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礼逊是第一位新教来华传教士，他在华24年，编纂《华英字典》和中文文法书《通用汉言之法》，首次把《圣经》全文译介到中国，同时又把中国典籍译介到西方，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摆渡者”。马礼逊在华期间，费尽心血收藏近万册中文古籍，并冲破重重阻碍运回英国，希望能有更多人来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其中就包括大量珍贵的中国古典小说。马礼逊藏书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了中国文化，并保存许多珍贵的中国典籍，同时也突出反映了马礼逊在中西文化交流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以及他内心和灵魂深处的奉献精神。
关键词：马礼逊；马礼逊藏书；中国古典小说；社会启示意义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807年来华，是第一位新教来华传教士，他克服重重困难，以惊人毅力在华编写并出版第一部汉英双语字典《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34。他还将《圣经》全文首次翻译成中文，创办英华书院，并首创近代中英文报刊和中西医结合的医馆。值得注意的是，马礼逊1823年中途回国述职时，带回近万册中文书籍，对汉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学界对马礼逊藏书已经有相关介绍，但是对他收藏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还不够深入，实际上马礼逊在华收藏大量中国古典小说，达百余部之多，在其藏书中占有重要比重，而且有特殊意义，因此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马礼逊收藏中文书籍原因
马礼逊从1807来华到1823年回国述职，16年间收藏近万册中文图书，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首先，马礼逊收藏中文书籍最基本原因就是为了学习中文，能够在中国生存下来，站稳脚跟。马礼逊作为第一个新教来华传教士，初到中国时，非常艰难，遇到许多问题，语言便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障碍。马礼逊必须要学习中文，并由此了解中国文化，进而传播基督教。他刚到中国时，便买来一本《康熙字典》学习中文[2]43，这本书对马礼逊后来编写字典起到重要作用。其次，马礼逊收藏中文书籍是为了编纂中文文法书《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华英字典》和翻译《圣经》等工作。这是马礼逊来华很早就计划做的事情，当然也是英国伦敦会的要求。1808年5月23日，马礼逊在日记中便提到自己要编写一本《华英字典》[2]43。他在8月4日的记载中写到自己已经开始编纂字典。比对《华英字典》和《康熙字典》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康熙字典》的编写方法，而《康熙字典》正是马礼逊的重要藏书之一。另外，在《华英字典》收录的词条中，马礼逊引用很多《孟子》《论语》《老子》《诗经》等经典名著中的话，这些均可以在马礼逊藏书中找到。同样，笔者也在《华英字典》词条中发现马礼逊提到《左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易经》《性理大全》等中国古代典籍，这些著作也都可以在马礼逊藏书中找到，这就更加印证了马礼逊收藏中文书籍的重要目的是为了编纂《华英字典》。第三，马礼逊收藏中文书籍是为了捐赠给英国大学的图书馆，供中文教授以及主修汉学和宗教的学生作研究和学习之用。马礼逊很有眼光，他明白这些藏书的价值，并希望自己的藏书以后可以放在英国大学的图书馆供学者研究使用。第四，收藏中文书籍也是马礼逊的个人兴趣和爱好。马礼逊是清教徒，勤奋刻苦而且好学，收藏书籍是他的重要兴趣，这与其清教徒身份相吻合。第五，马礼逊收藏中文书籍背后的深层次目的与传播基督教密切相关。实际上，马礼逊收藏大量中文书籍，无论是为了学习中文，亦或是为了撰写中文文法书，编纂《华英字典》，翻译《圣经》，其重要目的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这也是马礼逊来华的根本目的。
二、马礼逊藏书资金来源及其流转过程
马礼逊所收藏的中文书籍在今天看来，数量仍然非常可观。马礼逊在其日记中记载：他从1807年来华到1823年短暂回国期间，收藏了近万册中文图书[2]224。不过，据实际统计，马礼逊藏书总共8 631册，并没有10 000册[3]。马礼逊收藏如此多的中文书籍，在当时实属不易。因为按照当时的中国法律，清政府禁止人们把书出售给外国人，违者重罚，而且其中有些是罕见珍本，极其珍贵，售价极高，马礼逊能够收藏这么多中文书籍，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财力。马礼逊的购书速度很快，1809年12月4日，他在写给伦敦会的信中便提到自己已经购买1 229册中文图书，涵盖天文、地理、律例、历史、宗教、解剖学和中医学等领域。据《马礼逊回忆录》记载，马礼逊购买这些中文书籍花费2 000英镑[2]225，这些钱就算是在今天也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由于马礼逊在日记中并未记载购书的资金来源，现在人们仍然不清楚他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购书费用的。不过，可以推测，马礼逊藏书的资金来源很可能是英国伦敦会捐助的，印刷《华英字典》或者翻译《圣经》的费用。
马礼逊购买中文书籍的目的与他编纂《华英字典》，翻译《圣经》和传教关系密切，因此他很有可能会将资助他的钱用来购书。例如，1812年12月22日，大英圣书公会寄赠500英镑，帮助马礼逊印刷翻译好的中文《圣经》。1814年底，广州英国商行前任大班帕里向马礼逊捐赠1 000元西班牙银币，作为他在华传教费用。据英文期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记载，《新约全书》中文译本在广州共印制2 000部，工本费用去3 818元西班牙银币。整部《圣经》是1823年印好的，取名《神天圣书》，共21卷，为线装书。英国方面捐赠6 000英镑，美国方面捐赠3 600元西班牙银币。马礼逊编纂的六卷本《华英字典》的印制费和技师、刻版工人的工资等费用，全部由东印度公司支出，一共高达12 000英镑。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马礼逊用这些编纂《华英字典》，翻译《圣经》的费用购置中文书籍，实际上，就其个人财力来说，还支付不起如此高昂的购书费用。有意思的是，马礼逊购买中文书籍目的是编纂《华英字典》，翻译《圣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他又得以购置大量中文书籍，并将其完好保存下来。
实际上，马礼逊藏书的整理也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马礼逊刚把这批中文藏书带到英国时，海关不允许直接运入国内，要求马礼逊缴纳一定的关税。但马礼逊认为自己的藏书是为了方便人们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属于慈善行为，因此不应该交税[2]225。后来，马礼逊费尽周折，托自己的英国密友托马斯·史当东爵士，甚至向女王恳求，才免除关税得以运入英国，暂时被寄放在英国伦敦会。从1825年到1834年，这批藏书一直被放在伦敦会，几乎无人问津，并没有像马礼逊所期待的那样，吸引很多人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而是被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直至1834年马礼逊在广州去世后，英国新成立的伦敦大学表示愿意接收马礼逊藏书，并设立中文教席职位。第一任中文教授是汉学家塞缪尔·基德(Samuel Kidd，1799-1843)，任期5年，但由于身体原因他在1842年到期之后就没有续任。1854年，伦敦大学理事会委托汉学家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1797-1874)，做了一个有关马礼逊中文图书馆的藏书报告并于当年9月发表，对马礼逊藏书进行了初步统计。1870至1880年间，一位中文教授把马礼逊藏书按照西方的装订方式重新装订，并贴上710个书目标签。1922年4月，马礼逊藏书被存放在伦敦大学成立不久的亚非学院(1917年设立)，一直到今天。
《学生“数线上标小数”能力的后测与分析》（P22）一文提出，数线是“数”学习中的重要材料。在三年级下册“小数的初步认识”的学习中，教材大量运用了数线这一表征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小数的实际意义。但在三年级下册期末检测的测查中，发现学生对“数线上标小数”仍存在不少问题，如忽略数线所给定的参考点、格子数错、直接将一小格当作0.1等。针对这些问题，教师在教学“小数的初步认识”时，应着力培养学生找整体“1”的意识，凸显十等分的本质，重视表征间的过渡并注重数格子方法的指导。
三、魏安对马礼逊藏书的整理
另外，马礼逊收藏的中国古典小说类别和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国古典小说的刊刻情况。例如，可以看到，才子佳人小说在当时刊刻数量非常多，其实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马礼逊本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喜爱程度。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1761年翻译并出版《好逑传》(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5]，很快便风靡欧洲，才子佳人小说随后日益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欢迎，并迅速被译为多种语言。歌德(Goethe，1749-1832)在读过《好逑传》译本以后，也发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将要到来”的感慨[6]113，至今影响深远。西方世界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喜爱，在马礼逊这里也得到鲜明反映。
同时，在中文目录前面，魏安还编有英文目录，分别是经典(Classics)、历史(History)和哲学(Philosophy)以及最后的全集(Collected Works)。可以看到，魏安是将四库分类法中的子部和集部与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相对应，实际上是把中文的四类变为英语的三类。在西方目录学已经发展非常充分、学科划分也相对成熟的20世纪末，魏安仍然坚持用四部分类法来编纂马礼逊藏书，似乎在“反其道而行之”，但引人深思。可能在魏安看来，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更有助于也更适合编纂马礼逊藏书，何况著名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早在1867年编纂《汉籍解题》(Notes on Literature)时，就已经采用四部编目法，这部书在西方世界传播非常广泛。不过，客观地讲，就中国人自身来说，现在更习惯于西方的现代编目法，已经很少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编纂书目。因此，魏安的“反常”分法值得人们深刻思考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典小说在马礼逊藏书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马礼逊藏书书目》中，魏安把中国古典小说以语言为标准，分别放在子部的小说家类和集部的小说类中，而且有所创造。他把文言小说放在小说家中，把白话小说放在小说类中。由于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很低，而且不被官方统治者承认，甚至屡遭禁毁，因此，清代纪昀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没有收录白话小说，仅仅收录少量文言小说。魏安把马礼逊收藏的中国古典小说统统放入子部和集部中，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编目分类的重大突破。当然，他把小说又按照语言分别放入子部和集部中，有其道理，甚至可以说很有见地。或许在魏安看来，文言和白话小说分别属于两个类别系统，文言小说的语言是官方书面语，因此应放入子部中，而白话小说近于口语，则应放入集部的小说类中。魏安对中国古典小说如此细致地划分，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地将马礼逊收藏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区分开来，避免混淆，反而显得更加清楚。
题识：天花藏主人序末记“雍正庚戌(8年)蒲月退思堂重刊”。
四、马礼逊藏书中的古典小说研究
魏安所编的《马礼逊藏书书目》，显示出他丰富的汉学知识，对小说尤其熟悉，其中既涉及到文言小说，又包括白话小说。就书目本身来看，子部的小说家类中文言小说共有30部[4]3，从时间上来看，魏安将其分为唐前、明代和清代3个时间段，从题材上看，魏安将其分为志怪、传奇、杂俎和谐谑4类。唐前只有志怪小说1部《山海经》。明代包括传奇和杂俎两类，传奇小说1部《新刻京台公余胜览国色天香》(《新锲幽闲玩味夺趣群芳》)，杂俎小说3部，分别是1部《智囊补》和2部《情史类略》。清代文言小说数量最多，其中志怪小说13部，分别是《新齐谐》《溧阳消夏录》《姑妄听之》《夜谭随录》《秋坪新语》《吹影编》《蔼楼逸志》《霭楼賸览》《寄闲斋杂志》《六合内外琐言》《见闻杂纫》《亦复如是》《尺闻录》；传奇小说3部，分别是《聊斋志异》《女才子传》《虞初续志》；杂俎小说5部，分别是《簷曝杂记》《岂有此理》《更岂有此理》《昔柳摭谈》《剪灯闲话》；谐谑小说4部，分别是《遣愁集》《新订解人颐广集》《增订一夕话新集》《新刻笑林广记》。
集部的小说类中全部是白话通俗小说，数量也远远多于文言小说，共76部，构成马礼逊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组成部分。魏安在书目中，对白话小说的编目也很有特色：他首先把白话小说按照篇幅长短分为短篇和长篇小说。其次在短篇中又分为总集(2部)、专集(8部)、单本(2部)3类；长篇中分为汇编(2部)、历史衍义(6部)、英雄传奇(12部)、公案(1部)、神魔(10部)、世情(6部)、才子佳人(21部)和讽喻谴责(6部)小说。最后再具体针对每个类别中的小说版本进行详细介绍。短篇小说中的总集包括2部，分别是《醒世恒言》《今古奇观》；专集8部，分别是《拍案惊奇》《龙图公案》《新镌批评绣像列女演义》《石点头》《新刻世途镜》《醉醒石》《觉世名言》《豆棚闲话》；单本小说2部，分别是《新刻三贤遇仙谈世录》和《新刻观音点化吕祖买药劝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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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面性。主要是对储量评估师的要求。一个优秀的储量评估师一定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而仅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不一定是优秀的评估师。储量评估需要各专业专家的技能协同进行，包括地球物理学家、地质师、测井分析师、采油工程师、油藏工程师、统计学专家和经济学专家，评估师应该拥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将各专家的贡献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由此得出完整且合理的储量评估结果。
从小说类别和数量上看，马礼逊收藏的中国古典小说既有文言小说，又有白话小说，而且种类齐全，数量众多，合计106部。其中文言小说30部，魏安将其分为志怪、传奇、杂俎和谐谑4类；通俗小说76部，如前面所说，首先分为短篇和长篇，短篇中分总集、专集和单本3类，长篇中依次分汇编、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神魔、世情、才子佳人和讽喻谴责8类。实际上，马礼逊在回国的轮船上按照汉字偏旁对自己的藏书已经进行了初步编目，并保存在他的手稿中[6]186。与马礼逊手稿中记载的书目相比，魏安在编纂《马礼逊藏书书目》时，马礼逊的部分藏书已经佚失。以小说为例，马礼逊手稿中记载的《锦上花》《杏花天》《海瑞案传》《肉蒲团》《桂山录异》《浓情快史》《婆罗岸全传》《桃花影》等作品，在魏安所编书目中却没有记载。根据他在导论(introduction)中的说法，这些小说本来一开始存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书架上，但后来逐渐丢失，很可能是被一些不诚实的读者(unscrupulous readers)顺手拿走的[5]11。马礼逊收藏的文言小说中，数量最多的是志怪小说14部，其次是杂俎小说8部，再接着是传奇和谐谑小说分别为4部。通俗小说中数量最多的是才子佳人小说21部，其次为英雄传奇12部，神魔小说10部，历史演义、世情小说和讽喻谴责小说均为6部，公案小说1部。
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要注重拓宽学生的语言文化知识，培养深刻理解不同文化内涵的能力，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具有把握现实、面向未来、立足本国、面向世界的远见卓识，形成正确价值观和优秀品质，通过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具备自觉抵制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价值迷失、信仰危机等不良思想文化渗透的能力，具备跨文化交际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能力和素养，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在学好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有忧患意识，要懂得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切实懂得国家强大的意义。
如前所述，合作金融资金高度依赖外部资金供给，国家银行收回资金以后，合作金库资金几近枯竭，同时因物价高涨，合作金库开支增加。在内忧外患双重打击之下，各地合作金库在抗战后期多数无以为继，外于名存实亡的萧条局面。据社会部对浙江、四川、江西、湖南等14个省市454所合作金库的调查，至1942年，全国半数以上合作金库均停业或被动委托银行代办，如四川的县合作金库被动合并于银行分支机构者已达24库，被动委托办理者32库，仅剩余71库独立经营。甘肃合作金库数量本来不多，而被动合并者达11处，委托银行办理者4库，所余者仅2库。[17]到1944年初全国先后停业的合作金库达292个，约占60%。
从小说刊刻时间范围上看，马礼逊所收藏的中国古典小说，主要集中在乾隆和嘉庆年间。他收藏的小说中较早的是《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刊刻于雍正八年(1730)，退思堂刻本。魏安在《马礼逊藏书书目》中描述如下：
《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四卷)。(清)荑狄散人编次，[(清)天花藏主人批评]。清雍正八年(1730)退思堂刻本。
下层：《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四卷二十回。
序跋：天花藏主人序[4]269-270。
版式：板框19.5×11.2公分；四周单边；分两层，上层13行13字，下层10行18字，旁批；版心题《七才子书》。
扉页：镌“雍正庚戌[8年]新刊；《天花藏七才子书》；…(刻者识语)；退思堂藏版”。
金昌晓在接受采访时也坦陈当时考虑到了这项工作的繁琐与庞杂，但方向是明确要做，“我们必须把握住大的原则，而不应该为难点所困惑；只有抓住了大体框架与线条，才更加易于执行！”
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在韶山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一个疙瘩。”食堂 “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2］468。15日，毛泽东把这份材料批给了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并建议他印发给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
上层：《新刻天花藏批评玉娇梨》四卷二十回。
实际上，魏安在书目中对每部小说乃至其他类别的书都是依次按照书名、卷数和回数、作者、编者、版式、图像、扉页、题识和序跋等类别介绍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以上这些详细信息。较晚的小说刻本是《争春园全传》，刊刻于道光元年(1821)，三元堂刻本。马礼逊1823年中途回国述职，这部藏书距离他回国仅仅2年时间。其他值得注意的还包括《儒林外史》，刊刻于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藏版，这是《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比较珍贵，早于马礼逊来华4年时间。
长篇小说中的汇编2部，分别是《英雄谱》和《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历史演义小说6部，分别是《东周列国志》《精绣通俗全像梁武帝西来演义》《四雪草堂重订通俗隋唐演义》《飞龙传》《梼杌闲评》《新世鸿勋》；英雄传奇12部，分别是《忠义水浒全书》《新刻粉妆楼传记》《新刻异说反唐演传》《增异说唐秘本后传》《双凤奇缘传》《说呼全传》《新镌后绩绣像五虎平南狄青演传》《新镌绣像后宋慈云太子逃难走国全传》《增订精忠演义说本全传》《新镌批评出像通俗演义禅真后史》《岭南逸史》《争春园全传》；公案小说1部《警富新书》；神魔小说10部，分别是《新刻三宝出身全传》(《新刻唐三藏出身全传》)、《西游真诠》、《映旭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玉兰堂新刻平妖传》)、《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书》、《济颠大师醉菩提传》、《草木春秋演义》、《蟫史》、《新编雷峰塔传奇》；世情小说6部，分别是《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红楼梦》(两部)、《后红楼梦》(附《后红楼梦附刻诗》二卷)、《红楼复梦》、《续红楼梦》；才子佳人小说21部，分别是《义侠好逑传》(2部，均为十八回，不同刻本和藏版)、《新刻天花藏批评玉娇梨》、《新刻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新镌绣像簇新小说麟儿报》、《两交婚》、《新镌秘本玉支矶小传》、《凤凰池》、《迴文传》、《新镌快心编全传》、《金石缘全传》、《驻春园小史》、《英云梦传》、《鸳鸯会》、《忠孝节义二度梅全传》(《新注二度梅奇说全集》)、《锦香亭》、《贯华堂评论金云翘传》、《情梦柝》、《新编绣像才子春风面》、《第八才子书白圭志》、《五凤吟》；讽喻谴责小说6部，分别是《第九才子书平鬼传》《儒林外史》《希夷梦》《常言道》《飞武全传》《镜花缘》。
对马礼逊藏书整理最为系统和全面的，是英国语言学家和汉学家魏安(Andrew Christopher West)，他编纂的《马礼逊藏书书目》(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使人们对马礼逊藏书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4]8。1997至1998年间，魏安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对马礼逊藏书进行了认真整理，并于1998年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出版。魏安编纂的《马礼逊藏书书目》方法很值得注意，他仿照《四库全书》的编目方法，采用中国传统的四部编目法，将马礼逊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不过，在此基础上，魏安又创造性地增加了“丛部”，这样就一共分为五类。
更重要的是，马礼逊收藏如此之多的中国古典小说，也让人们对中国古典小说本身进行反思。由于多种原因，小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并不高，常常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之作，“街头巷尾”之语[7]531，尤其是官方对小说评价更低。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清朝官方修订的《四库全书》，仅收录少量文言小说。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作者都没有署真名，典型的如《金瓶梅》，作者仅以号代替，为后人研究带来诸多争论[8]。不过，虽然官方无论对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都没有给予正面评价，甚至多次禁毁，但实际上小说的发展从来没有间断过。从魏晋的志人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宋代的话本拟话本，再到明清小说的成熟与繁荣，小说的发展尽管曲折坎坷，屡遭禁毁，其发展历程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明清小说发展就出现了令人感到矛盾的现象：以白话小说为例，一方面是官方出于种种原因和目的，紧紧压制小说发展，多次禁毁，极力降低小说地位，但另一方面，小说在民间却大量刊刻，发展很快，尤其像才子佳人、世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等，更是得到人们普遍欢迎，争相传阅，可见人们对小说的喜爱程度之深。
可惜，对于小说在民间广受欢迎这种现象，官方对小说总是持轻视甚至敌意态度，与民间对待小说态度形成极大反差。这一点，尤其可以从马礼逊收藏的通俗小说中得以印证，虽然官方在当时对通俗小说持否定态度，但他却仍然暗中收藏大量通俗小说，甚至还包括很多官方明令禁毁的小说。这既反映出马礼逊对这些通俗小说的关注与喜爱，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人对待中国通俗小说的态度，说明西方人对中国通俗小说已经予以足够重视，反倒是中国官方由于传统观念、维护封建统治等原因，对通俗小说持排斥态度，甚至想方设法阻碍其发展。从马礼逊的“他者”视角，人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状况，实际上已经比较成熟和繁荣。当然，以马礼逊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中国通俗小说的肯定，也进一步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自身对通俗小说更多地关注，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
五、马礼逊藏书的社会启示意义和价值
马礼逊藏书直到今天仍然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主要藏书，这也是促使伦敦大学成为汉学研究重镇的关键因素，对于汉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马礼逊藏书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中西文化交流有着漫长历史，较为有代表性的如丝绸之路。晚明以意大利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来华传教士，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但后来由于“礼仪之争”等文化冲突原因，加上雍正皇帝等的禁教政策，中西文化交流陷入低潮，几乎停滞。1807年，马礼逊作为新教来华第一位传教士，克服重重困难，在华编纂《华英字典》和中文文法书，首次将《圣经》全文翻译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到欧洲，这些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可以说，马礼逊在正值中西文化交流处于黑暗低谷时，以一人之力，重新开启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1823年马礼逊回国述职时带回近万册中文藏书，这些藏书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中国文化，开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使越来越多的新教传教士收藏中文书籍，并带回国内研究。马礼逊把这些珍贵书籍带回英国，初衷便是希望有更多人来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并希望这些图书能够保存在大学图书馆中，供更多人使用，同时设置汉学教授席位，使汉学研究得以持续发展。历史证明，马礼逊很有远见，伦敦大学在接收马礼逊藏书之后，于1837年设置汉学教授一职，并由汉学家基德担任，有力地促进了英国汉学的发展。今天，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汉学研究领域蜚声海内外，马礼逊藏书可谓功不可没，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慕名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对马礼逊藏书进行深入研究，这些都推动着中西文化交流不断进步。
马礼逊藏书中保存大量中国古籍，为人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化意义，同时也提供了很好的域外视角。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出于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等多种原因，收藏大量中国古籍，其中包括很多珍本甚至孤本，不仅是小说，其他类别书籍亦如此。一些国内没有的版本，西方来华传教士却收藏下来并带回国内。马礼逊是第一位西方新教来华传教士，也是传教士中收藏中文古籍的开先河者。根据魏安在《马礼逊藏书书目》中的记载，他收藏的近万册中文古籍中不乏珍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目光。尤其对于英国汉学研究者来说，可谓近水楼台，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这些宝贵藏书对于推动汉学研究向前发展，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马礼逊藏书反映出他作为第一个新教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贡献，也突出了他的奉献精神。马礼逊从英国启程来华时便遇到很多困难，不得不乘坐美国商船来到中国，而且一开始还只能谎称自己是美国人，不敢说出真实身份。他到中国后，模仿利玛窦穿汉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生活，但由于水土不服，经济拮据，住宿环境恶劣，很快就病倒在床，可谓贫病交加。直到他娶东印度公司高管的女儿，并受聘为公司翻译官之后，才逐渐改善了不利的环境条件，得以安心学习中文，从事传教事业。马礼逊收藏中文书籍，建立中文图书馆，既是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进而能够在华立足，同时也是为编纂字典和翻译《圣经》等工作服务。但是当时清朝政府严禁中国人将书出售给外国人，而且不准洋人购买中文书籍，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违犯者将会被处以重罚[9]31。当时一个叫刘亚匾的中国人，因教外国商人学习汉语，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被斩首[10]。因此，马礼逊最终能够收藏如此之多中文书籍，极为不易。
马礼逊收藏中文图书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通过自己的仆人或者当地人购得，但他们大多都是冒着被清政府发现遭受严重处罚的风险，如有人冒险进城为他购得40册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第二，通过一些书商暗中购得；第三，一些中国人会带他到城外的二手书店购书。虽然这时马礼逊可以挑拣书籍，但是价格很高，不过他也清楚这是中国人冒着风险带他买书，因此他并没有因为书的价格高而抱怨。另外，由于担心藏书被官府发现，马礼逊不得不赶快复制自己购得的中文书籍。可见，马礼逊在华收藏这么多中文图书非常艰难，而他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却费尽心思，仍然坚持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数量庞大的中文图书，其精神值得肯定，表现出他意志的坚强和对传教事业的忠诚。马礼逊作为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创者，其勇于开拓的精神，令人佩服，值得人们学习。人们从马礼逊身上，也能够深刻感受到西方传教士的整体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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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总地来看，马礼逊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他是第一位新教来华传教士，他抱着虔诚的宗教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不辞劳苦来华传教，但在传教同时，马礼逊又编纂《华英字典》和中文文法书，将西方的《圣经》翻译到中国，并且把中国典籍译介到西方。这些活动在客观上都对晚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对后来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也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直到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马礼逊在华期间，费尽周折，通过多种渠道收藏近万册中文书籍，为此付出极大心血。他抱着为本国同胞传播中国文化的无私精神，冲破重重阻碍，千辛万苦地将这些书籍运回英国，最后几经流转，现今保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该学院也由此成为汉学研究重镇。马礼逊收藏的中文书籍中，有很多珍本，甚至孤本，为汉学研究提供很多宝贵文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马礼逊藏书极大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也反映出马礼逊本人的奉献精神，以及对传教事业的忠诚。他的执着精神对后来的新教来华传教士，起到很大激励作用，推动着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ROB M.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M].Macao:east India Company,1815.
[2] EIL M.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M].London:Longman,1839.
[3] 查玮,吕凌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马礼逊中文古籍藏书及其价值:兼评魏安《马礼逊藏书书目》[J].国际汉学,2016(1):185-189.
[4] AND C W.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M].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98.
[5] 宋丽娟,孙逊.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和传播:以《好逑传》为中心[J].文学评论,2008(4):71-77.
[6] 歌德.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7] 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8] 曹顺庆.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2013(5):75-88.
[9] 沈迦.寻找·苏慧廉[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10] 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J].清华学报,1935(10):97-145.
AStudyoftheSociologicalInspirationsofMorrisonCollection：
FocusingonChineseClassicalNovel
ZHAODongx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Morrison was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who came to China and lived here for 24 years. He compiled 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 and the book of Chinese language Grammar called AGrammaroftheChineseLanguage，and firstly translated the full text of Bible into China. At the same time, Morrison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western world, becoming a "ferryman" who promotes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his lifetime in China，Morrison collected nearly ten thousands volumes and shipped back to England after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including many precious Chinese novels. He hoped more people concerning and researching Chinese culture. Morrison Collection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transmits Chinese culture，and preserves plenty of precious Chinese classics. And it also highlights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of Morrison in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nd his spirit of devotion in his heart and soul.
Keywords：Morrison, Morrison collection,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sociological inspirations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2019)01-0143-07
收稿日期：2018-08-20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课题“近代传教士的城市儿童书写及其社会史价值”(15JJDZONGHE011)。
作者简介：赵东旭(1990- )，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和中国古典小说。
DOI:10.16276/j.cnki.cn51-1670/g.2019.01.025
(责任编辑：邹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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