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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系统结构论视野中，陈嘉庚爱国主义是一个由致力实业救国最实干，全力教育救国最远见，合力抗日救国最直接，努力祖国统一最殷切等四个维度有机统一、协同构成的复杂系统，总体呈现出鲜明的“四维一体”结构特征。这一特征既涵盖彰显陈嘉庚爱国主义的丰富深邃思想、忠诚坚贞情感、自觉坚定意志与理性务实行为，又反映揭示陈嘉庚爱国主义的内在本质、结构功能、形成规律与时代价值，成为实现中国梦征程中丰富拓展陈嘉庚爱国主义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陈嘉庚； 爱国主义； 四维一体； 结构特征
爱国华侨陈嘉庚(1874—1961)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富强作出卓越贡献，形成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征鲜明的陈嘉庚爱国主义，成为一代华侨领袖和楷模，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369。陈嘉庚爱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典型代表与行为典范，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发展动力与统一纽带，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地位与时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9月2日在亲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对陈嘉庚遗属代表长孙陈立人所说：“中国有今天，陈嘉庚付出了很多，我们现在还要向陈嘉庚学习。”[2]在系统结构论视野中，陈嘉庚在亲历祖国屡遭列强侵略、辱国丧权、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与新中国建立成长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融爱国、救国、报国、兴国与强国为一体，集爱祖国、爱人民、爱民族、盼统一于一身，含个人高尚人生观与中华民族优良爱国价值观于心中，感情深厚、意志坚定、态度理性、行为务实相统一，逐步形成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抗日救国与统一祖国四个维度有机统一且协同构成的爱国主义，总体呈现出致力实业救国最实干、全力教育救国最远见、合力抗日救国最直接、努力祖国统一最殷切的鲜明的“四维一体”结构特征。
一、致力实业救国：陈嘉庚爱国主义“四维一体”结构特征的最实干维度
在祖国深处内忧外患与积弱积贫的当时，陈嘉庚敏锐意识到发展实业物质财富对拯救祖国的现实紧迫性与重要性，深知发展实业物质财富与爱国救国的内在统一与良性互动关系：“则因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继而后得领导南侨襄助抗战工作也。”[1]1置身经营实业的漫长过程中，陈嘉庚自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始终与历尽艰难创办经营的庞大实业形影相随、不可分离与相得益彰，尝尽艰苦，历尽风波，自强不息，守职勤俭，诚实守信，不谋私利，无私奉献，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久久为功，倾其所有为祖国的教育、抗日、统一等事业慷慨解囊，竭尽全力救助中华民族受难同胞，致力于实业救国成为陈嘉庚爱国主义“四维一体”结构特征的最实干维度。正如陈嘉庚经常说：“如果我们终日只知发财，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做了亡国奴，有什么用?”[3]109
陈嘉庚正是胸怀这种清醒的爱国理智与强烈的爱国情怀，在贫穷落后的福建同安家乡度过短暂的青少年时期后，立即踏上海外创业、实业救国之路，成为名震南洋的华侨实业家。1890年到新加坡从父经商，1904年接手衰败的家业后开始艰苦创业，独资创办经营新利川和日新黄梨(即凤梨)罐头厂、福山黄梨园、谦和米店等实业，1905年增设日春黄梨罐头厂。1906年出资近 2000元买进18万粒橡胶种子，在福山黄梨园套种树胶，首次进入橡胶产业领域，迅即成为东南亚橡胶产业发展领域的重要生力军，在短短几年发展期内就在同行中取得显著成绩，从所创办实业中共收获数十万元。1911年，他又在泰国创办谦泰黄梨厂。1912年他回家乡集美创办我国较早的民族工业之一的制蚝罐头厂。此后，及时抓住“一战”期间海运业、橡胶业利润丰厚的发展良机，一方面迅速加入海运业发展，1915年租轮4艘进入海运业，1916年购进3000吨轮船“东丰号”1艘，1917年购进3750吨轮船“谦泰号”1艘，海运业发展顺利，经营取得丰厚利润回报，曾从中为救济天津水灾筹款捐资20余万元。另一方面继续专注橡胶产业的发展，在橡胶产业领域大展身手，融橡胶种植、生产、贸易等为一体。从1915年始，先后将部分黄梨罐头厂、熟米厂改作橡胶厂，如1916年以新加坡土头桥凤梨罐头厂和恒美熟米厂为基础成立谦益橡胶厂，专门从事胶布生产，直接改变了以前橡胶种植单一的经营模式。与此同时，积极开拓国际橡胶市场，联手美国橡胶业协会，将所生产橡胶产品直接销售到美国市场，基本形成橡胶种植、生产、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模式。陈嘉庚始终坚持橡胶业是新兴产业，从1919年始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以进一步完善销路网络，扩大原料来源，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主要包括及时扩大谦益橡胶厂生产规模，成立陈嘉庚有限公司，果断在马来亚及印度尼西亚等收购一批橡胶厂、布点一批橡胶分厂与开设一批销售分店等。在此期间，由于英国限制新加坡、马来亚橡胶生产计划以垄断橡胶国际市场价格和美国汽车生产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橡胶价格利润空间较大，陈嘉庚的橡胶业发展达到巅峰阶段，橡胶制品遍销五大洲，从而陈嘉庚获“橡胶大王”美称。同时，他大规模进军房地产业，在国内各大城市设立分店。此时，他在国内的企业已有厦门的百货公司、酱油厂，同安、同溪、安溪等地的公路公司等。1925年，陈嘉庚在实业鼎盛时期拥有15 000英亩橡胶园，工厂30余家，国内外分店100余家，所属员工数量超过3万，生产经营贸易网络遍布五大洲，总资产数值为1200万元，时值黄金约100万两。
然而，就在陈嘉庚所办实业蒸蒸日上之时，却因抵制日货而遭受日本商人和奸商的疯狂报复，加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和外国垄断资本的冲击打压，所办实业逐步陷入困境并最终于1934年收盘。到收盘清算时，陈嘉庚有限公司处于债务缠身的境况，所欠债务金额约为1290余万元，其中所欠银行债务最多，高达968万元，主要包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大英银行、纽约国民银行、有利银行、华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及利息，而公司资产只有840余万元，故不敷约450余万元。在此情况下，陈嘉庚从中既深切感受到没有祖国就没有华侨利益的辛酸无奈，又更加坚定了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怀。无论是在创办实业的顺境逆境还是高峰低谷，陈嘉庚都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业救国的爱国不变初衷、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正如其所言：“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去。”早在1910年，陈嘉庚就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革命，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就任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期间，宣传动员侨胞募捐款项，大力支持民主革命，为革命捐款的热情极高，筹款20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筹5万元接济孙中山先生。当年新马地区富敌陈嘉庚的不乏其人，但据统计，辛亥革命期间为革命捐款，数陈嘉庚居冠[4]。黄培炎曾赞之：“发了财的人，肯全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1]369美国哲学家杜威曾对之深表敬意：“中国人人能效陈君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5]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充分发挥自身在海外华侨中的优势、影响与声誉，通过向海外亲友、族亲和其他人士募捐与汇寄等方式为国家建设争取到一笔笔急需的外汇。统计显示，在1950—1961年期间，陈嘉庚本人通过这种方式就争取到3000万港元的急需外汇。显然，陈嘉庚在这些实业上的实干与收获更为其实现如后所述的教育救国、抗日救国、统一祖国等一系列高尚爱国行为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二、全力教育救国：陈嘉庚爱国主义“四维一体”结构特征的最远见维度
陈嘉庚为了救国救民，深刻洞察教育的目的地位、功能作用、办学初衷和迫切需求，始终如一地坚信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深知教育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辩证互动关系：“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正是基于这种对教育与爱国的远见卓识、远大抱负，陈嘉庚从教育入手爱国，一生勤俭持家、节衣缩食与艰苦朴素，自觉捐资、筹资与倾资办学，创办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等，全力教育救国成为陈嘉庚爱国主义“四维一体”结构特征的最远见维度。这正如他在《集美小学记》中所述办学初衷：“余侨商星洲，慨祖国之陵夷，悯故乡之哄斗，以为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6]
正是陈嘉庚胸怀忠诚博大的爱国情怀、誓死抗日的亲历亲为与团结华侨的不懈努力，南洋华侨汇集成祖国抗日战争的强大合力，急抗日战争之所急，想抗日战争之所想，以募捐、侨汇、认购救国公债，投资设厂，组织机工回国等多种形式将抗日战争急需的人财物源源不断输送到祖国抗日战争最需要的地方，成为海外华侨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生力军，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合力抗日救国无疑成为陈嘉庚爱国主义“四维一体”结构特征的最直接维度。这正如始终不渝坚持生是华夏人、死是中国魂信念的陈嘉庚抗战期间多次表示抗日救国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就一定为国家尽力驱除日寇。
一是从人员构成角度探讨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华黎明等（2008）认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主要由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一般工作人员、志愿者组成。余熠（2009）则将非营利组织人员分为比较笼统的三大类：董事会成员、公职付薪职员和志愿者。
陈嘉庚早在民国成立后就反对日寇侵略，筹款救灾抵制日货，导致工厂被焚亦在所不惜。1924年创办《南洋商报》，发动抵制日货，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28年组织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并就任主席，号召广大华侨团结起来抗日救亡，募款134万元救济受祸难胞，积极倡导开展抵制日货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召开新加坡华人大会抗议日本侵略罪行，鼓动集美学校师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后积极向华侨募集巨款支持十九路军保卫上海。1936年，陈嘉庚以“献机救国”为宗旨，发动华侨募捐130余万元，约可购飞机13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嘉庚又马上发起成立新加坡筹赈会，捐募1000万元新加坡币支援抗日战争。1938年被推举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他慷慨激昂地说：“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誓言“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南洋800万华侨不遗余力募集巨款支援抗战，推动华侨合力爱国抗日进入新阶段，“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1]79。他带头认常月捐每月国币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募集4亿多元，汇回国内支援抗日战争。有关统计表明，1937—1940年，南洋筹赈总会募集抗战义捐款项总数约达2亿～3亿元全部交由国民政府。比如说1939年国民政府共计18亿元军费，包括当年海外华侨汇回国的11亿元，其中捐款占10%，而南洋华侨捐款所占捐款总数高达70%[9]。同时，组织各地筹赈会捐献募集抗战急需的卡车、药品、寒衣等物资，并筹资在重庆、新加坡等地直接开设制药厂，生产供应药品以服务抗战。此外，还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使日货运销在南洋一落千丈。1939年为保障滇缅公路国际通道，陈嘉庚振臂一呼，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通告》，亲自到南洋各埠演说动员，号召华侨捐款捐物，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捐献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组织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司机和修理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队，分批毅然回国共赴国难，运回抗战急需物资45.2万吨，在这条抗战生命线上牺牲了1000多名南侨机工。
三、合力抗日救国：陈嘉庚爱国主义“四维一体”结构特征的最直接维度
我没有回头，努力忍着，才没有哭出来。我说：“我哪舍得不要你们，只是想让你们能尽快适应这个城市的节奏而已。”
陈嘉庚兴办教育规模和时间跨度之大，克服兴办教育困难的决心与毅力之坚，不愧是中华民族全力教育救国罕见的伟大壮举。据有关统计，从1904年独立创业到1931年企业临近收盘的28年，陈嘉庚事业的各种费用总支出1331万元，其中捐资兴学支出837万元，为兴学而支付银行利息380万元，两项合计1217万元，占总支出的92%，家庭费用30万元仅占总支出的2%。陈嘉庚将一生所获财力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8]。如以1980年国际汇率计算，陈嘉庚一生办学费用超过1亿美元。陈嘉庚真正做到了为国家民族始终慷慨如一，成为爱国忘家、公而忘私的典范：“数十年如一日，历尽波折，义无反顾，为兴办教育事业而倾资、倾心、倾力。”[7]402
广州沦陷、武汉大撤退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陈嘉庚针对汪精卫公然散布投降主义、准备投降卖国的行为，发表一系列函电及讲话，猛烈抨击国民党中的妥协派、投降派，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可耻野心。当时陈嘉庚迅即还以“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77的提案抨击，后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提案，成为一段佳话。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陈嘉庚更是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定罪通缉全国。为使海外华侨了解祖国抗战形势，增强抗日爱国信心，慰劳抗战将士和受难同胞，1939年陈嘉庚发起成立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并于1940年率领该团慰劳视察重庆、延安等国内抗战后方与前方，历时9个月，遍及15个省份，发放慰问部队士兵、伤员慰劳费32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陈嘉庚抗日爱国的激情溢于言表：我已经离开祖国十八九年之久了，不明悉国内情况，但我有一颗时时刻刻都惦念祖国的心。回国慰劳视察的难忘经历使陈嘉庚抗日爱国思想得到升华，返回新加坡后大力宣传尤其是延安之行的观感，更加坚定了南洋华侨对抗战必胜和中华民族未来希望在延安的信心。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嘉庚立即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组织领导华侨发动当地侨胞与日寇展开英勇斗争，广泛开展侨居地抗日救亡活动，就地抗战取得积极成效。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陈嘉庚避难爪哇，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返新加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继续抗日。其间，陈嘉庚冒险以笔代枪撰写30多万言的巨著《南侨回忆录》，以纪念华侨全力支持祖国抗战的奋斗历史、英雄事迹与爱国行为；危难之际，被日寇视为“南洋抗日之巨头”的陈嘉庚，为防落入日寇魔爪，随身暗藏氢化钾准备以身殉国，以防止自己一旦不幸被敌人逮捕而被胁迫作敌人的傀儡代言人时，能够做到以死报国。从中表现出陈嘉庚“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敌”[1]357的铮铮铁骨，大义凛然、忠诚坚贞、视死如归的崇高爱国情怀、爱国气节与爱国信念。
面对祖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四分五裂、水深火热、国破家亡的国家民族危机，作为海外华侨的陈嘉庚对祖国统一强大与民族尊严极为珍视，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抵抗外敌入侵，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国家分裂，一生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效劳，决不能容忍任何有损祖国统一、主权、尊严、利益的事，至死念念不忘台湾回归祖国，努力祖国统一无疑成为陈嘉庚爱国主义“四维一体”结构特征的最殷切维度。
四、努力祖国统一：陈嘉庚爱国主义“四维一体”结构特征的最殷切维度
洗涤条件也是影响 ISH 结果的重要因素。Nuovo 等[16]推荐了几种常见的杂交后洗涤缓冲液和洗涤温度，但未论述其原理，具体实验时仍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模索。本研究根据购买探针厂家推荐的、本实验室经常使用的或其他 CISH 试剂盒中经常使用的洗涤条件，设置了 3 种洗涤条件进行杂交条件优化。
早在1894年，为改变故乡落后贫困的局面，陈嘉庚回乡出资2000元创办“惕斋学塾”，踏上散尽家财倾资办学的艰难教育救国历程。1910年陈嘉庚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及道南学堂总理期间，积极向闽侨同胞募捐款项5万多元来兴办校舍。1913年回到家乡创办集美小学。接着不断扩大办学领域与层次，相继兴办集美女子小学、中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幼儿园、商业、农业等学校，统称为“集美学校”，至1927年建成一个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的集美学村。陈嘉庚教育救国的又一重要表现是1919—1921年回国，以愚公移山精神筹办并创办当时全国唯一独资的厦门大学：“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鄙人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当场认捐100万元筹办费用，常年费300万元分12年付款，总捐资400万元，并公开保证今后将本人所属实业逐年所得之利润除花红和留取部分资本金外，高达数百万元的经费全部寄回国内作为教育经费支出。同时组织同安县教育会，常年补助各乡小学办学经费，截至1935年的统计显示，福建省20个县市共计73所中小学得到补助。面对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所属企业陷入低潮、资不抵债，他仍不改教育救国初心，1931年在所属公司资不抵债的困难之际，陈嘉庚坚决拒绝英国汇丰银行等债权银行胁迫迅速停止继续支持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办学经费的苛刻要求，愤然说：“宁使企业收盘 , 决不停办学校。”[7]151为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甚至宁愿贱卖橡胶园，将别墅抵押给银行，被人赞为“出卖大厦，维持厦大”[7]194。同时，在新加坡集资创办或赞助道南学堂、南洋华侨中学、南洋华侨师范学校等众多学校。1934年，陈嘉庚企业在遭遇重重困难，破产收盘后仍多方筹措经费，艰苦支撑“倾家兴学”。1940年回国考察时慷概拿出200万元巨款作为扩充集美等5 所学校的基金，支持集美学校等在抗战艰苦环境继续办学。1947年为集美各校拓展经费渠道，在香港创办集友银行，实行以行养校的创举，1970—2013年派息给集美学校超过21.6亿港币。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即着手全力恢复集美学校，给集美学校汇款共30余万元，坚持先修校舍后修住宅，并说：“若重建住宅，所需不过二万余元，虽可办到，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时将其新加坡的产业变为现款，加上筹款共汇回1000万元，包括陈嘉庚本人捐资420万元用于集美建设，86万元作为维持学校费用，向族亲、亲属以及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募捐的款项，用于重建、扩建及维修被日寇轰炸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并亲自组织实施和监管工作。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嘉庚每月数百元薪水，可每天伙食费仅五角，剩下的钱都成为办学费用。陈嘉庚弥留之际仍不忘兴办集美学校，在遗嘱中明确强调指出，一定要将集美学校的校产——香港集友银行每年的股息和红利用来补充办学经费，以继续支持集美学校的发展。陈嘉庚临终还不忘嘱咐将其存款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教育等事业。
陈嘉庚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拥护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支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统一观，唤醒侨胞挽救民族生死危亡，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融合形成一个强大、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陈嘉庚在抗日救国中，面对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决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坚决拥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与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派坚决斗争，及时无情驳斥、抨击、揭露汪精卫的卖国求荣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腐败，坚持重庆见闻中“绝无一项稍感满意”，延安之行的“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延安”、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中国“民主非流血不易得”和“中国内战告终之期可以想见矣”的爱国清醒及爱国理智与爱国远见。1940 年他致信国民政府表示：如果要开展内战以消灭共产党，千万南洋华侨一定不会同意，而且华侨一定会大失所望，爱国热情锐减，减缩抗战所需外汇金钱物资[1]191。陈嘉庚强烈遣责1941年皖南事变使内战“危机又遍国中”，强烈呼吁“弥止内争，加强团结”。抗战胜利后心系和平建国前途，团结广大侨胞反对内战，指出“抗战虽终，建国方始，华侨任务更形重大”[1]373。1946年，陈嘉庚对重庆谈判不以为然：“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如天，忧心如捣。”1946年，陈嘉庚针对外蒙被割弃时痛呼：“甲午战争败仅失台湾数万平方公里，今日战胜竟失去外蒙旅大加至十余倍之多……凡真诚爱国者视全国当如人之一身，拨一毛而知痛，何况去其股肱哉！”[10]并警告蒋介石，我国历史记载祖宗土地尺寸不得让人，反是则为国贼也。因此强调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台湾澎湖等地方都是中华民族的生存要塞和国防重地。值此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之际，陈嘉庚迅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致电声讨呼吁杜鲁门总统等“务望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人民痛苦可以减少”[3]2，揭露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统一的阴谋。1946年11月，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高举民主和平旗帜，反对独裁内战。1947年5月，陈嘉庚召集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声援民主党派制止内战的活动。1948年5月，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表示不承认蒋介石政府，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尽快召开新政治协商会，以建立联合政府。
四是要训练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在确立了现实的目标、恰当的挑战水平以后，教师应给与学生一些帮助与指导，不过这种指导与帮助要尽可能少，给学生更多的自由，以便独立完成任务。如果教师渴望为学生做一切事情，逐渐的，学生就会越发依赖教师，同时也很难被激励。等到没有教师的帮助，将很难取得成绩。
1949年新中国诞生，陈嘉庚欣然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侨联主席等重要职务，晚年投身祖国建设的报国积极性更迫切，心系祖国统一的崇高爱国情怀更强烈。陈嘉庚毅然回国定居，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正如他三次考察全国后所说：“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11]291950年，陈嘉庚在集美学村创建鳌园，在鳌园陈列“台湾省全图”，亲撰《台湾史略》铭文，第一句话便是“台湾为我国东南一大岛”，饱含赤诚爱国之情。1950年7月，针对美国派军队进驻台湾和台湾海峡的行径，陈嘉庚在《福建日报》发表谈话：“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归还中国已成为事实。”1954年9月，通过《光明日报》发言指出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铁一般的事实[11]21。1956年2月，陈嘉庚在全国政协会议发言：“800万台湾人民之中，有600万是闽南人，他们和我们说同一种语言——闽南语，台湾同胞中，很多是我们的血亲。同根同祖，亲情难断！”1956年10月，陈嘉庚在“全国侨联”成立时致辞，指出爱国华侨理应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推动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应负责任[12]。1958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华侨决心为解放台湾贡献力量》一文，再次表明决心。1961年陈嘉庚弥留之际留下心系祖国统一、感人肺腑的遗嘱，呼吁人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必须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回归祖国[11]30。同时，陈嘉庚十分关注西藏主权，多次发声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核心利益，1959 年4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侨界愤怒谴责与其私交甚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侵略行径，表达了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制造西藏独立的坚定决心。1959年9月就中印边界问题严词责问尼赫鲁，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任何人想要破坏阻止，中国人民都决不会答应。陈嘉庚晚年热爱社会主义国家，心系国家统一前途命运，盼望台湾回归祖国的爱国肺腑、爱国风范与爱国胸襟跃然纸上。周恩来高度赞之：“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尽无限艰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1]370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抗日救国、祖国统一等维度协同组成的爱国主义“四维一体”结构特征高度浓缩于陈嘉庚一生，体现出形式多样、相互联系、内在统一、贯穿始终、切实可行、操作性强与成效显著，成为陈嘉庚爱国主义极为独特的标志性符号。邵力子称赞其一生就是“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1]370。从中清楚地呈现了陈嘉庚作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心路历程、真情实感与行为方式：无论身居异邦还是回归故里，无论是作为华侨领袖、国家领导还是实业家与教育家，都心系国家和民族命运。既深知爱国是对自己祖国的一种具有高度自觉性与无比坚定性的最深厚感情，又明白爱国是一种理性务实、忠诚老实、积极主动与尽心尽力的最伟大行为。在此基础上，从实际出发，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爱国的强烈情感、坚定意志、理性行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克服当时国家民族社会的历史条件、客观环境与复杂背景的现实制约性，将理性务实行动、忠诚热爱态度与强烈历史担当有机统一，一生百折不挠、倾尽家财，亲历亲为、始终不渝、竭尽全力，坚决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尊严，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这正如他一系列发自内心、感人肺腑的心声：我一生热心乡党私塾及社会义务的志趣来自生性之自然而绝非勉强之为；人生在世，不要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而要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人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一定要先忠诚国家人民，凡利国利民的就是正确的。对此，陈毅称之为：“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作为华侨领袖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追随革命，善始善终，值得后人学习。”显然，这一“四维一体”结构特征全面涵盖了陈嘉庚爱国主义的丰富深邃思想、忠诚坚贞情感、自觉坚定意志与理性务实行为，反映揭示了陈嘉庚爱国主义的内在本质、结构功能、形成规律与时代价值，具体体现为：一是既充分展示了陈嘉庚爱国主义的独特功能与重要作用，又一致凸显了陈嘉庚爱国主义的时代性、远见性、政治性、民族性等鲜明特点；二是既全方位诠释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博大情怀、崇高理想与非凡理智，又深层次彰显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自觉坚定、理性忠诚、知行合一、锲而不舍的鲜明品格；三是既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底蕴深厚的优秀传统美德、中国精神与中国价值，又生动写照了陈嘉庚忠公、诚毅、勤俭、创新等优秀道德质量、高尚人格与精神魅力。这无疑为进一步拓展陈嘉庚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提供了重要的解读范式，为充分发挥陈嘉庚爱国主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时代价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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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DimensionalIntegration”StructuralFeaturesofTanKahKee’sPatriotism
MA Deyi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I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structure theory, Tan Kah Kee’s patriotism is a totally complicated system which organically and synergistically unifies four dimensions, viz., striving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being the most practical way, fully devoting to education being the most foreseeable way, jointly resisting Japan being the most direct way and striving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motherland being the most urgent way to save the nation, with an overall typical structural feature of “four-dimensional integration”. This feature not only covers and implies the rich and profound thought, the loyalty to the faithfulness, the determination of will and the rational pragmatism in Tan Kah Kee’s patriotism, but also reflects its intrinsic nature, structure function, formation regularities and times value, which shall become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enrich and fulfill Tan Kah Kee’s patriotism during the journey to achieve China Dream.
Keywords：Tan Kah Kee; patriotism; four-dimensional integration; structural feature
中图分类号：D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19)01-0020-07
*收稿日期：2018-04-16
作者简介：马德益(1973—)，男，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
(责任编辑：张 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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