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明代小说家吴承恩一部《西游记》，猪八戒便作为西天取经团队中的二师兄为世人所周知。
如今在许多城市中，人们甚至用猪八戒和二师兄的名头开起了酒店或小吃店，比如“八戒杀猪菜”“烤二师兄的蹄儿”等等。
蜱虫、蠓虫、蚊子等小昆虫成群的出现，哪怕只是停留片刻都变得异常困难。我脱下袜子，喷上驱蚊剂，但因为天气炎热，这立刻就被我的汗水冲掉了。我过滤了一升水，一口气就喝完了。整整一天都行走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这样一来，我必须在高山地带有所收获。在帐篷里面打着手电筒找蚊子并不容易，而且还有失体面。早上，我收起帐篷，戴上头罩，因为这里蚊虫密集。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有一个叫八戒的人，他姓朱（与“猪”谐音），虽然也曾去西天取经，不过因和唐玄奘不是一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和玄奘一起同行。他去西天取经，比唐僧早了300多年。
他倒是与唐僧和猪八戒有两个相同或相近之处：一、他也是和尚，并且是中国第一个和尚；二、他们都曾去西天取经，并且都是走丝绸之路去的西天。
他的俗名叫朱士行（203—282），河南颍川人（今河南省禹州市），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的高僧，法号八戒。公元203年，一个男婴在河南颍川的一个朱姓贫穷家庭出生了，父母给他取名叫士行，就是希望他做什么事都能心想事成。少年时的朱士行家境贫寒，为了能够有饭吃、有衣穿，他十几岁时就出家为僧，不过曹魏初期中国还没有受戒的僧人，所以朱士行尚未受戒。
这个史上名叫八戒的和尚，也真的就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原型。
当今信息科技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国家争夺话语权的关键因素，中国基础教育课程领域正以超前的眼光主动回应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任友群、李锋的著作《聚焦数字化胜任力——“科创中心”背景下上海信息科技教育的研究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正是对信息技术学科化的一次深入探讨与理性建构，在比较研究中深度思考与展望了以上海为示范的信息技术学科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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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平二年(250年)，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甘露五年（260年）的一天，发生了一件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朱士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
早在东汉末年，有支谶和竺佛朔译出《道行般若经》，朱士行在甘露五年出家之前，已在洛阳研究和讲解该经，随着解读日渐深入，他发现这部佛经存在问题，里面有些词句意思模棱两可，很让人费解又不连贯。当他听说西域有保存完整的梵文版《大品般若经》时，就决定矢志捐身，前往西域为广大东方信徒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说他为人“志业清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沮不能移焉”。他少年即怀远志，摆脱俗尘。出家之后，专务经典，以弘法为己任，常讲《道行般若》于洛阳。唯此经是汉代末年由竺佛朔所译，文句简略，义理不全，前后文理，无法贯通。朱士行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因此他立志孤身远游，寻求大本。
结合雨洪利用措施，强化屋面径流净化技术、地表径流草地渗滤处理、生态护岸技术等，减轻雨洪径流中污染物浓度及其对水环境的影响。利用屋面径流分流技术，对重污染和轻污染径流进行分类拦截、储存和排放，分别治理和利用。利用草地及土壤系统污染控制技术，通过适合的草种、草深、土壤质地和土层厚度，达到削减污染物的目的。利用生态护岸技术及河岸缓冲带拦截与净化污染物，降低入河径流污染浓度。
河南洛阳白马寺位于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处，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为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朱士行于甘露五年从洛阳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直抵于阗国（今新疆于田）。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就是由此传入我国内地的。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90章，总计60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10人将该经送回洛阳。于阗国的小乘信徒却横加阻挠，将《大品般若经》诬蔑为外道经典，向国王禀告说:“汉地沙门将以婆罗门书（即梵书，梵王所说之书）惑乱正典，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大法势必断灭，这将是大王的罪过。”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这件事令朱士行愤慨不已，所以主张以烧经为证，誓言道:“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就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丝毫未损。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282年)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后达20余年。元康元年(291年)，转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水南寺，由比丘无罗叉、居士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共20卷。朱士行遣徒送经至汉地之后，他自己继续留在于阗，80岁圆寂，葬身他乡。
朱八戒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后世著名的佛教学者如汤用彤和吕澂，都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艰险，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他送回的大本《大品般若经》译出之后，颇受佛学界的重视，晋道安曾称赞说:“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也不够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于京华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中山国(前身为北方狄族鲜虞部落，国土嵌在燕赵之间)的支和上(名字不详)使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取回中山之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40里去迎接，可谓盛况空前。当时的文学高僧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加以注疏，或从事讲说，都借着《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说，形成了两晋时代研究般若学的高潮。
朱士行画像
朱士行西行求得《大品般若经》，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的先河；同时将西域佛教传入我国，也促进了中外政治、文化的交流。在他的感召下，100多年后，东晋高僧法显开始了西上印度的艰苦历程；又过了200年，唐朝玄奘从长安踏上了印度之行的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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