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采用Landolt 范式，要求被试分别阅读由汉字和改编后的韩语符号组成的句子，探讨汉字的笔画数对眼跳目标选择的影响是由视觉复杂性引起，还是由视觉复杂性导致的认知加工复杂性引起。结果发现：是否存在词汇信息不仅影响跳读率和平均向前眼跳幅度，还会对首次注视和单次注视中的平均注视位置产生影响。结果表明，汉字的笔画数对眼跳目标选择的影响，既与视觉复杂性有关，也与认知加工复杂性有关，即与词汇信息有关。研究结果支持“战略-战术”模型。
关键词 视觉复杂性，注视位置，Landolt 范式。
1 问题提出
阅读过程中的眼动控制研究主要包括眼睛何时移动（when）和眼睛移向何处（where）两个方面。读者何时开始移动眼睛以及眼睛移向何处是由两个独立系统分别决定的（Clifton et al., 2016；Joseph, Liversedge, Blythe, White, & Rayner, 2009； Li,Liu, & Rayner, 2011； Zang, Liang, Bai, Yan, &Liversedge, 2013）。本研究主要探讨眼睛移向何处这一问题。
以往拼音文字阅读的眼动研究证实，读者下一个眼跳落点位置主要受词的低水平视觉特性影响，如词长和标记词边界的信息（如词间空格）（Joseph et al., 2009； 李玉刚, 黄忍, 滑慧敏, 李兴珊,2017； Perea & Acha, 2009）。同时，眼睛落点位置（landing position）的变异性和眼睛起跳位置也会影响眼跳落点的最终位置，研究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注视位置可以更好地回答眼睛移向何处这一问题（Zang et al., 2013）。而与之直接相关的两个研究证据是偏向注视位置（preferred viewing location,PVL）和最佳注视位置（optimal viewing position,OVP）（Rayner, 2009； 臧传丽, 孟红霞, 白学军, 闫国利, 2013）。
为了更好地解释读者阅读过程中的注视位置，研究者基于大量研究证据，采用计算机模拟，提出两种类型的阅读模型。一种为眼球运动模型（oculomotor models），该模型主张，低水平视觉因素（如词长）和当前眼跳落点的位置影响读者眼睛移向何处（where）（臧传丽等, 2013），代表性模型为战略-战术模型（strategy - tactics theory, O'Regan & Jacobs, 1992）。战略-战术模型认为，读者在阅读中采用词间眼跳策略（strategy）和词内眼跳技术（tactic）。采用词间眼跳策略是为了能准确地注视每个词的最佳注视位置（OVP）。如果首次眼跳落点能落在最佳注视位置（OVP）上，则对该词只有一次注视。但有时由于误差，如果越过或未达到预期的注视目标，最终使首次注视落在非OVP 上，读者会采用词内眼跳技术，即对该词进行再注视。
另一种为认知加工模型（cognitive models），该模型也认同低水平视觉因素对眼动控制的影响，但认为认知加工因素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低水平视觉因素的影响。E-Z 读者模型和SWIFT 模型是其代表模型（Clifton et al., 2016； Richter, Engbert,& Kliegl, 2006）。前者认为只有完全识别当前注视词N 后，才能加工词N+1；后者则认为，读者同时可以平行加工几个单词。
与拼音文字不同，汉语属于表意文字，其书写的基本单元是汉字。基于两种语言存在书写特征差异，所以不能直接利用基于拼音文字阅读研究得出的眼动模型解释汉语阅读。以往研究发现，汉语阅读的注视位置受词频、预测性等因素的影响（Li, Bicknell, Liu, Wei, & Rayner, 2014； Liu,Reichle, & Li, 2015, 2016）。在汉语阅读中，视觉复杂性主要反映在笔画数的多少，而汉字的视觉复杂性会影响眼跳目标选择（王永胜等, 2018）。
研究者通过操纵双字词中首字和尾字的视觉复杂性，考察汉字的视觉复杂性对注视位置的影响。例如，孟红霞，白学军，闫国利和姚海娟（2014）操纵双字词中首字和尾字的笔画数，划分为四个水平，即首多尾多、首多尾少、首少尾多、首少尾少，考察汉字的笔画数对汉语阅读中的注视位置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首字的笔画数较多，那么读者的首个眼跳落点往往落在首字上；首字和尾字的笔画数都会对再注视概率产生影响。随后，Ma 和Li（2015）运用同样的实验方法，探讨首字和尾字在双字词词汇加工中的不同作用，结果发现，首字和尾字的笔画数均会对凝视时间产生影响，但相比之下，首字的复杂性在眼跳目标选择上更为重要。此外，读者所注视词的加工难度也会影响眼跳目标选择。研究发现，词的加工难度越小，眼跳长度越长；词的加工难度越大，眼跳长度越短（臧传丽等, 2013； Wei,Li, & Pollatsek, 2013）。基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汉字的笔画数对阅读中的眼跳目标选择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仅仅由视觉复杂性引起，还是由视觉复杂性导致的加工复杂性引起？
以往关于汉字视觉复杂性的研究均采用汉字为实验材料，考察视觉复杂性对汉语阅读中注视位置的影响，但是汉字的词汇信息对眼动控制的影响比较大。因此，为了排除汉字词汇信息的影响，本研究引入Landolt 范式。该范式的优势在于，排除句子的全部词汇信息（包括词频、音位结构等），仅保留词汇结构，如字母数或词汇数（Liu, Reichle, & Huang, 2015）。
EyeLink 1000 眼动仪记录被试的眼动轨迹。采样率为1000 Hz，刷新率为120 Hz，分辨率为1024 ×768 像素。眼睛与屏幕间距离为85 cm，实验刺激为30 号黑体，大小为39 × 39 像素，视角约为1.02°。
这天傍晚，杨力生送走了前来送货的客户。回家后见杨秋香正准备做饭，他轻轻假咳一声，鼓着勇气说：“哎，你不包饺子吃？你调饺子馅儿调得真好。”
筛选15名未参与专家评估和仪器测试的消费者，对参加测试的57名消费者的面部图片随机进行水光感评价，评分区间为1～10分，1分代表完全没有水光感，10分代表水光感非常明显。
Liu，Reichle 等（2015）使用Landolt 范式，探讨词汇切分和词汇识别是如何影响读者眼动。为了与汉字结构更接近，研究者使用“Landolt square”代替“Landolt rings”（见图2）。研究发现，首次注视点与有多次注视的首个加工注视位置更靠近词首，单一注视点的位置更靠近词的中心。因此，Landolt 范式对于汉语阅读同样适用。
图 1 Landolt rings 示例
图 2 Landolt square 示例
为了排除汉语词汇信息的影响，本研究选用基于韩语字母编写的符号为实验材料，保证笔画数与汉字笔画数一一对应，主要表现为横（一）和竖（丨），见图3。
图 3 实验材料举例
基于以往研究结果，本研究的研究假设如下：对于汉语阅读中的眼跳目标选择而言，（1）如果有词汇信息和无词汇信息对其的影响无显著差异，说明汉字的笔画数对眼跳目标选择的影响是由视觉复杂性引起；（2）如果有词汇信息和无词汇信息对其的影响有显著差异，说明汉字的笔画数对眼跳目标选择的影响是由视觉复杂性导致的认知加工复杂性引起。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49 名非韩语或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在校生（24 名男生, 25 名女生），年龄为18-25 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前均不知道实验目的。
在有词汇信息句子和无词汇信息句子的数据分析中，目标词为所有的双字词，每个汉字的笔画数作为协变量参与分析。分析跳读率和注视位置时，句中前后三个目标词的数据不参与分析。
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为是否有词汇信息，分为有词汇信息和无词汇信息两个水平。
2.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有词汇信息材料和无词汇信息材料。
有词汇信息材料为编制的72 个汉语句子。请不参与实验的15 名大学生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进行句子通顺性评定（1 为非常不通顺, 7 为非常通顺），排除句子的通顺性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经统计检验，M = 6.71，SD = 0.41。
石门桂花村的旅游资源开发较晚，投入资金不多，景区规模也不大，又缺乏很好的规划，许多设施设备都不完善。目前景点附近没有标准的停车场、超市，卫生条件也相对较差，也没有专门的医疗机构，这些都会给游客造成不好的印象，给人感觉景点的档次不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游客对旅游地的服务质量和期待也越来越高，而目前石门桂花村所能提供的旅游服务水平与游客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不能跟上这样的需求，很容易被市场所淘汰。
本研究随机抽取2015年1月—2018年9月期间我院进行过64排CT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临床确诊为冠心病患者95名，经检查，所有被选取研究对象心电图均显示窦性心律，研究对象基本资料如表1所示。
人本主义治疗模式与行为主义治疗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暗示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水平具有明显的转变。该种治疗模式突出了人的价值，具有“以人为本”的治疗特征，认为人与动物或机器是具有明显差异的，人具有自己的主观世界，并坚信，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驾驭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认为人具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强调人的尊严。这种治疗模式具有人性化特征，具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与精神分析治疗模式及行为治疗模式有明显的差异。
深海木蛀虫（蛀木蛤属，海中的一种双壳类软体动物）也是一种以浮森为生的海洋生物，它们接手了浅水区蛀木水虱和船蛆吃剩下的浮木残骸，然后迅速将浮木残骸转化为粪球，转而供养40多种其他深海无脊椎动物，在海床上构建了繁荣兴旺的海洋生物栖息地，塞德尔将其称之为“生物多样性之岛”。早在23年前，塞德尔就为漂流木数量不断减少，世界海洋中的塑料废物则越来越多的趋势而担心。
首先，选取105 个韩语符号，其中63 个是带有部件“圆”（O）（见图4a）。把不带有部件“圆”的42 个改编后的符号（见图4b）分成三组，每组从3 画到16 画依次排列。每个字的笔画由简单的横（一）和竖（丨）构成，并确保每个字的部件无汉语词汇意义。请不参加正式实验的10 名大学生对每组符号是否按照视觉复杂程度的高低进行排列，确保42 个改编后的符号的视觉复杂性差异。
图 4 带有“圆”和不带有“圆”的韩语符号
其次，按照所筛选的符号材料的笔画数替代有词汇信息的72 个汉语句子对应的汉字，组成72 个符号句子，即无词汇信息材料。所有带有部件“圆”（O）的韩语符号，用“方框”（□）代替“圆”（见图5）。
那么，这种激光脉冲和普通的激光器有什么不同呢？斯特里克兰解释说：如果你从商店买来一款激光器，开启开关1秒钟，如果脉冲不间断，那么在你关闭它之前，就已经穿越从这里到月球距离的3/4。通过啁啾脉冲放大的激光器，可以将同样数量的光子挤压成只有一张纸那么厚的脉冲。斯特里克兰说：“当你把所有光子挤压在一起的时候，光子的数量是特别巨大的。”的确，如果你的手挡住了这样的光束，就会受到严重的烧伤，甚至，特别强大的聚焦激光脉冲可以粉碎蓝宝石。
被试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向前眼跳幅度显著大于无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向前眼跳幅度（b = -0.40, SE = 0.04, t = -10.26, p＜ 0.001）。
图 5 实验材料转换举例
2.4 实验仪器
Hillen 等（2013）在实验中设置正常句子、真词词列、假词词列和基线四种条件，运用“Landolt rings”（见图1）为实验基线，让被试模拟自然阅读，实验任务为从一系列的O 形字母中找出随机出现且带有缺口的形似C 形字母的“Landolt”，并报告其个数。结果发现，阅读中负责加工字形、语义和句法的脑区是有差异的。Williams 和Pollatsek（2007）采用“Landolt C”考察视觉搜索任务的潜在认知过程。结果发现，认知加工过程影响搜索任务中的眼睛运动。随后还发现，使用“Landolt C”的研究结果支持序列加工模型（Williams, Pollatsek, & Reichle, 2014）。
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根本目的，党的统领性建设、首位建设和根本性建设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以下新思想、新要求:
2.5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个别施测。（1）被试坐在距离眼动仪前85 cm 的椅子上，下巴放在下巴托上，尽可能保持头部不动。（2）为保证眼动记录的精确性，水平三点校准，平均误差小于0.2°。校准完成后，向被试呈现实验指导语。（3）当被试熟悉程序后，开始正式实验。实验材料随机呈现，整个实验持续30-40 分钟。
2.6 眼动指标
采用以下眼动指标（Joseph et al., 2009； 白学军等, 2011； 梁菲菲, 王永胜, 杨文, 白学军, 2017）：平均向前眼跳幅度（阅读中所有向前注视的平均眼跳距离）；跳读率（首次阅读中兴趣区被跳读的概率）；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在目标词的第一次注视但不管在该词上总共有多少次注视）及首次注视位置分布；单次注视（在目标词的第一遍注视中有且仅有一次注视的视为单次注视）中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及注视位置分布；多次注视（在目标词的第一遍注视中有两个或多于两个注视点称为多次注视）中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及注视位置分布。
一幅幅记载历程的照片、一件件承载历史的实物，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生动展现了不同时期无数优秀共产党员带领人民大众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担当道义的李大钊、革命伉俪陈觉和赵云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劳动模范时传祥、决堤岸上的生死牌、舍己救人的人民子弟兵孟祥斌等等，无不生动演绎着党的大义担当和为民情怀。
表 1 实验材料示例
任务类型 句子类型 句子举例实验句 语文老师要求我们进行自由讨论。有词汇信息任务填充句 这项技术促进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无词汇信息任务实 填验 充句 句。。
3 研究结果
根据如下标准删除数据：（1）删除注视时间小于80 ms 或长于800 ms 的注视点；（2）被试回答问题的正确率低于80%的句子；（3）注视点少于或等于3 个的句子；（4）3 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梁菲菲等, 2017； 王永胜等, 2018）。删除数据占总数据的8.36%。
随着冬季的临近和室外气温的下降，必须确保农场生物安全，不会受到保护家禽和牲畜免受禽流感（AI）、非洲猪瘟（ASF）等致病微生物侵害的消毒剂的影响。并非所有消毒剂在严冬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德国朗盛集团能为畜牧生产商和养殖户提供实现上述目标的两种选择——卫可S和卫可LSP。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求渗透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细化雅行教育的目标即是其中的一项。要求各班充分利用班会、班级黑板报、手抄报、多媒体平台等开展宣传，要求学生熟知雅言、雅行、雅思、雅量、雅趣、雅致六个方面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结合《雅行小手册》的相关要求，从文明礼仪、言谈举止、生活自理、仪表着装和卫生习惯等几方面制定个人雅行规范和雅行标准，从而让学生的行为有的放矢。
无词汇信息材料选取步骤如下。
运用基于R 语言（R Development Core Team,2014）环境下的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 LMM）和lme4 数据处理包（Bates, Maechler,& Bolker, 2012）分析数据。其中，线性模型是以是否有词汇信息、笔画数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作为固定因素，用LMM 进行分析。
3.1 平均向前眼跳幅度
被试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和无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向前眼跳幅度及其固定效应估计值见表2 和表3。
表 2 目标词的平均向前眼跳幅度（标准差）
分析指标 有词汇信息 无词汇信息平均向前眼跳幅度 2.23（1.26） 1.66（1.47）
表 3 是否有词汇信息在平均向前眼跳幅度上的
固定效应估计值
注：§p＜0.1,*p＜0.05,**p＜0.01,***p＜0.001，以下同。
分析指标 截距 是否有词汇信息平均向前眼跳幅度 0.52*** -0.40*
要求被试完成有词汇信息和无词汇信息阅读任务，每种任务包含72 个实验句和36 个填充句。在有词汇信息任务中，被试完成句子阅读后，需要回答随机呈现的阅读理解问题（共40 个），并进行“是”或“否”按键判断。在无词汇信息任务中，为了模拟自然阅读，要求被试“阅读”由改编后的符号组成的无词汇信息句子，并报告目标符号的数量，即带有“方框”（□）的符号数量。为了避免无词汇信息任务中的视觉搜索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实验句不包含目标符号，仅填充句包含1-3 个目标符号。除了首字和尾字的位置外，目标符号在填充句其它位置出现的概率相同。实验材料示例见表1。
3.2 跳读率
被试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和无词汇信息句子的跳读率及其固定效应估计值见表4 和表5。
分析被试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和无词汇信息句子的注视位置，被试阅读两种任务句子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及其固定效应估计值，见表6 和表7。
表 4 目标词的跳读率平均数（标准差）
分析指标 有词汇信息 无词汇信息跳读率 0.19（0.39） 0.18（0.38）
表 5 是否有词汇信息在跳读率上的固定效应估计值
分析指标 截距 是否有词汇信息 笔画数 交互作用跳读率 -1.92*** -0.39* -0.37*** 0.89***
3.3 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及首次注视位置分布
被试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的跳读率（M = 0.19,SE = 0.39）显著高于无词汇信息句子的跳读率（M =0.18, SE = 0.38；b = -0.39, SE = 0.19, Z = -1.99, p ＜0.05），笔画数的主效应显著（b = -0.37, SE =0.08, Z = -4.62, p ＜ 0.001），交互作用显著（b =0.89, SE = 0.15, Z = 6.12, p ＜ 0.001）。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在有词汇信息句子中，对多笔画汉字的跳读率更高（b=-0.0 6, SE=0.01, t=-6.1 1,p＜0.001)。
表 6 目标词的平均注视位置（标准差）
分析指标 有词汇信息 无词汇信息首次注视 0.89（0.55） 0.74（0.51）单次注视 0.96（0.54） 0.88（0.52）多次注视中的首次注视 0.59（0.52） 0.56（0.44）
表 7 是否有词汇信息在平均注视位置上的固定效应估计值
分析指标 截距 是否有词汇信息 笔画数 交互作用首次注视 -0.55*** -0.23*** -0.06* -0.04单次注视 -0.37*** -0.11** -0.01 -0.16*多次注视中的首次注视 -0.96*** 0.01 0.001 0.20
结果发现，在平均首次注视位置上，是、否有词汇信息存在显著差异。被试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M = 0.89, SE = 0.55）显著大于无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M =0.74, SE = 0.51； b = -0.23, SE = 0.04, t = -6.20, p ＜0.001），这说明，相较于无词汇信息句子，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时，平均首次注视位置更靠近双字词的中心位置。此外，笔画数的主效应显著（b =-0.06, SE = 0.03, t = -2.05, p ＜ 0.05），交互作用不显著（b = -0.04, SE = 0.06, t = -0.67, p ＞ 0.05）。
对落在四个区域内首次注视的百分比进行分析，不同条件下的首次注视位置分布见图6。将区域作为自变量，对是、否有词汇信息句子在每个区域中的注视百分比进行2（是否有词汇信息）×4（区域：1，2，3，4）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区域的主效应显著，F（3, 267）= 222.06，p ＜0.001, η = 0.38。进一步分析发现，落在区域1 和区域2 的首次注视的百分比显著大于区域3 和区域4 中的百分比，ps＜0.001。这表明，被试对目标词的首个注视点大多落在词的中间偏左位置。
为检验长大纵坡试验段沥青路面铺筑质量，本文根据《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E60—2008），分别采用渗水系数仪、3m直尺和钻芯取样的方法，对施工完成后长大纵坡试验段的渗水系数、平整度以及压实度指标进行检测。另一方面，由于长大纵坡沥青路面极易出现车辙病害，因此，本文还对施工完成3年后试验段行车道上的车辙深度进行检测，施工完成时路面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施工完成3年后试验段车辙深度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图 6 首次注视位置分布
3.4 单次注视中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及首次注视位置分布
已有研究发现，汉语阅读中的单次注视和多次注视中的首次注视位置分布存在差异，具体为：在单次注视中，首次注视位置分布呈现二次曲线分布趋势；而在多次注视中，首次注视位置分布呈现线性趋势（白学军等, 2011； Yan, Kliegl,Richter, Nuthmann, & Shu, 2010）。因此，对不同条件下单次注视中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及其固定效应估计值进行统计分析，见表6 和表7。
两者同样是水资源方面的内容，同样与“规划”二字挂钩，同样需要通过水资源承载能力分析、水资源优化配置提出相应分析结论，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两者概念重叠的“错觉”。
结果发现，在单次注视中，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注视位置（M = 0.96, SE = 0.54）显著大于无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注视位置（M = 0.88, SE =0.52； b = -0.11, SE = 0.03, t = -3.33, p ＜ 0.01）。这说明，在单次注视中，相较于无词汇信息句子，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注视位置更靠近双字词的中心。此外，笔画数的主效应不显著（b =-0.01, SE = 0.03, t = -0.27, p ＞ 0.05），交互作用显著（b = -0.16, SE = 0.07, t = -2.42, p ＜ 0.05）。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与有词汇信息句子相比，无词汇信息句子中的笔画数效应更大（前者平均数差异为0.01，后者平均数差异为0.03）。
对落在四个区域内单次注视中的首次注视的百分比进行分析，不同条件下的首次注视位置分布见图7。被试的注视点落在区域1、区域2、区域3 和区域4 的百分比分别为26%、30%、26%和17%。该分布为典型的二次曲线趋势，与以往拼音文字阅读和汉语阅读研究中关于单次注视位置分布趋势基本一致（McDonald & Shillcock, 2004； 白学军等, 2011）。
图 7 单次注视位置分布
将区域作为自变量，对是、否有词汇信息句子在每个区域中的注视百分比进行2（是否有词汇信息）× 4（区域：1，2，3，4）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区域的主效应显著，F（3, 267）=184.44, p ＜ 0.001, η = 0.25。进一步分析发现，落在区域2 中的首次注视的百分比明显大于区域1、区域3 和区域4 中的百分比，ps ＜ 0.001。这说明在单次注视中对目标词的首个注视点更靠近词的中间位置。
3.5 多次注视中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及首次注视位置分布
多次注视中的首次注视在所有首次注视中（包含单次注视和多次注视）所占的百分比约为31.8%，其中，被试阅读有词汇信息的句子时出现再注视的比率约为18.1%，阅读无词汇信息的句子出现再注视的比率约为45.2%。由此可知，被试在阅读无词汇信息的句子时再注视的比率更高。被试阅读两种条件句子时的多次注视中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及其固定效应估计值见表6 和表7。
结果发现，在多次注视中，无论是有词汇信息句子还是无词汇信息句子，被试阅读时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没有显著差异（b = 0.01, SE = 0.07, t =0.10, p ＞ 0.05），笔画数的主效应不显著（b =0.001, SE = 0.06, t = 0.01, p ＞ 0.05）。
对落在四个区域内的首次注视的百分比进行分析，不同条件下的首次注视位置分布见图8。无论是阅读有词汇信息的句子还是无词汇信息的句子，多次注视中的首次注视位置分布趋势一致。
将区域作为自变量，对是、否有词汇信息句子在每个区域中的注视百分比进行2（是否有词汇信息）× 4（区域：1，2，3，4）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区域的主效应显著，F（3, 267）=34.47，p ＜ 0.001，η = 0.11。进一步分析发现，落在区域1 中的首次注视的百分比（55%）明显大于区域2（26%）、区域3（12%）和区域4（7%）的百分比（ps ＜ 0.001）。这说明在多次注视中，被试对目标词的首个注视点往往落在词首。
图 8 多次注视中的首次注视位置分布
4 讨论
4.1 是否有词汇信息对眼跳目标选择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Landolt 范式，以是否有词汇信息为自变量，笔画数为协变量，考察其对汉语阅读中眼跳目标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与阅读无词汇信息的句子相比，被试阅读有词汇信息的句子的跳读率更高，平均向前眼跳幅度更长。这可能是因为阅读有词汇信息的句子时，词汇信息（如词频、音位结构等）有助于被试在眼跳前的注视中获取较多信息，进而对眼跳目标的选择产生影响。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Liu, Reichle, &Li, 2015； Williams & Pollatsek, 2007）。Liu、Reichle 和Huang（2015）运用Landolt 范式，从词汇识别和词汇切分的角度探讨阅读过程中的眼跳目标选择。研究表明，词汇的加工难度和词长影响向前眼跳幅度。词长越长，向前眼跳长度越长；词汇的加工难度越大，向前眼跳长度越短。
本研究还发现，在首次注视中，被试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注视位置显著大于无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注视位置。在单次注视中，与无词汇信息句子相比，被试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的平均注视位置更靠近词的中间位置；在多次注视中，被试无论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还是无词汇信息句子，平均首次注视位置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在首次注视和单次注视上，读者阅读时的平均注视位置分布均受词汇信息的影响，但首次注视与单次注视中的平均注视位置具体受哪些词汇信息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以往研究发现，注视时间和眼跳目标选择受汉字的视觉复杂性（具体表现为笔画数）影响（Ma & Li, 2015； 白学军, 李馨, 闫国利, 2015； 李馨,2018； 李玉刚等, 2017； 孟红霞等, 2014）。将笔画数作为协变量分析发现，在跳读率和首次注视中的平均注视位置的分析中，笔画数的主效应显著；在单次注视中的平均注视位置和跳读率的分析中，笔画数与自变量（即是否有词汇信息）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这说明笔画数对阅读中的跳读率、首次注视和单次注视中的平均注视位置产生影响。
以往研究中研究者用图形（如圆、方框）作为Landolt 范式的实验材料（Hillen et al., 2013； Liu,Reichle, & Huang, 2015； Williams et al., 2014）。本研究采用基于韩语结构编写的符号且其“笔画数”与相应的汉字笔画数一一对应，在很大程度上更贴合汉字结构特征。
4.2 汉语阅读中是否存在偏向注视位置
已有研究表明，拼音文字阅读中存在PVL 和OVP，证实拼音文字阅读的眼跳目标选择是以词为基础（Joseph et al., 2009； Radach & Kennedy,2004）。本研究发现，无论是阅读有词汇信息句子还是无词汇信息句子，被试在双字词上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分布呈现出从左往右递减趋势。
当仅有一个注视点时，平均注视位置倾向于接近词的中间位置；当有多个注视点时，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倾向于落在词首，且其注视位置分布的变化趋势呈负向的线性变化。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白学军等, 2011； Liu, Reichle, & Li, 2015； 孟红霞等, 2014； Yan et al., 2010）。
对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选择的眼跳策略，“战略-战术”模型认为读者在阅读时会采取词间眼跳策略（O'Regan & Jacobs, 1992）。这种策略有助于读者能准确地注视每个词的OVP，但眼跳过程中产生的误差会使读者错过本应注视的目标。此时，读者如果使用词内眼跳技术（即对该词进行再注视），则能确保在单次注视时，每个词都将会在OVP 上被注视；在多次注视时，每个词都将会从不同的位置上被注视。本研究结果支持“战略-战术”模型。
5 结论
在本研究的实验条件下，初步得到以下结论：（1）汉字的笔画数对阅读中的眼跳目标选择影响不仅仅与视觉复杂性有关，还与认知加工的复杂性有关，即与词汇信息有关。（2）研究结果支持初级眼动控制理论中的“战略-战术”模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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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ision of Saccadic Target Selection in Chinese Reading: The Interactive Way of Visual and Lexical Information
LI Xin 1,2,3, LIU Jingyao 1,2,3, YU Huijing 1,2,3, JIANG Xinhe 1,2,3, LIANG Feifei 4,WANG Yongsheng 1,2,3, BAI Xuejun 1,2,3
(1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2 Faculty of Psycholog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3 Center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Promotion of Mental Health, Tianjin 300387； 4 Faculty of Educ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visual complexity of characters on saccadic targeting while the influence of lexical properties was well controlled. The Landolt paradigm was used while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read sentences that were consisted of normal Chinese characters, or were consisted of the artificial characters that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Korean characters. The visual complexity of each character in two types of sentences were strictly matc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exhibited longer forward saccade lengths, and more refixations on words when reading normal sentences with both lexical and visual information compared to that only with visual information, suggesting that both visual and lexical information influence the decision of where to move the eyes.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strategy-tactics” theory.
Key words visual complexity, landing position, Landolt paradigm.
分类号B842
收稿日期：2019-3-10
*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成果“手写文本阅读的眼动控制”（2018SK045）。
通讯作者：李 馨，E-mail: lixinpsy1983@126.com；白学军，E-mail: baixuejun@t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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