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彦博不但是北宋重臣，在治经方面也有可圈点之处，如尊儒重道、宗法经典，解经重出新意，从大处解经、以史解经，等等。与同时代的学术代表人物相比，文彦博治经虽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但他的学术思想也是当时学术思潮的重要体现，在北宋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文彦博；治经；特色
文彦博（1006―1097年），字宽夫，汾州介休人。他一生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任将相50年，深受荣宠，是北宋一代名臣。不唯在政治上声名显赫，文彦博在学术上也造诣精深，治经颇具特色，以下试论述之。
一、尊儒重道，宗法经典
文彦博虽非出身显赫官宦世家，但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其祖父辈十分注重子孙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据《赠祠部员外郎文府君墓志铭》记载，文彦博的祖父文锐告诫其子孙：“‘扶阳之门’诗籯非宝；刘氏之室，七业俱成。吾素志也，尔曹勉之。”[1]76刘氏指西晋末年的刘殷，据《晋书·刘殷传》载，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2]。由此可知，文彦博的祖父希望他的后辈以专精圣人经典为业。又据《宋史·文彦博传》记载：“（文彦博）少与张昪、高若讷从颍昌史炤学，炤母异之，曰：‘贵人也’。待之甚厚。”[3]10258《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认为文彦博是北宋“泰山学派”的重要成员[4]70。“泰山学派”是一个以孙复、石介等人为代表的醇儒学派，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石介创立泰山书院，并请当时著名春秋学学者孙复主持教学。这一学派以捍卫儒学正统地位为己任，复古宗经，排斥佛老，推尊孟子，对宋代义理、性理之学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盛赞这一学派：“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4]23
与泰山学派的基本观点一致，文彦博的学术思想也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如他在《又进尚书二典义札子》中明确表示“循古之美法也，义当遵守”[5]301。他奉劝皇帝应该按照“古道”行事，才能使天下安定：“以谓二帝并能顺考古道而行之。乃知仁主之圣，必由稽古。恭惟皇帝陛下日御经筵，集讲官说《尚书》，盖聪明文思，稽考古道，垂意于安。天下之安，天下幸甚！”[5]298这里所谓的“古道”实际上是儒家所谓的传统道德准则。文彦博在重道崇儒方面十分有代表性，他始终以道德仁义要求自己和他人，正所谓“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6]。文彦博大力主张兴复儒学：“尊更老以崇孝悌，恢雍泮以兴儒学。”[1]45因为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乃为治之大本，循致太平之道”。[5]288
文彦博如此强调儒学的重要作用，那么其宗法圣人的经典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文彦博认为，如果人们不重视以六经为代表的圣人经典，无疑会造成社会的诸多乱象，他在《序宾以贤论》中就明确表示：“前志曰‘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施于国不可斯须而忘，用于身不可造次而阙。忘之则紊上下之序，阙之则乖孝悌之风。”[1]44他多次向皇帝推荐《尚书》《孝经》等经典著作，建议皇帝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达到虚心履道、稽古求治的目的。同时，他也鼓励士子通过“明经”的方式求仕晋身：“夫古之人患于不明经也，苟明一经，取朱紫若拾地芥耳，何况先生之明经行修乎！”[1]38对治经方面取得成就的学者，文彦博也大加称赏。如他在《荐龙昌期札子》中称赏龙昌期：“高出诸儒之疏解，洞见圣人之指归。□□注《周易》、《尚书》、《毛诗》、《孝经》、《道德经》，并撰《礼论》、《八卦图》等书。”[1]11可以说，文彦博这种尊儒重道、宗法经典的学术思想是北宋学术思潮的主旋律，同时也是他治经特色形成的基础。
二、以己意解经，自出新意
如前所言，文彦博虽不如石介、孙复那样猛烈地抨击佛老，但在治经方面所表现出的尊儒重道、宗法经典的精神与两人相比则毫不逊色，堪为北宋儒学复兴思潮的中坚。与石介等人相比，文彦博对部分经典的阐述较多新意。不受传统注疏束缚，以新意解经是北宋尤其是庆历以后学风渐变的重要表现。通观文彦博的著作，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新风的存在。文彦博在解经时也十分注重追求新意，他在《荐龙昌期札子》中称赞龙昌期“别注六经，颇有新义”[1]11。他赞扬高若讷以道自立，不为章句记问之学：“公性资方介，中立无党，惟道是信，不以世俗毁誉为得失。所学非苟记问而已，必穷其理，适于用。”[1]72在《座右志》中明确对传统的章句之学表示否定：“世之冠章甫、衣逢掖而为儒者可胜道哉，其庶几于道则无。率皆舍本趋末，屑屑于章句间，利目前之利。语乎道，则何其辽哉。”[1]61文彦博在实际解经实践中也能身体力行，他解经往往不受注疏、章句局限，而是根据实用的需要以己意说经。如对《周易》中《渐》卦的解说，他按照《渐》卦彖辞和象辞的解释，认为此卦的侧重点大体有两个：一是说女子嫁到夫家，得主妇位，有功，可以正邦国；二是说君子有培养贤德、美化风俗的责任。即所谓“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渐》卦上九爻辞言有“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注曰“进处高洁不累于位”[7]，突出其“高洁”和“高位”这两方面特征。胡瑗以及稍后的程颐等易学家都认为《渐》卦中的“陆”字应该为“逵”，他们执着于字句解释之异而求新，但总体解释却不出《渐》卦卦象、彖辞所论。文彦博则能从卦爻辞的大意出发作深入细致的阐释而令其有新意。他在《鸿渐于陆赋》中开篇即言：“观乎大《易》，嘉此冥鸿。因渐陆以斯显，遂为仪而可崇。”[5]132从代表这一卦的卦象——鸿雁说开去，表明由“磐”渐“陆”的鸿雁，其仪态可嘉。接下来用偶俪之句将鸿雁与莺、鸾、隼、燕雀等对比，不局限于表现鸿雁羽毛的美丽，而是细致地阐述鸿雁的高雅、飘然高蹈、洁身自好和卓尔不群等气质。最后得出结论是：“曷若我将翱将翔，首据高明之地；爰居爰处，俯为众庶之仪……宜其羽翼清虚，可以为天下表。”[5]132文彦博避开了对女嫁夫家、培养贤德和象传中所谓“不可乱也”的传统解说，也不执着于字句的具体分析，而是由“正”字入手，阐释鸿雁卓尔不群可为仪表的卦意。他对这一爻的解释虽没完全摆脱爻辞的主旨，但能从一个角度入手，在原有的基础上将这一卦的义理引向深入和细密，表现了一定的学术创新精神。
这里还可再举一例，《论语·宪问第十五》载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8]文彦博所见数家注疏，只就齐桓公的“正”以及晋文公的“谲”有所解释，即所谓：“齐桓公正而不谲者，以其伐楚而责包茅不入，问昭王南征不返，有以见存臣节而尊王室也，故称其正焉。晋文公谲而不正者，谓天王狩于河阳，因而朝之，以臣召君，非礼也，故称其谲焉。”[1]47即因齐桓公尊王而言其“正”，因晋文公对王非礼而言其“谲”，观今存《论语注疏》所引郑注亦如所言，宋咸平二年（999年）成书的邢昺疏，也只是对旧注的疏解，依然着重于“谲”与“正”的解释。但文彦博认为，“圣人之道，言以尚辞，语无重出”[1]47。除了言“正”与“谲”，还有“不谲”与“不正”两词，历来被注家忽略。文彦博则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齐桓公刚开始由侵蔡得利以后又进而伐楚，此为“谲”，后得管仲建议，以勤王之名伐楚，因此“既得其正，乃为不谲矣”[1]48；而晋文公开始时以正义之名伐诸侯而称霸，开始为“正”，但他后来以臣召君，不守君臣之仪，因此晋文公“始虽正，今乃为谲矣”[1]48；最后得出结论“愚谓圣人之意，以齐桓有管仲之佐，虽始谲，终乃复正，故‘正而不谲’矣；以晋文公季年无良臣谏弼，始虽正，终乃复谲，故‘谲而不正矣’”[1]48。文彦博此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避开了传统注疏所因循的“正”与“谲”，而重点探讨“不正”和“不谲”，能出新意。第二，他将始“谲”后“正”和始“正”后“谲”看作一个过程，虽不一定符合所谓的圣人本意，但能在原注疏的基础上，以议论出之，代表了宋人议论解经、自出新见的特点。第三，将齐桓、晋文的正谲嬗变归结于有无良臣辅弼，更转变了传统解经的角度，凸显了士大夫的重要作用，亦可以看作是宋代士人以自负、自励为主要特征的担当意识的表现。
三、从大处着眼，以史解经
文彦博精通历史，苏轼曾评价“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3]10263。文彦博在著作中经常引用历史，尤其是汉唐史事来论事说理，如《论用人奏》《乞继上奏封细陈事理奏》《奏乞主帅便行军令后奏》《言青苗钱奏》《温卷启》等文章都属此类，在解释经典时，他也常常选择这种宏大的历史视角，而不专注于具体字句的说解。如在《又进尚书二典义札子》中，文彦博在选录《尚书·舜典》及其注释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舜既绍尧熙帝之载，以谓治天下者必先任人，人有善恶，必须审知。”[5]300然后文彦博又结合经典论述，涉及舜去四凶、任用二十二贤人、命龙为纳言等，紧接着便联系汉唐及当代时政深入阐述经典在当下的重要作用：“隋唐以来，纳言之名不改，隶门下省。至于本朝，颇循唐制，以侍中为门下省长官，侍郎为贰，并未执政官，所选益重，必协佥论。又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古之任官，必在于久，久则有功，可以考其绩效。故先朝之法，省、寺、监官，并以三年为一任，循古之美法也，义当遵守。”[5]301由说经义开始，讲到隋唐旧事，再联系到本朝政事，这种以史事解经的带有史论性质的论述方法无疑也是以义理解经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文彦博看来，历史故事也和经典一样具有“稽古求理”的作用，他在《进汉唐故事奏》中明确指出：“令经筵官间日进汉唐故事各一件，以备御览，有以见圣德稽古求理之切。臣忝预经筵，固当粗有裨补，辄亦于汉唐史中节录得数事，缮写进呈，伏望圣慈采览。”[5]264因此他在解经时常以此来论证经典的正确性以及按经典行事的必要性。
标粗鱼苗塘的日常管理工作必须建立严格岗位制度。要求每日巡塘3次以上，即：早上6：00-7：00；中午14：00-15：00；晚上2：00-4：00，做到三查，三勤。即检查早上是否浮头，中午检查鱼苗活动和摄食情况，晚上检查水质、天气、水温；勤捞蛙卵，驱赶鸟类，清除塘边杂草，减少蛇鼠灾害。
第二，经筵儒臣讲读经史，以备君王所用，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据考证，“经筵”一词的名称确立是在宋仁宗朝，但在太宗朝即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的职位。太宗朝的邢昺，真宗朝的杨徽之，仁宗朝的晏殊、富弼，哲宗朝的程颐等都是著名的经筵学者。这类学者主要为皇帝讲授经文、历史，旁及时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昺在东宫及内廷，侍上讲说《孝经》、《礼记》者二，《论语》十，《书》十三，《易》二，《诗》、《左氏春秋》各一，据传疏敷绎之外，多引时事为喻，深被嘉奖。”[9]1675作为经筵官，讲经须有独特之处，如既要讲清经典传统本意，又要注重联系现实，同时还要考虑自己说经特点、出新意等方面的内容。这就使得经筵学者必须精通史实，并善于实践说理，从邢昺到杨徽之，再到文彦博、程颐等人，莫不如是。正是因为这类学者有深厚的史学基础，在学术发展史上，才逐渐引导出了“以史说经”这一经学阐释方法。以《春秋》学为例，在唐代所谓的《春秋》学实际上就是《左传》学，重在历史事实研究，而对经义的阐释创新乏善可陈。到北宋，《春秋》学又把关注点慢慢由《左传》转移到对《公羊传》和《榖梁传》的研读，表现出了以义理说经的特点，出现了诸如刘敞、孙复和孙觉等著名的《春秋》学学者。但值得一提的是，文彦博、程颐等学者却能继续以《左传》来印证经典（尤其是《春秋》）的是非曲直，其中以程颐《春秋集解》中的“以史解经”最具此特色。据史料记载，熙宁、元丰年间，文彦博与富弼、吕公著等人聚集于洛阳探讨学术，诗酒唱和，邵雍、二程等亦活动于其间，形成了著名的洛阳士人群。又据《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中“忠烈文先生彦博”中载：“其在洛也，洛人邵康节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宾接之如布衣交。”[4]113文彦博与程氏兄弟关系密切，难免相互影响。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在程颐之前，已有文彦博把“以史解经”的阐释手法运用得如何纯熟，但文彦博的解经明显有集前贤之所成、启发新思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把文彦博看作是“以史解经”阐释手法逐渐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还是完全合适的。
第一，从大处着眼，以义理说经。从汉代开始，学者说经走上了烦琐的训诂、注疏之路，这种风气到唐代依然被保持着，直到北宋才有一定程度改变。以范仲淹、文彦博等为代表的学者，往往不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考证、训释，而是依经立意，联系史实，现实说解经文，即所谓从大处着眼说解经文。这种释经方式是议论解经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是有宋一代义理说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对改变传统烦琐的注经方式、创变学术新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对有宋一代士人文化品格的形成也功不可没。诚如钱穆所言：“宋儒多能议政，又能从大处着眼……论北宋诸儒之治经，如胡瑗之于《易》与《洪范》，孙复之于《春秋》，李觏之于《周官》，此等皆元气磅礴，务大体，发新义，不规则于训诂章句，不得复以经儒经生目之。孙复书名《春秋尊王发微》，李觏书名《周礼致太平论》，即观其书名，亦可想见其治经意向之所在。其他如欧阳修、刘敞、王安石、苏轼诸人，皆研穷经术，尚兼通，而亦喜辟新径，创新解，立新义，与汉儒治经风规大异，此亦北宋诸儒近似先秦儒气味之一征……要之北宋诸儒，眼光开放，兴趣横逸。”[10]这里虽没有直接列出文彦博，但通过我们的分析可知，在从大处解经这一点上，文彦博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前所论，与石介、孙复等人相比，文彦博治经具有诸多创新，这与疑经惑古的北宋学风相吻合。但不容否定的是，与同时代的其他著名学者相较，他还存在着保守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二，对前代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及其学术观点尊崇有加，质疑不足。例如，在当时欧阳修等人已对《诗经》《周易》等圣人经典纷纷提出异议之时，文彦博依然相信孔子删诗经、作春秋、赞周易，并对其中的学术观点也多有因袭。同时他在《经神赋》中认为，“昔郑康成，英聪挺生，擅穷经之妙誉，著向德之嘉名”，“杜元凯之《传》僻，诚宜服膺”[5]141。可见，文彦博对前代学者基本持完全肯定态度，这在北宋疑经惑古的时代就显得有些保守。
第一，和他复古宗经的学术主张相联系，文彦博过分强调法古，主张“稽古求治”。他在文章中经常有“稽古之美法”“循古之美法”等提法，对当时时代变迁思考较少，过多强调依古法处理事务，他主张：“方今之务，正在谨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赏刑罚不失其当耳。”[1]54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姬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明年春，齐侯遂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责；昭王南征不复，寡人是问！”[1]48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释经作品中，文彦博采用《左传》中的历史事实作为解经出新意的依据，如前文所论《谲正论》，其中提及《论语》所载孔子语：“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文彦博在《谲正论》一文中论述齐桓公时便引用了《左传》大段史事：
四、治经思想相对保守，创新不足
财务总监制是指国家对于公有企业进行高于会计的管理，包括对于股权的绝对控制、对于企业各类人员的监督以及对于国有企业的营收情况进行管理以及上报。相较于会计委任制，财务总监制意味着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更高程度的管理以及人力投入。对于这类国有企业，国家需要按时派出相应的监督人员进行企业财务的检查与监督。
文彦博曾在哲宗朝任经筵官之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已降制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可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9]9148依上所言，这种经史并行、经史互证的阐释方式自然符合文彦博作为经筵学者的释经风格，即所谓“讲经义，顺考古道”[5]289。但就其对中国学术史发展的贡献而言，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
这里就采用了《左传》僖公四年中的记载，论证了齐桓公“正”与“不谲”的相关问题。
第三，对具体经学观点的阐释也相对保守，如文彦博在《牙盘食奏》中认定当时用牙盘盛食进行祭祀活动“本非旧仪”，认为“率情变礼，亵味渎神”[1]12，因此不主张因现实“人情”而改变“古礼”。而在文彦博那个时代，已有许多学者都有依“人情”而变“古礼”的主张。如李觏《与胡先生书》说：“唯礼为能顺人情……”[11]19在《礼论·第一》中李觏也提出：“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11]45无不彰显他以“人情”变“古礼”的诉求。相对于李觏等学者，文彦博释经观点的保守性可见一斑。
对比单独模型设计值：剪力：4242kN弯矩为796879.34kNm，弯矩数值的结果要比最大的设计值偏大，剪力会偏大。
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
综而论之，虽然文彦博与同时代的欧阳修、李觏和程颐等人相比，治经方面相对保守，但也具有鲜明的的治学特色，如尊儒重道、宗法经典，以新意说经，从大处着眼、以史解经，等等，这足以让他成为北宋学术新变运动中的佼佼者，加之文彦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声望，更让他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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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9)05–0026–05
收稿日期：2019-02-27
基金项目：2016年辽宁省教育厅项目（W201611）；2018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8BZW002）；2018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8YJA751022）
作者简介：田甘（1986―），女，辽宁沈阳人，讲师，博士；刘越峰（1970―），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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