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空间转向”，“空间”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新范式，“空间与资本”、“空间与政治”、“空间与文化”、“空间与革命”等论题开始被广泛讨论。其中，以列斐伏尔、哈维、索亚、埃尔顿、马西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将“空间”带入历史唯物主义、重新激活马克思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空间”之维的同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选择以“空间”为视角重新辨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的存续机制和权力控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具批判力和建构性的空间政治批判理论。在这一空间政治批判理论中，全球化和现代化叙事因其所昭示的“时间政治观念”而被问题化。
全球化、现代化时间叙事逻辑的陷阱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不可逆的现实是“全球化”，最强有力的尺度是“现代化”，这一横一纵的文明生成维度已经将人类摆置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坐标之上。然而，我们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秉性却不甚了解：当我们将“发达”与“欠发达”的经济划分标准习惯性地套用在不同发展区域的国家、地区或城市时，便自觉承认了现代化的线性“进步”观念，否定了多元存在方式的正确性；当我们因资本的全球流动所带来的各种好处而欣喜万分时，也悄然接受了“全球化”背后运行的解释逻辑和规定机制。而且，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观念已然渗透到政治领域，正在政治层面显示它们重整乾坤的力量：它们在昭示着某种符合线性历史发展的政治景观，同时致力于将那些异质的、由自身传统所孕育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强制性地纳入此一同质化的时间性政治发展序列中。因此，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单一层面的全球化，而是全方位的全球化，它不仅指涉资本、技术和文化，更有可能指涉规定和解释世界的那种特有方式；同样，所谓现代化也具有无限膨胀的通约化要求，它旨在通过所谓的共同“进步”和普世价值来消解一切区域性的、民族性的事物。而从本质上讲，全球化和现代化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全球化是现代化时间同质性逻辑的必然结果，现代化则是全球化得以生产的动力源泉，而这枚硬币正是近代以理性主义及其自由主义政治建制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它试图通过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逻辑将原本由西方人自己所承受的命运强加给世界所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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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现实观察来说，还是从逻辑推演来看，全球化和现代化所昭示的这种政治景观都不可能现身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早就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事件也业已证明新自由主义政治规划的虚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遵循的“双重逻辑”：对外宣称“领土主权是偶然的”；对内又坚决拒绝这种“偶然性主权”的实践自返性——显然，这正是谋求共享某种规则集和价值观的霸权逻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种以历史决定论为依持，试图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思考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进而探求政治的本质，并将“线性发展”和“线性进步”观念带入政治的时间政治观念是成问题的，它解释不了诸如美国遵循“双重逻辑”的政治现象，也无法澄清现存民族国家注定要“去领土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无力评价民主政治“非政治化”的客观现实。换言之，从这种以政治的时间性为起点的政治观念出发，根本无法洞察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全部秉性，更无从阐释、把握、驾驭有关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问题，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人类个体，只能将自己设定为这种发展序列上的一个点，满怀希望地等待被吸纳、被同化、被占有。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某种能够跳出时间叙事逻辑之陷阱的新的辨析维度来重估全球化和现代化。无疑，新马克思主义已经为我们挖掘出了这一维度——与时间之维相对的“空间之维”。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空间维度”正是长久以来以时间（历史）性为依托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观念试图隐藏和掩盖的真正生成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和现代化其实就是“空间生产”的过程。但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巧妙之处在于通过“时空互化”（空间时间化和时间空间化）的游戏将多元的空间叙事转换成单一的时间叙事，进而对异质共存的空间事物进行时间性的抛聚，即顺着一条线性时间轴重置同期发生的空间差异。这种时间性的抛聚化育出诸如进步观念、历史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时间政治叙事等成果，相反，空间之维被深刻地遮蔽了起来。显然，这种时间性抛聚的政治后果是扼杀了人们对多样性存在方式及异质性共存领域的感受能力和想象能力，这实质上等同于创造了一种批判性的缄默。那么，“在我们这个后政治的（post-political）世界，也即这个我们时常被告知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已经没有替代性方案的世界，何种激进的批判仍然可能？”新马克思主义选择以空间而不是时间为尺度重新丈量政治、理解全球化和现代化，重新谋划“替代性方案”。
“政治是空间的”：现代民主政治的空间生产逻辑
目前的家装建材配送市场秩序很不规范，普遍存在配送时效差以及货损率高的情况，配送成本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家装企业必须规范其配送模式，加强对与配送相关的供应商以及承运商专业配送人员的管理，与对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不断地进行优化，提高效率和效益，在降低配送成本的同时，努力实现供应商、企业、消费者三者共赢。
由此可知，现代国家和现代民主政治观念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基于现代政治技术理性的空间权力观念，正是通过现代政治技术，空间“差异被纳入一个单一的机体，民主作为多数人（the many）的统治，变成了‘将这些社会差异整合或简化为同一身份’的人的统治”。更巧妙的是，这种空间权力观念通过技术理性所内含的确定性和一致性允诺完成了对世界的完美规定，从而民主政治本身似乎就是那个完全“合乎”人之存在的政制方式，因此具有普适性——“全球化”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讲就依赖这种空间权力观念。不难看出，不断占有空间、驯化空间，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生成逻辑，也是维系其政治生命的运行机制。然而，正是因为技术理性与律法，现代民主从胚胎之中就注定要获得自律性，所谓“民主”只是抽象的国家意志，而非生动的公民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将不复存在，民主将趋于消亡，政治和民主成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太阳”。但悖论在于，鲜活的个体所经验的是某种不同于“几何空间”的杂质空间，这种空间很难用理性或计算性来定义。从政治层面讲，这便意味着政治首先是有前提的、封闭的，尽管现代国家和资本总是试图以理性和技术来规划政治，但政治总能在这一规划的缝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反抗这种政治规划的可能性就内在于这种规划之中，“政治总是空间性的”，它并不需要一种时间性的乌托邦——这也正是福柯创造“异托邦”（Heterotopia）的真实意图所在。显然，这种从“空间”维度审查现代国家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方式有着更大的政治意图，而首先提上议事日程的便是在这个全球化（现代化）时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政治地理解、把握和处理“地方与全球”、“个体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四卷本的《论国家》中，列斐伏尔以空间为视域概述了国家的三种形态：一是作为自然空间生产的疆域性或领土性国家，这是狭义的传统国家；二是作为社会空间生产的制度性或政治性国家；三是作为精神空间生产的表征性或文化性的国家。同时，在他看来，现代（民主）国家的诞生是一个综合性事件，是整合欧洲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杂质空间的结果，因此，我们说现代国家兼具“自然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生产”以及“精神空间生产”的品格。而与现代国家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国家市场的发展，这便从反面证明，现代国家之所以整合杂质空间，恰是为了调动“一种统一的、合逻辑的、可操作的、可量化的理性，以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同时让它能够在这种经济增长中获得力量，以便扩延到将占有整个地球的地步”。也就是说，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民主国家正是通过生产空间来生产自己的，这种空间生产本身即在标识民主政治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世界化”（mondialisation）化约为某种线性因果关系或机械决定论，而是应该寻求其可能性的条件。这种通过“空间”来考察现代国家和现代民主政治的解析模式成为整个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批判的基本学理遵循。
埃尔顿秉承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批判”传统，对现代民主国家之本质展开追问。但与列斐伏尔不同的是，他着眼于“领土”（territory）概念。埃尔顿认为，尽管当下关于国家空间的研究日益频繁，但“领土”自身的成问题性却从未被系统地质问过，“但凡定义领土之处，要么将其假设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可被理解为领土性（territoriality）的一种结果，要么将其假设成一种有边界的空间”。而在埃尔顿看来，“领土”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与其他地理学概念的历史有极大关联的“政治技术”，“领土”的诞生是纯粹现代的事情：（1）领土只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空间组织形式；（2）领土是现代国家管理的一种关键形态；（3）领土是现代政治的战略维度。他通过对“领土”概念进行谱系式梳理，发现只是到17世纪现代民主国家这里，“领土”才获得其规定和限制政治的实践作用，这得益于两件事情：第一，科技革命；第二，罗马法的重新发现及制定。众所周知，以笛卡尔的“哲学—数学论证”为基础的现代空间观念产生于17世纪，这种空间观念将存在者视为可定量、可计算的，进而认为世界的首要存在论规定就是“计算”：世界可延三维扩展，三维可凭几何学、数学来计算。而“计算”又借技术机制涉入权力领域，从而与现代民主国家及其领土概念的生成合拍，“领土可被理解为这种计算性空间观念的政治配对物，随即可将领土当成是国家权力的广延”。与此同时，作为王权与教权相争之仲裁的“罗马法”的重新制定进一步以律法的形式肯定了现代国家对空间的这种政治占有形式。通过揭示“领土”概念所蕴含的政治与数学的这种共谋关系，埃尔顿让我们看到，现代民主国家观念实质上就起源于一种计算理性意义上的空间权力观念，即通过理性和律法来实现对空间（领土）的控制和占有。
整个探究环节，学生经历了“动手实践，估测面积—深入探究，建构联系—推导公式，感悟度量本质”的全过程。他们在探究面积公式的同时，理解度量的本质。
空间政治观念：重构全球化、现代化叙事逻辑
按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空间政治观念”的塑造首先意味着要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间性叙事空间化，让全球化和现代化逻辑现出原形（空间时间化），因为这种时间性叙事的生成本身就是某种空间想象的出走，它将空间解释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光滑平面，进而宣布那些同期共存的多样性空间不合法，而现在需要让它们回归，为它们正名。从政治意义上讲，将这种时间性叙事空间化的“最明显的后果——它实际上也是主要的意图——是对现代性进行重整，使之不再是单纯在欧洲展开的故事，不再是单纯的欧洲内部的故事”。而且，通过空间化，还会暴露现代性规划的前提及其暴力、法西斯主义和压迫的后果。诚如马西所说，将“空间”从概念的星系中连根拔起，并将其置于另一组观念中（异质性、关联性、同时性），将会释放出一种更具挑战性的政治景观。也就是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认可空间之异质性、多元性、开放性及共时性的真正的“空间化的全球化”，需要在这种“真正的全球化”中重新构思地方与全球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对置地方（空间）与全球：要么拒斥地方，诉诸某种一体化的全球秩序；要么拒斥全球，封闭起来进行地方政治保护。唯一可能“解决”的是人类与其自身根深蒂固的多样性的协调，这正是“空间政治观念”的意旨所在。
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同于“时间叙事逻辑”的“空间政治观念”，新马克思主义道出了民主危机的基本事实：“旧的民主体系现在正在衰落，而民主结构依然存在，只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结构‘被掏空了’，因为真实的权力已经转移到其他机构，公民的参与也集中在其他地方。”也就是说，尽管政治（the political）从存在论意义上讲依然存在，但这种政治已然丧失了其政治性，变得无力、难以有所作为。或者干脆可以说，“民主”本身即为“不民主”，而这正是现代民主的命门所在：原本允诺能更好实现人之自由、人之尊严的政治理性恰恰褫夺了人和社会的政治性，转而追求政治自身的自律性。在这种状况下，人和社会在成套的政治技术、法律制度和官僚体系中被隔离在了政治的边缘，不仅丧失了反抗的愿望，转而在被分配的私法领域自娱自乐。但是，政治总还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回归，因为“政治是空间的”，不可能被取消。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强调“空间政治观念”，强调空间首先是异质的、开放的、多样的和过程式的，强调地方（place）在构造社会关系、创造公共领域和政治生活的生命力方面的重要性，也即强调真正给予政治以生命的是空间而非时间。只有在如此这般理解政治的基础上，自由与民主的真正融合才有可能。
政治观念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而是首先意味着那种能够调节和引导人类现实生活的理性观念，可以说，它是具有文明性质的现代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存在条件。进而言之，政治观念调节和引导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用何种价值观念来评价现实制度，回答某种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政治观念对各种人类现实生活的调节本身可以让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形成比较稳定的经验传统（包括政治经验和文化经验），因为“任何政治共同体（无论这个共同体是地方性的、国家性的还是国际性的）的建立都要以对某些确定价值（如和平、安全、自由、正义、对于人权的尊重）的分享，以将这些价值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家庭、市民社会）之中化为现实的共同努力为前提”。这就要求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要有某种面向内部的态度或习惯性的观念，即要有一种空间政治观念主导下的经验传统。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批判所塑造的“空间政治观念”，不仅从观念层面肯定了政治的空间本性，更为要紧的是，它为更深层地遭遇以西方为中轴的现代化时间叙事逻辑和新自由主义政治迷梦确立了新的应对机制，也为全球化时代如何正确处理地方与全球、政治与经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这种空间政治观念所调制的（民族和国家的）经验传统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为一种常识理性，能够在长时段的历史尺度内形成关于所有事物对与错的判断，换句话说，它同样是历史的内在纠错机制，在本质上构成一种历史理性的可能性前提。
【杨永强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谢亚洲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0期；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与反思研究”（18LZUJBWYJ075）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现代性批判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17LZUJBWZY06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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