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古关系的走向是后冷战时代的热点问题之一。梵蒂冈为美古关系的正常化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并直接推动和参与了双方的谈判，扮演了外交中间人的角色。梵蒂冈和教皇的行为有自身的逻辑和出发点。维护天主教会及教徒在古巴的利益及扩大梵蒂冈在全球的影响力是其主要动因。梵蒂冈对美古关系的关注和参与，促进了古巴天主教的发展，彰显了梵蒂冈外交的特殊性。
【关键词】梵蒂冈；美古关系；正常化；动因及效果
美古关系的走向是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美古从1961年断交之后，两国关系陷入了长达50余年的紧张与对峙期。但奥巴马总统执政后期，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双方关系有了缓和的迹象。通过多次秘密谈判，2014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将重启对话并向正常化进程迈进，美古关系就此解冻。2015年7月，两国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并决定互开使馆。
在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不可否认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贡献和作用也不容忽视。其中，梵蒂冈及教皇一直关注美古关系，在美古之间做了大量协调工作并直接推动和参与了双方的谈判，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将分析梵蒂冈及教皇关注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动因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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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梵蒂冈与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
美古之间存在太多矛盾和分歧，其中政治犯问题就是焦点矛盾之一。双方也曾有过接触和谈判，但并未达成共识。众所周知，艾伦·格罗斯案①是美古关系正常化的契机和切入点。但在此案之前，古巴天主教会及梵蒂冈在释放政治犯问题上就积极进行了实践。
2010年，一名政治犯因绝食而死，这导致了两国关系日益紧张。[1]这是一群在2003年被古巴政府逮捕的异见人士。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一群自称“白衣女士”的抗议者每周日在哈瓦那公园游行，并持续了数周。古巴红衣主教奥尔特加在抗议者与政府之间进行了协调。他代表她们给劳尔·卡斯特罗写了一封信，成功地与政府当局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这些抗议者进行游行活动。
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在微量元素Rb/Sr=1.18～12.41，平均5.78，远高于上地幔Rb/Sr值，Nb含量15.96～20.13×10-6，Ta含量1.3～1.59×10-6，接近于地壳中Nb、Ta元素丰度。表明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岩浆物质主要来源于地壳。
当然，梵蒂冈并不是直接去参与世俗事务，而是力求在弃核裁军、停战和解、人道救援等领域，特别是捍卫普世人权价值、推动世界和平与民主等全球性议题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有评论指出，教皇决定促进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谈判就是出于对人权的关注。
但是由于美古两国对待政治犯问题的立场和理念存在巨大的差异，双方都不肯做出让步，艾伦·格罗斯案迟迟得不到解决②。因此，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将目光转向了梵蒂冈，希望教皇可以从中斡旋。2012年3月，部分美国官员与梵蒂冈驻华盛顿的大使馆进行了接触和交谈。与此同时，美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们也积极参与了格罗斯案。2013年9月26日，他们给国务卿赖斯写了一封信，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政策，积极与古巴展开接触和对话才有助于解决格罗斯案。因此，美国对古巴政策的转向形成了一定压力。
而古巴天主教的主教们也通过公开的牧师信谴责“美国强加在国家的措施是不公平的，在伦理上也是不可接受的”，呼吁美古加快对话，而不是继续对抗。而奥尔特加则是导致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的秘密谈判中的关键人物。在担任哈瓦那大主教20多年的时间里，奥尔特加共见证了三位教皇访问古巴，以及古巴教会的发展。他在梵蒂冈驻华盛顿大使馆与格罗斯的妻子见了两次面，主张美古就格罗斯案尽快展开谈判。另外，他还向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传达了教皇方济各的秘密信息，敦促两国领导人抛开冷战时期的不信任，在美国和古巴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
由于美国和古巴天主教会的活动，以及梵蒂冈的从中协调，2013年春天，美国和古巴开始进行秘密会谈。此后，教皇方济各又做了大量的工作，梵蒂冈接待了来自美国和古巴的代表团，最终确定了会谈的步骤，包括囚犯转移、关系正常化和重建外交关系等内容。
2014年1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梵蒂冈，和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帕罗林讨论了古巴问题。克里表示美古两国关于格罗斯案难以顺利解决，希望梵蒂冈能提供帮助。2014年3月27日，教皇在梵蒂冈接见奥巴马总统，双方再次重点讨论了美古关系的问题。奥巴马也向梵蒂冈寻求更多帮助，而教皇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大力呼吁双方尽快展开对话。2014年夏天，教皇方济各亲自给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写信，督促双方尽快开始谈判。2014年10月，经过多次秘密谈判，在教皇方济各的主持下，美古双方在梵蒂冈进行了最后的秘密谈判。梵蒂冈直接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以及古巴红衣主教奥尔特加都在其中。最终美古双方取得了重大突破，就囚犯交换问题达成了共识。
2014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对外宣布，美国和古巴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展开对话和谈判。随后，古巴释放了格罗斯和另外一名美国间谍，相应地，美国也释放3名古巴间谍。至此，美国和古巴在释囚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横亘在美古之间的坚冰也终于有了融化的希望。
释囚案之后，教皇方济各又继续就美古进一步融冰做了努力。2015年5月，他在梵蒂冈会见到访的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盛赞教皇在美古关系中的作用，同时邀请教皇访问古巴。9月，教皇方济各应邀出访，并做了公开演讲。教皇呼吁美古两国要继续开展对话、继续缓和关系。此次访问，美国的一些古巴天主教团体也跟随前往，这是他们离开古巴几十年后第一次重新踏上故土。其中一个团体由波士顿大主教肖恩·奥马利带领，他是教皇访问古巴的顾问。三天之后，方济各又访问了美国，并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说。教皇如此连贯的行程和讲话，强化了梵蒂冈作为美古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外交中间人角色。
在命令里面，裁判官认为要先解释那些人的契约，他们处在他人的权力之下，向[缔约人]授予一项全额[对享有权力之人提起的损害赔偿]的诉权，而后轮到了这个告示，在这里授予一项以特有产为限的诉权。这个告示由三部分组成：事实上，从它之中或是发生以特有产为限的诉权，或是就[直接地]流入[享有权力之人的]财产为限的诉权，或是基于他的命令的诉权。告示的文句如下：基于与处在他人权力下的人缔结了一笔交易的情况。
二、梵蒂冈关注美古关系的动因
实际上，历任教皇都非常关注美古关系，只是方济各时期直接对美古正常化进程的参与而更为引人关注。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访问古巴时，都就美古关系阐述了梵蒂冈的态度。二人都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禁运制裁的立场，同时也希望古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对话。当然，梵蒂冈和教皇的行为有自身的逻辑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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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蒂冈及教皇的斡旋下，美古双方为进一步改善关系，就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全面和深层次的谈判。经过几轮谈判，美古之间达成了更多的共识。2015年7月20日，双方大使馆重新开放。2015年8月14号，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古巴，并参加了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开馆仪式。2015年9月11日，美国和古巴同意建立双边委员会，就此，美古关系正常化机制初步建立，两国将从破冰走向融冰。
（一）直接原因：维护天主教会及教徒在古巴的利益
随着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天主教也随之传入。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天主教会拥有很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同时也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摘取了古巴这颗“成熟的果子”。1935年，古巴与梵蒂冈建交。巴蒂斯塔独裁时期，教会仍拥有很强的实力。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天主教会遭到了政府的打击和限制，古巴虽未与梵蒂冈断交，但政教关系却呈现出紧张、冲突和对抗的状态。[3]虽然到60年代后期，政教关系有所改善，但是天主教会的发展受到了政府的诸多制约，发展较为缓慢。
2015年9月教皇方济各访问古巴，促进了天主教教义在古巴的传播以及天主教会在古巴的地位，并且塑造了梵蒂冈的国际形象。这次访问的组织是由梵蒂冈、古巴教会和古巴外交部共同发起的。作为首位拉美裔教宗，古巴人民非常期待教皇的访问。在此次访问之前，古巴天主教会已经进行了多方面造势和宣传。他们制作了一些小册子，宣传介绍教皇的来访目的、教皇的职责权限等与访问有关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关于基本的天主教教义的宣传，比如什么是罪恶、什么是怜悯等问题。在访问的过程中，方济各加强了与各地主教的互动，认为天主教会应该是古巴社会生活中积极的社会力量之一，天主教会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责任。此次访问之后，古巴的天主教主教团发表了联合声明，对教皇的访问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根据声明，此次访问说明了古巴人民的天主教本性，强调天主教会在社会中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古巴政府打击天主教会及驱逐教徒的行为引起了梵蒂冈的反感和抵触。梵蒂冈撤回了驻古巴的教廷大使，但并未立即断交，只是降低了外交规格。出于特定考虑，古巴保留了驻梵蒂冈的大使。这其实为双方都留有缓和的余地。此后，古巴天主教会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打击，重新定义了古巴的政教关系。这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解放神学”的影响。在多重考虑之下，古巴天主教会表示将拥护现任政府，并谴责了美古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另外，天主教会还强调要与不同意识形态对话，其中也包括共产主义。
由于天主教会态度的转变，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讲，在整个革命时代，对天主教会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在古巴社会中的角色。[3]显然，古巴天主教会吸取了拉美国家比如墨西哥的教训③，政府一旦实行反教权运动，对教会来说无疑影响巨大，甚至是毁灭性的。而卡斯特罗也深知，天主教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彻底打击和根除天主教会是不现实的。因此，菲德尔·卡斯特罗选择了打压与怀柔并重的宗教政策，教会和政府达成了某种妥协，古巴政府转而利用宗教作为外交手段[5]。
总之，在冷战时期，由于古巴面临不利的国内外情况，古巴政府虽放松了对宗教活动的限制，但却将天主教会的活动置于政府的掌控之下，并未完全实现宗教活动自由。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巴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也需要进行调整。在革命年代，古巴政府不允许共产党员信奉任何宗教，也不允许天主教徒参与国家政治，管控比较严格。1991年古巴共产党召开了“四大”并修改了党章，其中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允许天主教徒加入共产党并可以参与国家政治。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不再宣称古巴是“无神论”国家，而是一个现实的“世俗国家”。由于古巴宗教政策的变化，古巴与梵蒂冈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互联网+教育”是随着当今科学技术地不断发展，互联网科技与教育领域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的普及，信息化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教育领域中，在全国中高职院校中，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指标。
1996年，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邀请，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梵蒂冈与教皇进行了会晤。此次会晤，卡斯特罗畅谈了自己的宗教观，强调了天主教会在古巴的重要作用，这被认为是向梵蒂冈的示好举措。1998年，教皇保罗二世访问古巴，这是古巴革命以后第一位到访的教皇。保罗二世担任教皇时期，多次访问过拉美国家，但却没有去过古巴。此次访问是梵蒂冈与古巴关系由冷转热的标志，也是古巴政教关系变化的转折点。从保罗二世开始，此后的历任教皇，包括本笃十六世和方济各都非常注重与古巴的关系，并多次到访。
从20世纪80年代起，梵蒂冈重新成为了世俗国家不能忽视和随意支使的重要的国际力量之一。从保罗二世、本笃十六世到方济各，无疑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在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各种排行榜上，三位教皇都位列前茅，并居于许多国家政要之前。教皇在全球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二）根本原因：扩大梵蒂冈在全球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并不只是专注于宗教事务，实际上与世俗世界也充满了各种交集。尤其是伴随着全球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开启，罗马天主教会在世俗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签订，梵蒂冈成为政教合一的主权受限的特殊国家。教皇不仅是全球天主教会的精神领袖，同时还是梵蒂冈的国家元首。由于特殊的身份地位，教皇的活动范围不仅仅限于宗教事务，必然会参与到其他的世俗事务之中，注定要成为全球重要的政治人物。教宗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方面，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中也将有所渗透。除了捍卫宗教自由原则和践行人道主义追求，其对外行为的动机之一必然是“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梵蒂冈和教皇试图保护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并保持其在信仰领域的绝对优势，并扩大在全球其它事务的影响力。
随着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政教分离，宗教在世俗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弱化。天主教会不能直接干涉国家政事，但都与世俗政权保持了一定的关系并进行了适度的合作。天主教会致力于各种公共事务，力求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多的作用，避免在政治中被边缘化。为此，天主教会需要不断调整自身定位和发展策略，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面对其它宗教的挑战，天主教会需要不断增加信徒并扩展教区，并加强与外界的对话机制。20世纪60年代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的发展范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自我封闭走向不断开放。教皇领导罗马天主教会以“卫道士”“传教士”的双重身份，重新回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继续曾经的光荣与梦想。[6]行为方式从消极被动的传教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事务，进而不断扩大梵蒂冈的现实利益。
纵观天主教会与古巴国家的关系，就可以理解梵蒂冈缘何如此重视美古关系。实际上，当美古关系得到和解时，也正是天主教会与古巴的历史性和解。[3]在革命的年代，不管是由于意识形态还是现实原因，大部分天主教徒已经疏离了教会，当下，重拾教会对信徒的教育非常重要。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后三位教皇对古巴的访问及对美古关系的关注及贡献，主要动因之一就是维护天主教会及教徒在古巴的利益。
Sharmila Parmanand用两个话题说明了自己的主要论点，即“由于政体或文化障碍，应该被选举的合格妇女很不公正的被排除在政体之外”和“给妇女提供在议会供职的机会有助于证明妇女不适于做管理工作的传统论调是错误的”。
另外，奥尔特加和罗马教廷大使迪奥尼西奥·加西亚大主教讨论了释放100多名政治犯的问题，包括自2003年以来被拘留的数十名政治犯。[2]不久，梵蒂冈外交部长多米尼克·曼伯蒂大主教访问了古巴。此次访问讨论了古巴政治犯的问题，为以后双方释囚的可能性做了初步尝试。
商务英语属于特殊用途英语，其教学过程体现了把英语作为工具进行内容教学，以学促用，学用一体的理念（戚扬，2017）。在商务英语课上，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可以运用成长记录袋，给学生提供展示自己和记录自己成长的平台，推动学生进行学习反思，从而促进学生元认知能力的提高，在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心理和行为三个方面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商务英语课上的学生成长记录袋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历任教皇对世界事务的关注点可能受个人因素影响比较大。教皇方济各是阿根廷人，也是第一位拉美裔教皇。1998年，时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助理的方济各受邀作为拉美代表团成员，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一起访问古巴。后来他出版了一本关于这次旅行的书，名为《约翰·保罗二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对话》。在该书中，方济各批评了美国对古巴的制裁不仅对古巴政治、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危害，而且还伤害了古巴人民的心理。可以说，因为在拉美的生活经历，方济各更为了解和关注拉美，参与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在情理之中。
选用同一批次、体重接近、饲养条件一致的14日龄扬州鹅公仔鹅360只，随机分成5个试验处理组，每组设6个重复，每个重复12只。即：对照组（饲喂基础饲粮），试验Ⅰ组（基础日粮+250 mg/kg CTS）、试验Ⅱ组（基础日粮+500 mg/kg CTS）、试验Ⅲ组（基础日粮+1 000 mg/kg CTS）、试验Ⅳ组（基础日粮+2 000 mg/kg CTS）。
历任教皇对美古关系的关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改善了天主教会在古巴的地位。1998年教皇保罗二世访古前后，古巴政府就进一步放松了对宗教的限制，大大改善了政府和教会的关系。1969年，古巴取消了包括圣诞节在内的所有宗教节日，但1998年重新恢复并将其定为国家的法定节日。本笃十六世访问之后，古巴宣布将圣周五定为法定节日。
随着我国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等理念，国家希望完善教育与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学生的培养应与企业的用人需求相匹配，高校应积极与企业沟通，了解企业当前急需的人才与技术。针对“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这门课程，学校应给在校学生提供到从事相关的电气自动化企业中去实训的机会，让学生了解目前工业界正在应用的继电保护原理以及设备，让学生学以致用，在企业实训过程中将所学知识应用到企业中去，从而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缩短企业人才培养周期，减少企业人才培养费用，使学生尽快适应企业岗位要求。
梵蒂冈还有许多拉美问题专家，他们也是美古关系改善的推手。乔瓦尼·安吉洛·贝丘曾是梵蒂冈驻古巴代表，2011年本笃十六世任命他为梵蒂冈高级官员。彼得罗·帕洛林曾在梵蒂冈驻墨西哥大使馆工作过，工作期间的成就之一就是推动了梵蒂冈与墨西哥的建交，2009年他又成为驻委内瑞拉的教廷大使。他们促进了拉美国家与梵蒂冈的关系并延伸了梵蒂冈在拉美的利益，从而成为教皇在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得力助手。
总之，梵蒂冈及教皇有强烈的动机积极关注诸如美古关系等全球性事务，并在参与的同时扩大梵蒂冈在拉美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
三、梵蒂冈参与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效果
（一）促进了古巴天主教的发展
首先，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应聘请一些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让这些老教师对青年教师传授经验，使其尽快成长。其次，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应加强与相关企业的合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最后，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应举办相关的专业报告会，可邀请企业优秀人员到本校进行演讲，这对开拓教师视野来说很有帮助。
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初，古巴政府并没有直接打压教会。但随着古巴革命的激进化，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实行的土地改革、教育改革等措施触碰了天主教会的利益。天主教会历来都很反感共产主义无神论的论调，因此，天主教会同政府的冲突日益公开化。天主教会通过召开大会、发布文章、组织游行等方式不断抗议革命政府。菲德尔·卡斯特罗把教会称为“反革命的第五纵队”。[4]政教关系的恶化导致古巴政府采取了打击天主教会的政策，驱逐了大量的天主教士，关闭了教会学校，并将教会财产国有化。可以说，古巴革命以后，天主教会在古巴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
事实上，天主教会的权利在不断扩大。近几年来，古巴政府已经批准建立了三座新教堂，天主教节目可以在古巴的国家广播频道定期播出。能否在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和精神教育是教会与政府的焦点问题之一，通过与政府的协商，天主教会获得了参与教育的机会，但是必须经过官方批准才能纳入教育体系。另外，天主教会还就革命中没收的教会建筑的所有权与政府进行了谈判。
总的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古巴还是一个不允许公开宗教活动的地方。国家仍在发挥一定的影响力——比如为岛上的牧师人数设定配额，不允许私立宗教学校等。但是随着教皇对美古关系的关注及所做出的贡献，天主教徒在古巴可以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而不必担心国家的打压。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苏轼一千年之前的这句咏冬的诗，在如今的红江农场最是应景。走进橙园，抬眼望去，片片橙林挂上粒粒硕果，垂枝压叶，一派动人景象。这里是正宗红江橙的唯一产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古巴天主教会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与政府的关系也得到改善，教皇在古巴也颇受欢迎，但是真正扩大天主教在古巴民众中的影响力却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中央教会统计处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古巴大约有60.5%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中只有2%的人通过定期参加弥撒来积极地实践宗教接受圣礼。[3]时至今日，大多数古巴人是不可知论者，古巴增长最快的信仰之一是萨泰里阿教，它是融合了天主教术语和传统及非洲宗教信仰的混合体。因此，为了天主教的发展，梵蒂冈仍将继续关注古巴和美古关系。
（二）彰显了梵蒂冈外交的特殊性
长期以来，天主教会一直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关键调解人。天主教会通过批评双方和呼吁公开对话，赢得了双方的信任。梵蒂冈在宗教和道义方面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有能力充当敌对国之间外交桥梁的角色，自然，在美古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中也不例外。美古双方都有若干动机接受梵蒂冈的调解，同时对教皇在谈判进程中起的作用大力赞扬。
奥巴马认为他需要借助教皇的声望来突破僵局，他曾两次提到方济各的角色和作用，一次是在2014年12月的古巴演讲中；另一次是在2015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另外，奥巴马也肯定了古巴红衣主教奥尔特加的作用。2016年奥巴马访问古巴时，专门拜访了奥尔特加。2016年5月，奥尔特加辞去哈瓦那红衣主教职位之时，教皇方济各充分肯定了他在美古关系改善进程中的积极协调和贡献。
美国驻梵蒂冈大使肯尼思·哈克特也赞扬了梵蒂冈的独特作用。他曾公开表示，梵蒂冈高级官员“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0月份与美国和古巴代表团会面，帮助双边谈判取得圆满成功。”[7]
“我就给他家人出了个主意，七个子女谁养老太太，商铺就归谁，老太太养老送终全托给他。其他子女有心意的去尽点心意，没有心意的也不强求。”李敬益估算了下，依据市值这商铺值5万，都归抚养者，有理有据，大家也许能接受，接下来就得逐个攻破。
尽管加拿大早在2013年春天就主持了两国的会谈，但梵蒂冈是唯一直接参与美国和古巴会谈的国家。梵蒂冈为此表达了自豪情绪。2014年梵蒂冈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教廷去年10月在梵蒂冈接待了两国代表团，并进行了斡旋，推动就敏感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梵蒂冈将继续保证支持两国为加强双边关系和增进各自公民福祉所采取的主动行动。”
虽然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也积极参与世界事务，但是方济各的行事方式有别于前任。保罗二世被认为是“冷战斗士”，20世纪的波兰之行，使得波兰的天主教会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有人认为苏联的解体与保罗二世也不无关系。保罗二世对古巴的一党制度以及人权问题提出了批评。他曾呼吁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但并未采取什么实质行动，本笃十六世也敦促美国结束禁运，但没有实际效果。但方济各却将古巴和美国直接带到了谈判桌上，突出了梵蒂冈外交的特殊性。
在应对一些全球争端中，梵蒂冈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是很常见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智利和阿根廷的边境争端，2007年英国和伊朗在人质问题上的争端，梵蒂冈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争端处理中，教皇的外交协调往往是在幕后秘密进行的。但在美古关系改善的进程中，教皇方济各所扮演的公开角色与以往的却大为不同，这表明梵蒂冈和教皇希望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开放、更有力的角色。曾经担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的弗朗西斯·鲁尼表示，“我认为，我们将看到梵蒂冈更多地走在前面，无论是好是坏……他对推动教廷的外交有着强烈的兴趣。”
同时，梵蒂冈的外交更具独立性。自从劳尔·卡斯特罗掌权以来，美国希望梵蒂冈能向古巴实施更多的压力，促进古巴向公民社会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民主变革。但梵蒂冈从现实主义出发，和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1984年，美国与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结成了所谓的反共联盟。美国希望梵蒂冈担负起推动古巴民主转型催化剂的作用。[8]教皇方济各虽然也积极呼吁古巴人抛弃意识形态分歧，用社会正义和和解来对待各种问题。但他尽量避免直接谈论政治，而是用宗教术语去传递天主教会对古巴问题及全球问题的认知。教皇的讲话比较谨慎，没有直接谈论古巴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古巴天主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人权问题，因此，有些神职人员及古巴民众对教皇的讲话表现出失望情绪。有评论指出，方济各不同于保罗二世，他一次都没提到正义、自由等词汇，而保罗二世1998年访问古巴时提到自由17次、正义13次。[12]
总之，从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梵蒂冈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出，为了彰显在全球事务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梵蒂冈更愿意直接参与全球具体事务，而不仅仅发挥宗教道义的影响力。同时，尽管会受到外界的批评，但不难看出，梵蒂冈参与世界事务的立场更为中立和独立，为了维护梵蒂冈的宗教礼仪和国家利益，其行为方式难免带有世俗国家的烙印。
注释
① 2009年，艾伦·格罗斯作为美国在古巴“民主促进计划”项目的一个参与者，先后五次前往古巴，为犹太裔居民带去卫星电话和网络设备等高技术装备，而古巴禁止入境外国人携带这些通讯装备，因此格罗斯被古巴政府以“破坏古巴独立和领土完整”罪名逮捕并于2011年被判处15年监禁。
② 古巴认为格罗斯在从事颠覆古巴的工作，威胁到了古巴的国家安全，因此希望通过释放他来交换古巴被美国关押的情报机构人员，即“五英雄”中的另外三名古巴情报人员。此外，古巴希望美国关闭美国海军在位于古巴东部的关塔那摩湾建立的海军基地，以及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中撤销，只有这样，古巴才能同意释放格罗斯。而美国政府认为，格罗斯仅仅是美国国际开发署雇佣的“承包商”，只是一个普通美国公民而不是间谍，应该被无条件释放。此外，美国国内一些反古巴议员则要求古巴释放在古巴关押的全部53名政治犯，双方才有正常化谈判的可能。
③ 20世纪初期，墨西哥爆发了革命，天主教会因为反对革命政权，遭到了政府反教权运动的打击，甚至引发了基督战争。教会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被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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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itican’s Motivation and Effect of the Norm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U.S.-Cuba Relations
XU Wen-l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128，Shaanxi，China）
Abstract：The trend of U.S.-Cuba relations is one of the hot issu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The Vatican has played the role of a diplomatic intermediary by doing more in coordinating U.S.-Cuba relations and directly promo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What the Vatican and the Pope have done keeps in line with their own logic and starting point.Maintain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Christians in Cuba and expanding the Vatican’s global influence are the main motivations.The Vatican’s concer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U.S.-Cuba relations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Cuba and highlighted the particularity of Vatican diplomacy.
Key words：Vatican，Us-Cuba Relations，normalization，causes and effects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9）05-0001-07
收稿日期：2019-03-05
作者简介：徐文丽（1980-），女，汉族，山西吕梁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拉丁美洲史。
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拉空间合作研究”（项目编号：19XWD06）阶段性成果。
标签：古巴论文; 梵蒂冈论文; 教皇论文; 天主教会论文; 美国论文;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拉空间合作研究”(项目编号:19XWD06)阶段性成果论文; 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