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陈云连续两届当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和以后,他提出了不少执政党的纪律建设思想,为改革开放时期执政党的纪律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学界对陈云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研究较多,对改革开放时期党纪建设思想研究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陈云的纪律检查工作思想方面,其他方面有所忽略。在全面从严治党被纳入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总方略的战略布局、党的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的新时代,学习和研究陈云改革开放时期的党纪建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陈云关于改革开放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时期,陈云为了整顿党风、严肃党纪,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具体实践,从为何加强党纪建设、从什么方面加强党纪建设、如何加强党纪建设三个方面,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当时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逐步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党纪建设思想。
(一)执政党纪律建设具有极端重要性。首先,不坚持党的纪律就没有好的党风。经历过党纪废弛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党风党纪的状况令陈云深深忧虑。在他看来,要使党风改观,只有加强党纪建设这条途径。党纪的统一性和强制性对全体党员产生普遍的约束力,这有助于经济体制改革下受物质利益驱动的个别党员干部及时悬崖勒马,防止造成更坏的后果。同时,党纪所起到的思想教育作用,可以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净化思想意识,树立良好作风。其次,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党的纪律。改革开放初一段时期,社会上出现吃喝送礼等歪风邪气。有人甚至提出“要发展经济,就要适当放松纪律”,“不吃不喝,经济不活”。对此,陈云严肃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1]p275没有好的党风党纪,改革和发展就不可能搞好。他很赞成和坚持邓小平的观点:物质文明要搞好,精神文明也不能忽视,两者都要抓。再次,执政党的纪律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有着特别的重要性。有些党员利用党的执政地位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无疑会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势必会使党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就是依靠群众,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倘若亿万百姓的支持消失,必将影响党的生死存亡。陈云曾大声疾呼道:没有纪律怎么样嘛?假使没有的话,那就必然会出现“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2]p182!
李友邦是台北卢州人,李家在台北开基一百多年,置田盖屋早已富甲一方。李家和潘家情况也大体相似,一直奉国语为母语,视国文为根本,尽管日治三十余年,我们仍视自己为华夏一脉,天天盼着台湾复辟,回归祖国怀抱。
(二)务必严肃党的各项纪律。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国际国内更加复杂严峻的新形势,陈云特别重视政治纪律。他时不时发出提醒,政治纪律是第一位任务,要把它置于首位。首先,全党在政治上必须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
方针政策,决不允许各行其是。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必须要把维护政治纪律作为第一位的工作,对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现象,纪检部门必须认真地去抓,保证全党在思想政治上的一致。陈云多次提出,要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江泽民主政时期,面对国家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困境,陈云又指出,必须“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1]p380。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陈云认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1]p274。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是一场伟大的试验。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全党上下自然会有不同的声音,因此党内迫切需要加强民主集中制,重新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为此,陈云主张,要发扬党内民主,并多次提到恢复党内集中民主的重要性,强调讲民主的同时必须要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1]p270。再次,要集中纠正经济领域违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一些党性不纯的干部便追求物质享受,同时国外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也涌入国内党内,加重了党内不良风气的蔓延,党员及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也逐渐增多。陈云对于这种恶劣行为,认为必须要严厉打击,坚决制止。为了保障财经纪律,纠正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不良之风,陈云认为要加强党章党纪的主动学习和遵守,同时加强党性教育,从各种经济不正之风产生的主观根源处抓起,增强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共产主义信念,提高无产阶级政党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觉悟。同时,陈云还重视加强调查研究,根据国家财政地域性、季节性、行业性等特点,及时发现可能会出现的违反财经纪律的苗头,做到防患于未然。
(一)创新和发展了执政党纪律建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的各项工作拨乱反正,党的纪律建设方面亦在逐步拨乱反正。在此过程中,陈云在执政党纪律建设思想上作出了很多创新和发展。较为突出的创新有:(1)首次提出执政党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他把执政党党风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引起了全党的极大警醒。(2)提出党风党纪要坚持抓,长久抓,不能靠搞运动,要靠制度。改革开放以前,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主要靠搞运动,但这带来了很多问题。纪律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所以还是要加强纪律制度建设。(3)提出要健全完善纪检工作的双重领导体制,增强纪检工作实效。陈云总结纪检实践经验,根据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提出下级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同时领导的“双重”领导体制,“各级纪委领导干部的任免,要征得上一级纪委的同意”[3]p129,进一步完善了纪检工作体制。
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二、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在实践中形成的党纪建设思想,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理论贡献而言,它创新和发展了执政党纪律建设思想,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学说的中国化;就实践贡献而言,它保障了改革开放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
我发挥自己八卦的本事,四处打听,总算把他的往事东拼西凑勉强有个全貌。杨公子幼时因父亲下狱,被寄养在舅父家中,舅父有一女儿嫣然,与他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后来舅父终究怕被杨家连累,把独女嫣然许给一官宦人家。杨生和嫣然相约私奔,却没想杨生在桥头没有等来嫣然的身影,他恨嫣然爽约,独自离开舅父家。多年后,他父亲杨涟的冤案被新君平反,他回到故里,才知道嫣然那晚被家丁抓回,被迫嫁与他人,一个月后嫣然郁郁而亡。自此,他封存了自己的感情。世间再无痴情人杨生。
(三)强调党的纪律检查和监督。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加强检查和监督,这是全体党员严守党纪的关键。1978年之后,党的各级纪检部门在一步步地重新恢复,但随着新时期党的纪检工作逐步展开,原来那种纪委只由同级党委领导的体制弊端日益显现。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建议中央纪委以下的各级纪委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且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之后,他又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切实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的方法:下级纪委在向上级纪委报告工作的同时,要如实报告包括同级党委委员在内的违纪情况;下级纪委领导干部的选调和任免,必须取得上级纪委的同意。同时,党的纪检工作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陈云明确提出:党的纪律检查和监督应该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各级纪委应该成为促进改革的力量;要按照党章的要求,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保证党政治目标的实现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正交组合实验结果。建立模型方程,对表2中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拟合,并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下:Y=0.96+5.000E-003X1-0.018X2+2.500E-003X3-1.000E-002X1X2+0.000X1X3+5.000E-003X2X3-0.049X12-0.039X22-0.054X32
(二)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党纪建设理论产生于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具体实践,虽然具有指导意义,但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纪建设出现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陈云的党纪建设思想着眼于解决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纪建设理论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实践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特别是党纪建设理论的中国化。首先,前所未有地突出党的政治纪律。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政治纪律,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和共同原则基础之上,必须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强烈反对宗派活动和分裂行径。列宁同样重视政治纪律,要求全党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多次提出要把政治纪律放在首位。他要求,严格遵守党章,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自觉维护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核心地位。其次,深化了党内监督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选举、允许党内批评、党组织上下级定期联系和报告等,体现了党内监督的思想。列宁有着丰富的党内监督思想,集中体现在党的监察委员会方面。他认为,“党的监督是消除分裂的可能性的唯一保证”[4]p95,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的委员会在组织上是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党的委员会必须执行,等等。陈云在坚持同级党委对同级纪委领导这一优良传统的同时,提出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在十二大确立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之后,他还提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善思路。陈云强烈要求,纪检干部应当有坚强党性,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廉洁奉公。
(三)保障了改革开放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1980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决定,要把党的纪检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保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来。1981年,各级纪委继续保证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与此同时,针对党内外诋毁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或者是顽固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反对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路线的言行,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1982年,面对日益突出的经济领域犯罪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了紧急严厉的措施,各级纪委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加入这场斗争,为推进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其实,1979年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重建党规党纪,直接目的是为了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和修复政治生态,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保证新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可以说,从中纪委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作为工作重点。十二大上,中纪委的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要求,党员必须首先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坚定地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一条最重要的政治纪律”[3]p122;并指出违反政治纪律,抵制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最大的违纪。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十二大以后,各级纪检机关协助党委着力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
总之,陈云党纪建设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有力保障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改革开放的推进,总体上保障了改革开放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3]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陈思敏(1993—),女,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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