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符《潜夫论》中《赞学》《贤难》《考绩》篇都提到京房，王符在洛阳游学期间所师从者应为京房的再传或三传弟子，尊京房为“先师”。王符对京氏《易》的学习，重在其利用《易》的阴阳灾异揭露弊政、讽谏君主的方法，关于京氏《易》的具体内容似关注不多。王符对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最为推崇，《考绩》《三式》《实贡》等篇中所论述的“考功”思想就是对京房“考功课吏法”的具体阐释和理论升华。联系二人所处的时代，王符在考功课吏、改革吏治、选贤授能、尊君重令、严明赏罚等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些论述，明显是对京房有关论述的继承和发展。王符和京房的政治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关键词：王符；京房；京氏《易》；《潜夫论》；考功课吏
一、关于王符与京房关系研究的回顾
王符是东汉中后期著名的思想家与政论散文家，其所著《潜夫论》是汉代子书的代表性著作。但是关于王符思想的形成过程，关于他的学术思想的渊源，还不是十分清楚，也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看法。
[4]参见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56年第 1期；刘利平的《明正统以降银矿盗采活动及政府对策》，《兰州学刊》2006年11期；齐岩辛、邹霞、陈美君、许红根：《遂昌古代银矿遗址采矿历史及矿业工艺探讨》，《科技通报》2012年第1期。
我们认为王符在洛阳游学期间曾师从京房的再传或三传弟子，对京房思想多所继承与发展。这个看法有学者提出，但缺乏较深入的论证，故有的论著在谈到王符思想时回避了这个问题，或只简单提及，或以一种不确定的语气、含混的语言加以表述。
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王鑫义先生的《关于王符游学洛阳及其师承问题的初步考察》一文。论文的第二部分指出：“董(董仲舒)、京(京房)、倪(倪宽)、匡(匡衡)政论的共同特点是常常采用推演阴阳五行，讲‘天人感应’的方式申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而“王符的某些言论也夹杂着一些推演阴阳五行和讲‘天人感应’的内容”[注]王鑫义：《关于王符游学洛阳及其师承问题的初步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举出《潜夫论·考绩》(下引该书，仅注篇名)中一段话：“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无为之化，必自此来也。”并引《汉书·楚元王传》颜注：“先师，前学之师也。”也提到王符对京房“考功课吏法”这个办法“非常欣赏”。因而得出结论：“当王符游学洛阳时，太学里必有经师传京氏《易》，王符称‘先师京君’，说明他确实曾从今文经师治京氏《易》。”[注]王鑫义：《关于王符游学洛阳及其师承问题的初步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我们认为，这些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虽然论文的这部分中也论述了王符受到董仲舒、匡衡的影响，言“受西汉以来今文经学的影响很深”，未能对王符同京房的关系作全面的论证，但观点是清楚的。刘文英的《王符评传》中引《考绩》中“先师京君”和《汉书·楚元王传》颜注，并引彭铎所提出的“汉人称师为君”之语，认为王符的“前学之师”“就是西汉元帝时的京房，至少京房是他的先师之一”，但语气也不很肯定，如说：“王符大概同崔瑗一起，在京都跟京房的某个弟子或再传弟子学过《京房易传》。”又说：“倒不如说王符自己不管‘家法’而各有所取更合情理。”书后所附《生平大事年表》中也只说：“疑王符年十八开始游学，经三辅至洛阳，先后与马、窦、张、崔交结。”[注]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页、45页、371页。并未言及学术渊源上同京房的关系。李晓敏《王符〈潜夫论〉研究》则对王鑫义之说持商讨的态度[注]参李晓敏：《王符〈潜夫论〉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第31页。；蒋泽枫《王符〈潜夫论〉研究》说，有关记载“表明京房对王符有一定影响。但王符对京房《易传》中所提倡的灾异说没有特别的兴趣，以至《潜夫论》中未见王符引用京房《易传》的情况”[注]蒋泽枫：《王符〈潜夫论〉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09页。。
我们认为，全面探讨王符与京房的师承关系不仅有利于说明王符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解释王符何以能在“俗鄙庶孽”的安定之地，在“为乡人所贱”的生活环境中完成《潜夫论》这样一部反映出杰出的政治思想、理论思维和批判精神的杰作，而且对深入分析《潜夫论》的内涵、认识王符的生平也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正确认识从西汉到东汉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变化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所以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加以集中讨论。
二、王符与京房师承关系辨析
京房是汉元帝时的《易》学家，“治《易》，事梁人焦延寿”(《汉书·京房传》)。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等书著录，京房易学著作很多，但后世大都亡佚。现有清人王保训辑录《京氏易》八卷(收入李盛铎《木犀轩丛书》)、《京氏易传》三卷(收入《汉魏丛书》)传世。
京房生活在西汉晚期，王符生活于东汉中后期。我们认为王符与京房的师承以及思想渊源上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1.王符对京房评价很高，把他作为由学成道的典范。《赞学》篇曰：
“咚”，一发炮弹落在不远的水塘里，一声闷响，水花溅起三丈多高。被日头晒臭了的白鲢、花鲢、鲫鱼尸体随涌起的水花高高抛起，又雪片一样落了下来。
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而显昭其业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注]彭铎：《潜夫论笺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页。
景君明，即京君明，“景”“京”古通用。《汉书·京房传》载：“京房字君明。”[注]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60页。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撰《急就篇》姓名部分就作“景君明”。史游与京房属同时代人，《急就篇》收字又以实用为目的，所收姓氏名字都是当时常见的大姓，该书所称景君明即是京君明、京房无疑。
《贤难》篇论贤人即使深得君主赏识、信任，仍免不了被他人妒忌、谗害，王符把京房作为贤人典范，并把他与汉初杰出政治家晁错相提并论。
京房数与元帝论难，使制考功而选守；晁错雅为景帝所知，使条汉法而不乱。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谓见知深而宠爱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错既斩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卫身，故及难耶？[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58页。
很快，我见到了这名学生。长睫毛、大眼睛，头发浓而密。她和我的一对儿儿女差不多大，正该是青春无敌、神采飞扬的年纪，此刻写在脸上的却满是痛苦、拘谨和不安。简单的交流、疏导，排除她思想上的包袱后，我和阿孜姑带她去到医院。
从《易》学理论上说，王符《易》学以论证观点为旨归，继承发扬了《易传》的崇德尚贤精神，与京氏《易》的灾异、谴告、占验、卦气等易学思想并无关系。如《忠贵》云：
2.王符将京房与董仲舒、倪宽、匡衡并列，反映出他对京房的尊崇。《赞学》篇指出：
当世学士恒以万计，而究涂者无数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则以贿玷精，贫者则以乏易计，或以丧乱期其年岁，此其所以逮初丧功而及其童蒙者也。是故无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旷日师门者，必无几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聪明，忠信廉勇，未必无俦也，而及其成名立绩，徳音令问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8～9页。文中的“景”即指京房。
王符高度肯定了京房和董仲舒一心向学、心无旁骛的才华，以及倪宽和匡衡身处困境仍坚定志向的求知精神。这四位都是西汉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在经学思潮兴盛的汉代有很高的声誉[注]据《汉书·儒林传》载，京房从梁人焦延寿学《易》。董仲舒是《公羊春秋》学经师；倪宽是今文《尚书》学传人，“有俊才，初见武帝，语经学”；匡衡传今文《诗》学。。王符评价他们“耳聪目明，忠信廉勇”，“德音令问不已”，并对京房出身富裕，不像一般贵族子弟沉溺享乐、玩物丧志，而关心现实、好学不倦的精神表现出发自内心地钦慕，称其为“材子”。看来，京房的人格魅力和学习精神对青年时代的王符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王鑫义先生就指出：“若非对他们的学术思想有所承袭或借鉴，岂能如此推崇备至，这些赞语显然是一个今文经后学对其先辈宗师的颂辞。”[注]王鑫义：《关于王符游学洛阳及其师承问题的初步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可谓是肯綮之论。可以说王符的这些话明显表现出对京房的崇敬与对京房学说的钦仰。
3.王符称京房为“先师”。这是我们解决王符师承问题及思想主张所形成的一条很关键的线索。学者们常引《考绩》中的一段话是：“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无为之化，必自此来也。”[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94页。京君指京房。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对“先师”的理解。现在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刘文英《王符评传》中提出的：“王符大概同崔瑗一起，在京都跟京房的某个弟子或再传弟子学过《京房易传》。”[注]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页。刘先生的论断虽是一种推测性的语气，但从王符的生活年代来看[注]有关王符的生卒年，学界看法尚不完全一致。刘文英《王符评传》主张生于公元82年，卒于公元167年。马世年《潜夫论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前言”在综合考察各家说法的基础上，推定王符生于公元80年左右，卒于165年前后，其年寿在85岁上下。今从其说。，王符直接师从京房(前77—前37)亲炙弟子的可能性没有，只能是再传弟子或三传弟子。
“先师”一词在先秦时已有之，指已去世的老师，或直指授业恩师。如《孟子·离娄上》曰：“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汉赵岐注末一句云：“譬犹弟子不从师也。”[注]《十三经注疏》(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19页。这应是他的本义。至汉代时，主要用于指已去世的老师或太老师(老师的老师)，指有直接师承关系的师前辈。如《后汉书·周磐传》载安帝建光元年(121)周磐语其二子曰：“吾日者梦见先师东里先生，与我讲于阴堂之奥。”[注]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11页。又《后汉书·杨震列传》附《杨赐传》载杨赐谓曹节等人曰：“吾以微薄之学，充先师之末，累世见宠，无以报国。猥当大问，死而后已。”[注]范晔：《后汉书》，第1779页。这都是指已去世的老师。
2.2.3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10 uL，连续进样6次，记录峰面积。结果，峰面积平均值为8 807 154.8，RSD值为0.62%，结果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后汉书·桓荣传》载桓荣之子桓郁云：“帝以郁先师子，有礼让，甚见亲厚，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稍迁侍中。”[注]范晔：《后汉书》，第1254页。“先师”指桓郁的父亲桓荣，当时已去世。在汉明帝刘庄为太子时，桓荣任太子少傅，与太子太傅共同教授太子刘庄，在刘庄继承皇位后，称桓郁之父为“先师”。《东观汉记·桓郁传》载：“上(指汉明帝)谓郁曰：‘卿经及先师，致复文雅。’”[注]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41页。意思一样。同篇载太子(即汉明帝刘庄)报桓荣书曰：
夫《五经》广大，圣言幽远，非天下之至精，岂能与于此？况以不才，敢承诲命。昔之先师谢弟子者有矣，上则通达经旨，分明章句，下则去家慕乡，求谢师门。[注]范晔：《后汉书》，第1251～1252页。
李贤等注云：“《前书》丁宽受学于田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东矣。’是先师谢弟子。”[注]范晔：《后汉书》，第1252页。则此“先师”也是指有直接师承关系的师前辈。
还有指有传承关系的师前辈。如《汉书·眭弘传》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注]班固：《汉书·眭弘传》，第3154页。眭弘(？—前78)为汉武帝后期至昭帝时人，约小董仲舒(约前179—约前104)四十来岁，这里眭弘当是董仲舒再传弟子。
当前，QQ、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已经成为大学生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媒介，这些新媒体所创造的交流方式，使传统的信息沟通方式黯然失色。在新媒体所创造的虚拟交流空间中，学生可以挣脱面对面交流的腼腆及生涩，让一些不善于直接语言沟通的学生逐渐建立起自信。但凡事都具有利弊，因新媒体社会软件的虚拟性，学生就更容易抛弃道德的约束，失去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若学生过于依赖社交软件，会影响学生在现实中的交流，产生沟通障碍。
在高安方言中，不是所有形容词都可以受到变量程度副词的修饰。例如，普通话的“很干净”在高安方言中既可以是“好伶俐”，也可以是“tst4伶俐咯”，“伶俐”前面有一个专属自己的程度副词“tst4”。但是，在表示“很脏”时，我们只能通过在“赖泼(lai22 p‘εt2)”前面添加“好”或者在其后添加“绝口得”来实现，找不到类似于“tst4”这样的变量程度副词。
另外，古代文献中也有以“先师”指孔子者，这其实是“至圣先师”“先圣先师”的简称，由其具体语言环境可以看出，这里可以不论。
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注]范晔：《后汉书》，第1501页。
又《后汉书·鲁丕传》云：
臣以愚顽，显备大位，犬马气衰，猥得进见，论难于前，无所甄明，衣服之赐，诚为优过。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注]范晔：《后汉书》，第884页。
《论衡·定贤篇》云：
以经明带徒聚众为贤乎？则夫经明，儒者是也。儒者，学之所为也。儒者学；学，儒矣。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注]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4页。
此三例看似泛指前代经师，其实也是立足于文本，只不过不是弟子、再传弟子或同门后学称其师、其太老师或祖师，而是第三者站在弟子、再传弟子或同门后学的立场上的述说而已。所以《辞源》在“先师”条下的解释是“前辈老师”，引了上文所引《汉书·眭弘传》中那段文字为例。其下又说明：“后来也用以称去世的老师。”至于《汉书·楚元王传》中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曰：“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颜师古注云：“先师，前学之师也。”[注]班固：《汉书·楚元王传》，第1969页。其实也不出上面所说之义。
有的似乎是在原义上拓展的用法，其实也是限定在有学术传承关系这个范围之内。如《后汉书·徐防传》载徐防上疏曰：
株高与穗位高（0.45**）、株高与穗长（0.32**）、株高与穗行数（0.34**）、穗位高与空杆率（0.38**）、穗长与秃尖长（0.35**） 呈极显著正相关，活动积温与穗长（0.21*）、株高与出籽率（0.19*）、空杆率与秃尖长（0.21*） 呈显著正相关，空杆率与出籽率（-0.32**）、百粒重与秃尖长（-0.25**）、百粒重与穗行数（-0.43**） 呈极显著负相关，百粒重与空杆率（-0.22*）、秃尖长与出籽率（-0.19*）呈显著负相关。其余各项相关性均未达到0.05显著水平。
所以就“先师”一词的指称而言，王符文中所谓“先师”指传承明确的师前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王符接受了京房“考功课吏法”的政治思想理论，并作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由于史料失载，京房“考功课吏法”的具体内容只有《潜夫论》的《考绩》《三式》《实贡》几篇为我们提供了线索。“科察考功”是京房提出的政治改良主张，《汉书·京房传》就说：“房奏考功课吏法。”王符《潜夫论》多处阐述了京房“考功课吏法”的政治思想，其论说是遵从京房之说的。
西汉王朝在元帝时期开始走向没落，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吏治腐败，政治越来越黑暗腐朽，广大人民备受压榨，流离失所。《汉书·元帝纪》载当时的社会状况“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发”，《汉书·食货志上》载元帝即位时，“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豪强贵族又倚仗其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大地主的土地迅速扩大，大量自耕农破产。上下官吏无所作为，吏治涣散，《汉书·匡张孔马传》中就说元帝时期“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注]班固：《汉书》，第3334页。。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京房提出了“考功而选守”“科察考功”的考功课吏主张，希望通过对各级官吏政绩的考核来鉴别贤佞，整顿吏治，选贤授能，以扭转社会危机。
“你们走！每人去领一包袱金叶子，由长安城不同的门出去，别窝在一路，运气好的话，十年之后，你们总有几个人能活下来，记得给我们这些死人烧纸！”父亲听信那些江湖人哄传的鬼话，为那个传说中十年后的“国难”毁家渡劫。他的姬妾们都说他疯了。他其实一向都有一点疯魔。喝喝酒，写写诗，打打猎，逛逛百花谷，不好吗？他却要回他的羽林军中去。
京房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对“考功课吏法”加以深化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改良措施。在京房短暂的一生中，考功课吏法的进一步思考是他主要的政治建树，几乎寄寓了他全部的政治热情和希望。《汉书·京房传》云：“房罢出，后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注]班固：《汉书》，第3163页。由此可见，考功课吏法也是当时京房教授弟子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王符也从他的老师那里掌握了先师的有关学说。
5.《潜夫论》是反映京房家世最多的一部书，反映出王符对京房人生经历的熟悉。对于京房的家世情况，有关他家族的直接记载，仅《潜夫论》中有一点记载，其他文献中毫无踪影。所以卢央《京房评传》对京房家世的勾勒也主要是据《潜夫论》中谈到的京房材料。相较于汉代其他子书，王符对京房的思想、生平、家世如此关注，应该不是偶然的。这恰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
6.《潜夫论》中大量征引《周易》经传，达56次之多[注]由于统计标准和方式不一，各家统计有出入。笔者统计据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统计结果包括直接和间接引用两种。刘文英《王符评传》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潜夫论》全书直接举出‘五经’、《论语》书名和完整引用其语录者达137次……其中引《周易》经传29次。”李晓敏《王符〈潜夫论〉研究》统计，《潜夫论》引《周易》经传62次。蒋泽枫《王符〈潜夫论〉研究》统计，《潜夫论》引《周易》共计64条。，仅次于《诗经》，可见王符受《易》学影响之大。只是王符特别看重的是京房革新政治的主张，其征引《周易》的内容与京氏《易》学并无明显联系。他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有所扬弃的。关于这个问题，后文将会谈到。
三、王符游学洛阳及其与京氏《易》的关系
王符出生于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虽远在陇东，但他同当时的许多学子一样，也曾有过一段游学洛阳的经历。《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载：“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注]范晔：《后汉书》，第1630页。王符正是在洛阳游学期间结识了当时这些名士的[注]李晓敏考证认为，王符入三辅及至洛在其生平中大致有三个区间：一是早年游学期；二是随郡第一次内迁时期；三是随郡第二次内迁时期。王符与马融、窦章等四人的交游并非同时同地，与马融的交游当在最初游学三辅之时；与窦章、崔瑗、张衡的交游在游学洛阳之时。可备一说。参李晓敏《王符早年交游及行迹考论》，《文艺评论》2013年第12期。。赵俪生先生就指出：“试想，王符出生自与匈奴、羌人临近的边徼地区，假如不是游学到了东都洛阳，结交了这些全国第一流的经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文章家，并受其影响的话，他就不大可能具有写出《潜夫论》这样一部批判当世的名著的勇气。”[注]赵俪生：《东汉政论家思想家王符》，见《赵俪生文集》(第四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关于王符游学洛阳的具体时间，王鑫义先生认为，马融、窦章、张衡、崔瑗游学洛阳的时间都在和帝永元中期，与他们在游学中结为好友的王符去洛阳游学的时间也应在永元中期[注]王鑫义：《关于王符游学洛阳及其师承问题的初步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这个推断是正确的。
游学是两汉士人增长阅历、接受学术氛围感召的重要方式。东都洛阳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里有最高学府——太学，经师云集，人才荟萃。太学也是京师养士储才的学术文化中心，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自然成为众多游学士子追慕和向往的圣地。刘文英指出：“游学之风，始于西汉后期，原是青年学子拜师结友的一种交际活动，后来变成又是他们寻求仕路的一个准备过程。东汉中期以后，此风越来越盛，虽经‘党锢’的打击，风气依然如旧。”[注]刘文英：《王符评传》，第294页。在浓厚游学氛围的影响下，有许多儒生“仗策驱驴”或“单步负笈”，游走他乡，不远万里去拜求名师或结交友朋，以求增长才干，学有所成。《后汉书·李固传》写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注]范晔：《后汉书》，第2073页。。有的人家境困难，甚至卖佣、给人做工以筹备学资。王符在《赞学》中称赞“倪宽卖力于都巷，匡衡自鬻于保徒”，就对他们刻苦求学的精神称颂有加。从《潜夫论》所反映出的学术视野、理论高度，及同当时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看，王符不可能没有游学经历，不可能没有在京师的广泛学习和对此前一些学者理论的接受和思考。
今群臣之不试也，其祸非直止于诬、暗、疑、惑而已，又必致于怠慢之节焉。……是故大人不考功，则子孙惰而家破穷；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兴；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82页。
元帝时京氏《易》被立为博士，东汉光武帝置今文十四博士，京氏《易》就是其一。《后汉书·儒林列传》载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又载其子牟纡“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注]范晔：《后汉书》，第2557页。。京房的学说在东汉亦不乏传人。京房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弟子门人，他们秉承师说，活跃在汉代的官私学府之中，王符从其再传或三传弟子问学，从而将其先师之说发扬光大。
关于京房的学说，《汉书·京房传》载：
(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异，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注]班固：《汉书》，第3162页。
京房善说灾异[注]桓谭《新论·言体篇》曰：“如无大材，则虽威权如王翁，察慧如公孙龙，敏给如东方朔，言灾异如京君明(即京房)，及博见多闻，书至万篇，为儒教授数百千人，衹益不知大体也。”，深得其师焦延寿学说之精髓。当元帝提出选派几名熟知“考功课吏法”的弟子时，京房推荐了任良和姚平。可知，在京房心中，任良和姚平应是当时众弟子中比较杰出的两位，且较好地掌握了京房的考功课吏思想。《汉书·儒林传》记述京房学说承传云：
情绪管理能力，能够帮助幼儿尽快摆脱不良情绪对自身的影响，从而保持良好的心态，以更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学习与生活。幼儿时期作为幼儿情绪管理能力培养与发展的黄金时期，理所应当引起幼儿教师的高度重视。本文试图结合笔者教学工作实践经验，浅谈几点大班幼儿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对策。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牡、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自有传。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学。[注]班固：《汉书》，第3601～3602页。
“僵尸人，你还好吧？”皮特嘲讽地问，“你看起来快要哭了，我最见不得女人的眼泪，如果你哭的话，我说不准能手下留点情。”
近年来，江城县大力发展水果生产，全县已经建立5个水果生产基地，水果种植面积近20万亩。目前，水果基地的水果产量已占全县水果产量的80%以上，优质果率也不断上升。农民科学种果的意识和技术均得到提高，一些栽培新技术如套袋、防虫网、杀虫灯、粘虫板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
文中指出，京房的三位入室弟子殷嘉、姚平、乘弘传承了京房的《易》学思想，能将其师的学说传承下去。另，在京房应诏为元帝举荐熟知考功课吏的弟子中就有姚平，这反映出在《易》学之外，“考功课吏法”也是京房教授弟子的重要内容。正如卢央所说：“他(京房)的研究工作涉及面较广，如考功课吏、易学、星占、灾异、音律、风角，均有所涉猎。在这些领域中不仅仅是一般的涉猎，而是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注]卢央：《京房评传》(上)，第39页。
就经学的传承而言，两汉经学传承恪守师法和家法。清末学者皮锡瑞说：“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注](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1页。所谓“师法”，即守被立为经学博士后之经说；所谓“家法”，即经学博士及其弟子依据师法讲经，又多体现了个人的理解，各自成家。故西汉儒生多专守一经，东汉儒生则往往兼治多经。相较而言，东汉儒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多有创新之处。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在谈到京氏《易》的发展时说：
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注]班固：《汉书》，第3160页。
京氏《易》在西汉传承发展的基础上，在东汉由于与谶纬学说相近，数术色彩浓厚，趁势得到了迅速发展。
王符对京房学说的接受传承，是既尊重家法，又结合社会和自身学习的实际，多有创新之处。也正由于讲谶纬者尽量使京氏《易》成为其理论工具，故王符对于京氏《易》不是很热心，无形中拉开了距离，而将关注点放在“考功课吏法”上面，但当时习京氏《易》者也有。《后汉书·崔骃列传》中就说王符的好友崔瑗，“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注]范晔：《后汉书》，第1722页。。关注图谶者也不乏其人，如任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注]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第2551页。。马融既从古文学“遍注六经”，又“集诸生考论图纬”。为京房之后学，王符在取舍上与任安、马融相异，正显示出他思想的深刻和对现实的真切关注。
京房作为易学大师，深谙《易》道，其理论的最大的特点是利用《易》学关涉政治，讽喻君王。《汉书·京房传》中说：“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书，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注]班固：《汉书》，第3160页。唐代李淳风于《〈乙巳占〉序》中也说：“托神设教，因变敦奖，亡身达节，尽理辅谏，谷永、刘向、京房、郎之其盛也。”又于“史司第二十一”中说：“立行建功，必以其道……理存设教，京房、谷永，义在救君，照灼图谋，余芳不朽。”[注](唐)李淳风：《乙巳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6页。这是李淳风对京房等汉代占候家风格的概括。说明京房言《易》阴阳灾异，借助天人感应的灾变之说，是为了“托神设教”，“辅谏”君王，革新政治，以期达到明王道、正人伦的目的。应该说，这里首先反映出京房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广泛关切和深入思考，对很多重大事情因果关系、利害得失的观察与研究。用《易》学理论和阴阳灾异为说，只是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所采取的一种较为可靠、有效的方式。相当程度上来说，它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陆侃理指出：“考功法才是京房短暂政治生涯的重心，也是京房从政的意义所在。至于预言灾异，不过是进身之阶。……京房的占验技术并非用于保身求福。在他的灾异论中，数术仅是技术层面，是服从于他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的。”[注]陆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所论甚是，但其中“进身之阶”的说法似有些欠妥。可以说，京房是将《易》学当作劝谏君王、抨击奸佞的有力武器，以及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有效途径。正是他将《易》学与政治挂钩，其师焦延寿才不无感叹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注]班固：《汉书》，第3160页。
《赞学》中言：“人不可以不就师矣。”从而提出学习“五经”应该“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的观点。对于阴阳灾异之说王符也不是干脆不用、不说，但主要是学习京氏《易》用阴阳灾异讽谏君主的方法[注]林剑鸣认为，西汉末年有一批儒者指陈时弊，推阴阳、言灾异以匡扶政治。他们借自然界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揭露政治弊端，向统治者进谏，以改善统治。京房就是其中之一。参林剑鸣《秦汉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页。，而对灾异谴告、卦气说等思想内容并无兴趣。
其实，利用灾异谴告来劝谏君王，可以说也是有头脑的从政文人的一个发明，是有传统的。先秦时期就有借灾异星象委婉讽劝君主的。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陶朱公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于楚国，朱公意欲小儿子携带大量黄金前往楚国找其故交庄生营救，但长子以死相逼，执意前往，无奈朱公只有让长子前往楚国。朱公长子到楚国后，按照朱公的嘱托将书信和千金进献于庄生。庄生于是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楚王惊惧，于是在庄生的引导下准备实行大赦[注]详参司马迁《史记》(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03～2104页。。从庄生救人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他不是直接劝谏楚王让释放朱公之子，而是言说星宿天象，通过十分委婉、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这种言说方式在君主专制的汉代被一些人所继承，京房、王符便是较典型的例子。但之后君王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和权力，凡出现灾异也都下诏罪己，进行自责。但由于他们并未从本质上看问题，不能举一反三，看到当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因而也未能阻止东汉王朝趋于衰微的局势。
京房也运用易学“天人感应”的思想来强调任贤的重要性，王符《潜夫论》对此也有很好的继承。京房云：
《易》之有京氏，犹《诗》之有《齐诗》也。其说初以阴阳五行说《易》，后遂纯以占验说《易》。故东汉一代，京《易》大行，以其说近于谶纬也。故东京凡以明《易》征者，多方术之士。至此而《易》道且为别传矣。[注](清)唐晏著，吴东民点校：《两汉三国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4页。
王符《三式》云：
圣主诚肯明察群臣，竭精称职有功效者，无爱金帛封侯之费；其怀奸藏恶别无状者，图铁锧钺之决。然则良臣如王成、黄霸、龚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应，可期年而致也。[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273页。
二相比较，在论述形式和内容上都很相似。
“论难”这里是讨论、辩驳的意思，看来当时京房说服汉元帝整顿朝政，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最终京房说服了汉元帝，汉元帝让他制定考功选守之法。这次改良活动最终由于石显、五鹿充宗等人的阻挠、破坏而失败，京房也被冤而死。
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抚世，泽及草木，兼利外内，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不思顺天，而时主是谀，谓破敌者为忠，多杀者为贤。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此等之俦，虽见贵于时君，然上不顺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号咷，以辱终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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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主张人臣应尽忠竭思，全力辅佐君王。作为臣下应该以“五代之臣”为榜样，“以道事君，以仁抚世”；反对成为“季世之臣”一类的人，违逆天道和民意。为了增强论证的可信度和说服力，王符在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引《周易·系辞下》中的话来说明人臣要德位相称，这样才能“位以德兴，德贵忠立”(《叙录》)。很显然，王符引《周易》是以重德和尚贤为出发点的，与京房的灾异、卦气、占验等理论无关。再如《明忠》：“《易》曰：‘王明，并受其福。’”《赞学》：“《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班禄》：“《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等等，皆是如此。
综上，王符应是在东汉中后期士人竞相游学从师的学术氛围中，在洛阳拜京房的再传或三传弟子学习考功课吏法，以及京房利用《易》学灾异阴阳来讽谏政治、规劝君主的。王符重在学习京房用《易》推行政治改革措施的方法。这些都可以看出他对京房思想在继承中的扬弃与发展。
四、王符对京房政治思想理论的传承
通过上文对王符与京房思想渊源关系的梳理，综合考察二人的相关材料，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主张，可以看出，王符的一些重要政治思想是对京房的继承与发展。下面从四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较具体的论述。
(一)施行考功课吏法，整顿吏治
汉代对官吏的选拔与考核，京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首创“考功课吏法”[注]吕思勉认为，京房首创“考功课吏法”。参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92页。，对后代吏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国时期魏明帝曹叡就曾下诏作考课法，《三国志·魏书·刘劭传》载：“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臣奉恩旷然，得以启蒙，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注]陈寿撰，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16～1717页。杜恕评论曰：“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注]陈寿撰，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第四册)，第1427页。杜预亦评论曰：“魏氏考课，即京房遗意，其文可谓至密。”[注]房玄龄等撰，曹文柱等标点：《晋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清代唐晏谈到京房之学时说：“若其考课之法，则今日处分之例实祖用之，固未可废也。”[注](清)唐晏著，吴东民点校：《两汉三国学案》，第25页。其影响可见一斑。
具体而言，考功课吏法是古代封建制社会中对各级官吏的一种考察制度和方法，其目的在于选贤进能，罢退奸佞，防止贪污索贿。《汉书·京房传》云：
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后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雍塞”[注]班固：《汉书》，第3160～3163页。。
据《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载，汉元帝“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言事者归咎于大臣”。针对各级官吏的不作为，元帝指责道：“恶吏负贼，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盗贼发，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后不敢复告，以故寖广，民多冤结，州郡不理，连上书者交于阙廷。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注]班固：《汉书》，第3043页。《汉书·薛宣朱博传》也说，元帝时“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注]班固：《汉书》，第3393页。。加之，当时又有西羌叛乱，各种灾害频发[注]陈业新统计，“元帝在位时间自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3年，计16年，期间有灾24次，平均每年有1.5次灾害发生，发灾率远比其前历史时期(平均3年2次左右)要高”。参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社会矛盾尖锐。《汉书·京房传》载京房对元帝之问曰：“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注]班固：《汉书》，第3162页。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京房顺势提出了考功课吏法的政治主张，力主“以功举贤”，反对“以毁誉取人”。元帝迫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急于缓和社会矛盾，平息灾异，就让京房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以便日后在全国推行。但由于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汉书·佞幸传》)。石显又与友人五鹿充宗结为党友，共同敌视、排挤京房及其弟子，以致最后还没来得及实行，京房就被以“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汉书·京房传》)的罪名弃市。随着京房被害，考功课吏法自然也就无疾而终。
重视人才、选贤授能、罢黜奸佞一直是我国古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和热切关注现实的思想家所极力呼吁的主张，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王符和京房的有关论述同样突出反映了这一思想。《汉书·京房传》云：
关于京房考功课吏法的具体内容，由于史料阙如，其详细内容已无法知晓，但《潜夫论》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可资追寻的痕迹，通过《潜夫论》我们可大致了解考功课吏法的具体情况。《考绩》篇可以说是王符对京房考功课吏法思想的具体阐释。文中云：
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81页。
王符认为，“考功”是君主统治的重要政治措施，考察官员的政绩、言行是辨贤佞、明治乱、申善恶的重要手段。“凡士之所以为贤者，且以其言与行也”(《贤难》)。《三式》云：“三公在三载之后，宜明考绩黜刺，简练其材。”王符甚至说：“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犹欲舍规矩而为方圆，无舟楫而欲济大水。”文中又云：
在洛阳游学的过程中，王符同一些志趣相投的人产生友谊是自然之事。当时结识了马融、窦章、崔瑗、张衡等友人，他们年龄相差不大，又都是年轻好学的文才[注]《后汉书·王符传》载：“少好学，有志操。”《后汉书·马融传》载：“有俊才。”《后汉书·窦章传》载：“少好学，有文章。”《后汉书·崔瑗传》载：“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后汉书·张衡传》载：“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于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符再次申明考功对于国家治理的重大意义。对于那些“尸禄素餐，无进治之效，无忠善之言者，使从渥刑”；对于成绩显著者，应当“赏赐金帛，爵至封侯”。考功之后“则三公竞思其职，而百寮争竭其忠矣”(《三式》)，也可达到“官无废职，位无非人”的效果。文中还说：
夫守相令长，效在治民；州牧刺史，在宪聪明；九卿分职，以佐三公；三公总统，典和阴阳：皆当考治以效实为王休者也。[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85页。
在王符看来，考功的对象涉及封建政权的各级官吏，重点是首相令长、州牧刺史、九卿三公这些关系国家吏治生态的重臣。这一点显然源于京房。《汉书·京房传》言：“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事县官十余年；及丞相韦侯，皆久亡补于民，可谓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注]班固：《汉书》，第3166页。石显和五鹿充宗是元帝身边的近臣，在京房看来，他们是考课的首要对象。
飞禽是中国画艺术题材的分类之一，在远古时期，我们人类祖先是以狩猎为生活，在悠长的演变过程岁月中，人类与飞禽走兽共处，动物就变成人类最初用于绘画的题材之一，也赋予动物意义而表达自己的愿望作为一种载体。早期都可以在岩石上或者陶片上皆可看到飞禽的纹饰。一直到现今对于动物的情感色彩潜移默化的融入人们生活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里。不管是绘画还是雕塑到装饰纹样，飞禽都能有多种的表达手法与表达形态。从观察动物的五官、肢体结构、神情与动态，加上绘画的个人情感色彩，都能带来画面不一样的艺术美感与独具一格的韵味。
王符在京房的基础上，对考功课吏法的具体内容、对象、目的与方法作了更全面、深入的阐释，是对京房吏治改革思想的理论升华。总之，我们将王符的考功主张与京房的考功课吏法相比照，可以确定，施行考功课吏法，整顿吏治，是王符与京房的共同政治理想，王符是对京房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二)选贤任能，罢黜奸佞
考功课吏法是京房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他为之用尽了大量心思，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元帝朝当时所面临的政治混乱、吏治腐败、自然灾害频发等现实问题。王符对考功课吏法是极为推崇的，《考绩》：“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使。”《贤难》：“京房数与元帝论难，使制考功而选守。”都反映出这一点。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同“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论议相非。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悟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注]班固：《汉书》，第3161～3162页。
元帝时期，石显和五鹿充宗等人结为朋党，依仗元帝的宠信残害忠良。京房势单力薄，因说阴阳灾异“所言屡中”，获得元帝的信任。他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向元帝陈述选贤任能的重要性，举了历史上周幽王、周厉王任用奸佞亡国的事例，希望元帝能够以史为鉴。为了进一步启发元帝，京房又以齐桓公任用竖刁、秦二世任用赵高为例，阐述了奸佞之臣亡国误主的事实，试图揭露石显等人祸国殃民的罪行，最后得出了“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的结论。只可惜元帝未能领悟、接受京房的谏言，京房最终被谗害致死。为此，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感叹说：“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注]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汉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30页。对京房的赤诚之心充满惋惜。
从京房进谏元帝的这段话来看，一问一答，层层推进，颇有战国纵横家游说君主的意味，集中体现了京房选贤任能、罢黜奸佞的政治思想。
王符与京房一样，选贤任能、罢黜奸佞也是他的政治思想。与京房相比，王符的任贤思想更为集中和全面，在《贤难》《思贤》《论荣》《明暗》《潜叹》《考绩》《本政》《实贡》诸篇中均有反映，并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才思想，并归纳为“国以贤兴”。如《贤难》云：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贤难也。所谓贤难者，非直体聪明服德义之谓也。此则求贤之难得尔，非贤者之所难也。故所谓贤难者，乃将言乎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而必遇患难者也。[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51页。
东汉中后期政局动荡，社会日益衰败，王符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贤人得不到重用，贤佞颠倒，小人当道，贤人处处遭到嫉妒、迫害和打击，无法施展才华，辅佐君王。他说：“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考绩》)；“养世之君，先乱任贤”(《思贤》)；“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忌危”(《实贡》)；“世未尝无贤也，而贤不得用者，群臣妒也”(《潜叹》)。正因为充分认识到了贤人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所以王符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社会对贤人的选拔、任用以及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王符对贤人的认识是：“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论荣》)“且凡士之所以为贤者，且以其言与行也。”(《贤难》)“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潜叹》)而且主张“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于效验；不随俗而雷同，不逐声而寄论”(《交际》)，“苟得其人，不患贫贱；苟得其材，不嫌名迹”(《本政》)，“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论荣》)，反对时人“以贼残酷虐为贤”(《述赦》)、“以钱多为贤”(《考绩》)、“窃禄位者为贤”(《贤难》)、“以族举德，以位命贤”(《论荣》)的悖论；痛斥外戚、宦官专权是“或阿亲戚，使典兵官，此所谓以其国与敌者也”(《劝将》)。这些看法何其深刻！
针对当时统治者选用人才的不当，王符指出：“人君选士，咸求贤能，群司贡荐，竞进下材”(《叙录》)，“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何以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思贤》)，造成的结果就是“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考绩》)。国家的兴亡与治乱，关键在于君主能否任用贤人，王符深信“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思贤》)，“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潜叹》)，“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本政》)。总之，为政尚贤、举贤、任贤，用考功来分辨贤愚是《潜夫论》贯穿始终的核心思想，也是王符在京房的基础上，对先秦以来贤能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三)尊君重令，严明赏罚
王符和京房所处时代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君权旁落，外戚与宦官集团专权，朝政上下赏罚不明，吏治腐败。萧公权就指出：“东京和安以后之政治，俨如前汉元成以后政治之重演。大权旁落，君主势微，外戚宦官窃柄乱政。”[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18页。王符与京房作为衰世之际有着进步思想的政治改革家，对当时的国家治理进行了冷静的思考，通过多种渠道极力提倡尊君重令、严明赏罚的思想。
汉元帝时期西汉王朝的权力开始衰退，上层豪强掌握了国家权力，赏罚陟降之权下移。元帝朝的另一突出问题是外戚史高与宦官石显专权。车骑将军史高为了把持朝政，与宦官石显等结为朋党，初元五年(前44)，史高告老回乡，石显专权。《汉书·佞幸传》云：“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注]班固：《汉书》，第3726页。石显又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死党，对抗朝中正直之士。当时民歌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石显变诈专权众人皆知。这些导致豪强贵族的势力得不到打压，不断发展壮大，各种突出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
京房在朝为官时，正值石显、五鹿充宗弄权，面对朝政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京房提出了考功课吏法的政治改良主张，希望整顿吏治，革除积弊，加强中央集权。元帝自身也意识到了当时吏治所存在的问题，于是让诸大臣、刺史和京房辩论。皇帝头脑不清，其结果可想而知。讨论都认为“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汉书·京房传》)，同意者仅郑弘、周堪二人。虽然在京房的努力下，他的主张后来得到了元帝的支持，让其推荐弟子进行试点，但最后的结果是京房被“弃市”。
京房尊君重令的政治理想也体现在《京氏易传》中。《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云：“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固自动，若有音”；“天子弱，诸侯力政，厥异水斗。”[注]班固：《汉书》，第1429页、1437页。京房主张尊卑有别，务本修政，加强君权。长期以来，学者们很少将京氏《易》与政治挂钩，其实，京房在因善说阴阳灾异获得元帝信任后，他的主要目标已不再是预言灾异，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行考功课吏法的政治改革上，其易学理论也是为实现政治改革服务的。此外，元帝时期吏治赏罚不明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汉书·佞幸传》载元帝“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石显善于察言观色，“能探得人主微指”，无功而获得重赏。《汉书·冯奉世传》载元帝“赐奉世爵关内侯，食邑五百万”。元帝厚赏宠臣，没有原则，各级官吏亦效之。《汉书·淮阳宪王传》载，淮阳宪王刘钦为了回到朝廷，“遣有司为子高偿责二百万”，还给予其舅张博黄金五百斤。可以说，元帝时期朝廷赏罚不明，各级官吏贪财贱义，吏治腐败严重。京房极力推行考功课吏法，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严格考核官员政绩，论功封赏。《汉书·京房传》载京房上疏元帝云：“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可见，论功行赏、严明赏罚是京房的吏治改革措施之一。
王符所处的时代，正值东汉中后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更为突出。皇帝短祚，母后临朝，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权被严重削弱。加上土地兼并严重，各种灾害频发，大量农民破产流亡。王符痛心疾首地指出：“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本政》)；“官无直吏，位无良臣”(《实贡》)；“有功不赏，无德不削”(《三式》)。在位者也多“虚食重禄，素餐尸位”(《思贤》)；“坐作奢僭，骄育负责，欺枉小民，淫恣酒色”(《三式》)。吏治腐败，纲纪废弛，选举失当，赏罚不公。王符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先师京君”政治改革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寻找解决当时社会、政治危机的出路，著书立说，提出了较京房更为全面深刻的尊君重令、严明赏罚的政治策略。《衰制》云：
行赏罚而齐万民者，治国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乱国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国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氓治于下矣。人君出令而贵臣骄吏弗顺也，则君几于弑，而民几于乱矣。[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311～312页。
王符主张人君“行赏罚而齐万民”，“思正以出令”，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此达到国泰民安。“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三式》)，这是王符针对当时君不主事、君权旁落、赏罚不明的政治现实而提出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王符还指出：“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主令不从则臣令行，国危矣。”(《衰制》)这里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尊君”和君主集权思想，而是从侧面说明，君主应有君主的责任，要认识到国之兴亡，全在于己。不仅在善于用人，而且大事上必须亲自过问，并与大臣们商议，不能只知享乐，而将君权交于亲信。所以他说：“赏重而信，罚痛而必，群臣畏劝，竞思其职”；“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则恶不惩”(《三式》)；“人君身修正赏罚明者，国治而民安”(《巫列》)。
(四)提出“法之奉与不奉皆在于君”
汉元帝腐化堕落，奢侈淫乐，不以朝事为重。《汉书·薛广德传》中就说元帝“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汉书·匡张孔马传》中也说元帝时的统治者“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众，纲纪失序”。面对公卿朝臣的淫靡腐败，京房希望通过考功课吏法的实施，在国家治理和人才选拔上扭转政治颓势，挽救时局。他将这一希望完全寄托在了软弱无能的元帝身上，这在《汉书·京房传》所载京房给元帝的几次上疏中就可看出。如他在建昭二年(前37)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注]班固：《汉书》，第3164页。虽被谴派出朝廷，但京房渴望能够始终与决定考功课吏法能否全面实施的元帝保持联系。这充分反映出他对君主在推行改革措施中的作用的重视。
王符在京房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高度张扬并强调了君主在国家治理、法律施行、人才选用等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明忠》指出：
夫忠言所以为安也，不贡必危；法禁所以为治也，不奉必乱。忠之贡与不贡，法之奉与不奉，其秉皆在于君，非臣下之所能为也。[注]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第473～474页。
王符明确提出“法之奉与不奉皆在于君”，反对人君“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劝将》)的蔑视法规的行为，主张“平赏罚而无阿私”(《德化》)的做法。这也是同东汉中期以后天子赏罚不当的状况密切相关的。再如《潜叹》所言：“夫诋訾之法者，伐贤之斧也，而骄妒者，噬贤之狗也。人君内乘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这是王符从选贤授能的角度强调君主的决定作用。
王符又指出，一个国家的治乱兴亡、政治法律、道德风俗等的情况，也都取决于君主，所以他一再强调“本末消息之争，皆在于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务本》)；“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德化》)；“原本天人，参连相因，致和平机，述在于君，奉法选贤，国自我身”(《叙录》)。王符屡次强调国君在治理国家中的核心作用，有明显的针对性。这一点是比京房思想更高、更具现实针对性的，可以看出王符思想的彻底性。
京房是王符的先师，王符是京房的门生[注]门生，东汉时指再传弟子。如《后汉书·贾逵传》：“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后汉孔庙碑阴题名》：“其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后世才用以指亲授业的学生。。他们都生活于吏治腐败、社会混乱的年代，面对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使命感，所以京房所提出的一定程度上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改良措施，能在经过两三代之后的门生后学王符的著作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王符《潜夫论》虽然未能挽救东汉王朝不断走向衰败的命运，无法避免汉末的农民大起义和长期的社会混乱，但给后代无数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启发，从而成为我国古代思想理论方面宝贵的遗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9)02-004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10&ZD103)
作者简介：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玉龙，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70)。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9.02.006
责任编校：刘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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