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概念自提出以来历经了复杂且漫长的演进过程，并引发了近现代中国人的无限思考。概念提出者梁启超即在清末民初的20年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三次调整。梁氏的思想转变推进了“中华民族”概念在20世纪的发展，并成为近代中国步履维艰地迈进民族国家体系的缩影。探析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缘起及流变过程，分析其原因及特点，对于当代中国人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抵制民族分裂势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关键词]中华民族；梁启超；民族国家；概念演进
目前，学界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由梁启超最先提出已经成为共识，并且已经有相当数量关于梁启超 “中华民族”概念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侧重于介绍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内涵，相对而言，针对于梁启超为何提出这一概念、又为何不断修正其内涵的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着眼于上述问题，试图在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框架内，以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演进为主线，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探讨梁氏这一概念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并总结其内在特点。本文认为，梁启超试图通过共同的文化来凝聚国内各族构建一“大”民族——中华民族，在“国” “族”同构的基础上，实现建成一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其中，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的纽带，政治是“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贯穿始终的则是对整合国内各民族为一体的追求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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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演进过程简述
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概念的缘起与流变均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事实上经历了一个从梁本人开始使用民族，并与种族相混用到梁氏翻译日文词汇而使用“中国民族”，再到最终提出“中华民族”的过程，此为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缘起过程；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梁启超个人思想的转变，中华民族概念自其提出以来，梁氏本人又前后三次为其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此为其流变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由单指汉族演变成为多数民族所混成的大民族，再到最后成为国内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所构成的“各族一体”之“中华民族”。至此，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演进过程基本结束，并最终定型。
(一)形成：从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民族
在当前的语境下，“民族”这一词汇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闻媒体传播、人口资源流动以及各层次教学领域的教育普及等原因，早就已经成为一个为国人所普遍使用但又难以为一般人所理解的名词。在中国历史的典籍中，关于“民族”一词的记载，随着近些年来多领域学者的考证与求索也多有发现。因此，“民族”当属正宗的“国产”词汇，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及其内涵，实际上是属于舶来品，关于这一概念最初由何人引入并使用，学界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事实上，经过近年来相关专家学者的详尽考证，梁启超已经确定为并非近代中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之人，《东籍月旦》[注]梁启超《东籍月旦》一文收录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9年3月第1版.第364页-466页)中，且标注为光绪二十五年发表，即1899年。但是，从文中关于时间的记述来看，确实应为1902年。而且《饮冰室合集》关于梁启超文章发表时间的核定多有失误，此并非个例，因所见学术文章、著作多以1899年为准，故在此借侯德彤先生之研究成果做一说明以澄清。详见《侯德彤汉文中“民族”一词的出现并非始自〈东籍月旦〉——质疑近年来民族研究中的一个学术观点》，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126-127页。也不再是梁启超最先提出“民族”一词之著作。但在早期阶段，梁启超的“民族”概念经常与“种族”相混合使用。例如，1896年，梁启超在其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提出：“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今日，凡数万年，相争相夺，相搏相噬，递为强弱，递为起灭，一言以蔽之曰：‘争种族而已’。”[1]此外，梁氏在1897年撰写的《致伍秩庸星使书》一文中，也曾倡言通过“兴书院”来“专发明振兴中国保全种族之义”[2]14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谓的“种”，实际上指的是生活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四万万”即所有人，当然，在这里，梁启超将所有人统归为“轩辕之胤”，而未加以区分。可见，早期的梁启超将族类之思想、种族之概念加以融合立论，从而形成了强烈的抵制外族侵略、力图实现国家振兴的早期“民族”意识。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被迫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涯，这一时期也为其本人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流亡日本期间，通过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国粹主义者[注]在日本期间，梁任公与日本国内的政、商界精英犬养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志贺重昂往来甚密。的接触与交流，梁启超对于民族的理解被深深地打上了国家主义烙印，其对于联合国内各族实现一体的观念也更为明确。此外，其在流亡期间也比以往更深地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又形成了以汉人为中心，有机联合诸“小民族”并使之进化而成一“大民族”的观念，“中国民族”这一由梁启超译自日本“支那民族”的词汇应运而生，并零星见于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中[6]63，到了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开始多次固定使用这一概念。“中国民族”可看作其本人对于上述“大民族”观念以及“四万万人”的高度概括。其将“中国民族”的发展放在中国、亚洲、世界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又同时具有专门指称“汉族”/“华夏族”，或总称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双重含义[6]63。应该说，此时，梁启超的民族观念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善的体系，并为其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打下了理论基础。
而从目前学界所掌握的梁启超先生本人全部著述来看，“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乃是其于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其出处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3]结合上下文，可以推断梁启超是在论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思想之繁荣的过程中提出此概念，而在前文的内容中，梁启超又将此期之中国文化划分为南北两种，并指出，“盖民族之异性使然也”。不难看出，梁启超在此处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实指“汉”文化群体即狭义的“汉人”或现代经过民族识别后的所谓“汉族”(当然，其内部也存在南北差异)，并且绝未将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或他民族囊括进来。
事实上，“中华”一词可谓由来已久并具有相对明晰的内涵，元人王元亮在《唐律疏议释文》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中华。”哲学家张岱年则指出:“‘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华’，本义为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涵文化发达之意。”[8]也就是说，“中华”是一种文化地理意义上的含义，随着接受并融入“华夏”文化的群体范围的扩大以及地理范围意义上的扩散而不断壮大，并且实际上绝不是一种体质、肤色、血缘等层面的生硬区分，而展现的是一种内在文化层面的区分以及对此种文化的强烈自信。而谁为“中华”之创造者与传承者？在当时的梁启超看来，这必当为“汉人”。因之，此时的梁启超在提出这一概念时，“中华”已经与“汉人”“汉文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他彻底抛弃了以往“民族”与“种族”混用的做法，对二者的关系及异同做了分析，认为两者是不能等同的[7]，并指出了民族与国民之间的区别。而尤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开始着重对“民族意识”进行了强调。在本书中，他做出了“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为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2]3435的著名论断。
“民族”一词，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便已经有使用，只不过，民、族二字需要拆分开来才能理解。简单说来，“民”自然就是民众，“族”则是作为不同人群的区分，“皇族”“士族”“家族”“宗族”都具有这一内涵，且因为华夷之辩的影响，“族”类思想实际已经具备文化分野的意识。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翻译来自西方的“nation”一词时，受到了德国的影响，偏重将其理解为具备共同历史与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所以采用汉字中“民”“族”二字并结合起来以作翻译。中国留日学生在接触这一概念以后，便将其从日本引入国内[注]当然，早在留日学生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便已使用这一概念，但是，距离当前语境下的“民族”一词的概念仍有相当距离。，以至于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一词自引进使用以来便具备了明显的历史文化。但是，作为中日两国在面对强大的西方并准备学习借鉴对方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时所“创造”(日)、引用(中)的概念，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基于政治目的而产生的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与向往。
纵观其一生，学术与政治均为其个人所追求之目标，二者对其而言可谓缺一不可，并均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其对于西学能够虚心学习、不断借鉴，才成为将“民族”赋予现代意义并提出“中华民族”之第一人；正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刻理解，其对于“中华民族”之理解方能着重强调文化之意义，同样为此，以汉族为中心的执念也伴随其一生。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与“民族”都是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词汇，两者的结合显然是梁启超对具有文化意义且拥有历史联系及延续性的人们共同体的概括，这与“中国民族”一词相比，显然更具文化内涵。只不过，这里的“中华”被梁启超限定为“汉文化”，“中华民族”也就被指定成了“汉人”，而其所指范围也就自然较“中国民族”明显缩小。
我们如果想要理解梁启超当时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还必须要对1902年这一时间节点加以注意。这一年，流亡在外的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往来甚密，这从《梁启超年谱》及梁本人的著作中都能够得以证实。这一期间，梁启超对于民族之看法受激进的革命党人影响也颇有可能。事实上，梁本人在这一时期甚至一度在政治上提倡“排满”，以致在与康有为的书信中，竟表达了“唤起民族主义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5]的观点。那么，其在文化上强调“汉”文化之优越也就不难理解。
(二)发展：从中华民族是汉族到中华民族是“多族”
几年之内，梁启超经历了一个从使用“民族”到提出“中国民族”，并最终提出“中华民族”的过程。而到了1903年，梁启超的民族思想又因其师康有为的“督导”、新的西方政治思想传入等因素而骤变，这也为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做进一步的修正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自梁启超在与其师康有为1902年4月的通信中发表了上述排满言论以后，康有为随后便相继回复了若干封书信加以劝诫，极言自己反对革命的观点。梁启超本人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论述其这一时期的转变 “革命”、“排满”思想时，将其描述为：“(指康有为)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札函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羮而吹虀，持论稍变矣。”此外，瑞士学者伯伦知理的思想也对其产生了影响。这一年，梁启超在其《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指出：“由此言之，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2]1069并提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而“若果有此事，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2]1070甚至断言：“苟汉人有可以自成国民之资格，则满人势不得不融而入于一炉”，早先的“革命排满”主张早已荡然无存。
1905年，梁启超终于发表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这是梁启超首次对先秦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加以系统地研究。在这部著作中，他多次使用中华民族，并已经明显地将大民族主义引进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之中。一开篇，梁启超便开门见山地抛出本书研究之第一问题：“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4]2在此基础上，其延伸出了本书所要研究的其他问题(诸如中华民族单位分子之构成、现今是否仍有遗迹、未来还有何族会混合加入、历史上各族之迁徙交通、中华民族之同化力等等)，随后，他又从语言文字角度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4]4其后，梁启超分析叙述了先秦时中国除华族以外的其他八族(苗蛮、蜀族、巴氐、徐淮、吴越、闽、百粤、百濮)也即是“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的历史记载、地理分布及文化特点。最终，梁启超得出了“而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无复有一点痕迹之可寻，为舍诸族外更无复华族可也”[4]13的结论。可以说，相比于三年前的首次提出，梁启超的这一番论述中已经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多族融合发展后所形成的共同体，论证了主体民族融合力之伟大与民族融合的悠久历史，并且还预示这一历史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1.2.1 调查内容。以现场实地调查为主，并结合访问当地有关人员，查阅相关历史、地方志等资料[8]。调查内容包括树种名称、地理位置、海拔、坡度、坡位、坡向、树高、胸径、冠幅等。
在这里，梁启超所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已经不单单是指汉人，尽管有学者依“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一句试图证明梁启超此时的“中华民族”仍指“汉族”，但是，结合全句与全文，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首先用“普通俗称所谓”来对“汉族”加以修饰，其后又反问一句“自初本为一民族乎？”，并得出结论“(中华民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此时对于“中华民族”的使用或许仍然存在某些后世在理解上的歧义，但梁氏认为“中华民族”具有融合了许许多多其他族而形成的一“大”民族的内涵则必属无疑。对本文稍加阅览便绝对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三)定型：从中华民族是“多族”到中华民族是一体
自1905年以后，梁启超在其一系列的著作中绝少有对于民族的专题性研究，对于“中华民族”的阐述较之过去更实属罕见。而其在1912回国以后至1917年间，又一度致力于政治活动。1917年以后，梁启超逐渐退出政坛，专心于学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民国初期的书写、在教育领域的逐步推广使用、在五四运动以后更广范围内的传播，包括梁启超1917年随“欧洲考察团”以会外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详尽考察欧洲一年之久的经历，势必对梁启超关于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理解产生了影响。20年代初期，梁启超在北京多所高校发表相关演讲，最终于1922年形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对“中华民族”概念进行了更新的也更为现实的诠释。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始于2015年的“股灾”还未完全消退的背景下研究中国股票市场与国际股票市场间的相依性问题，对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金融监管以及对投资者投资策略构建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民族意识的强调，使得民族得以成立的“群体文化认同”要素进入到了“个人心理认同”的层面。此外，梁启超在本文中还对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形成与演化进行了更为深入且详细的阐述，将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类，并简要地追溯了这些民族的发展历史。在文章末尾，梁启超直言 “本篇所论述欲使学者得三种观念：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付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弱，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并分析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族的程序以及中华民族同化力特别发展的原因。这里，我们能够觉察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已经具备“多元一体”理论的萌芽，并强调一体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多元的融合。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以惨败告终，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真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及“亡国灭种”的深刻民族危机，列强的跋扈、清政府的颛顼无不使当时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扼腕痛惜。甲午战后的几十年里，救亡图存依然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不断奋斗的目标，而西方国家则早就已经走在富强的大路上，甚至于日本——曾经“天朝”人眼中的“倭奴、岛夷”，也已经凭借“明治维新”后的强大经济、军事力量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不过，文章的最后，梁启超指出：“此大业(笔者：指中华民族历史上之发展)之已成就者则八九矣，所余一二——如蒙回族未同化之一部分之赓续成功，与夫此已成民族向上发展，则为人子孙者所当常念也。”显而易见，梁启超虽然夸大了个别民族的差异性而暂时未将其纳入“中华民族”，但其欲将中国境内诸族合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初心并未改变，并且仍在劝诫后世不断为之努力。
而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国内分裂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相互勾结、边疆危机的日益激化、政府的腐败无能效率低下等等因素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之路充满了太多变数与坎坷。在这种背景下，革命“排满”必然为这个多民族国家带来难以避免的激烈民族冲突，以内地十八省建立“汉人国家”的主张也必将使中国历史上的广袤疆土“拱手相送”。这对于中国的现实与长远发展来说，无疑是具有巨大的负面作用的，高涨的革命热情背后隐藏着的便是深刻而长久的危机。
二、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缘起及流变的特定背景分析
上文简要梳理和概述了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前后三次赋予其新内涵的历史过程，但仅仅了解这一过程还是不够的，只有深入梁启超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色、东西方文明冲突及交流的时代背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晚清及民国的内忧外患、梁启超个人的生平以及当时围绕“中华民族”的不同主张，从不同的维度、多样的角度分析这一历史过程的内在及外在原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概念的原初内涵，才能对这一概念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才能深刻体会到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所寄予的希望及其宏伟的构想从而辩证地看待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
“报丧信说得好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先尽孝再尽忠。一六三师几千个兄弟就有几千个父母，我们浴血奋战，牺牲的将士再也没有机会给自己的父母临老送终。
(一)历史传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
自进入文明时代，中国大地的广阔疆域内就繁衍生息着多种族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类型。夏商周的创建者分别来自不同区域，并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的出现、战争规模的扩大、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得各个区域内的族群之间的往来沟通日益频繁。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国家，并通过设立多种制度巩固了统一的基础。自西汉武帝以降，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其大一统的天下观念深深浸透至历代中原王朝与各方政治势力的思想意识与政治制度中。因此，纵使“中国”境内生活着如此多的族群、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也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但是，各个族群在各个历史阶段对于统一的追求却始终压倒分裂的倾向，并使 “统一”成为各族群间交往互动的趋势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就是其本人在充分认识 到“大一统”“多民族”的历史与国情的基础上，对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历史发展趋势进行的一种认知与归纳。这充分尊重了历史，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统一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时代背景：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及话语体系的冲击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步入近代以后，西方在历经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过程后，整体实力逐渐上升并取得明显的领先地位。而中国在长期僵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之下，则日趋衰落。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分界点，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国家以武力手段打开，并陷入到了长期落后、惨败于西方诸国的深渊，中国的自主演化进程被无情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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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链球菌素(Nisin)是由34个氨基酸组成组成的多肽抗菌素类物质，分子量为3150 Da，其活性体为二聚体或四聚体[4]。Nisin作为一种白色易流动的粉末，其稳定性和溶解性都与溶液pH值密切相关，在中性和碱性条件下几乎不溶解，食品加工应用时要先用酸性溶液溶解。在pH 6.5条件下，85 ℃加热15 min，活性损失40%，而在pH 2.0盐酸中，121 ℃高温灭菌仍保持活性。Nisin对人体无毒害作用，易被消化水解为氨基酸，并且不改变肠道内正常菌落，是一种安全的防腐剂。
而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与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体系，无疑是不兼容的。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朝贡体系绝对不会将西方列强视为与之平等的国家，这对于已经形成了整整200年的民族国家体系的西方列强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况且，经过几百年的积累与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已经稳步提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又使其军事力量率先完全进入到热兵器时代，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将其裹挟进自己所创造的政治体系中，逼迫其遵守规则，向自己开放市场，并保证自己的权益。
经济、军事上的强烈冲击对古老的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伴随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而来的，除了不平等条约和工业制品以外，还有西方的各项制度以及文化思想。在民族国家体系下所形成并巩固的各项制度与文化逐渐超越了坚船利炮这一表面层次，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民族”“国民”“国家”“主权”这些概念也随之不断引发他们的思考。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与近代思想的生成，正是在这种“西方民族国家及话语体系的冲击”与“传统王朝国家朝贡体系的崩溃”中展开的。梁启超本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学贯中西的学识，提出了结合中国传统族类思想、历史文化与西方近代民族思想的“中华民族”概念。
馈源的半张角为12.5∘，从图2可以看出在±12.5∘时喇叭的锥削电平为-11 dB，比中心低很多，满足设计要求。
(三)内忧：革命派反满主张背后的危机
自“民族”一词被革命派广泛使用于革命宣传以来，其与“种族”之间的关系便含混不清，强调汉满对立、主张革命排满的口号更是充斥于革命派早期的各种主张与刊物之中，以用来凝聚力量，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
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注]此处的维新派包括甲午后的维新派、丙申后的立宪派以及中央及地方政府中的开明官僚。对于革命派的相关主张则持普遍反对的态度。首先，从政体而言，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维新派则普遍主张君主立宪，皇帝的“去”或“留”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也是政治目标的底线；其次，在早期的革命派看来，满洲人为落后之异种族，要实现中国的富强就必须驱除满洲人，恢复汉人江山，而维新派则例证满洲人进入中原二百余年早已与汉人无差别且已经融入进汉人，力主在保有皇帝的前提下，实现汉人与满洲统治者的联合，建立同德日一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在此基础上，其于1923年2月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注]梁任公此文于1923年2月发表，但或许至少1922年底即已经撰写完成。一文中，对于“中华民族”的使用更为娴熟，并且再不将蒙、回等族排斥在外，而是直言：“这种民族(笔者：指中华民族)扩大的势力，现在还日日向各方面进行。”[2]4029。其最终定型的“中华民族”思想再次得到了自己的确认，并终其一生再未进行更改。
梁启超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果断放弃了1902年时的“排满”主张，在1905年的文章中力证“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融合多族的事实，并在与革命派的争辩中强烈地表达了其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向往与追求，而后来的历史，则是对梁启超这一民族国家构想的最好证明。
(四)外患：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然而，梁启超在这一篇著作中的观点还是存在问题的。例如，他认为：“满洲人初建清社，字我辈曰汉人，而自称旗人，至今日则不复由此称谓由此观念，故凡满洲人今皆为中华民族之一员。反之，如蒙古人，虽元亡迄今数百年，彼辈犹自觉彼为蒙古人而我为汉人，故蒙古人始终未尝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也。”[2]3435一方面，他过高地估计了“满洲人”同化于“中华民族”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过低地认识到“蒙古人”尤其是分布于“内”蒙古与青海、新疆一带的蒙古人与“中华民族”几百年来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所形成的共性与认同[注]后文将举东西蒙诸王公于1913年抵制外蒙独立，并声称“我蒙同系中华民族”的例子。。
另一方面，伴随着危机的加深，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思想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这从梁启超本人对于民族概念的使用，对于相关的“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概念的相继提出中可见一斑。这是梁启超个人在理论方面的主动借鉴与创新，也是时代对于梁启超的重要影响。空前的忧患意识促进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体制的思考，也使他们逐渐接受了西方近代“国家”“民族”的理论与思想，在此基础上，他们认识到了“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事实并各自探索一条新的救亡图存的道路，最终逐渐树立了构建与西方列强一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成为“中华民族”的提出者与创建民族国家的先行者。
(五)个人：梁启超自身的学术及政治背景
本文所探析的是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那么自然有必要从其个人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梁启超在学术领域以及政治领域均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之人：在学术领域，其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之长期熏染而国学底蕴深厚，又凭借天资聪慧接受东西方各国、各领域之文化而能融会贯通，晚年专心从事教育，名列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堪称“学贯古今中外之大师”；在政治领域，其未及而立之年便随康有为奔走京师，力排众议，主导偌大一国之维新变法运动，流亡之时依旧多方呼号、力争立宪，民国初建，以一己之声望出任北洋政府之司法总长，期间组建党派、密谋反袁、再造共和，纵横北洋政坛近七载，后因政争失败辞去所有职务一心向学，堪称由学入政复归于学之典范。
李潇然(化名)的妈妈：“要不是无意中打开微信钱包，我还没发现她竟花了这么多钱。两个月前，我发现银行卡里的4万元积蓄不见了，在我的不断追问下，她才承认是自己无意识间花掉了，为的只是有资格和一个什么游戏主播共同切磋游戏。我真是不知如何是好，被气得差点住院。”
(六)群像：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争论
自“中华民族”概念提出以来，不同学术背景、政治主张的人均以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认知为基础，对“中华民族”或“民族国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阐述与规划，并导致了各派、各家间的争论。这一过程中，梁启超的个人观点也发生了转变。而这场时代争论中尤为激烈且影响深远的，便是清末以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同以孙中山[注]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华民族”的使用相对较晚，就笔者所见到的文本而言，其最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或许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对外宣言书》中(后文将涉及)，而其开始广泛使用并赋予其内涵则更晚，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章太炎、汪精卫等为代表的革命派所展开的争论，这一场争论及其所带来的影响甚至于一直延续到民国建立后的数十年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媒体的教学手段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教学课堂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可以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在进行《跳动会怎么样》的教学时，利用多媒体丰富教学资源，向学生展示教学内容有关的动画，使学生认识到身体在跳动起来时体内会发生的变化，还可以利用多媒体做一些小游戏，让学生复习《身体结构》的知识，加深学生的知识印象。教师运用多媒体生动形象的向学生展示教学内容，弥补以往教学模式中的不足，使学生的科学探究活动不局限在课堂上和现有的教学资源中，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探索科学的欲望，锻炼了学生的创造思维。
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家，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
而相比于清末之革命派，梁启超则是从文化角度力证满洲人已同化于汉人，以满洲之皇帝为纽带，合满蒙藏诸部，建立君主立宪之国家，进而通过文化将满、蒙、藏、回、苗之人尽融入于汉人之中。事实上，梁启超主张的以文化将满蒙诸族融为一体，绝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其对于维护边疆稳定，防止外国势力进一步地渗透、国内分裂势力的蔓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正是在这种争论中，梁启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也坚持了自己的信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多族混合而成的一大民族。无论是革命派后来的转变，还是历史的事实，无不从各个方面证明了梁启超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总体来说，革命派人物均从强调甚至夸大“汉”“满”之差别入手，在此基础上对汉、满民族加以区分，结合历史事件，披露满洲人之落后与腐朽，进而主张排满，已达到种族革命、建立以汉人为主体的人民共和国之目的。这种观念直到武昌首义、民国建立以至于国民党重组、国共合作之后，才在大多数革命党人得到转变，并最终确认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
其次，房地产开发企业受到政策环境的直接影响。国家的政策法规、金融环境以及经济变化会对房地产企业的未来发展带来较大干扰。
三、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特点
综合上文对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提出及演进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梁氏的中华民族概念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其个人智慧的结晶；时代的风云突变以及个人的思想特质决定了这一概念内涵的不断变迁；汉民族在人口、文化等方面于中国各民族中所占据的强大优势、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国族一体”的理论与实践以及西方民族思想的传入，使得梁启超始终坚持“以汉族为中心结各族为一‘大’民族”的构想；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特点与甲午战后西方政治理论的迅速传播、来自日本的强大影响，为这一概念注入了延续不断、超越历史的文化基因，并成为联结国内各族群的强大纽带；民族危机的加深、救亡图存的坚定信念，又使得“建成一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这一概念的政治目标。因此，其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内涵多变：以时势为基础
梁启超本人的思想极为善变，并明显反映到其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上。作为一位目睹、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北洋复辟、军阀割据、“五四”兴起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其思想在体现着个人学术积累、进步的同时，也一直反映着时代的变化。从梁启超开始使用民族，到相继提出“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并不断修正、演进至其本人的一种定论，其间历经20多年的光景，这既是他的一种执念，也是他本人在不断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勇气。在梁启超看来，多民族的国情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这能够从其迅速地由力主“立宪”转换到“维护共和”中可见一斑：他忠于的不是满洲皇帝、不是清政府，而是“中国”这一国家。所以，时势的变化、发展的趋势促使梁启超不断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以与历史潮流相适应，从主张排满到力主立宪再到维护共和，“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演变恰好同时经历了这一历史进程，这是其个人的思想变化，也是时代发展的体现。
(二)“大”民族主义：以汉族为中心
纵使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但是他始终坚信，可以汉族为中心，融合境内其他民族，合成一“大”民族。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已经彻底摒弃了以“汉族”代表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思想，并且在接受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的基础上，承认了每一民族的每一个体都能够在国家中享有平等的地位与权利。不过必须要指出的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梁启超的观点确实仍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但是其试图合成一“大”民族，进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却是应该为所有中国人所认同的。应该说，这是其基于对汉文化的自信而自始至终伴随其本人的执念，也是其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形势而做出的判断。
再者，从实际出发，“汉族”在“中华民族”中拥有最为多数的人口，并拥有东亚以至于世界范围内任何其他兄弟民族所不能比拟的影响力，因此，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其他各族的想法，或许在表述上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毕竟并没有否认其他民族存在的事实，也没有否认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更没有试图抹杀“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这绝对是值得肯定与尊重的。
(三)合诸族为一：以文化为联结纽带
从上文的阐述与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并断言，对于“中华民族”，梁启超本人绝不看重甚至于贬低血缘的地位，其本人明显侧重于强调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内在价值。应该说，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如今，这都是非常开明的观点，充分显示了其内心深处的文化包容与文化自信，因为，他坚信可以通过“以文化之”的手段，来使国内各民族合成一“中华民族”。
1985年在广饶县五村遗址出土了一件陶鼓，属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遗物，距今已有5 000多年的历史。该器物为泥质红陶，侈口，器身中部略细，呈桶状，下腹折收为小平底。口沿外均匀地饰有13个排列有序鞔鼓皮用的凸状钮，腹部及底饰有11个不均匀的直径约0.7厘米的圆形出音孔。折棱处饰一周锥刺纹，器壁较厚，坚硬，全身施红陶衣。高50.5厘米，口径27厘米［4］。
而且，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也使其在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意涵。只不过，以如此内涵丰富且极度包容的文化来专门指代“汉”文化，明显地缩小了其适用的范围，并不慎将其他民族暂时 “排除”在外。但幸运的是，提出这一概念并赋予其意义的人，恰恰就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梁启超，在日后的使用中，“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得到了延续，并将其范围扩大到中国境内的历史上的各个民族，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广阔胸襟与包容开放的情怀。
(四)建民族国家：以政治为最终目的
梁启超虽然强调并凸显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但其最终的目的绝不是简单地通过各种手段构建出一个又一个的具有文化属性的民族，也不只是通过共有的文化打造一个文化共同体，而是要在政治层面建立一个以中华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进而实现西方国家早已实现的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
作为一个处于历史转折点、接受了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理念熏陶与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滋润并曾积极投身于政治变革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对于国家前途的热切关心贯穿其整个学术及政治生涯。“中华民族”这一个本是旨在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概念，被梁启超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并成为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内容。梁启超运用自己的学识，力证历史上中国境内的各族在各领域的交流、互动与融合，并相信终可以使各族最终形成一共同体——中华民族，从而将所有中国人凝聚在一起，以建成一富有活力、强大的现代国家，这是鞭策梁启超不断修正 “中华民族”的原因，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所以，笔者认为，文化是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与“合诸族为一体”的纽带，而政治才是梁启超最终追求的目标，即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复兴，而这也是近代以来所有仁人志士共同的目标。
结 语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自梁启超提出以来便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一直贯穿于其发展的脉络中，梁启超本人对其进行数次的修正也从未改变这一属性。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将梁启超的民族观点归并为“文化民族主义”，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所具备的这种文化属性，是其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党派对立、不同时空的重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能够超越国界，使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中华儿女产生一种在共同文化基因基础上的向心力。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中国近代以来在西方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张力之间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梁启超也是一个爱国者[注]“五四运动”促使其对爱国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并逐渐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引进，强调对个人权力的尊重，但这与其自己“爱国”并无冲突。此外，笔者以为，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只要能够处理得当，实际上并无冲突，产生冲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所有高喊爱国的人都真正爱国，也并不是所有高喊个人主义的人都尊重其他人的权利。，他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基于文化，但也超越了文化，并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建立富强的民族国家。这是梁启超个人的毕生追求，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有识之士的奋斗目标。
梁启超本人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演进，只是近现代中国走向民族国家之路与“中华民族”概念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但是，在当今极端民族主义泛滥、民族分裂势力猖獗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结合梁启超的生平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深入了解“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提出过程，理解其真正内涵，把握其发展脉络，对于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公民观、国家观，对于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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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9)01-0104-08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9.01.019
[收稿日期]2018-11-15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VSJ092)
[作者简介]严庆(1970— )，男，河北乐亭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政治、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研究；姜春光(1996— )，男，黑龙江双鸭山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引用格式]严庆，姜春光.走向多族一体的民族国家：试析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缘起与流变[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1)：104-111.
[责任编辑 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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