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西走廊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为独特也最具典型意义的文明过渡地带，世居此地和中原腹地与新疆、中亚、西亚等不同地域迁徙而来的各民族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形成了较长时期的和谐共生局面，各民族及民族文化都曾经在此交汇聚集、共融共生，其中极为重要、影响最为持久的因素就是互嵌模式中的多元文化互鉴共生。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互相交融中不仅吸收借鉴了其他文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碰撞中保持了自身的特质和独立性，为河西走廊和谐共生的民族关系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探寻多元文化共生的内在机理有助于深刻认识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对新时代处理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河西走廊；多元文化；民族关系；和谐共生；互鉴共融
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在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认同，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建构和谐共生的各民族关系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国的民族走廊地区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形成的基本格局和历史经验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地处西北民族地区的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陆上通道，走廊内面积大小不等又相互连接的绿洲形成了极具区域特征的绿洲社会。此外，走廊内的戈壁、草原、荒漠、山地等地形呈相间交错分布状态，多样化的空间地理形态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居住、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也提供了迥异而互补的生计方式，成为河西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最基本的文化地理生态。
一、河西走廊多元文化共生的历史基础和集中体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文明古国，中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主权国家，聚居于不同地区的各民族都存在经贸往来、政治体制、社会交往和文化互鉴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中华文明演变中的常态性社会现象。这种文明互鉴共融在多民族交错分布的过渡地带表现得尤为明显，地处西北的河西走廊就是这样最具典型性的多元文化共生地带。
(一)历史和现实中和谐共生的多民族聚居区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积淀和社会发展中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文明成果，逐渐形成了植根于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和谐共生的总体格局，生生不息的多民族文化也在互鉴共荣中构建了“美美与共”的基本态势，各族人民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和政治社会体制中和睦相处，并在广泛深刻的社会交往中结成了互相依存、均衡协调的可持续性生态关系。河西走廊处于多种生态系统差异性共存的过渡地带，因而本地区的各民族在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及由此衍生的思维模式也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使得世居和迁徙于此的不同民族衍生出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为各民族文化保持自身的内在稳定发展和相互借鉴共荣提供了极富生态性的民族关系基础。“生态性的民族关系一方面为民族交流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民族特征与民族地位在生态性民族关系中并不会丢失”[1]。聚居于此的各民族尽管自身的规模、发展水平各异，但他们在与异质文化的交往中都形成了很强的包容性发展的能力，内在地具有了应对生存环境和社会变迁的坚韧潜力。
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进程来看，共同性和多元性都是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变迁中绵延繁荣的重要维度。集中体现各民族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不仅是停留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还必须通过人和人在生产生活的实际交往活动体现出来，通常是通过他们的文化心理、道德规范和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过渡地带长期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杂居且民族迁徙较为频繁的区域，进入和迁出本地区的各民族在文化形态、思想观念等方面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民族间的交往和文化互鉴与人类社会中的其他现象是类似的，多种具有个体性差异的事物只有在交流和碰撞中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具有新特征的事物进而促进多样化的发展。过渡地带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区域差异越大不同人群接触的动力似乎越足，这正是不同族群形成的动力之源”[2]。鉴于河西走廊地形的复杂性和民族交往的多样性，不同民族和社会群体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必然存在层次感，从而就造成对本民族、本地区和整个国家认同的多样性。
(二)独特历史人文区位造就共鉴共荣的多元文化样态
推动文化多元化发展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历史的传承，但更重要的在于现实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强力推进。就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进程来说，不同发展状态的文化类型经过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自然选择,原来发展程度较慢的、非主体一方的民族必然会向较为先进的、主体的一方民族靠拢，他们的经济生活必然地趋于相似或相同。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类型、发展程度各异的民族文化也会发生相互的借鉴与共生，在共同的社会交往中彼此之间的亲和力就会逐渐呈现并得到更深层次的持续发展。这是长期历史复合作用的直接结果,亦是本地区各民族融洽共存、和谐相处的先决条件。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中原地区与亚洲、欧洲的重要通道，作为西北地区多民族聚居、杂居现象极为典型的区域。“独特的历史人文区位使河西走廊成为不同质的文化发生代际演替的典型地区”[3]。河西走廊绿洲区、游牧区和商业区尽管存在民族构成、发展水平、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但这种非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差异中体现出来的依然是基于共同生产方式的文化同质性，同时鲜明地表现出民族文化多元共生、互鉴共荣的过渡性特征。
河西走廊各民族在时代变迁和历史发展中存在诸多方面的互补性和临近性，表现在地域分布、生产生活、思维模式、民风民俗等方面，这种过渡地带独有的文化特征不仅使各民族能在密切交流中借鉴和吸收彼此的合理成分，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传承中保持了本民族自身的特质，使处于相互交流网络中的双方、多方都能找到相互促进、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的历史时期，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不仅要重视历史传承，更要注重社会整体发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努力探寻新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特定地区的实践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在推进新时期民族关系协调发展中，既要自觉保持民族文化的精神传承和民族归属感，又要以开放进取的姿态努力汲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对不同发展程度的民族文化和区域内外部的文化都应如此。需要说明的是，各民族在发展进程中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各民族文化的与时俱进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和而不同”，也就是各民族自身独特的个性与魅力在多样性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生态中得以充分的展现。
(三)自然历史进程中积淀的开放性的多元文化交汇区
各民族和睦相处最经常、最根本的纽带是密切的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在经济发展和民族利益实现上通过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生产生活方式，既加强了各民族的紧密联系和文化心理，又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此外，各民族在实际生活中的多方面交流也是不可或缺的，经常性地表现在多元不同基础上物质、精神、社会、语言和精神等方面的民俗交流与互动。“多元民俗文化和谐共生是交流与互动的结果，而使这一切能够整合在一起的关键则是交流与互动的方式”[14]。各民族之间因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逐渐减少，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日益增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8]525。河西走廊历史上形成的移民化进程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政治-社会-文化架构，也在互鉴共生中产生了差异化的思想生态和传播路径，同时也形成了包括商人、使者、僧侣、游客等在内的多元化受众群体。尽管这些群体及其成员在信息内容的需求与选择、信息理解与记忆以及信息反馈模式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基本上融入了本地区的生产过程和世俗生活。中原地区因王朝更替和治乱纷争引起的严重后果并没有真正波及到河西走廊，使本地区成为保存中原文化根基和学脉的福地，同时，从西亚、中亚和欧洲等地传入中国的文化形态都是经过本地区才逐渐深入到中原腹地的。正是这种互补共生的社会交往形成了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交融，并在更加深入的交往交流与和睦共处中实现了共同的文化认同。需要说明的是，强调文化认同并不是指各民族文化具有同样的文化内容，只是表明各民族在经济社会交往中在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实现并延伸了共存共荣的样态。
辽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巍巍长白余脉霸气外露，缱绻辽河延展平淌内敛。辽西走廊踞关隘而卫守京津，关系首都安全；黄海渤水凭浩渺而接东北亚，牵动国际关系。悠远的历史传统一直是辽宁人民执着坚守的精神支柱，天然的战略要塞始终是东北大众值守家园的共同理念。
二、河西走廊民族关系中多元文化共生的内在机理
依据《税收征管法征求意见稿》第46条的规定，纳税人对于预期发生的特定复杂事项，认为在税法适用上存在困难时，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预约裁定。根据当前学者的归纳，预约裁定是由税务机关关于特定纳税人就其未来交易安排所涉及的涉税事项如何适用税法而专门发布解释性文件的程序的总称。[4]因此从性质上来看，税收预约裁定是一种行政解释。
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一定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基础、最具影响力的实践活动，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和个体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交往程度中形成了性质迥异的多样性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深层文化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文化群体对现实抽象思维的方式的多样性”[5]。就民族聚居区民族关系产生和变迁的发展历程来说，共同的、相互依存的经济生活是多民族聚居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多样化的思维方式并没有阻碍各民族间共生协调态势的发展，而是内在地成为本地区不同民族文化蕴含的互鉴共荣的重要力量。
(一)生产方式多样化与文化多元的互嵌共生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各民族在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共同的经济生活为不同民族的和睦相处奠定了基础。“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互通有无，体现了河西走廊的一种‘二元性’主导文化模式”[6]。鉴于河西走廊各地理生态间的相互依存及独特的绿洲、戈壁牧区、商业网道的区域连接和生计互补，在不同生计方式上形成的文化类型就具有非常明显的互嵌共生特征。处于这些区域之中及边界地带的人群基于维持生产生活顺利进行的共同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了现实生活中互通有无的物质信息交流体系，形成了涵盖物质、精神、文化、思维等领域在内的共同体模式。这种互嵌共生的共同体存续模式不仅使双方、多方在相互交往中易于接受对方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对方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使处于其中的各民族之间为实现、维护共同利益而凝结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力量,成为实现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
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信仰是维系这种民族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河西走廊的世居民族与不同时期迁徙而来的其他民族都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互鉴共生又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农耕、游牧、商业等不同生计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社会交往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民族之中，几乎是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实现了生产生活和文化心理的互融共建。各民族历史和现实发展中积淀的经济互动、文化交融已深入人心，此外还在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上也表现出相互交融、吸纳的态势。这种历史形成并深入人心的思维模式在现实的民族关系构建中极具启示意义，它强调必须在文化平等关系的前提下建立新型民族关系，特别是要重视在民族聚居地区构建多样性的文化共生发展模式。对于历史和现实中处于不同发展样态的文化类型，只有“尊重各民族文化的话语权利才能实现良性共生, 才能在共生的基础促进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和谐发展”[12]。这种建立在各民族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民族关系调试方式促使民族关系不断向正确、稳固的方向发展，为各民族凝心聚力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保障和建设动力。
中国具有举世闻名的悠久历史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处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经历了漫长的时代变迁和历史积淀，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在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中逐渐衍生出极具中国特色的区域形式并进而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学习与借鉴不仅能够有效缓和各民族因文化不同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分歧，促进民族关系和谐，而且还会加快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7]。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使本区域的人群可以从事多种多样的生产活动，宜耕、宜牧、宜商的便利条件逐渐打破了生产生活的区域界线，基于自然条件的农耕、游牧和商业区在相互连接的网道中逐渐结成了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整体。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在相对固定的同一地域中聚居、杂居的不同民族彼此之间结成了文化共生的地缘关系，共同的物质生产、交换和社会交往等长期紧密的联系使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差异日益缩小。
(二)多元文化交流中历史积淀构建的互鉴共融
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和谐共生是衡量现代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文化基础。人们创造自身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包含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价值追求与创造，“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295。河西走廊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相对发达的路网交通使不同国家、地域的各民族及职业群体都能在此找到生存空间，在解决基本生活和充实精神世界中展现出自身的主体性，从而为突破个体局限进而融入更大的群体创造了深厚的基础。世居于此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文化形态蕴含着巨大的文化调试能力，在广泛的时间和空间内能够较为顺利地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造成的冲击，既使在社会动荡时期或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中也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特性，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多元文化共生、多民族和谐并存的格局。
与其他民族走廊地区和过渡地带的经济形态相比，河西走廊的绿洲社会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性和互嵌交融特征，本地区多元文化共生最根本的因素是长期积淀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强化了多民族文化发展态势和民族关系的基本趋势。“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数百年磨合缓慢形成的文化认同是族群间和睦相处的最牢固的基础”[10]。处于河西走廊的敦煌是本地区多元文化共生与文化认同最典型的代表，流传于敦煌的不同文化类型在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中已经呈现出极为明显的世俗化现象。以传入敦煌的佛教为例，佛教经典在传播和翻译中不仅存在数量众多的多国语言文本，在佛教义理和教义中广泛借鉴、融入了中原的儒、道思想及域外诸多文明体系的文化元素，在处理佛教与世俗社会关系的佛事活动中都展现出极为明显的大众化、世俗化特征，真正成为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在生产活动、交往方式和世俗生活等诸多领域形成的文化观念渗透到了统治阶级和普通社会成员的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并在历史的沉淀中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依托。
江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为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江西认真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按照“核心是精准、关键在落实、确保可持续”的要求，聚焦重点难点，下足“绣花”功夫，全面提升脱贫攻坚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努力推进江西脱贫攻坚质量和成效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三)地缘结构的命运共同体中蕴含的文化认同
与河西走廊毗邻的河湟地区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本地区的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类别和思想传承既有扎根于本土的儒家思想、道教文化及民间信仰，也有传入本地的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与青藏高原的苯教相结合而演变成藏传佛教，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门宦制度，各制度化宗教吸收了众多的民间信仰成分”[9]。这些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在自身边界基础上相互影响和共同吸纳，从而形成了非常典型的过渡地区文化形态。魏晋以后中原地区在较长时间内处于政权更迭的动荡状态，西部边疆的吐蕃、党项、回鹘等少数民族势力相继崛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曾不同程度地控制过河西走廊，使本地区的文化体系发展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吐蕃化、西夏化、回鹘化现象，这制约了传统农耕文化原有的生存空间和对外辐射力，但河西走廊文化格局中儒家文化始终是最根本、最稳固的一级，自身的主导地位和多元文化共生局面并没有动摇和改变。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预先建构和设定文化发展的态势，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是历史发展中各类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均衡状态。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共生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并与外来文化互鉴的结果，是历史积淀下来维系民族发展、协调民族关系的重要精神财富。
对于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的群体和个人来说，文化观念和宗教信仰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共同地域的文化和信仰的相似性就会形成相对一致的思维模式，在生产生活中把不同的个体逐步在观念和行为中整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自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关系“是由该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演进过程中各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4]。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心理和宗教观念是一种影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要因素，它产生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在社会交往中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并以此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民族关系。地域上的临近性为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和最基本的保障，生计方式的互嵌互补衍生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之间的亲和力，历史和现实中相邻地域的民族流动和人口迁徙都是在这样的多元文化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并在后续的历史变迁中成为维系既有民族关系模式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力量。
(四)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世俗生活的濡化传承
河西走廊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共生的典型地带，中央政权基于维护国家的整体统治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的政治需要，历来就非常重视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边疆地区的治理。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不断完善的畅通发达路网系统成为民族迁徙和民族文化交融的基本条件，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与和睦融洽的民族生态也为之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河西走廊环境各异而相对固定的生产地域内，移民化现象和人口规模变化等因素使传统农耕区和游牧区联系更加紧密，在更广泛的时间、空间上双方边界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民族内和民族间的群体与个人都会不同程度地从事农耕、游牧、商业活动。各民族在生产发展中相互借鉴和吸纳彼此的语言、道德、信仰等文化符号，相近相亲的民风民俗则是日常生活交往中民众群体和个体常态化行为的具体表现。例如流行于甘肃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民间曲艺河西宝卷，它将文学、宗教仪式和说唱艺术等大众化形式融为一体，在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上“彰显了‘家国同构’和‘国家认同’的觉悟、维护家园生态的理性、秉承文化传统、借鉴前贤经验的自觉等思想志趣”[11]。这种艺术形式在深厚的儒家文化基础上融入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和本地区的文化观念，由此促进了群体和个体身份在代内或代际转换的深度认同，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上维持着自身的生存发展并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稳定秩序。
一声闷响之后，缠住秦铁崖上臂的双手松开了。秦铁崖却不急于放手，他端住对手两肩，仔细观察对手。李太嶂的头歪向一边，两眼先是翻白，接着就慢慢闭上。秦铁崖摇摇对手身躯，李太嶂那颗耷拉着的大脑袋，仿佛瓜秧上的南瓜，随风晃荡。秦铁崖这才松开对手，任他摔倒。
三、以多元文化共生理念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基本路径
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域、生产方式和制度生态中形成较大差异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历史积淀中生成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并构建出不同的民族关系模式。“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自觉需要借助历史自觉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更需要通过社会自觉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合理的定位”[13]。
(一)努力实现多民族聚居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实行各种扶持政策以保证实现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通过加快制度化的进程和不断完善法治化建设，以更加成熟和有效的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各民族行使各项法定权利，更好地处理本民族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帮助各少数民族依据自己实际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和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在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基础上促进各民族全方位、整体性的协调发展，不断强化民族平等团结良好格局，最终实现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发展目标。
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也表现在文化地理的区位生态上，多民族聚居的过渡地带上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传承积淀中必然表现出多元共生和包容发展态势。河西走廊是典型的多元文化交汇地带，存在和影响本地区的文化形态包括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发端于蒙新高原的蒙古文化、起源于青藏高原的青藏文化和植根于当地的多种区域文化等，基于独特的地理形态和区位优势，河西走廊成为沟通本区域文化形态及连接中亚文化、欧洲文化的大范围辐射区域。本地区最典型的文化类型包括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它们形成于绿洲社会、游牧社会以及商业活动等互联共生的社会交往中。河西走廊文化在形成和扩散中无论西出、东进还是南下、北上都能进入另一种文化圈的发源地。作为多民族聚居杂居的过渡地带，多民族文化在发达的路网系统中随着经贸活动的深入而互相交融，来自各地、各民族及不同阶层的群体不断入居，使该地区多元化的文化结构在对待外来的异质文化时都能采取“和而不同”的包容心态。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中异质文化因素不断加重，另一方面使该地域已有文化形态更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历史积淀中将这种影响逐渐吸纳到原有文化格局中, 并在文化变迁中成为本区域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
(二)以制度化、法治化进程的推动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
继续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用法治化的路径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关于民族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作为协调民族内部及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体系，是多民族国家在社会治理中集中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大力宣传、落实民族政策的同时通过法治化的途径确保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就极为重视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和法治化进程，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制定和修改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一系列民族法律法规，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上升到法律高度，以成文法的形式把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与平等地位确定下来，在共同迈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进程中努力实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事实上的平等，在法律实施和政策执行中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
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央政权的民族政策为民族的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处理民族关系中形成的共生融合模式对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尤其是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更能彰显这种模式的力量。改革开放的深度推进使各民族在频繁紧密的经济活动交往中不断扩大生活地域，加深了聚居、杂居程度，特别是实行西部开发政策以来，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民族及个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迈上了新的台阶。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实践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保障在少数民族合法权益方面的积极效果，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有效地保障了各民族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其现实成效和深远影响不仅有效处理了实现了民族地区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中增强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和巩固了祖国统一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法可依，有据可循。转移支付立法也要跟上，进一步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转移支付的内涵，真正发挥专项转移支付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时发挥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地方一般性公共支出的作用。推进转移支付的立法能够真正规范转移支付制度，也能真正在财政资金转移的过程中，将事权和支出责任下沉的渠道关闭。最后，还应及时探究并推进政府破产法，这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重要的一环，地方财政发生重大危机，中央政府究竟怎么选择？如何把中央不救助原则落到实处？只有破除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才能够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发债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三)以文化差异性调适强化各民族的认同
当前我国已就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已经成为社会各个领域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由互联网和新媒体为代表的新型传播路径使民族关系的协调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本地区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传播都变得十分便利，各种文化形态都借助新媒体展现自己的发展态势和影响力，在不断跨越地区和民族界限的过程中形成建构与解构交替循环的模式。“要在‘人—新媒体—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形成生态传播机制”[15]。各民族内部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因素建构在碰撞与交融中相互影响，各种文化都有可能充分利用便捷的传播方式和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不断提升文化品质，使文化内部各要素在传承与濡化中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差异成为少数民族划定族群边界，完成自身文化认同的重要原则”[16]。同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文化形态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文化浸染中也存在边界模糊、根基薄弱、文化内核解构等风险。因此，新媒体时代的民族文化传播是多元共生系统，其传播效果受制于系统内各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只有媒介生态系统各个变量之间做到步调一致，才能发挥出整体效能。
此外，以杀人偿命观为例，大众观念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如果杀人后需要一命抵一命，那么无论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过失致人死亡、意外事件等都需要行为人承担责任，明显地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若是一贯地践行杀人偿命观，在具体认定犯罪时也不免出现主观归罪的倾向。
实现整个社会体系的持续、健康、稳定的首要条件就是国家、社会、民族间的协调均衡发展，这也是新时代各民族实现和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共生的民族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以多元文化共生的理念全力促进和谐共生民族关系的实现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地处文明过渡地带的河西走廊在历史积淀的文化生态中形成了稳定的文明互鉴和多元共生格局，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中为实现各民族和谐共生、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建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多元文化共生也是我国大力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是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发扬民族精神、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支柱，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
（3）毛蚴孵化：将盛有滤渣的烧瓶置于光照培养箱（20～30℃）或相同室温下孵化，在3 600～3 800 Lx光照强度下，孵化4～12 h，需观察2～3次。每批实验均需设置血吸虫虫卵阳性粪便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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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Co-existenceofMulti-cultureandHarmoniousDevelopmentModeofEthnicRelationsinHexiCorridor
GU Wen-bing
(SchoolofMarxismStudies,HexiUniversity,Zhangye,Gansu, 734000, China)
Abstract: Hexi Corridor is the most unique and typical cultural transition z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ere the ethnic groups have formed a long period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in the production life and social exchanges with the people migrating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Xinjiang, Central Asia and West Asia. All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have gathered together and coexisted here, which depend on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lasting factor that is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integration in multi-culture.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es not only absorb the elements of other cultures, but also maintain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independence in the cultural collision, which form a lasting spiritual power in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ethnic relations of Hexi corridor. The curr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which may help understand the basic laws and tre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It may be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new era to deal with ethnic relations and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Keywords: Hexi Corridor；multi-culture；ethnic relations；harmonious co-existe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1-0092-07
收稿日期：2018-06-15
基金项目：2016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河西地区和谐民族关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6B-09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顾文兵(1975-)，男，甘肃临泽人，河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智库”成员，河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刘兴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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