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蒙元时代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直接交汇碰撞，儒家孝的思想观念成为两种文化间形成认同的重要桥梁。自蒙元以来，统治者在蒙古族中重视《孝经》的教化功能，认同孝观念的基本伦理价值。这既与蒙古族伦理道德观念本身密切相关，又吸纳了儒家孝文化的先进性和政治道德价值，并将其融入蒙古族精英政治道德培养和社会伦理教化之中，成为蒙汉文化共识的基础性思想。
关键词：儒家；孝文化；蒙元时期；蒙古族伦理道德；文化融合
中华文化有长达千年的与域外文化、异质文化、多族群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历史经验，如汉代佛教的传入、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融会、元代蒙古族的统治、清代满族的执政、近代西学的传播等，最终形成中华文明通变、包容、和谐的文化精神。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与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碰撞交融就是重要的一环，其中的经验得失值得深究。
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把德性分为两种类型：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理智德性侧重于个体智力和内在品格，伦理德性则强调与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相联系的德目。中国古代的伦理之德主要包括：孝、慈、悌、敬、爱、友、忠。中国古代最早也最突出的伦理规范应推“孝”①以孝为首的“五教”是中国文化最初的道德规范。关于五教，《左传》文公十八年：“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孟子·滕文公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01-302页。。《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不论孝观念在历史上如何演进，孔子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始终是孝思想之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经典性概括。
蒙古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其道德体系同样重视伦理德性。特别是当蒙元时代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直接交汇碰撞之时，儒家孝的思想观念成为两种文化间形成认同的重要桥梁，也是深化两种文化共识的基础。突出表现在孝的思想及《孝经》受到蒙元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蒙古族社会精英的德性培育和民间社会的伦理教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蒙古族统治者重视《孝经》的教化功能，认同孝观念的基本伦理价值
大量史料显示自蒙元以来，以《孝经》为代表的儒家孝观念受到蒙古族统治者特别的重视。在窝阔台汗时期，国子学为蒙古族贵族子弟开展《孝经》教育。《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先是，承诏教授胄子十有八人。公乃于名家子弟中，选性行温恭者如其数，为伴读。令读《孝经》《语》《孟》《中庸》《大学》等书。庶几各人口传心授之间，而万善固有之地，日益开明，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诚意始。”[1]与此相应，《孝经》的翻译也早已开始。有研究者指出，“《孝经》的古蒙古文译文本身则实际上出现的更早：从1229年起《孝经》已是汉族儒生教育蒙古王子们的教材”①黄时鉴：《罗依果著〈孝经的古蒙古文译本〉简介》，《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4年第2期，第23页。另外，根据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2页）引柯立夫《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两文指出：“蒙古统治者对《孝经》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下旨将此书译为八思巴蒙古文，并印行分发给蒙古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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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称汗以后，适应政治文化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孝经》及其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元史》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学制规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2]81大德十一年（1307年）八月：“辛亥，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2]22
北元时期②1368年，明朝建立，元惠宗妥欢帖睦尔先后上都、应昌继续执政，史称北元。，儒家思想仍在蒙古人中传播。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落向明朝进贡，明廷回赏物品中有一部“夷字《孝经》”；有的蒙古王公贵族还学习《忠经》《孝经》。此外，明代还有由汉译蒙的《五伦规范》《五伦图说》等儒学资料在蒙古人中流传[3]34。
由内外啮合单排行星机构的式(2)～式(4)知,3个构件的运动通过一个方程约束,属于一种典型的两自由度机构,其本身不具备以固定速比传递动力的条件[5].
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说明蒙元以来统治者在蒙古族中重视《孝经》的教化功能，认同孝观念的基本伦理价值，总括其特点：第一，重视孝的教化。体现为以官方开办国子学、地方官学为平台，将孝作为伦理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二，重视《孝经》的翻译和出版。有八思巴文、古蒙古文多种版本。第三，更重要的是蒙古族统治者深谙“孝”作为“万善固有之地，日益开明，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诚意始”的道德伦理价值，倡导“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蒙古族统治者对于孝及《孝经》特别的重视，主要是看到了孝文化背后的深刻文化价值。
二、蒙元时期蒙古族伦理道德观念及其特征
如果说三代的孝以尊祖敬宗为重要特征的话，至少到殷商末期和周朝初期，作为家庭伦理的“五教”已成为重要的德行，它们是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左传》文公十八年）[8]638。其中表现了统治者对孝的提倡和教化目的。为什么西周时期更重视孝的伦理德行呢？究其原因，周礼作为社会规范其重要意义在于巩固宗法秩序，强化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因此，作为家庭、家族或宗族伦理的孝受到特别的重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变迁，体现了孝观念从宗教意义向人伦、道德的转变。从宗教意义上的祭祖到人间的事亲，其社会伦理要求凸显出来。孔子的“慎终追远”其实质是指向“民德归厚”。“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的思想正是对这种转变的理性化提升。儒家重孝不仅体现在对祖先祭祀之上，更强调亲和情感以及对家庭家族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了一种伦理型文化类型。
总括这一时期蒙古族伦理道德观的特征：第一，重视祭天祀祖及其政治功能。第二，重视忠诚，特别是下对上的忠诚。第三，重视家庭和族群的和睦。倡导对长者的尊重，敬重贤者。第四，有明确的道德约束准则“约孙”和“札撒”。
再来看忽必烈及元朝时期蒙古族伦理道德观念。忽必烈行汉法，在伦理道德方面提倡厚风俗、旌孝节……惠鳏寡、崇祭祀等[4]282。忽必烈重视祭祀，将中原与蒙古族祭祀习俗融合，1263年“诏建太庙于燕京”。1266年忽必烈下令建造大都。“汉人极为重视对祖宗的崇敬，建造太庙表示忽必烈想保持有关敬仰祖宗的礼仪。忽必烈还为包括成吉思汗、窝阔台和蒙哥在内的他的八位祖先建造牌位。毫无疑问，相同的动机促使他在都城建立地坛和社稷坛。1271年他下令按汉人方式每年在这些祭坛进行祭祀，以便在神的保佑下确保丰收”[4]465。太庙的祭礼，在中原礼仪基础上融入蒙古族特点。“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元中期开始，中原传统伦理观念“孝事父母、友于兄弟、勤谨、廉洁、谦让、循良、笃实、慎默、不犯赃溢”的行止标准，成为全国统一的道德标准。《元典章》卷3《圣政二·赐老者》：元朝承袭“礼高年”，对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存侍丁一名”，免除其杂役，以侍养老人。90岁以上老人，“存侍丁二人”[4]284。
伴随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蒙古族传统道德观念得到进一步规范发展，“札撒”和“约孙”成为指导蒙古人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札撒”的主要内容是成吉思汗的言语（体现成吉思汗的意志），“约孙”的主要内容是蒙古人的传统禁约，其中二者都突出强调家族伦理的重要性。《成吉思汗箴言》中关于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有着明确的论说：“凡子不率父教，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男虐待其已聘之女，女慢视其已字之男，长者不约束幼者，幼者不受长者约束，高位达官信用亲近，遗弃疏逖，富厚之家不急公而吝财，若是之人，必致流为匪类，变为叛贼，家则丧，国则亡，临敌则遇殃我。”《史集》曾记载成吉思汗之言曰“凡是一个民族，子不尊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重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就会国弱民穷，并导致亡国”[4]275，要求对长者敬重乃至敬重贤者。北方游牧民族素有“贱老而贵壮”的风俗，但蒙古人认为长者有教训下一代的权力，强调不尊重长者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元朝秘史》多有记载，成吉思汗教诫曰：“到长者处时，长者未发问，不应发言。长者发问以后，才应做适当回答。”“经过三个贤人评定的话，可以在任何场所一再重复地说，否则就不可靠。”[5]58此外，族群意识浓重。“成吉思汗建国后，大规模编组千户，将全蒙古的百姓均纳入了严密的组织系统之内，以千户取代了过去的部落、氏族组织，作为大蒙古国的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尽管如此，传统的部族观念依然存在”[4]52。
三、儒家之孝与蒙元以来蒙古族伦理道德的关系
从文化人类学视阈和政治道德意义解读，蒙古族吸纳了儒家孝文化的先进性思想和政治道德价值，并将其融入蒙古族精英政治道德的培养和社会伦理教化之中，成为蒙汉文化共识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儒家之孝与蒙元以来蒙古族伦理道德在理论源头上的相近性
近代人类学家无不把巫术的研究作为把握原始文化的主要途径，把巫文化看作原始文化的主导形态，并视为宗教与科学发展的最初萌芽[6]19。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考察儒家之孝与蒙古族伦理道德的思想源头。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古巫在个体形态上比较接近于在北亚洲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文化中所说的“萨满”①张光直指出：“在古代中国，鬼神祭祀时充当中介的人成为巫，据文献的描述，他们专门驱邪、预言、卜卦、造雨、占梦。有的巫师能歌善舞，有时，巫就被解释为以舞降神之人。他们也以巫术行医，在作法之后，他们会像西伯利亚的萨满那样，把一种医术遣到阴间，以寻求慰解死神的办法。可见，中国的巫与西伯利亚和通古斯地区的萨满有着极为相近的功能，因此把‘巫’译为萨满是合适的。”参见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陈来也说“的确，在神灵观念上古巫与萨满相近。尤其是，按照《楚语》所说，在绝地天通之前的巫觋是可以通天升天的，因此，绝地天通以前的巫觋是很近于萨满的”“后来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中许多北方民族把他们的原始文化因素带入中原，以及近古民间社会巫术的存在”都是这种相近性的反映[6]45-46。不仅巫与萨满相近，从蒙、汉民族早期的宗教形态和伦理意识看，其思想渊源都与祭天祀祖等信仰相关。考察儒家孝的思想来源也不例外。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儒家孝道以敬事父母、友恤亲族为特征，但就思想文化的历史演进看，孝道文化源自古代巫觋文化和祭祀文化。
从“孝”的观念看，在西周及以前，“孝”的内涵主要表现为“尊祖敬宗”，并由祭祀的形式表现出来。西周孝的对象是神祖考妣，非健在的人。主要内容为“尊祖敬宗”“保族宜家”（“家”指宗族共同体），凡君宗惠于族人和下辈的行为，皆可赅之以孝，以父为对象的孝只限于君宗的范围，是调节君宗与储君嗣宗关系的重要政治准则，……与后来孔孟儒家倡导的“善父母为孝”“孝莫大于严父”之“孝”有本质的差异[7]42。可见，孝的观念产生之初，并不主要表现于父子伦常之孝。当时“孝”以“追孝”“享孝”来表述，表明孝的主要内容是祭祀祖先。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认为，忽必烈对敬天地、崇祭祀的观念接纳和认同，“因为这些观念实际上与蒙古人的传统观念十分接近”[4]281。
清代从顺治帝入关至乾隆年间，在一个半世纪中，清廷在蒙古族中大力传播和宣扬儒家文化思想，为此采取了以下措施：在京城和蒙古地区及蒙古八旗驻防将军、都统所在地区设立学校。据《蒙古民族通史》一书第四卷的不完全统计，有如下学校：蒙古义学、八旗学堂、蒙古清文学、八旗教场官学、绥远城蒙古官学、盛京蒙古官学、热河蒙古官学、吉林蒙古官学、八旗蒙古官学、国子监八旗官学蒙古馆、咸安宫蒙古官学、布特哈官学、归化城土默特地方官学。清廷统治者深知儒家思想文化的潜移默化效应，因而大量编辑、刷印、颁布各种儒家经典作品。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统计孝经类104部[3]。
从“天”的观念看，西周取代殷商，强调的“以德配天”，与蒙古族的“腾格里”观念，其中的“天”都是有人格意义的天，突出君权神授，彰显统治者以“诚”和“德”获授于天。
陈来在分析宗教发展历程时指出，“人类社会的宗教发展表明，……适应大的社群和族群的真正宗教的出现，必然是宗教思想与伦理原则的结合”。蒙古族宗教与伦理的结合当属此类。但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正像陈来所说“当中国‘真正的宗教’开始出现或成熟时，它自己又已经不是‘真正’的‘宗教’了”[6]146-149。因为当西周作为宗教的“天命”思想形成时，天命观中已充斥着重德和民本思潮，人文化成为儒家文化的主导。这是孝文化由祭祀文化转为政治道德的忠孝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儒家孝文化与蒙古族祭祀文化的不同所在。
（二）蒙元以来蒙古族政治和文化对儒家孝思想的吸纳
孝作为重要桥梁，促进了蒙汉文化的汇通融合，也是深化两种文化之间由沟通到理解，最终形成共识的基础。如何看待其背后的思想根据和社会成因？笔者认为从宗教-伦理的视角看，儒家之孝与蒙古族伦理道德就其理论源头是非常相近的。从历史演进看，自蒙元时代起蒙古族统治者重视孝的伦理教化，与宋元明清大的历史背景是一致的。
里帕的借鉴方式简单直接：如拟人形象“友谊”（方案D），他说“一个瞎子背着一个瘸子行路”的形象来表现“友谊”主题，是出自阿尔恰托的描述：“他在一个瞎子的背上，用声音领路。所以两人组合在一起意味着，一个提供视力一个提供脚力”。㉖
蒙古族自身的社会化过程也是其伦理思想积淀的过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希望建立一个以蒙古黄金家族为核心的统一政权，大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要精诚团结、忠于大汗。这一社会规范的伦理思想基础源于长生天观念。蒙古人把“天”称为“腾格里”。按照蒙古人的萨满教信仰，“腾格里”既是诸神中的一员，又因其统帅诸神而成为最高神。它创造世间万物，世间一切都归“腾格里”掌管。因此，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建立汗国，是上天的代言人。成吉思汗依据当时草原人民普遍的敬天、畏天的思想，结合自己的传奇经历以及萨满教的思想，把“腾格里”这种观念作为统治社会的一种伦理思想基础。成吉思汗所以得到上天的护佑，在于其敬天过程中能做到“诚”。
但为什么从宗教意义向人伦、道德转变后的儒家孝文化与蒙古族伦理能够融合？主要是因为儒家孝文化的人文性和神圣性共存。“这种人文实践的理性化，并不企图消解一切神圣性，礼乐文化在理性化的脱巫的同时，珍视地保留着神圣性与神圣感，使人对神圣性的需要在文明、教养、礼仪中仍得到体现”[6]12。儒家的这种文化态度为吸纳蒙古族宗教和伦理观念开辟了通道。基于这种对神圣性的保留，儒学经汉代的“独尊”最终与伦理——政治相契合，经唐宋的经学化、理学化，成为一套政治伦理架构。在蒙元时代，特别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其政治功能和范式最终被蒙古族统治者认同。
“掌握说”是把宗教视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从人类掌握世界的活动中认识宗教，从而获得更具根本性的宗教本质。[5]“生活说”强调马克思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维度追问宗教的根源。离开人的生活世界，离开生活的本质，任何宗教都必然丧失其存在根据，一切基于宗教自身的观念和学说都将变成空洞抽象的“逻辑幻觉”。[6]不难看出，无论是“掌握说”还是“生活说”，其结论的得出都是立足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和主体性地位的确认，都是从人的角度生成着对于马克思宗教本质的现实性认识成果，其差异则来自于致思理路的不同。
（三）蒙元以来对教化的重视推动了儒家孝文化在蒙古族的普及
蒙元时代蒙古族统治者重视孝，明清以来儒家孝的思想仍然影响着蒙古族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与元明清几百年间政治统治中对孝的高度重视，强化“孝”的伦理道德功能的大背景是一致的。这一时期对教化高度重视并收到实效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是朝廷大兴学校，广建地方书院，并在乡镇广泛建立社学、村塾，将教化普及于广大农村。其二，乡规民约和家范、家训、家规普遍出现，使道德教化落实到基层乡里和诸多家庭。其三，明初太祖朱元璋颁发《教民六谕》，清初康熙、雍正年间形成了较《教民六谕》更为详备的《圣谕广训》，使对民众的教化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纲领，并通过官府运用行政手段有效地予以推行。其四，私人讲学之风大兴，遂使理学的伦理思想得以普及。最后，更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戏剧、小说、说唱艺术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繁荣，为传统道德在广大民间的普及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通道[9]22。
四、结语
在奠定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国家版图和精神文化气质方面，元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儒学与蒙古族思想、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者始终是伴生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①李零：“现代中国的版图是拜少数民族之赐，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之赐。明代的疆域是元代的遗产，民国的疆域的清代的遗产。汉族的天下也是少数民族的天下。”“中国，北方是欧亚草原，西部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农业离不开畜牧业，畜牧业离不开农业，二者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它是这个范围内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参见李零《我们的中国》第一编《茫茫禹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7-28，32页。。基于宗教-伦理视角解读蒙汉文化意识，因地域和传统信仰的相近性，它们具备了交通融合的思想基础。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以其人文转向和哲学的自觉，在历史长河中持续演进和发展，成为一种文化范式。在元代蒙汉的相遇中，这种范式的作用进一步被蒙古族统治者所认同，构成共同的中华文化精神。其中孝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交融的事例。
2.1 危害特点：成若虫群集叶背吸食汁液，被害叶片褪绿变黄、萎蔫，甚至全株枯死，分泌的蜜露还会诱发煤霉病，还可传播病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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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Filial Piety Culture and Mongolian Ethics Since Meng Yuan Dynasty
GUO Xiaoli
(School of Philosophy,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Inner Mongolia 010021,China)
Abstract:In the Mongolian era,the nomadic culture and the Central Plains farming culture directly collided,and the Confucian filial thoughts became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y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The Mongolian ruler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The Book of Filial Pietyand recognize the basic ethical values of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since Meng Yuan Dynasty.This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thical and moral concepts of Mongolian people,but also absorbs the advanced and political moral values of the Confucian filial piety culture,and at the same time integrates it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Mongolian elite political moral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ethics,which has become the basic thought of cultural consensus between Mongolia and Han.
Key words:Confucian；filial piety culture；MengYuan Dynasty；Mongolian ethics；cultural fusion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6.012
作者简介：郭晓丽（1961-），女，山西大同人，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20005）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6-0076-05
收稿日期：2019-10-10
（责任编校：耿春红英文校对：杨 敏）
标签：蒙古族论文; 孝经论文; 儒家论文; 蒙古论文; 伦理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20005)论文; 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