨基苯磺酸、盐酸萘乙二胺、抗坏血酸、2,6-二氯酚靛酚钠盐等：均为分析纯。
昔舜旧（久）作小人，亲耕于鬲丘③，恐救中自诣，氒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氒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立（位）埶（迩）诣，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服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
《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子围郑……三月克之……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
文中舜的行事也颇与帛书《易传》相合。如说他“亲耕于鬲丘”，此与《缪和》所记禹的“禹（劳）其四枝，苦亓思虑……”之劳可谓一致。另外，《保训》还提到他“旧（久）作小人”，而我们知道，《周易》卦、爻辞中，常以“君子”“小人”对言：“君子”指统治者，“小人”指普通民众。前面《缪和》说：“君子者，夫古之圣君。”又有“君子之所以折其身”，而且“聪明睿智守以愚，博闻强识守以浅，尊禄贵官守以卑，若此，故能君人”。这里一方面以“君子”是统治者，另一方面，“君子”要成为万民归服的统治者，谦恭、处下，或者说先做低调磨砺的“小人”就是必由之途。下文还说他“身茲服惟允，翼翼不懈”，所谓“翼翼不懈”，可谓极言其恭敬、谨慎。另外，《保训》讲舜的这段话，学者多已指出其与《尚书·无逸》之间的关联④。《尚书·无逸》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之行事，从文词到语境可谓极为相近，且看：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不敢荒宁，嘉靖殷邦……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
(2)改进变化环节的控制方式和控制力度；①细化管理流程，分别从矿、科、队三级进行分类，对照变化环节性质覆盖率达到100%；②细化了组织程序，分别从时间、到位人员、组织措施均作了具体要求；③细化了奖惩标准，分步制定奖惩标准，实现奖惩平衡，突出正向激励；④建立变化环节目标化考核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周公告诫之语也主要是从《谦》卦发挥：既有《谦》卦的卦辞，也有《彖》传——这其实已经决定了其中“汤降”的语义背景：它同样也应该是宣扬恭敬、谦下的。“汤降”之后还力主“戒”，要求不要“骄士”，所谓不“骄士”，就意味着能“下士”“处下”。这与《晋语》所讲重耳的行事也是一致的。其中所谓德行广大守以恭、土地博裕守以俭、禄位尊盛守以卑、人众兵强守以畏、聪明睿智守以愚、博闻多记守以浅的六大谦德，以及非常具体的“衣成则缺衽，宫成则缺隅，屋成则加错”⑧，都可以说是能“降”、能“下”的典型案例。
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是遵照一定的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自清华简《保训》公布以来，所谓舜之“三降之德”向有多说。或指“三降”为“三隆”；或以“三降之德”为天、地、人三德；或读“降”为“愉”，因此解“三降”即“三乐”；或读“降”为“陟”，因此将“三降”理解为古代的考绩制度⑤。晚近曹峰先生对此问题重加讨论，提出两个方向：一是将“三降之德”理解为“美德降于民间”“舜多次降于民间之德”。另一说是认为“三降之德”就是“恭谨谦卑之德”，而且认为后一说可能性更大。在我们看来，曹氏所举两说的后一说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在这方面，帛书《易传》对舜等古帝王行事的记载，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据。当然，曹氏的“恭谨谦卑”，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为“谦卑处下”，尤其是“处下”“能下”是应该突出强调的。帛书《易传·缪和》所记舜之谦恭“能下”，提醒我们“三降之德”之“降”其实就应该理解作“下”或“能下”来理解。从训诂学上说，“降”训“下”本来就是常训。《尔雅·释言》：“降，下也。”《释诂》又将“下”“降”同训向下的动作“落”。《礼记·月令》有“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今“下降”直是同义复指词。《礼记·乐记》云“升降上下”，“升降”实与“上下”对文，“降”亦“下”也。典礼场合屡见的“升降”“降阶”“降拜”，其中之“降”均以训“下”为宜。《左传·昭公三年》提到“公室之卑”，举例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卑”正对于“降”，而“卑”亦“下”也。不只《保训》的“三降”之“降”当作“下”，文献中确实也不乏与此篇类似的“能降”或者说“能下”就能成功或得益的记载。如：
表情型文本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主要用于表达情感与态度。在商务文本这个大类别中，很少有用来表达情感与态度的文类。商务文本中，广告的目的并非艺术创作，但它有时也会通过创造性地表达情感与态度，来实现吸引潜在客户注意力，让其心动的效果。既然表情型文本的翻译传递的是“情绪”，那么译者在译文内容组织上的空间就更大。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阶者，知人也”。
该段明确提到尧是“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而且认为“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本出今本《系辞上》孔子解谦卦九三爻辞。所谓“允恭”“致恭”“待下”，其与前述舜的谦恭、处下如出一辙。而且，所谓“圣人不敢当盛”的言论，也与帛书《易传》不主张“丰盈”，“求尊严显贵”，“富厚安乐”等语境极为相似，说明尧的成功也是来自于能够谦恭、处下的。尧的加入，等于补齐了谦恭、处下的古帝王之谱系的拼图，再次说明帛书《易传》所记舜等古帝王能谦恭、处下确实不是孤立的。另外，由上述我们不时引《老子》来证尧、舜、禹等圣君都要卑恭、处下才能成功，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与道家思想存在明显的关联。这又要提到《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价：“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攘”即“让”也，“克让”即能卑恭、处下，而“嗛”即“谦”也。此处汉志对道家思想的评价把“圣君”、《谦》卦、卑恭三个要素可以说完全概括出来了，而这也是我们从帛书《易传·缪和》中读出的信息。传统上，学者习惯于把上述尧之“克攘（让）”、舜之谦恭、禹之劳苦、文王之“卑服”看成儒家道统的具体而微者，实则他们同样是道家思想的导源。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这两则材料的具体背景是这样的：襄公二十四年晋国的程郑很得晋侯宠信，做到了下军之佐的高位，但郑国的公孙挥来访时，他却向其请教如何才能“降阶”。这种反常的问题让公孙挥一时语塞，回国后向然明请教。然明虽然不看好程郑，但也提到“既登而求降阶者，知人也”，认为他是明智之人。而且，然明点出“降阶之由”在于“下人而已”，即甘处人“下”。一“下”字，正昭示“降”的意蕴，此与前述帛书《易传》中舜、禹等人的“能下”亦相一致。襄公二十七年晋国赵文子由郑之诸卿赋诗而泛论“七穆”，认为子展这一支应该是享世最久的，原因就在于子展虽为执政之卿，但“在上不忘降”，其地位之高和处事之低调、谦下也形成鲜明对比，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后亡”，其价值取向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在上不忘降”，其实即“在上”能“下人”。至于文献中径言能“下”而得益的例子就更多了：
公孙固言于襄公曰：“晋公子亡，长幼矣，而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谋。赵衰其先君之戎御，赵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贞。贾佗公族也，而多识以恭敬。此三人者，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谘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礼矣。树于有礼，必有艾。《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降，有礼之谓也。君其图之。”
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氒绪。（简4-简7）
《左传·昭公元年》：“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
《说苑·敬慎》篇周公在伯禽封鲁之际，专门告诫他，其中多有忧患之思。其中也引到了《商颂》的“汤降”典故：
僖公十二年因为管仲平戎有功，周王享之以“上卿之礼”，但管氏其人宁愿受之以“下卿之礼”，并于此受到很高的评价，“君子”甚至认为他“世祀也宜哉”。宣公十二年楚围郑，在郑伯已成阶下囚的情况下，楚庄王却最终赦之，原因就在于楚庄王认识到“其君能下人”，因此国运不可限量，也说明时人对“能下人”的评价是很高的。昭公元年的“嬖大夫”即“下大夫”，面对“子皙”这样的“上大夫”，“下之”就是应该的，反之则违礼。昭公三年则更有意思，公孙段（即伯石）本来非常汰侈、跋扈，但偶尔一次去晋国却把自己包装得“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所谓“敬而卑”，“卑”即“下”也，又是恭敬、谦下，由此晋君大悦，故多有赏赐。再次说明古人对于恭谨、谦下就能得益早就有广泛共识，后世往往把卑恭、处下视为《老子》思想的标签或发明，但《老子》其实只是“流”，不是“源”。
此外，关于“能降”，曹文重点讨论之《诗·商颂·长发》的“汤降不迟，圣敬日跻”也是很好的例子。关于“汤降”的“降”，郑笺云：“降，下也。”具体地说，就是“汤下士尊贤”，所谓“下士”同样说明能“下人”。一方面能“降”，另一方面又“圣敬日跻”，毛传解“跻，升也”：一“降”一“升”，这种反差也与舜行事的低调与最后的成功恰相映照。后来的文献也多是如此理解的，《国语·晋语四》提到当重耳流亡到宋国时公孙固向宋襄公进言：
《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
此段引《商颂》的“汤降”来比况重耳。然则，重耳是如何行事的呢？其中明确说他对于狐偃、赵衰、贾佗等三人是“居则下之”，也是说他能恭谨、谦下，即能“下人”，准此，则与“汤降”之“降”亦相契合。孔颖达为《商颂》作“正义”亦引到《晋语》此段，即明确以其中的“降”为“下贤”，也就是礼贤下士之义。不过，该段又说：“降，有礼之谓也。”然则，“有礼”何关乎“降”或者说“能下”？因为礼让的原则就意味着不争、谦恭和退处。前举《左传·昭公三年》说公孙段“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敬而卑”正对应着“礼”。下文的“一为礼于晋”，所谓“为礼”即指公孙段其人的“敬而卑”，而“卑”即“下”也。另外，《礼记·表记》引孔子语说“朝廷不辞贱”，“正义”谓“此广明为臣事君之礼”，处“贱”也是礼的原则，而“处贱”显与“处下”同义，也是强调谦恭、退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说：“将求于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⑥能先“下之”，倒是“礼之善物也”，再次说明在礼的背景下，能谦卑、辞让、“处下”是首要原则。
《左传·昭公三年》：“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之，授之以策……伯石之汰也，一为礼于晋，犹荷其禄，况以礼终乎？”
“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是以衣成则缺衽，宫成则缺隅，屋成则加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其戒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⑦
这段讲商周四王的行事，有这样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屡说他们“不敢荒宁”，其实即恭敬谨慎，这与《保训》舜的“翼翼不懈”非常一致；二是多说他们安于农事之劳，如“旧劳于外”“康功田功”，这也和《保训》舜的“亲耕于鬲丘”一致；三是还多提到这些圣王们与“小人”的联系，如“爰暨小人”“旧为小人”“小人之依”，下面的“怀保小民”之“小民”实亦“小人”，如此之类，与《保训》说舜的“旧（久）作小人”（《无逸》的“旧为小人”与之简直如出一辙）亦相一致，都指他们或出身低贱，或能善待小民。从商周四王的“不敢荒宁”、安于田功、亲近“小人”，可知他们也是谦恭、谨慎的，此与帛书《易传·缪和》所记舜的行事作风及成功法则完全一致，这又将古代圣王谦恭、谨慎的谱系下延到了商周。那商周的四王是否“能下”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文中提到文王安于田功时说他“卑服”，“卑”即“下”也。而起于“小人”，又能亲近“小人”，显然此四王也是“能下”的。既然帛书《易传》及很多传世文献都讲以舜为代表的古帝王不但谦恭，而且“能下”，《保训》虽见舜之恭谨，但却未见“能下”，是其遗漏乎？非也。我们认为其中的“三降之德”即是，所谓“降”，即“下”也。
“是吗……我们是夫妻吗……”龙斌自言自语般轻轻哼了一声就沉默了，眼里已经有了一种晶莹的东西在灯光下闪烁。竹韵心头一痛，也不敢再吭声了，怕一不当心又戳到他的痛处，于是双手暗暗加力，推着轮椅加快步伐往前走。
此外，《礼记·孔子闲居》同样引到《商颂》的“汤降”，其文称：
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齐。’”⑨
资本运营经由资本自身的技巧性运作与科学性运动实现价值的增值以及效益增长的经营模式，具体来讲也就是企业已有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经由裂变与重组等实现优化配置，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促使企业能够获取到更大的经营效益。资本运营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运营的主体具有多元特征，包括了资本所有者、委托者或是经营者；第二，无论是何种资本形态均需要投入到特定的经营领域中或是多个板块中经营，只有如此才能够发挥出资本的价值；第三，资本运营也可以称之为是资本运作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着重要意义。
此段主要措意“无私”，然则“无私”何关乎“能下”？我们同样可以引《老子》来证明，其第7 章云：“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后其身”的“处后”其实是“处下”的同义语，这样就是“无私”了。由此可知，“无私”也是能“降”、能“下”的。
由上述所论看，古文献中所谓能“降”就意味着能“下”，主要指其人能够谦恭、处下，低调退守，如此反而能够成就功名。而且，很多时候，古代如尧舜这样的帝王还正是这样谦恭、处下的典范。由此，在政治伦理上，能“降”也就成为一种美德，文献中专门称之为“德降”，如《逸周书·和寤解》《成开解》说“德降为则”，《本典解》也提到“德降则信”，甚至《左传·庄公八年》引逸《书》还有“德乃降”之语。传统上，多将“德降”理解为主谓词组，即仁德普降之义，我们认为“德降”应该理解为“降德”，即能“降”、能“下”之德⑩。另外，关于《左传》此处引逸《书》的“德乃降”，向为伪《古文尚书》辨伪的关键点。杜注“降”为“降服”，但孔安国却说“降，下也”，陆德明对此字“江巷反”的音注说明也同于孔安国而异于杜注。而且，《左传》明说所引是《夏书》，涉及的人是皋陶，此人也是虞夏之际与舜、禹等多有接闻的著名贤臣，联系到前述帛书《易传》及传文献中舜等圣君的谦下，皋陶也当有此种美德。《尚书·皋陶谟》其自称“慎厥身”，“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所谓“慎”“无教逸欲”“兢兢业业”同样合于舜的谦恭、处下。这不只说明“德乃降”可能确当为逸《书》语⑪，亦可证孔安国“下”的训释确有来历。再从《左传》此处引《书》的背景看，此年齐鲁相约“围郕”，但郕独降于齐师，故仲庆父请伐齐师。鲁庄公不同意，才引了“德乃降”的典故。他的解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我实不德”，二是“姑务修德”。然则“不德”“修德”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可以拿与此相近之事例作比较。《左传·僖公十九年》记：“宋人围曹，讨不服也。”子鱼向宋襄公进言提到“文王伐崇”的典故：“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晋文公伐原⑫的例子也与此相似。我们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一个待攻取之国，都是先来硬的不行，都要回去或“省德”或“修教”才行。抛弃专凭武力，而“省德”“修教”，其实就是谦恭、能“下”，因此孔安国训“下”其实是很准确的。但孔颖达之正义将此“下”理解为“德乃下洽于民”“皋陶能布行其德”，还是将“德乃降”理解为主谓词组，则非是。按之文理，此“下”亦当理解为低调谦恭、能“下”，皋陶是这样的，引此书的鲁庄公因此退师，主张回去“姑务修德”，其实也是这样的。——能“降”、能“下”，按照《逸周书》的说法，既可“为则”，即堪为做事的准则；又能取“信”于人，这与舜等圣王的成功也完全一致。准此，《保训》篇所述舜的“三降之德”，“三”当系概言其多，“降”当理解为“下”，故所谓“三降之德”当指能够多次谦下之德。
注释
①释文参见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三，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1-132 页。②关于禹的劳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云：“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所谓“勤”即“劳”，而“不德”即“不伐德”，不自以为是，正是谦恭、退守的作风。另外，《史记·殷本纪》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论语·宪问》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韩非子·五蠹》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均极言禹之劳苦。③舜的行事，亦可参上博简《容成氏》：“昔者舜耕于鬲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尧闻之而美其行。”（简13-14）。④参见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三代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1 页。⑤参见曹峰《〈保训〉的“中”即“公平合理”之理念说》（《文史哲》2011年第6 期）所引各家之说。下引曹说俱见该文。⑥《国语·晋语四》也有与之类似的话：“《礼志》有之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⑦此事又见《韩诗外传》卷三。另外，该书卷八“孔子曰：《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谦》”章内容亦与之相近。⑧以上数语亦见《缪和》篇张射与先生之问对，其文作“使祭服忽，屋成加艹昔，宫成干刃隅”。⑨此事又见《孔子家语·论礼》篇。⑩黄怀信先生亦训“三降”之“降”为“下”，良是。但又谓“下”为“下到民间”，隐约还是以“德降”为主谓语，黄说参《清华简〈保训〉补释》，《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2期。⑪晚近杜勇先生对此重加申论，可参其《〈左传〉“德乃降”辨析》，《〈尚书〉周初八诰研究》（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4 页。⑫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及《国语·晋语四》。
第二届诗词学与诗礼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在上海召开
2019年8月27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上海大学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主办，上海大学教育部“中华古诗文吟诵与创作基地”、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高原学科承办的第二届诗词学与诗礼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在上海大学召开。来自中国韵文学会、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会议分别围绕“诗礼文化研究专题”和“诗词学研究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在“诗礼文化研究专题”讨论过程中，与会专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诗礼文化展开讨论；在“诗词学研究专题”讨论过程中，多位与会专家的文章着重对新材料的发掘与利用，实现了学术研究领域的大幅度扩张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此次研讨会的举办，进一步拓展了诗词学与诗礼文化的研究。
Reinterpreting the“SanJiang Virtues”i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Bao Xun
Ning Zhenjiang
Abstract: Shun, Yu and other sages are extremely modest and humblein the silk book Miu He, but in the end,they can reach all the people and reig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re is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means and the ends.So, the present paper holds that the “Jiang” in “Sanjiang virtues” of Qinghua bamboo slips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humble”or“modest”, while“three”carries the functional meaning“plural”.Thus,“Sanjiang virtues”should mean that sages like Shun can behave humbly and modestly.Shun’s“Jiang”is consistent or synonymous with Yao’s“Ke Rang（Giving）”, Yu’s arduous struggle and plain living, and King Wen’s“humble obedience”.They all emphasize the value of humbleness and modesty for achieving success.Traditionally, these virtues are regarded as the so-called“Canons”of Confucianism, but they also occur not infrequently in Taoism.
Key words: Miu He；Bao Xun；Shun；Sanjiang Virtues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9）05-0095-07
收稿日期：2019-05-08
作者简介：宁镇疆，男，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主要从事先秦史及出土文献研究。
（亚 楠）
［责任编辑/原 孟］
标签：谦恭论文; 帛书论文; 君子论文; 左传论文; 孔子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诸子前哲学论文; 《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5期论文;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