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文化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命题，源于古人对人性不完美以及对“文”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理解。从早期“事神致福”的宗法伦理，到“以教化治天下”的政治伦理，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伦理，“以文化人”凝聚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古代社会保持整体精神风貌向上以及形成向善力量的价值源泉，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制度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
关键词：“以文化人”；“文”；“化”；思想谱系；理论诠释
“以文化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1]“以文化人”是中国古代圣贤政治的核心命题，周文王以人文教化而非武力征伐治理天下的政治运作，奠定了传统时代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就现有文献来看，“以文化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命题出现较晚，见于唐人李观的《李元宾文编》和宋人王禹偁的《小畜集》，有对唐代“洪雅尚文”、“以武戡乱”、“以文化人”以及八方来朝的颂赞之意。但追溯“以文化人”的历史，那就相当复杂了，不仅与传统时代重文化、文教的政教运作息息相关，而且与古人对人性不完美的理解以及对“文”的丰富性、复杂性的解释密不可分。
为了验证试验模型的正确性，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乙醇浓度40%、浸提时间60 min、浸提温度40℃、浸提pH 6.6，进行5次重复试验验证，测得甜菜苷类色素含量的平均值为4.35 mg/100g，与预测值的相对误差为4.13%，充分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该参数具体有效。在此条件下，甜菜苷类色素含量的预测值为5 mg/100g，实际测得甜菜苷类色素提取量平均为4.35 mg/100g，提取率为87.19%，与预测值的相对误差为4.13%，充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与赵珍珍[10]的研究结果相近，说明参数有效。
一
“文”的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距今四千余年的夏禹时代(1)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文”的意义，经过历史上的不断建构，与时偕行，承中有变，变中有承，有一个层集的过程。考察甲骨文、金文的写法，大体有象形和指事两类字符。象形字符显示了许慎“错画”之义，尔后引申出痕迹、花纹、纹路、修饰、文饰、文采、文字等义项。“错画”之说，源于《说文解字·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段注：“错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2](P425)这一解释路数符合古人理解天文、地文、人文现象的思维习惯，可以有效地解释先秦典籍中很多用例，在传世文献中屡屡可见。譬如《尚书·顾命》：“西序东向，敷重厎席、缀纯，文贝仍几。”[3](P239)《周易·系辞下》：“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3](P86)《穀梁传·哀公十三年》：“吴，狄夷之国也，祝发文身。”[3](P2451)《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3](P2532)《孟子·万章上》：“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3](P2735)《周礼·春官宗伯·大师》：“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3](P789)《礼记·表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3](P1640)指事字符于人的胸口处加以指事性的“心”符，有“文德”之义，与内在品德相关，常常用以表达美德、美称的谥号，尔后引申出文化、文教、文治、礼文、文献、文学、文心、文人等义项。此说历史悠远，卜辞中“文”作为人名，铭文所见“文武丁”、“文武帝”、“文武帝乙”、“武丁”、“武乙”等，皆为殷王庙号。殷人独尊文、武之谥号，其后周人因之。考之东周以前的文献，西周时期称先人为“文”、“文考”、“文祖”，广见于西周金文。郭沫若先生认为“文”是泛指先祖的美称，并不限于是谁[4](《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P6)，“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5](P22)。《尚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3](P254)所谓“文人”，即文德之人，也就是有礼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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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无“文”。《墨子·辞过》认为远古先民“刻镂文采不知喜也”[6](P33)，《庄子·缮性》认为唐虞之时“附之以文，益之以博”[7](P551-552)。“文”的意识是伴随着先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丰富而逐渐清晰、抽象出来的。春秋以后，“文”义泛化，“文”之涵义无所不包，凡人生一切德行修养，皆可称之为“文”。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时期单襄公对晋悼公的评价。《国语·周语下》：“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韦昭注：“文者，德之总名也。”[8](P96)单襄公用一个“文”字囊括敬、忠、信、仁、义、智、勇等十一种德行，赋予其道德文化的全体意义，也即饶宗颐先生所说的“典型的道德综合体”[9](P81)。简言之，“文”处于古代人文知识系统建构的最基础层面，早期的“文”观念，经由词义引申与语义关联，意义空间得以不断拓展，成为涵盖一切典章制度、文化传统乃至人文教化的总名。
“以文化人”兼顾“学”的外化功夫和“养”的内化功夫，或由外而内，或由内而外，既为一种循环往复的状态，亦为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论语·学而》首句谓“学而时习之”，明确“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经由不断重复，即“习之”，方能实现提升自身、影响社会、传承文化的目的。就此而论，“学”既为重复，亦为创造[23](P5)。不同于“学”的功夫向外，“养”的功夫向内。古人理解的“养”，除了养育、赡养之义，还有教养、教育之义。《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3](P731)《礼记·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养之。”郑玄注：“养犹教也。”[3](P1406)古人极为重视“养”的功夫，古代有着丰富的“养”的思想资源。在古代思想家看来，“养”与身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互发明、相互照应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长期践行基础上。孟子讲“养勇”、“养吾浩然之气”、“养志”、“养性”、“养心”，注重心性的养成与道德的提升。《荀子·劝学》谈为学的两个阶段：一为“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的“善学”阶段，一为“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24](P18-19)的“持养”阶段，此为“全粹”之学的精髓。由此可见，古人重视“学”“养”的功夫，强调认识过程中知理、心物的合一，就在于这是主体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
以“文”为核心语素，衍生出早期思想文化的一系列核心范畴，如文化、文教、文德、文武、文质、文章等等，范围了古代人文知识的大部分视野，建构了一个宏大的知识谱系与意义脉络，也成就了华夏文明浓厚的“尚文”特质。古人对文化的理解，源自《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P37)的思想。此“天文”“人文”，乃广义之“文”，兼及天、地、人“三才”，是指以“周文”为代表的三代政教制度。自春秋以来，以“周文”为代表的西周礼乐文化，便是华夷之辨、文野之分的界线。孔子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P2467)在他看来，三代礼乐文化尤其是周文化达到了有史以来人文繁荣的顶峰。最早使用“文化”一词的，是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0](P380)此“文化”，是指文治教化，也即文教。这种思想观念影响至深，譬如南朝萧纲认为：“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钟石，此之谓人文。”[11]礼乐昌盛，文教兴盛，人文繁盛，在古人看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发展的同步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历史上的儒家，出自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14](P1728)，实施教化被儒家视为天职。《孔子家语·弟子行》：“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导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15](P137-138)《论语·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P2458)《雍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3](P2479)儒家重视“以文化人”“以文为教”，文献中屡见儒者实施文教的记载。《论语·八佾》：“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安国注：“木铎，施政教时所振也。”孔疏：“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将命之使其定礼乐也。……以号令于天下，如木铎以振文教也。”[3](P2468)铎为礼器，文事用木铎，武事用金铎。在儒者眼里，“以文为教”之所以重要，在于这是社会价值、道德规范、历史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重要手段，这也成为先秦以来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各家共同的价值追求。历史上的“六艺之教”、“孔门四教”，皆为代表性的文教模式，其内容覆盖了后世道统、政统、学统、文统的主要内容，延绵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古人的文化视野中，文教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是“以文化人”的重要方法；文德、文武是个体社会化的归宿，是“以文化人”的重要目标。“文教”一词，春秋以后颇为盛行，最著名的例子，是晋文公实施文教而称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3](P1823)此“文之教”,包含“义”“信”“礼”等内容，涵盖德教的大部分内容，充分体现了人文教化中德行优先的理念。金文中习见的“正德”、“明德”、“懿德”、“哲德”、“介德”、“元德”、“孔德”，都是对品行高尚者的称谓。如《诗经·周颂·维天之命》“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3](P584)，《国语·鲁语上》“文王以文昭”[8](P166)，均指文王有纯德、懿德，故谥“文”。所谓的“文王之德”，也就被视为古来有德者的最高境界，这是传统时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源头。古人重视文德，如《诗经·大雅·江汉》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3](P574)，《论语·季氏》有“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P2520)。文德与文武相对。古人对于“文”“武”的理解均与具体的德行有关，“文主内心慈惠，武主外力暴戾”[12](P24)。譬如《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刚强直理曰武，威强睿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穷曰武。”[13](P678-682)古人崇尚文武兼资的完美人格，如《诗经·大雅·崧高》有“文武是宪”[3](P567)，《小雅·六月》有“文武吉甫，万邦为宪”[3](P425)，《鲁颂·泮水》有“允文允武”[3](P611)。凡此种种，可以看到，自殷商以来，围绕“文”的本源意义和衍生意义的阐发，重“文”传统与“尚文”意识得以形成，这是中华文明自“轴心期”以来所独具的特质，同时也开启了源远流长的“以文化人”“以文为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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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教运作与信仰建构，“以文化人”关乎知性接受、德性养成以及文化传承。古人之所以高度重视，就在于其可以提升个体的德性修养，改变社会的精神风貌，并且传承民族的历史文化。自三代以来的人文化成理念，均以道德理性和理想人格为先在标准，以个体的成人成圣、社会的移风易俗以及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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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重在“化”的过程，以及“学”和“养”的内外功夫。“化”即生，郑玄注《礼记·乐记》“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云：“化，犹生也。”[3](P1530)我们知道，《乐记》包含《乐化》一篇，专论乐之化人，始至于善，其中论及“乐以治心”“乐盈而反”“立乐之方”诸命题，对于礼乐所具有的人文教化、政治教化以及社会整合与思想统一等功能，进行了详尽辨析，这是传统时代对“以文化人”思想的经典阐释。在古人眼里，万物化生，天地之道；百物兴焉，天地之情。周敦颐认为：“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17](P36)张载认为：“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18](P16)王夫之认为：“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19](P11)戴震认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20](P21)在古人看来，天地万物的衍生变化，归根到底源自气的推动。“化”带有“渐”的过程特质。譬如《周易》“乾道变化”，张载认为：“变，言其著，化，言其渐。”[21](P70)又譬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22](P36)《五常政大论篇》：“化不可代，时不可违……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此之谓也。” [22](P536)“化”是渐进、渐悟、渐成的。含“化”的概念，如物化、教化、感化、气化、生化、大化、淳化、布化等，均带有由微而著的渐变累积特征，其间蕴含着顺物性自然、隐而不露、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等多重意蕴。
两周以来，先王典籍就是“以文化人”的重要文本，尤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宗。《国语·楚语上》载申叔答庄王：“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8](P508)在早期政治家看来，先王之典是人文化成、教民向德的重要范本。“六艺之教”中，尤以礼教、诗教最为重要。古人认为“学文”涵盖学礼，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的“衰之文”，指的是赵衰精通于诗、书、礼、乐的运用。《昭公二十六年》：“文辞以行礼也……无礼甚矣，文辞何为。”[3](P2115)所谓的“学文”，就是围绕“三礼”经义展开的理解阐释与教育教化，也就是学礼。至于诗教的内涵，则极为复杂，主要是指以《诗三百》为载体的人文教化。以《诗三百》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以润物无声的审美熏陶启迪心灵、传播思想，具有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独特魅力。马一浮先生所谓“一切言教皆摄于《诗》”，“六艺之教，莫先于《诗》”[16](P149)，便是典型的说法。历史上的“六艺之教”，观先王政迹，明圣人大义，助人君教化，是中国政教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认同，因之也培育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现实主义的优良品格，尤其是“劝善惩恶”、“善以教成”、“观风察俗”、“以礼节情”、“经世致用”等观念深入人心。正因为经典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大职责，承载着中华民族重要的思想传统与文化基因，所以，历代对经典的阐释也成为中国思想传统中的重要文化标识。
就个体的人格完善而言，君子德性的培养根植于“以文化人”的传统。如何经由教化，完成个体学养、涵养、修养的提升，这是“以文化人”思想落实的第一步。传统的人文教化，注重通过经典学习、礼乐传习等外在培养方式与心性修养、情志涵养等内在修为方式，引导个体知性积累、德性自觉、悟性开启，引发精神世界潜移默化的转变，从而培养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君子。这种理想的人格，文质中道，温恭平和，具备“中、和、祗、庸、孝、友”的德性品格与“兴、道、讽、诵、言、语”的从政能力，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宽而不僈、辩而不争的理想人格。教化的实质，就是通过获得知识上的见识，提升行为上的德性，从而与自身的本能与直接性保持距离，实现由个别性向普遍性的转变，这既是中国传统“以文化人”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譬如黑格尔认为，人不能停留在自在存在的状态，而要从中走出来向普遍性提升，通过教化的方式完成异化，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从而实现从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的转化[25](P45-48)。又譬如罗蒂倡导相对主义的“教化的哲学”，以之区分“系统的哲学”。他认为“教化的哲学”之所以非主流，不仅在于质疑认识论，更在于以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为目的，这与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日趋制度化、固化的“系统的哲学”完全不同[26](P319-326)。罗蒂强调教化引发人精神世界的转变，这与中国传统“以文化人”的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相似性，由本然而应然、由自然而人文，也是中国古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以文化人”思想的产生，究其根源，在于对人性不完美、德性不完善的理解。古人在谈论文化、文教、化成时，常常会与人性、修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儒家强调乐教的重要性，旨在诉诸乐教来疏导应物而生的人欲。譬如在《孟子·告子上》、《荀子·乐论》、《礼记·乐记》等典籍中，对物感与人欲问题高度重视，反复讨论“物之感人”与“人化物”的关系。儒家之所以重视物感，就在于“物之感人无穷”，需要借助“善民心”“感人深”的乐教，以感应的方式将人欲人情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又譬如董仲舒提出“教化成性”。他认为“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玉出于璞中，而璞不可谓玉”，因而反复强调“性非教化不成”[14](P2501)。个体的教化是治国安民的根本所在，“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14](P2503)。同时，居于上位者的言传身教及其道德表率作用，也被历代思想家所看重。《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P2507)《潜夫论·叙录》：“明王统治，莫大身化。”[27](P480)朱熹认为：“上行下效，捷于影响。”[28](《大学章句》，P10)执政者的道德自律、躬行其实，是传统“以文化人”思想的核心价值。
就社会的精神风貌而言，“以文化人”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因而也是改变社会风尚，形成向上向善力量的源头。如何经由教化，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社会功效，是“以文化人”思想落实的第二步。汉初《毛诗大序》描绘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P270)的理想社会蓝图，充分展示了“以文化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古人对此的高度认同。在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中，教化和教育同等重要。不同于学校教育注重小环境，重在知性培养，教化注重的是社会整体精神风貌，重在德性提升。无论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3](P270)的外在方式，还是“知言养气”、“体验良知”的自我实现，不仅依赖于个体成长的小环境，更有赖于社会整体风气的潜移默化。在个体的社会化实践中，古人确信“富而后教”、“富而必教”以及教化高于法治等理念。传统时代的“以文化人”，秉承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9](《牧民》，P2)，以及孔子“富而后教”，荀子“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25](P498)等理念，大都关注教化与民生之间的良性循环。孟子提出“善政不如善教”[3](P2765)，注重社会教化、学校教育与民众“以善言相教”的相互促进。古人认为，教化、法治并行不悖，教化是“将然之前”，法治是“已然之后”。陆贾认为：“夫法令所以诛暴也，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哉……化使其然也。”[30](P65)刑罚只能消极诛恶，教化才能积极劝善。《礼记·乐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3](P1529)经由教化的长期熏染，才能建立起稳固的道德堤防，形成稳定社会秩序的长效机制。
就民族文化的传承而言，“以文化人”是获得文化认同感、增加民族凝聚力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手段。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历史的、文化的存在，如何经由教化，关联现实世界与历史世界，建构更为复杂的历史关系与广阔的时空意识，是“以文化人”思想落实的第三步。“以文化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命题，建立在对历史文化具有连续性认识的基础上。譬如伽达默尔认为教化是人类的一项使命。人之所以需要教化，源自精神理性的本质需求，“我们所说的一种普遍的和共同的感觉，实际上就是对教化本质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使得人们联系到某种广阔的历史关系”[31](P21)。教化的过程，就是回顾我们自身的人文主义传统，从而不断远离个别性、自然性，获得普遍感和共同感的过程。因此，从自然人向文化人、从社会存在向历史存在的转变，这不仅是中国古代“以文化人”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教化传承的普遍共识。无论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知人论世”，还是荀子“为其人以处之”，均源自对历史文化连续性、传承性的高度自觉，这是三代以来一以贯之的人文传统。“以文化人”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生生不息的教化传递，熟悉并拥有人文传统的历史记忆，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整合。无论报本返始的礼教、中正平和的乐教，还是温柔敦厚的诗教、疏通知远的书教，均将个体的文化生命融入民族历史的传承中，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根据《周礼》的记载，自西周以来就建立了以礼乐教化为中心，融知识学习、德性培养与文化传承为一体的国家教育制度。学校既是教学地点，也是行礼用仪场所，辟雍、泮宫、乡学举行射礼、飧宴、养老、献俘等典礼，学生学习仿效，实践礼乐。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教化制度，是古人家国观念、历史观念以及审美观念形成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发达、文化昌盛的重要制度保障。
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重要的精神财富，“以文化人”是古人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生活方式、情感态度的集中表达，涵养了独具民族特质的人文学术、文学艺术以及道德理想与审美品格，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革命，“以文化人”被树立成民主、平等思想的对立面而备受批判，从而导致了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全面解构，这是当代社会道德崩塌、价值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回望历史，古典时代以文化、文教为主导的政教制度、传承模式、生活方式，营造了中国古代社会整体的教养水平。在这个思想文化多元的时代，如何将“以文化人”传统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进行创新性的阐释和创造性的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之渗透到社会生活、精神生产以及文化创造的各个方面，真正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并对当下道德建设、世风净化发挥主导作用，是我们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因此，“以文化人”思想的积极重建，应该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理论创新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郭沫若.金文丛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5] 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6] 孙诒让.墨子闲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
[8] 国语[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 饶宗颐.孔门修辞学[A].文辙：文学史论集(上)[C].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
[10] 刘向.说苑[M].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 萧纲.昭明太子集序[A].《四部丛刊》影印本[C].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12] 季镇淮.来之文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3]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 王国轩，王秀梅译.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6] 马一浮.《诗》教绪论·序说[A].复性书院讲录[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7] 周敦颐.周子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8] 张载.正蒙[A].张载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8.
[19]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A].船山全书：第12册[C].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长沙：岳麓书社，1996.
[20]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1] 张载.横渠易说[A].张载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8.
[22] 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23] 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4]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5]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6]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27] 汪继培.潜夫论笺校正[M].彭铎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
[2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9]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0] 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1]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The Ideological Genealogy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Yi Wen Hua Ren”
XIAJing
(1.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QufuNormalUniversity,Qufu273165,China;2.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Abstract:“YiWenHuaRen”isasignificanthistoricalproposition,whichoriginatesfromtheancientpeople’sunderstandingoftheimperfectionofhumannatureandtherichnessandcomplexityof“Wen”.Developedfromthepatriarchalethicsof“ShiShenZhiFu”intheearlyperiodtothepoliticalethicsofgoverningtheworldwithenlightenmentandtheemotionalethicsof“FaHuQingZhiHuLiYi”, “YiWenHuaRen”embodiesthetraditionalvaluesandaestheticsoftheChinesepeople.Itisthesourceofvaluefortheancientsocietytomaintainthepositiveoverallspiritualoutlookandtoformthepowerofkindness,anditisalsothevitalsignofpoliticalandreligioussystemandculturalconstructioninChinesehistory.
Key words:“YiWenHuaRen”;“Wen”;“Hua”;ideologicalgenealogy;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
中图分类号：B21；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9)05-0110-06
收稿日期：2019-0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儒家早期文学价值观研究”(16AZW001)；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
作者简介：夏静，女，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玉璞
标签：文化人论文; 思想论文; 文德论文; 北京论文; 文化论文; 《齐鲁学刊》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儒家早期文学价值观研究”(16AZW001)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