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起源与流变
◎潘璟玲
[摘要] 本文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梳理，发现“工业”一词并非表面上的意义那么简单，而是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学”意义。文化在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工业时代下批量生产的产物后，它所迸发出来的标准化，一方面让大众丧失了反思能力，一方面又让文化工业加速了对人的异化。而文化工业理论在应对不断变化的条件时，衍生出了“消费社会”理论，由此自身也得到了发展。
[关键词] 启蒙理性 文化工业 阿多诺 消费社会
中国学者陶东风在对“大众文化”进行界定时，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凡用滥了的概念就是用乱了的概念，大众文化也是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引起关注已有三十年，随着当下中国商品经济市场的繁荣与大众文化的发展，文化工业概念的使用更是随意化，其中难免夹杂着诸多臆断。因此，本文试图理清“文化工业”理论的源流，还原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批判大众文化时的历史语境，分析文化工业的理论逻辑和现实价值。
一、“文化工业”理论的哲学缘起
“社会学之父”孔德将人类理智发展的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分别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以及实证阶段。[1]在形而上学阶段，人类运用理性工具摆脱了愚蒙，进而逐渐开始向科学进发，生产成为了此时的主要社会活动目的。到了人的实证阶段，工业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型产业，生产依然是社会的活动目的，但此时的生产成为了唯一且恒久，这就意味着生产成为了永恒的社会目的。实证主义者虽然认为人们可以追求物质利益，但反对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极端追求，这种极端不仅使人误解实证主义与它的联系，危害科学的前途，同时也使人“倾向于将实证思辨仅仅局限在有直接效用的研究上”[2]。当资产阶级制度已经使得理性功能化后，“理性变成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正因如此，它可以统率一切目的。”[3]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对“理性”概念进行论述时，使用的是拉丁文中的“Ratio”——该词原意乃是“一种召唤、陈述、盘算和计算”，却不用德语“Vernunft”——该词在德语中意为“理性”。[4]这是因为在启蒙的逻辑中，“人们想要在自然中学到的便是如何利用它来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人。”[5]但是启蒙用以统治自然的原则，包括科学的、公式的、量的，直到后来的机械的、商品的，都成为启蒙逐步沦为了它想要取代的神话的推手。以这个逻辑进行思考，表明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显然借鉴了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理性概念。[6]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并且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是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7]这也即意味着文化工业继承了韦伯所提出的：算计是现代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韦伯对合理化的结果并不完全持乐观的态度，其“害怕作为一个体系的现代社会通过试图规范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来压垮人类精神。”[8]同样地，在论述文化工业时，阿多诺再一次运用了韦伯的思想，他提出：“社会权力对文化工业产生了强制作用，尽管我们始终在努力使这种权力理性化，但它依然是非理性的。”[9]人类在追求摆脱对自然的恐惧当中，发现了能够超越神话的“启蒙”。可是当启蒙理性将人类带出原先的愚昧无知状态时，自然也就失去了它原先的主体性，而变成了被人所控制住的客体。但这在阿多诺看来，并不是启蒙理性单方面的胜利，恰恰相反，理性在逐步剥夺自然主体性的时候，忘记了自己在某个方面上也是自然的。[10]
“作为不断进步的对自然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了大众欺骗，转变成束缚自觉意识的工具。”[11]这一点恰恰与实证主义的主旨相反。科学家洞悉万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可以制造出万物。在这样的理路下，统治成为了永恒。正如同“启蒙”一样，人类利用科学化的、综合化的、工具化的理性来统治自然，但却陷入了启蒙自身逻辑发展的异化当中。启蒙理性对于自然的统治最终成为了对人的压抑，艺术作为最有解放人类潜能的力量源泉，却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渗透下，变成了以标准化原则为先导的文化工业，人自身也在被异化，人丧失了自身的“自然”。启蒙与真理之间存在着一种吊诡的关系：一直以来人们在启蒙后开始追求真理和自由，但是实际上启蒙带来的 “理性的形式化过程仅仅是机械化生产方式的智力表达”。[12]而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垄断开始出现，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资本开始统治人类。实证主义对现实中的材料进行分析，没有办法在基于现实的本质上创造出质的飞跃，实证主义向来的一种“肯定思维”在主导着。
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产生的语境与变迁
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其实是本雅明率先关注到了文化工业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表述。[13]本雅明在192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提出，机械复制技术的引进使得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灵韵”的丧失，由此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不复存在了。同时本雅明在《拱廊街》的注释中写到“无论多么理想化，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在更高的艺术形式上赢得大众。只有在某种比较接近大众的艺术形式上才可能赢得大众。”[14]这意味着本雅明不再从自治的艺术中寻找答案，另一方面，阿多诺正好在自反的大众与自治的艺术之间存在的鸿沟中看到了对于后者的挑战，即只要大众是自反性的这一鸿沟就会持续存在。[15]在本雅明逝世后的第4年，其思想以及他的死亡依然影响和震撼了他远在美国的两位老朋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尤其是阿多诺在对本雅明《廊拱街》计划的考察过程当中，更加亲近了本雅明的思想。
曾鸣：的确，互联网的下半场就是不断地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有机融合，来提升整个传统产业的效率，创造新价值。这是一个普遍趋势，几乎涉及到每一个行业。当然不同行业会略有快慢的不同，但没有必要一定说哪个行业变化会快一些。
《启蒙辩证法》一书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流亡美国时撰写的，在这里，阿多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兴盛的大众媒介无孔不入，人们长期淫浸在文化工业的熏陶之下。在对《洛杉矶时报》占星专栏的研究中，阿多诺认为相比用思考穿透社会这个痛苦过程来说，还是接受这种荒诞性更有诱惑力。[16]罗伯特·W·威特金评价道：“他正是要揭露对这种特定的非理性形式的成迷背后的社会病理”。[17]阿多诺在异国他乡里，深刻地体悟到了德国哲学当代中的“物化”概念，预见了人们可能在文化工业的洗礼之下变成了一个个乐于接受却不愿意反思的机器。因此阿多诺在 《启蒙辩证法》中以批判视角揭露了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在于让人们深陷表象的娱乐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阿多诺的眼中，文化工业是利用了工具理性来算计消费者并制作出决定消费导向的产品的，消费者成为了文化工业算计的对象，沦为了机器的附庸品，人在此刻已经丧失了主体性，而彻底地变成了客体。对于大众自主生产的艺术形式他还是持一定的肯定态度的，但同时也指出文化工业表面上其消费者以大众为主，其内涵却是奴役大众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然而，却没有人提出，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18]在《启蒙辩证法》中，这一段话印证了马克思所论述的劳动“异化”理论，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技术，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无所不能的是其背后的资本力量。文化工业的产品虽然看起来各式各样，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其背后都包含着商业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而能够达到这场完美的欺骗，技术扮演着一个偷梁换柱的角色。其实，文化工业生产的产品“规定了每一个受众的反应”[19]，因此人们在文化工业的面前已经无法进行反思。此时，技术看似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无以伦比的作用，然而技术在运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却都是人为事先就已经计算好的。[20]文化工业中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的内容是服从资本主义维持自我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而这个意识形态决定了资本主义对于受众反应的计算，由这个计算形成了具体的模式。因为“文化工业的权力是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21]，技术设计出来的产品越真越打动人心，其背后的人的意识就难被表现出来。由此，文化工业终于实现了意识哲学都没有实现的梦想，那就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人造的世界。
文化工业理论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待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而在十几年之后，阿多诺在社会研究所的同事马尔库塞沿着其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个性衰落的命题，提出技术是蒙蔽人们内心真实需求的罪魁祸首[22]。由于技术的进步，媒介轻而易举地进入到了人的私人领域当中，使得人们分不清楚现实与虚假的区别。马尔库塞认为，在技术生产体系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能力与人类不能批判思考自己所处的被支配和奴役的境况中间，有着惊人的同一性。[23]在马尔库塞看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发达的工业体制下的这种极为强大的工具理性是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技术在人们毫无感知的情况下规训了人的欲望。[24]
人的感性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被异化了，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人失去了现实性对象化的确证。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媒介爆炸式发展的社会里，每天都有新奇的事物诞生，这些被人所创造出来的事物满足了人类的享乐需求。在这个娱乐狂欢的媒介世界，人类“乐不思蜀”，购买和享用的快感麻痹了人类反思的神经，人们在这样虚假的幻觉中逐步走向“单向度”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三、后现代与消费社会：文化工业理论的流变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在生产领域中众所周知的商品逻辑和工具理性，已经被运用到了消费领域当中。[25]罗斯认为，“阿多诺的问题是，一旦占有支配地位的交换价值设法消除商品在人们记忆中原有的使用价值的痕迹，人们又是怎样从商品中自由地获得其次级的或代用的使用价值呢？”[26]对当下人们消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分析，发现“富裕的人们并不像过去一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27]不仅是个人，就连国家也在提倡消费，人们摆脱了新教伦理下努力工作然后把劳动所得存起来的模式，而是劳动紧接着消费。人们开始认为幸福就是消费商品内心得到满足，但在此之前消费只是满足生存需求的一种手段而已。
在极度物化的社会中，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却都受到了文化工业的束缚。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工业沦为意识形态，最可恶的地方在于它看似只提供了艺术品，让消费者感受不到其中的任何商业气息，还为自己懂得欣赏所谓的“大众艺术”而感到沾沾自喜，更别提能感受到任何赤裸的意识形态灌输。文化工业很“狡猾地”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掩盖掉了，此时消费者已经是变成了原子式的个体。而且文化工业提供的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品而是商品，这些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而得到的酬劳而被生产出来的。[28]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工业生产什么已经不是由消费者需求决定，也不是由资本家们决定，而是由整个社会来决定了，因为“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29]现代社会需要为了维持自身稳定而不断进行努力，而这个为此不断工作的奴仆就是文化工业。在这个目的之下，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这些产品的差异不过是为了区别人与人地位的不同罢了，这其中就蕴藏着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意识形态，而这也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物的不同来体现，人的物化就是文化工业极力为垄断资本主义掩饰的真相。
一连十多天下来，乔振宇对我仍旧不冷不热的态度，我问三句他答一声，他份内的家务活相继闹罢工，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打闹拌嘴嘻嘻哈哈，而像是不得已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拼居客”。
“对阿多诺而言，减缓加之的支配作用不断增长，不仅消解了物品原有的使用价值，并代之以抽象的交换价值，而且它还让商品自由地发挥自身的代用品的功能或次级的使用价值，这即是鲍德里亚后来所指的‘记号价值’”。[30]鲍德里亚从卢卡奇的商品化理论中得到启发，同样注意到了商品逻辑的残酷性，并得出和阿多诺相似的结论。但鲍德里亚从符号学入手，认为物的实际存在已经让位，符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鲍德里亚认为，人们对物的消费已经开始转变为对符号进行消费。消费只是生产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延伸，而“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31]在符号消费社会中，需求不再是对物的需要，而是一种为了达到构建身份差异欲望的工具，以此建立起社会分层。人们通过消费那些被打上“奢侈品”烙印的符号进行消费，实际上并非是由于生活需要，只不过是想要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赤裸的欲望。[32]而这种欲望的背后揭示了符号消费社会的理路：消费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33]在消费社会中，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带了大量的消费，这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34]消费的符号化，意味着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行为，同时它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文化变迁。炫耀性消费成为了时下主流，人们购买商品已不再看中其实用性，更多的是攀比心理作祟。
本文基于这样的背景，通过MATLAB编程调用NASTRAN进行计算分析，采用二次规划优化算法，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加权方法在模型修正中的应用，通过复合材料安装架的实例进行了验证。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个人对自我的界定是通过消费来判定的，而这不过是资本家利用广告建立起一个通过消费的一致就能达到人人平等的假象。费瑟斯通指出，鲍德里亚、詹明信所继承的就是广告宣传和城市建筑景观通过影像符号再生产了人们的欲望。[35]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提高及其密度的不断扩大，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真实存在和虚拟影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也就是仿真世界的出现。在极度物化的社会中，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却都受到了文化工业的束缚。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工业沦为意识形态，最可恶的地方在于它看似只提供了艺术品，让消费者感受不到其中的任何商业气息，还为自己懂得欣赏所谓的“大众艺术”而感到沾沾自喜，更别提能感受到任何赤裸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消费社会》对媒介技术消极作用的分析承继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二者都认为技术在发展过程逐步成为资本欺骗大众的推手。
四、结语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路径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当代文化的视角，其对于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的去敝无疑给了人类一个提醒：保持个性的纯净和意识的独立在异化无处不在的工业化社会中是多么的最重要。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也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它的危机无疑是它蜕变之际。消费社会理论的提出，正是说明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在应对不断变化的条件作出回应时，呈现出了新的意义，由此自身也得到了发展。
引用：
对于反双曲正弦函数的ESO，采用关于非线性观测器的参数整定方其中:veso为观测器的观测速度;veso=1.5wc；参数b0为补偿因子，通过ESO与实际误差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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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已经赢得相当的理论共识，诸如“政治自由主义”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卡斯·森斯坦、菲利普·佩蒂等学者。协商民主理论被厄尔斯特做了区分：其一是被称作哈贝马斯主义或者说罗尔斯主义，该观点认为政治的目标不是政治妥协，而应该是“理性同意”，民主的表达要以对“共识目标”的公开争论而予以实现。在互联网下两种民主的理论上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民主提供了工具，也让民主中“公共理性”和共识目标的形成具有了更好的可能性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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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它是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延伸与发展，是战略管理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又称核心专长或核心能力，是企业具有的最基本的、长期稳定的、能获取超额利润的竞争优势。而对于地方高校来说，科研核心竞争力是指在地方高校科研竞争中那些最基本的、能始终引领或紧跟社会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进而使整个学校的科研工作保持科研竞争优势的持续的、长久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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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优势.高校图书馆是各类文献信息的中心，积累了丰富的馆藏资源，除了收藏学校教学和科研需要的专业图书外，还有大量的文学、科普、娱乐、健康等读物，比较适合社会大众的公共需求.近年来，许多高校重视数字图书馆、各类文献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使文献信息资源的展示方式、传递手段大大改善，图书馆现代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为满足不同社会成员多方面需求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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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 6中的标准化综合得分为响应值，采用Design-Exper8.0.6对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拟合处理，获得标准化综合得分的二次多项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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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题课中，学生需要记载的是问题解决的关键步骤或思路，而不是完整的解决过程。例如，在下例中，如果学生没有思路则需要记下问题解决思路——从配子比例来推理。而不是教师完整的推理过程。这样的记笔记方式才会给学生自己留下思考与练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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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民用建筑施工过程中，地基和桩基础施工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为提高土建工程的施工质量，应做好前期地质勘察工作，还应加强对施工技术的规范，注重提高相关人员的素质。从多方面出发，保障民用建筑施工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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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一步明晰代数思维单元知识主题出现的逻辑顺序．在参考模型中，知识主题出现的先后顺序层次较为明晰，整个小学阶段、初中阶段贯穿“未知数、变量的运用”，将“算术”与“代数”进行有效衔接；小学结束之前设置“代数式运算”延续到整个初中、高中阶段；初中阶段设置“代数式概念”；高中阶段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代数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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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免耕稀植栽培与常规技术相比，具有不用耕整土地、移栽密度小、从种至收用工减少三分之一、节省生产投入、增产增收等优点，相比常规栽培可增产25-35%，在冬油菜产区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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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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