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六县(市、区)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本质上就是要利用苏南模式之优势和特点,试行转变中国的生产方式,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路。
引领示范 苏南模式在生产方式上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因此,以苏南为试点,对中国的生产方式转型具有极大的引领作用。
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断演变,而当这种演变从量变达到质变时,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新的经济环境,从而对经济体形成新的约束,由此而产生新的不同的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新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必然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从而要求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此相适应;生产方式的错配(即发展模式不适合现有发展阶段)必然会给经济体带来扭曲,并由此而产生各种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无疑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转变生产方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日前,中央和江苏省提出将在苏南六县(市、区)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为全国的现代化发展先行探路。在笔者看来,苏南六区的先行试点本质上就是要利用苏南模式之优势和特点,试行转变中国的生产方式,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路。
新常态带来新挑战
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人均产量低下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均所拥有的资本(机器、设备等)较低,即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劳动密集;二是技术水平落后。正因为如此,人均产量的提高可以通过生产方式上的趋资本密集化和趋知识(技术)密集化而得以实现。
这次所选择的试点县(市、区)均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江宁区枢纽地位突出、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实力雄厚,拥有若干重大创新平台。昆山市连续14年位居百强县市排行榜榜首。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两国政府间首个旗舰型合作项目,经过25年发展,已成为世界一流园区和国际合作的典范。溧阳市在生态经济上成效明显,正着力建设宁杭生态经济带最美副中心城市。而拥有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江阴则更是被誉为中国资本、制造和营商环境第一县。
与温州模式发展私有和个体经济所不同的是,苏南模式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的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与温州模式相比,苏南模式更能体现政府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
现实中,人均资本的提高(或趋资本密集化)通常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与资本结合,这种结合可以通过不断地投资和开工建厂来吸纳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就整个国家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逐渐转化的过程,即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提高的过程。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发展中国家在脱离贫困陷阱后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
然而,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由资本密集所带动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的提高是有极限的。经济体一旦达到这一极限,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将无法继续提升。此时,唯有技术进步才能使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进一步提升。而技术进步则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趋知识密集化。由此,就整个发展过程而言,生产方式存在着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移和从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转移的两个发展阶段。
此外,与温州模式相比,由于是政府组织资源,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大,可以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等。
为什么是苏南
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毗邻上海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和市场,水陆交通便利。苏南地区的农民与这些大中城市的产业工人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快速消化剩余劳动力的先工业化之路。
⑤⑰陈家喜:《反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第1期。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目前毫无疑问已基本完成了发展中国家在脱离贫困陷阱后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新阶段下,经济增长的方式(或生产方式)必须从之前的趋资本密集化向趋知识密集化转型。这也是我国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
必须说明的是,生产方式从第一阶段(即趋资本密集)向第二阶段(即趋知识密集)的转型并非自然而然,其间存在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说明的是,苏南模式在生产方式上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因此,以苏南为试点,对中国的生产方式转型具有极大的引领作用。
尽管这六个试点区域在产业特色和行政类别上各有千秋,但它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困境,即如何使其生产方式从过去的趋资本密集向趋知识密集转型升级。
探路先行 引领变革
市政工程管线种类繁多,各种管线是否合理布置直接影响着后期的施工进度。很多给排水设计工作者在前期设计时,缺乏对建设现状的调研,忽视对已建管道的现状分析,缺少与其他专业的沟通,更有甚者只是满足设计规范的敷设要求,不考虑管道的综合要求。比如:(1)在设计时,不考虑新旧管线的布置,在施工中会发现排水管线与旧管线交错的情况,施工单位不得不停止施工,严重影响施工进度;(2)仅仅满足规范敷设要求,往往比实际埋深小很多,在施工单位正式进场以后才发现埋深不满足实际需求,还需要设计重新调整设计方案,从而影响施工进度。
改革需要赋权也需要控权。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职保护机制,确保法官、检察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受法律追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确保作出的每一项决定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做好转移避险和堤防防守。各地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做好转移避险和堤防巡查抢护工作。各地利用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发布预警4.4万次,发出预警短信1 811万条,组织船只回港避风87.4万艘次,全国累计转移危险地区群众1 102万人次,其中转移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282万人次、台风影响区人员629万人次,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四省(自治区)累计投入320万人次参与抗洪抢险,有效处置险情9 100多处,紧急抢筑子堤320多km,确保了堤防安全。
然而,苏南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其现有的生产方式大多是来料加工,产业链相对较短,对外资依赖程度较大,是典型的第一阶段的生产方式。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尽管能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然而,当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将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例如,近五年来,苏南核心的苏州增长开始放缓,大型外企撤离的消息时有耳闻;副核心无锡的GDP总量先后被武汉和南京等城市超越,且差距被逐渐拉大。
在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包括由资本投入所带动的剩余劳动力的大量使用,同时也包括技术投入(或技术进步)。这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充沛。在第二阶段,由于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导致增长动力减弱。更为困难的是,在第二阶段,技术进步的方式出现了改变,技术进步本身也变得更为困难。
根据《备忘录》,联合惩戒对象为在科研领域存在严重失信行为,列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相关责任主体。联合惩戒措施将依据相关责任主体失信行为严重程度,对其采取其中一项或多项惩戒措施。43项措施中包括限制或取消一定期限申报或承担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资格;依法撤销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追回奖金、证书;暂停或取消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人资格;一定期限内或终身取消国家科学技术奖被提名资格等。
基于以上情况,建议在施工中结合桩位图,以稳定的的基础持力层面作为嵌岩要求,避免桩位处于石芽,溶沟溶槽边缘等位置,影响基础稳定性,同时对7#~10#影响区其基础应进入破裂面(63°)以下,且持力层厚度大于5 m。
技术进步可分为引进型技术进步和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中国过去的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源泉就是技术引进,即充分利用与国际前沿水平的巨大差距,通过“干中学”和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提高技术水平。技术引进的好处在于不需要从头做起,可以节省研发投入。然而,随着中国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国际前沿,技术引进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有外国政府开始明令禁止相关技术的对华转移,这无疑让引进技术的模式走到了尽头。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自主研发将取代技术引进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
然而,自主研发式的技术进步绝非易事。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其它发展中国家,那么,当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自主研发将使中国直接面临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竞争。而这需要无比强大的勇气。事实上,依赖技术引进、缺乏自主研发式的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使中国的生产方式建立于以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为基础、为导向、为引领的知识密集型的现代化生产体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仅仅依靠常规的市场机制是走不出来的,需要在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方面额外发力。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之特征恰恰使得这种额外的发力成为可能。如前所述,苏南地区的政府+企业的模式意味着与其它地方相比,地方政府更具有企业家精神,从而使得苏南模式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此同时,苏南地区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大,从而更能承担企业转型升级和与发达国家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责编 刘彦华 liuyanhua@chxk.com.cn
标签:苏南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中国论文; 密集论文; 资本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政治论文; 地方政治论文; 《小康》2019年第18期论文; 云南财经大学论文; 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