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十月革命时期，列宁主张采用小资产阶级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主张实施“计算和监督”的措施，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苏俄退出战争，主张苏俄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主张借鉴美国的泰罗制以提高苏俄的劳动生产率，主张利用旧社会的文化遗产等，体现了他政策思想的务实性和温和性。有人以为列宁是一个无视俄国实际和脱离俄国实际、凭主观意志激进地发动革命和推进革命的人，这种认识是不真实的。
【关键词】十月革命 政策思想 务实 温和
1917年10月，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发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农政权。这场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历史影响。可是，自那时以来，人们对这场革命以及对列宁所采取的政策的认识多有片面性。如有人认为，列宁是一个无视俄国实际和脱离俄国实际、凭主观意志激进地发动革命和推进革命的人，这种看法是对列宁的政策思想的误解。笔者认为，十月革命时期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政策具有务实的、温和的性质，他是一位持务实的、温和的政策思想的无产阶级事业的领导者和实践者。
一、采用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
列宁主张采用小资产阶级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体现了他政策思想的务实性和温和性。在十月革命以前或者说前夕，列宁曾经提出过土地国有化的主张，即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对俄国全部土地进行国有化。可是实际上，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并没有领导苏维埃政权实施土地国有化的政策，而是采取了将全部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以农民家庭的人口数为依据平均地分配的政策）。譬如，这一时期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通过了《土地法令》和《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宣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将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由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无偿地转让给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从而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可是，对农民平均地分配土地，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即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土地纲领。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社会革命党提出了他们关于土地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土地社会化”，即主张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可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此不重视和不支持，它未能实现。十月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在列宁的领导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该法令宣布将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民，体现了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的精神。而且这个《土地法令》文件中附带有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一份《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即从形式上看，它也表达了社会革命党关于“土地社会化”的观点。这个事实说明，列宁和俄共（布）承认和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无产阶级政党接受并采用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对于有些思想保守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在上述大会通过上述法令和委托书时，有人因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而提出异议。列宁说：“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1]无产阶级政党不拒绝和不害怕实施小资产阶级的土地纲领，是列宁在此问题上表达的重要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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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问题上，列宁还表达了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不能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如他在上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即使农民还继续跟社会革命党人走，即使他们使这个党在立宪会议上获得多数，那时我们还是要说：就让它这样吧。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2]这个论断有两层意思，一是认为即使无产阶级政党不同意法令中的有关内容，即使通过法令的后果会使农民继续倾向于社会革命党，也要遵从农民群众的意愿，通过反映他们利益要求的法令；二是认为实际生活会告诉农民谁是谁非，相信农民会站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边来。这个阶段以后，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中，在回顾以前的经历时说：“土地改革是从土地社会化开始的，我们亲自举手通过了土地社会化，同时我们又公开指出它不符合我们的观点，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民都主张平均使用土地，我们不愿意强迫他们。”[3]这就更明确地说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支持通过了关于土地社会化的一系列法令，是为了遵从农民群众的意愿，或者说是为了不违背农民群众的意愿，并非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意。显然，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不拒绝和不害怕实施小资产阶级土地纲领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必须遵从大多数农民意愿的思想，体现了他思想的务实性和温和性。
二、实施“计算和监督”
列宁主张实施“计算和监督”的措施，体现了他政策思想的务实性和温和性。在准备革命的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主张在俄国实施“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并且认为这是当时对俄国社会进行改造的主要内容。所谓计算和监督，指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或国家机关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账目进行计算。1917年4月，列宁在《四月提纲》中论及当前革命的任务时提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4]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工人监督条例草案》，随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正式的《工人监督条例》，展开了工人监督的活动。
“河长制”落地实施后，多方数据显示其在水环境治理中效用显著。据2008年10月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在我国率先实行“河长制”的无锡市，79个重点考核断面水质与2007年制度实施起始月份相比，达标率提升50%。“河长制”实施不到一年，苏州市86个水质监测断面同比提高16.3个百分点；太湖流域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同比提高34.8个百分点。[2]浙江省是最早普及“河长制”的省份，在2005-2011年期间，浙江地表水水质变化呈现起伏不稳定轨迹，植入“河长制”后的2011-2016年期间，代表优质水的Ⅰ、Ⅱ类水的占比稳定上升，代表劣质水的Ⅴ、劣Ⅴ类水的占比稳定下降。[3]
当时，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以新技术进行生产，需要加强生产管理。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和懂行的管理者。列宁就此说：“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16]由于苏维埃政权在短时间内不能够培养出自己的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所以必须启用旧社会过来的人员，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启用旧社会过来的专家，必须有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如可以对这些专家实行高薪制。可是，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相悖于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巴黎公社的原则（当时列宁和俄共［布］是高调坚持这一原则的），同时增加了苏维埃政权的财政负担。是否可以这样做？党和苏维埃干部队伍中许多人心存疑虑，但列宁却对此持肯定的意见。他说：假设苏维埃国家需要1000名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来指导国民劳动，以便尽快地发展国家的经济；假设应当付给这些专家每年每人25 000卢布；假设这个总数（2500万卢布）增加一倍或者甚至增加三倍；试问，为了按照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苏维埃共和国每年多花费5000万或1亿卢布，能不能说花费过多或担负不起呢？当然不能！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会赞成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使我们每年都损失数十亿卢布。[17]他还指出，在利用旧专家的过程中，工农群众以及党和苏维埃干部会参与管理的实践，并很快地学会管理的本领。由此看，在生产实践中先交付一定的学费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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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21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他写作的《论革命空谈》一文。在此后的几天内，《真理报》连续发表了列宁所写的《论疥疮》，《和平还是战争？》，《不幸的和约》，等等。在这些文章中，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反对派进行革命空谈的错误。列宁指出：“谁不愿意用空话、高调和叫喊来安慰自己，谁就不会不看到，主张在1918年2月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没有一点现实的、客观的根据。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怒气冲冲，愤愤不平，就是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唯一内容。而仅有这种内容的口号就叫作革命空谈。”[9]在这里，他生动地描绘了“革命空谈”的特征。他批评指出，反对派陷入革命空谈，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之一是主观脱离实际；另一个原因是教条主义严重，不恰当地乱套革命理论。他还说，“革命空谈”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在党内的反映。他发出号召：“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10]由于列宁耐心地作思想工作和积极地展开思想斗争，党内许多同志很快明辨了是非，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原来不赞成列宁观点的同志纷纷站到了列宁一边。1918年3月6—8日，俄共（布）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在大会上，列宁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案以绝大多数代表的赞成而通过。列宁主张反对“革命空谈”，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思想斗争，体现了他务实的思想和精神。苏俄同德奥集团签订和约，退出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是务实的方针和政策。
列宁关于保留私有制企业以及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的思想，是务实的、温和的思想；“计算和监督”的措施，体现了实践过程中的务实性和温和性。
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苏俄退出战争
列宁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苏俄退出战争，体现了他政策思想的务实性和温和性。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取得胜利的。在革命胜利后一段时间里，苏维埃俄国同德奥帝国主义集团仍处于战争状态。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集团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应该支持和参与这场战争；由于俄国已经在战争中国力耗尽，损失惨重，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立即退出战争；更由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需要得到和平喘息时机，巩固自己和发展无产阶级事业，如果继续对德奥集团进行战争有导致苏维埃政权被颠覆的危险。于是，从1917年12月3日始，苏俄代表团同德奥代表团就停战以及签订和约问题进行谈判。德奥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如当前德军占领的一大片原来属于俄国的土地划归德国版图，否则不予缔结和约。俄共（布）中央内围绕着要不要接受德奥集团的条件和签订和约，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列宁为首的领导人认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至关重要，必须接受条件，缔结和约，退出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党中央另一些领导人组成反对派即“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的主张，要求中断谈判，宣布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
广东省城市对于旅游行业也较为关注，广东省旅游效率总计数有效城市个数已经高达总数的半数之上，各个城市的旅游资金与人力投入逐渐增加，地方政府对于旅游行业较为支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旅游资源投入具有时滞性的特征，无法在短时期中实现效益增长，而过度投资以及跟风投资也会导致出现投入冗余的问题，这样也就会造成旅游经济无效率城市数量增加。但是，整体上来说，城市旅游效率在近些年存在显著的局域集群发展趋势。
反对派之所以主张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是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上，只有这样做才可体现出俄国无产阶级敢于牺牲的精神和勇于推进欧洲革命的精神，表现出对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的支持；苏维埃政权如果同德奥集团签订和约，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投降。然而列宁认为，反对派所谓的进行革命战争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空谈”，因为当时苏维埃俄国尚未建立红军；旧的军队即沙皇政府的军队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军队不能为苏维埃政权所利用，它们甚至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所以苏维埃政权正在复员旧军队。在此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以什么力量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再者，就所谓支持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德国什么时候爆发革命完全不可预料，何谈对它进行支持？可是，在1918年1月21日党中央讨论和平谈判问题的会议上，反对派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出席者的支持，支持列宁正确意见的反而只占少数。这说明，当时俄共（布）的思想路线不端正，存在着严重的“革命空谈”的错误倾向。列宁为在党内反对革命空谈，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展开了积极的思想斗争。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回想起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新政权的经济社会措施时，明确地说当时采取的是“渐进发展”的措施即温和发展的措施。例如，1921年秋列宁看到了一份私营的广告小报，触发起对1917年底新政权有关政策的回忆。他在当时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件事，并指出：“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8]这一论断表明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关于发展性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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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德国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主张利用旧社会的文化遗产，体现了他政策思想的务实性和温和性。十月革命胜利时，苏维埃俄国有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科技工作者，如科学家、工程师、企业管理人员等。由于这些人员在旧社会接受文化教育，受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较深，所以列宁称其为旧社会的遗产。在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转变工作重心并把发展生产放在首要地位时，列宁主张利用旧社会的文化遗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政府先后建立起战时粮食公司、中央饲料局、中央水果蔬菜局、战时粮食局、中央马铃薯局、帝国谷物局、战时动植物油脂管理局、帝国服装局等机构，把人们基本的消费需求也纳入了政府计划管理的轨道，树立了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榜样。1915年，德国颁布了一个“卡特尔”化法律，促进了德国重要工业经济垄断组织的发展，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1916年，德国颁布了《兴登堡纲领》，规定劳动力不得随意流动，工业生产必须首先服从战争和军事的需要，从而为战时计划经济的运转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样，德国战时经济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政治和经济分离的特征,成为国家干预和管制下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发源地。[11]1918年4、5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的文章中，列宁明确地提出苏俄必须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说：“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12]在这里，列宁将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归纳为两点：一是有最新的科学技术，用新技术进行生产；二是政府里有管理经济的组织，即制订经济计划的组织，以相关的计划指导企业生产。他还说：“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13]当时的德国，是垄断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统治的国家，是俄国敌对的国家，是构成苏维埃政权最大军事威胁的国家。列宁却指明苏俄要向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学习，即学习和借鉴德国政府管理经济和发展经济的经验，这不能不说他发展经济的思想极具务实的特点。
有形的时间，通过投射的对象，形成了文化记忆的磁场。怀旧、感伤的历史记忆早在汉代西域就由远嫁和亲的细君公主发出了“愿为黄鹄兮还故乡”的思乡感慨。此后，大抵进入中原的羁旅者，无论何种身份，都留有“故园东望路漫漫”的慨叹之情，这种选择性的描绘，是西域留给大家的一种身份印记，延续到今天，也不自觉地会进入到移居者的话语体系中。
列宁主张借鉴美国泰罗制以提高苏俄的劳动生产率，体现了他政策思想的务实性和温和性。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由于各种社会管理机构尚未建立起来，管理工作不到位和不完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比较混乱。1918年春列宁和俄共（布）提出转变工作重心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加强生产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加强生产劳动纪律，严惩破坏生产纪律的人；展开劳动竞赛，表彰先进生产单位，以先进带动后进；进一步加强“计算和监督”，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需要借鉴美国的泰罗制以提高苏俄的劳动生产率的思想。
通过对K1+160—K1+310边坡加固治理前后两阶段定量风险评估结果分析，边坡开挖阶段财产损失风险值Rprop1=552.6万元，加固治理后财产损失风险值Rprop2=4.42万元，边坡治理工程总费用C=229.8721万元。边坡加固治理后的财产损失大幅度降低至可忽略水平。可计算该边坡的工程治理价值为：
在苏俄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不是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而是渐进地发展。如通过适当的途径将许多小企业联合成大企业，用新技术装备这些联合起来的企业，在国家政权的指导下和干预下进行生产，逐步地形成新的生产力和形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大企业。这样的发展途径体现了发展进度上的渐进性和温和性。所以说列宁关于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一种具有温和特点的思想。
五、借鉴美国泰罗制
当时苏俄无产阶级政党内思想“左”倾的人如“左派共产主义者”，要求立即在俄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反对列宁关于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反对关于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他们说，俄共（布）内出现了右派倾向，“这种倾向有使革命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言论。他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当我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报纸上看到谈及这类敌人的话时，我不禁要问：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能够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是一个胜利。”[14]这个论断表明，列宁强调看俄国的社会现实，反对照搬书本上的话语，从实际出发确定苏俄的发展方针和政策。苏俄的现实是小生产在生产领域里占优势地位。小生产的生产效率低，不能产出无产阶级国家所需要的大量产品。而且它们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不便于国家管理，易于产生无政府状态，形成社会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的局面。相对于这种状况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列宁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苏俄必须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务实性的观点和思想。
要用等离子体的诊断仪器：测量温度、密度、能量，用高速照像机、硬X射线成像系统，测等离子的分布，用磁探针测磁场强度等。为了安全，要保证各部件的正常运行，还必需从较低参数入手，摘优选摘运行参数，直至稳态运行。
美国工程师泰罗于20世纪初发明了一种生产管理制度。它以身体健壮、劳动技能好的工人每一秒钟的劳动效果为基准或标尺，要求所有的工人都产生这样的效果。并且它对工人的生产情况和操作过程作研究，确定工人的哪些动作是有价值的和需要的，哪些动作是无价值的和不必要的，规定工人只去做那些必须的动作，不要做不必要的动作。显然，这种管理制度是有利于资本家阶级获取更多利润的制度，是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制度。然而列宁看到，泰罗制里有科学的因素，苏维埃国家的管理者要研究它和借鉴它，以利于提高苏维埃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他在上述著作中提出：“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15]在他的思想上，社会主义能否在俄国实现，取决于苏维埃政权把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所以要在俄国大力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效地实行这种制度。同时列宁注意到，这个制度有加强对工人剥削的负面影响。所以他强调，对“泰罗制”不能照搬，只能有条件的加以利用，采用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使其能提高苏俄的劳动生产率，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不至产生对工人剥削的后果。
苏维埃制度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它的价值追求是工农群众在经济上不受剥削，人人有工作，在生产过程中人人是管理者，人人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主人。可是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历史证明，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和利用一切符合大生产规律的管理方式。苏俄借鉴和利用美国的泰罗制，是当时加强生产管理的实际需要，体现了措施和政策的务实性。列宁此方面的思想，体现了他思想的务实性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看，苏俄不是一下子抛弃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而是借鉴它和利用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这表现出新旧管理方式替代过程中的渐进性和温和性。
六、利用旧社会的文化遗产
列宁主张苏俄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现了他政策思想的务实性和温和性。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经济和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的面貌。怎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呢？列宁认为，必须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政权同私营企业发生一定联系的资本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计算和监督”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措施。列宁的这个思想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思想。也就是说，列宁当时未形成和提出剥夺资本家财产的思想。当时的俄国，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出现严重的饥荒。同年5月，临时政府的劳动部长、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为了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必须把有产阶级的税率提高到利润的100%，即“剥光”资本家。列宁批评了这种“高调”和“空话”。他提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处理得更适当，逐步实行比较合理的税收，把小股东和大股东区别开来，对前者将征得很少，对后者才征得很多。”[5]“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不仅不打算剥夺他们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6]列宁在这里表达的思想是：对少数大资本家征收较多的捐税，但是不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对大多数资本家，既不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也不对他们征收100%的捐税。同年11月5日，即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时，列宁在《告人民书》中谈到苏维埃政权当时的措施时说：“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把以前所规定的捐税全部征收上来外，政府不打算再采取任何其他措施。”[7]即苏维埃政府不打算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列宁主张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意味着他不主张激进的发展，而主张务实的、温和的发展。说他主张务实的发展，是因为他考虑到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认识到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即他们的管理能力和知识储备所能够胜任的任务是实施“计算和监督”，而不是全面地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和全面地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说他主张温和的发展，是因为他认识到，“计算和监督”是比较能够为资本家阶级所接受的措施，是不会引起社会剧烈震动的措施，或者说是能够保持社会平稳发展的措施。
这个时期，列宁还主张利用旧社会遗留下的社会组织——合作社，认为利用旧的合作社也是利用旧社会的文化遗产。这里所说的合作社，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消费组织，是企业主领导建立并由企业主或企业主的代理人进行管理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这些合作社继续存在。在百废待兴、经济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列宁主张利用合作社进行消费品的分配。由于合作社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组织，是资本家或他们的代理人管理的，所以党内许多人对于利用它持有异议。列宁就此说：“必须利用现成的机构，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文化珍品。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在于它要用外人所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可是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18]这一重要论断，说明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一定的继承关系，说明了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重要意义。列宁的上述论断，是无产阶级国家利用资本主义文化遗产的最经典的论断。
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建设新制度的过程中，明确地提出要利用旧社会的文化遗产，这是由当时苏俄的实际所决定的。承认和服从这个实际，就是所谓务实性。当时苏俄的方针和政策以及列宁的思想，体现了务实性的特点。列宁不忌讳旧社会文化遗产对于建设新制度的重要作用，公开地提出要利用它。这证明了列宁态度的务实性。列宁和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中不是抛弃旧社会过来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更不是消灭他们，而是利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甚至以特殊的政策和待遇来对待他们，体现出他们对待旧专家的温和的政策和态度。
注释
[1][2][7][9][10]《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第20页；第52页；第355页；第364页。
[3][18]《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第416页。
[4]《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5][6]《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第108页。
[8]《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11]任晓伟：《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论德国“一战”期间的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3期。
[12][13][14][15][16][17]《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第280页；第235页；第170页；第160页；第162页。
【中图分类号】D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03-0017-07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03.003
*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当代启示》（项目编号：18AZD039）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 凤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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