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督教文化是欧美文学的精神内核，但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在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中曾一度被遮蔽甚至否定。新时期以来，基督教文化视野成为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并在“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关系研究”“《圣经》文学研究”“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三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该课题的研究中，未来我国将对基督教文化的研究持有更加客观的批判性立场，将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探索基督教与一些重要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细节性关联，将更加深入地探讨包括《圣经》自身阐释历史在内的基督教文化发展历史的复杂性，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关键词］基督教文化；欧美文学；研究述评
众所周知，宗教与西方文学传统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果说中国的儒释道哲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成长的养分，那么基督教文化则滋养了欧美文学，从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狄更斯、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到20世纪以降的现代派作家艾略特、卡夫卡、贝克特、马尔克斯等，其作品无不具有鲜明的宗教意象和强烈的基督教精神。因此，“如果不讲基督教，不讲基督教文化传统，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任何把握都是非常皮毛的”〔1〕2。尽管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学界对欧美文学的基督教文化基础给予了一定肯定①如郑振铎始的《文学大纲》对《圣经》及其故事进行了专门论述，茅盾的《汉译世界文学名著》则注意到了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西方作家的宗教情怀。，但并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圣经》文学研究虽得到了初步发展② 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主要有：吴耀宗的论文《略述希伯来思想与基督教文学》（载傅东华、郑振铎等编《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第14-22页）、朱维之的专著《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版）、摩尔登（Richard G.Moulton）著、贾立言等的译著《圣经之文学研究》（上海光学会1936年版）等。，却停留在引介和初步研究层面，没有产生较大影响，而且没有与海外学界产生互动。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基督教被推向毁灭的边缘，成为国人大力批判的对象，与此相对应，欧美文学中的基督教倾向更是成为国人否定和批判的内容。
“唯有全力以赴，才能不负重托；唯有关口提前，才能防患未然。”作为食品稽查一线的工作者，郑全意带领的团队工作业绩始终在北京市稽查系统考核中名列前茅。
新时期以来，基督教文化重新进入欧美文学的研究视野中，大致以200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2000年之前体现为起步阶段，主要为散乱零星的单篇文章，2000年以后为成熟阶段，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就研究成果而言，新时期以来在基督教文化视野下对欧美文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关系研究”“《圣经》文学研究”“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三个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关系研究
既然基督教是欧美文学的精神内核，那么要深入认识和研究欧美文学，必须首先厘清基督教与欧美文学的深层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的关系日渐引起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1989年，李玉莲发表了《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一文，从宏观角度指出西方文学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上成长、繁荣的，提出要研究西方文学不应忽略基督教的影响。接着董洪川、杨慧林、罗坚、舒天、边国恩等学者也撰文开始初步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对欧美文学发展的影响，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关系的研究日益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①李玉莲：《基督教与西方文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董洪川：《论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杨慧林：《基督教精神与西方文学》，《文艺研究》1991年第4期；罗坚：《西方文学中的宗教意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舒天：《基督教与中世纪的西方文学发展》，《国外文学》1993年第3期；边国恩：《试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向神学的回复》，《廊坊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1994年10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燕京研究院召开的中国首届西方文学与基督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大陆、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报告，预示着这一研究高潮的到来。
进入20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的关系成为欧美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果丰硕。汴昭慈的《天路·人路：英国近代文学与基督教思想》（200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欧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二辑：欧美文学与宗教》（2002），王汉川、谭好哲主编的《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欧美文学》（2004）在世纪之初加深了人们对这一课题的认识。而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学传统关系的学术著作当推刘建军教授的专著《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与以往论著相比，该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和意义：第一，该著作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对欧洲基督教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建树地论述了欧洲基督教文化的来源和作用，认为基督教文化的出现是信仰维系方式对血缘维系方式的取代，信仰维系方式又在社会和文化自身的作用下，发展成为近现代的理性维系方式和当今的人权维系方式，因此，没有基督教，“就不会形成后来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和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方式，从而也就不会有今天意义上的西方文明”〔1〕2。第二，该著作第一次较为客观地论述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学的价值，认为“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对后代西方文化的作用，绝非只是一个过渡的问题，而是一个奠基的过程！更是一个发展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过程”〔1〕56。第三，该著作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基督教文化与欧洲文学的关系，分别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代、19世纪与现当代时期基督教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第四，该著作还开创性地指出了基督教文化在当代的发展趋势以及与欧美文学的基本走向——“注重在文化‘境遇'中发现新的人的解脱拯救之路”〔1〕311。总之，该著作不仅深入、全面地论述了基督教文化自身的特质、基督教文化的演进过程以及基督教文化的思维模式，而且系统剖析了西方文学精神的古今演变流程和基本特性，是我国基督教与西方文学关系研究的典范之作，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已被学界奉为圭臬。
刘建军教授长期致力于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内该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他的旗帜的引导下，国内相继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从不同层面深入探讨了基督教和欧美文学的关系，并贡献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齐宏伟的《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2006）；秦海鹰主编的《欧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二辑：法国文学与宗教》（2007）；莫运平的《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2007）；陈召荣、李春霞编著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学》（2007）；齐宏伟主编的《目击道存：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2009）；任光宣等的《俄罗斯文学的神性传统：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基督教》（2010）；夏茵英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学》（2012）；高伟光的《西方宗教文化与文学》（2012）；肖四新的《欧洲文学与基督教》（2013）；郭晓霞的《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基督宗教观》（2015）；袁先来的《盎格鲁—新教源流与早期美国文学的文化建构》（2016）、《破碎的遗产：现当代美国文学与信仰危机》（2017）等。这些研究成果既有宏观上的整体探讨与系统梳理，也有对某一国别文学的深入研究，还有对特定阶段的国别文学或某一群体作家的专题研究。总之，20世纪以来，“基督教与欧美文学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欧美文学研究一个重要领域，学者们从中国语境出发，从宏观、微观等多个层面探讨了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的内在关系，加深了国人对欧美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
二、《圣经》文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圣经》文学研究肇始于1980年朱维之先生撰写的《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2〕一文，该文的主要成就是确立了《圣经·旧约》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框架结构。两年后，朱先生又推出了《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3〕一文，论述了《圣经》对但丁、弥尔顿、约翰·班杨、雨果、艾略特等欧美众多作家的影响。这两篇文章为中国的《圣经》文学研究指出了两个基本研究方向——“《圣经》文学本体研究”与“《圣经》与世界文学关系研究”，又称为“狭义的《圣经》文学研究”与“广义的《圣经》文学研究”，亦即研究“作为文学的《圣经》”（the Bible as Literature）与研究“《圣经》与文学”（the Bible and Literature）的关系。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圣经》文学研究正是按照朱维之先生指明的方向稳步前进的，成绩斐然。刘意青、梁工、刘建军、杨慧林、王立新、陆杨、张思齐、叶舒宪、刘洪一、赵敦华、卢龙光、卓新平、游斌、陈贻绎等专家学者辈出，北京大学、河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圣经》文学和文化研究基地，并多次举办了国际性、高规格的《圣经》文学专题学术会议，河南大学梁工主编的《圣经文学研究》辑刊（2007年创办）已经成为中国《圣经》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学术期刊。
（一）《圣经》文学本体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中国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圣经》的文学特性，如都本海的《莫把〈旧约〉中的两个创世神话混而为一》（《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古代人类美好本性的颂歌——〈旧约·六日创世故事〉精华探析》（《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刘连祥的《〈圣经〉伊甸园神话与母亲原型》（《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试论〈圣经〉的神话结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论述了《圣经》的神话特征；梁工的《希伯来文学中上帝形象的演变》（《南开学报》1989年第5期），陆扬的《圣经上帝形象美学考》（《东方丛刊》1997第3期）等分析了上帝形象的演变和内在特征；周辉的《试谈旧约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张思齐的《论以斯帖形象的美学意义》（《东方丛刊》1999年第2期）等则探讨了《圣经》中的女性形象；刘振江的《〈圣经〉中的比喻》（《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张思齐的《论〈雅歌·春天狂想诗〉的意象》（《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等则分析了《圣经》的修辞和意象。同时，中国学者相继出版了众多综论《圣经》文学的专著。朱维之的《圣经文学十二讲》〔5〕系统论述了神话、传说、史诗、历史文学、先知文学、启示文学、智慧文学、抒情诗、小说等《圣经》文学体裁及其文学价值，该著作不仅是中国《圣经》文学研究领域的基石，而且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外国文学和《圣经》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必读学术经典。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还有梁工的《圣经诗歌》（1998）、《圣经文学导读》（1990），杨慧林的《圣经新语》（1989），朱韵彬的《圣经文学通论》（1989）等。这些论著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圣经》文学本体研究的基础。
毫无疑问，《圣经》是基督教的宗教典籍，但它同时也是一部历史著作和文学经典，可以说《圣经》具有神学—伦理学经典、史学经典和文学经典这三重性质。从文学角度研究《圣经》的学术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早在3世纪时期，希腊教父奥利金为了诠释《雅歌》的寓意而分析其诗体，将该诗解释成男女对唱的戏剧。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哲罗姆也注意到《圣经》诗歌的特点。1753年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洛斯（Robert Lowth）出版了《希伯来圣诗讲演集》一书，深入考察了《圣经》中希伯来诗歌的形式、节奏、韵律、风格等。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者“为了保持西方文学经典持久不衰，为了继承张扬西方人文传统”〔4〕，再次掀起了《圣经》文学研究的热潮，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先后开设了《圣经》的文学阐释课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圣经》文学研究不仅回应了西方当代《圣经》文学研究热潮，而且从中国立场出发丰富和补充了世界学术史上《圣经》文学研究的内容。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知识界再次面临着中西交汇、古今冲突。在此语境下，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的儒释道文化进行着碰撞与对话。与基督教的宗教学和神学研究不同，一批中国学者试图从文学和文化角度探讨基督教思想，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中寻求“共同的价值”，探索个人或自我的精神出路，也探寻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之路。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刘小枫、杨慧林、刘建军等为代表，涌现了众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主编的《基督教文化学刊》（1998年创刊）已经成为中国该领域重要的专业性学术刊物。
（二）《圣经》与世界文学关系研究
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杨慧林教授主要致力于西方文论与宗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从神学层面探讨文学的终极意义以及人文学术的价值命意，他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在中西思想的对话中努力将中国思想带入西方话语体系中。在《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11〕一书中，杨慧林教授从神学、哲学、历史、文学等多个方面解释基督教精神；在《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12〕一书中，他分三个部分——“基督教神学的人文视野”“西方文学与基督教资源”“文化论说中的基督教主题”，从神学阐释学、文学、哲学文化学三个层面对基督教文化进行了深层透视。他自称“游走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13〕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该作是作者多年来研究的汇总，收集了作者早年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修订后分别编入“文学与神学”“意义与诠释”“中国与西方”三个部分，力图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处，从“意义结构”的角度探究其中的公共性问题，并与当代西方的相关研究形成对话，为比较文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可能的尝试。该作将文学的研究从基督教文化的视野扩展到神学视野，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可以说，《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是文学与神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实践者。除上述著述外，《追问“上帝”——信仰与理性的辩难》（1999）、《神学诠释学：圣言·人言》（2002）、《移动的边界》（2002）、《意义》（2003）等也是杨慧林教授对基督教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据了解，在开机轧花之前，加工厂就成立了消防安全检查小组，对厂房设备、配电室、灭火器、消防栓、消防泵等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同时，加大全厂工作人员消防安全培训力度，全方位构建棉花加工消防安全网，为今年新棉的收购、加工提供安全保障。随后，检查组还对位于泉水地镇的加油站进行了全面细致地检查。□
三、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
2000年以来，中国的《圣经》文学本体研究在介绍性和综论的基础上向专题性、深入性开拓，代表性著作有：刘意青的《〈圣经〉的文学阐释》（2004），梁工、赵复兴的《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文学研究》（2000年），梁工的《圣经叙事艺术研究》（2005）、《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2014），王立新的《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2004）、《古犹太历史文学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2014），李炽昌和游斌的《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2003），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2007），陈贻绎的《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至公元前586年）》（2006），刘建军的《〈圣经〉研究与文学阐释》（2011），刘锋的《〈圣经〉的文学诠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2007）等。上述著作致力于《圣经》文学本体研究，主要是对圣经文学的基本面貌和特质的考察和解析，涉及的学术问题主要有《圣经》的文学成就、思想观念、主题意蕴、形式结构、文体特征、文化原型、文学意象、语言风格、修辞特征、历史背景、编著过程等。
武兰芳[2]的研究认为，与产量形成关系密切的性状主要是穗长、千粒重、穗粗、行粒数、生育日数和株高。史新海[3]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大密度、增加粒数和提高千粒重是玉米杂交种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胡昌浩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穗粒数增加从而导致的单位面积粒数的增加是当代玉米品种高产的主要原因，对产量的直接贡献率大，其次是千粒重和穗数。柳家友等[4-5]人的研究结果认为，在一定密度下，行粒数和千粒重的增加对提高玉米产量至关重要，在制定玉米高产育种目标时，首先应考虑行粒数与千粒重的增加。以上研究均在黄淮海或西北地区，与东北地区气候迥异，品种类型也不尽相同，导致结果不完全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此同时，海外学者有关《圣经》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也被译介到国内，如美国学者勒兰德·莱肯的《圣经文学》（徐钟等译，1988）、《圣经文学导论》（黄宗英译，2007），加百尔等的《圣经文学导论》（中文译名《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1991），加拿大著名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的《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1998），著名学者谢大卫（David Lyle Jeffrey）的《圣书的子民：基督教的特质和文本传统》（李毅译，2005）、《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大词典》（共三册，刘光耀、章智源译，2014），美国著名批评家罗伯特·阿尔特的《圣经叙事的艺术》（章智源译，2010）、《圣经的文学世界》（成梅译，2016），以色列著名学者西蒙·巴艾弗特拉的《圣经的叙事艺术》（李锋译，2006），美国“耶鲁学派”主要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神圣真理的毁灭：〈圣经〉以来的诗歌与信仰》（李佳林译，2013）等。这些译著介绍了西方学界《圣经》文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扩展了中国《圣经》文学研究的思路。
《圣经》作为一部宗教、历史和文学三重性质的典籍，再加上广泛的流传，必定深深影响着世界各国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认识到了这个特征，并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圣经》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20世纪末期以朱维之的《希伯来文化和世界文学》（《国外文学》1988年第2期），马小朝的《希腊神话、〈圣经〉的表象世界及其对西方文学的模式意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为代表；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著作较丰，主要有梁工主编的《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2000）、《莎士比亚和圣经》（2005）、《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2007），孙彩霞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圣经》（2005），杨彩霞的《20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2007），罗芃、任光宣主编的《欧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五辑：圣经、神话传统与文学》（2007），陈会亮主编的《圣经与中外文学名著》（2009），张欣的《耶稣作为明镜：20世纪欧美耶稣小说》（2010），周家斌、王文明编著的《〈圣经〉对英美文学的影响》（2010），贾国栋的《海明威经典作品中的〈圣经〉文体风格》（2016），褚潇白的《空间叙事与终末意识：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研究》（2016）等，而郭晓霞的《五四女作家和圣经》〔6〕则是“《圣经》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新收获。
作为欧美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刘建军教授除了致力于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关系研究外，还对基督教进行了文学与文化的深入研究，以探寻促进欧美文学中国化的途径。他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化形成的原因》一文提出，人类从神话思维到宗教思维是造成原始宗教向神学宗教转变的根本原因，同时，希腊罗马文化被理性总结时的神学价值取向、基督教与当时人们的历史需求的契合、基督教学说与西方远古文化精神的一致性以及基督教自身巨大的文化包容性等也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形成的原因〔14〕。《基督宗教十字架的象征》一文，从文化学角度深入探讨了基督宗教十字架的象征意义，创造性地指出基督宗教的十字架是“束缚与解放”“死亡与新生”相互依存的哲学象征，是“纵组合与横聚合”的基本关系的有机结构的物质显现〔15〕。《耶稣是被谁杀死的？——〈新约〉中耶稣被钉十字架故事的深度解析》一文指出，耶稣是被本族中掌握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一批具有原教旨主义思维方式的人杀死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反映了宗教文化由血缘维系方式向信仰维系方式的转变〔16〕。《后现代语境下基督教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当前基督教文化的转型与走势》（《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改造性的阐释：基督教对犹太教的传承与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13年第6期）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刘小枫教授是当今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主要擅长从比较文学与文化的角度研究基督教文化。1988年的《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7〕一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论述了中西方诗人在不同的信仰体系下对世界的不同态度，批判了中国诗人因其儒家和道家思想具有的“逍遥”态度，肯定了西方诗人因基督教对世界具有“拯救”的思想，这一观点今天看来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1980年代中国知识者“价值追问”与“价值重建”的特殊时期，该著作及其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知识立场，受到了当时人们的热烈欢迎，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1995年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8〕仍然以“本土语境”为参照物，评介了20世纪西方近20位基督教思想家的思想和著作，包括舍斯托夫、海德格尔、汉斯·昆、莫尔特曼等，尽管作者对这些思想家表现出溢美之词而对中国文化多有批判，但显然“刘先生的基督神学关怀的是个人存在与非存在的真，是与每一个体的实存本身的问题贴合最紧的知识学，是关于人之成人的知识学”〔9〕。1999年的《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通过对昆德拉、卡夫卡、基斯洛夫斯基等艺术家作品的复叙事，批判了现代以来的两种典型伦理——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肯定了基斯洛夫斯基的观点：“他深信有一位旧约式的道德上帝，唯一的正义者，个人必须面对这样的绝对仲裁者，个人在伦理抉择时，会感到‘唯一的正义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那杆秤上'”〔10〕，即“神义论的自由伦理”。该著作反映了刘小枫20世纪90年代对现代性社会伦理的思考。进入21世纪以后，刘小枫基本遵循前期的研究思路，并逐渐转向社会理论和语文学领域，相继出版了《圣灵降临的叙事》（2003）、《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辨正》（2012）、《设计共和：施特劳斯〈论卢梭的意图〉绎读》（2012）等。
总体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就整体发展历程看，2000年以前的研究大多从宏观上初步介绍和探讨欧美文学的基督教文化因子，还停留在译介和追随西方的层面上；2000年以后，学者们从多种角度和方法深入探讨了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的内在关系，挖掘欧美文学的精神内核和发展规律，以期为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找寻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话语下的基督教与欧美文学关系研究体系。就现有研究成果看，目前的研究在“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关系研究”“《圣经》文学研究”和“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标志性成果，但部分著作还局限在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相关联这一现象学的研究上，而在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相关联的本质特征的分析相对较为薄弱。同时，目前的研究多受西方的影响，缺乏我国自身的理论体系建构，同时与西方学者的对话明显不足。
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新时期以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但是对欧美文学的思想性及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的认识还较为浅显，而集中在对欧美文学“文学性”、形式主义以及现代文化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大都具有外国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背景，而普遍欠缺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神学等理论和专业训练，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难以深入。
甲基紫的最大吸收波长为579 nm，反应初始时溶液的吸光度为A0，反应一定时间后溶液的吸光度为At，则甲基紫降解率可表示为:
但可喜的是，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投身到欧美文学的思想性及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研究中，而且众多受过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多种古典语言训练的青年才俊也投身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有的还有宗教学、神学、文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海外留学背景。因此，未来我国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的关系研究将对基督教文化的研究持有更加客观的批判性立场，将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探索基督教与一些重要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细节性关联，将更加深入地探讨包括《圣经》自身阐释历史在内的基督教文化发展历史的复杂性，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4.3.3 金安区以城镇人口聚集区、生产资料购买以及农产品销售的地方为中心耕地级别呈中心圆状递降分布趋势。与道路相似，耕地级别与耕地到聚集区的距离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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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 Culture and Euro-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of China
Guo Xiaoxia
（College of Humaniti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Zhejiang 321004,China）
〔Abstract〕The Christian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core of Euro-American literature,but it was once obscured or denied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Euro-American literature because of the ultra-left trend of thought.Since the new period,the Christian cultural view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othold in the research of Euro-American literature with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ree domains including the research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 cultural and Euro-American literature,the research of the Bible literature,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culture.With more and more experts joining in the research,research on Christian culture will hold a more objective and critical position,will explore the detailed associ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ome important literature phenomena from a more microscopic perspective,and will further explore the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culture inclu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tself in the future,and will finally construct their own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Christian culture;Euro-American literature;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I1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2266（2019）05-003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11&ZD136）
［收稿日期］2018-04-12
［修回日期］2018-11-23
［作者简介］郭晓霞，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国中世纪戏剧、宗教与文学研究.
［DOI］10.3969 ∕j.issn.2096-2266.2019.05.006
（责任编辑 党红梅）
标签：基督教论文; 文学论文; 圣经论文; 文化论文; 欧美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对基督教的分析与研究论文; 《大理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11&ZD136)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