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名教与自然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名教,自然,玄学,魏晋,哀乐,无名之朴,士人。
名教与自然论文文献综述写法
宫林林[1]（2019）在《浅谈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美学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时期,哲学上玄学盛行,崇尚思辨,《声无哀乐论》是嵇康所作的一部划时代的音乐美学论着,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盛誉该文是师心独见,锋颖精密。《声论》中"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进一步关注了人的自然之性,注重人的精神境界。(本文来源于《北方文学》期刊2019年30期）
刘强[2]（2019）在《归名教与任自然——《世说》研究史上的“名教”与“自然”之争》一文中研究指出《世说新语》不仅承担着为魏晋玄学"立此存照"的历史使命,同时,对《世说》的诠解和评价,一直存在着"任自然"与"归名教"的力量博弈,即便在"西学东渐"的近百年间,这一"问题意识"依然未能逸出学者的视野和论域之外,表现出十分强劲的内在张力和诠释能量。对"名教""自然"之辨的回答,不仅涉及对魏晋历史和人文的不同评价,也关乎每一位知识人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选择,而如何会通和缓冲名教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无疑有着超越文学研究之外的十分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来源于《学术研究》期刊2019年06期）
臧俊[3]（2019）在《从声无哀乐论看嵇康的越名教任自然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声无哀乐论是嵇康于魏晋动荡之际的价值思想,此时他遭到司马集团的迫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根本实现"自然",想要虚淡但又不能虚淡,纠结于痛苦矛盾和彷徨无依的内心世界,因此他沉溺于音乐之中,借此忘掉自己所处矛盾,去寻求自己政治观以及人生观上的"自然"。虽然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嵇康的音乐主张是站不住立场,有其自身存在的矛盾,但是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关注人的自然之性,注重人的精神境界,同时深化了玄学的发展。(本文来源于《文化创新比较研究》期刊2019年17期）
边艳楠[4]（2019）在《阮籍名教与自然思想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了“正名”来匡扶礼教,老庄认为治国应该做到“无为”,顺从自然。两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以名为教”来治国,以名定位,刘安和王充则用“自然无为”的思想来反对儒家的教化。曹魏时期,名教与自然的思想成为了辩论核心,二者辩证发展。阮籍对待名教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前后有明显的转折,他前期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结合,后期则认为名教与自然相对立。他在前期的《乐论》中认为乐的本质是“和”,乐具有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同时乐也能使人到达一个欢乐平和的精神境界。《通易论》中的“易”代表礼法秩序,依据秩序来维护礼教。他的自然思想认为自然是本体,元气是构成自然的物质,自然是和谐的,万物也是一体的。阮籍把精神自由作为境界,在他来看这也是自然。名教应该以自然为基础,在自然之上建立和发展,使自然与名教相结合。高平陵事变之后,阮籍对虚伪的名教深恶痛绝,他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转折,以自然之道来抨击名教。通过对“礼法之士”的批判来表达对名教的痛恨,经常酣饮大醉、缄口莫言,行为上不拘礼教,在理论上用“无君论和无政府”的思想来构造理想社会。在他的生命哲学中,他吸收了庄子的齐物和逍遥的思想,首先应该超越世累的束缚,达到放逸任自然的层次,上升到逍遥神游的境界,形成“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阮籍旷达宏远的精神品格以及放荡不羁的形象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自然之性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恢复自然之心性有很大意义。(本文来源于《河北大学》期刊2019-06-01）
关艺[5]（2019）在《伦理视域下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魏晋玄学是较为特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基础,开辟了独具一格的思想体系。名教与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主题,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发展息息相关,面对社会的混乱和精神世界的崩溃,玄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全新的伦理价值体系。名教与自然之辨不但是玄学家在为学的角度上建立玄学义理的方法,还是他们自觉依循的生活方式。魏晋玄学中对名教与自然之辩的论述大体上可以分为叁个部分,即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名教本于自然”思想、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和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思想。王弼可以说是魏晋玄学的奠基者,他不拘泥于形式框架,援引道家自由的思想到儒家学说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伦理体系,为魏晋文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途径。自王弼始,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伦理思想。王弼为整个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辩”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个肯定性前提,即“名教本于自然”。首先,他从传统儒家“名教”的种种弊端入手,揭示了名教的沉沦及其根源,从自我批判的角度做出了重振名教的道德努力;他致力于道德本体的重建,提出“大道出于自然”的道德理论,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人内心的自然法则;最后他做出无为任物的道德要求,强调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王弼为化解名教的危机,希望通过道德规范内化的方式来重建道德本体,强调回归自然本性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王弼是在寻求一个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点,虽然其最终目的是恢复名教的生机,但对自然原则的倾斜已经内在地包含着自然对名教超越的契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超越的契机便在嵇康、阮籍那里转化为现实。嵇康和阮籍强调“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延续王弼注重自然的基础上,将自愿原则引入到自然原则之中,使名教成为束缚而不再拥有合理性,与自然彻底对立起来,这种对自然的崇尚和对名教的拒斥必然使嵇康、阮籍的思想导向对名教的超越。西晋时期的向秀和郭象与王弼的“崇本息末”思想一脉相承,他们试图调和儒学和道家思想之间的矛盾,将自然原则与道德规范结合起来,对魏晋的时代主题给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答案。遵循魏晋玄学的一贯传统,向秀、郭象同样对自然持积极态度,但在对自然概念的具体解读上,他们更强调以名教来规定自然,而名教也早已天然地包含在自然的内涵之中。相比于推崇未开化的洪荒之世,向、郭则更多地看到了人文的价值,强调了在道德行为中走向自然的境界,是一种自然原则与人文原则的统一。向秀、郭象还提出了本体上的独化论,世间万物都是块然而自生的,并不存在类似王弼所说的“无”一类形而上的普遍的本体,因而所有的存在都是无待而独化的。相应地,在将名教与自然统一的过程中,其目标是将名教与具体的个体本性相融合,而非指向某一个普遍本体。现代社会道德意识的缺失、道德规范的虚化问题十分严重,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普世的道德原则是当代道德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古观今,魏晋时期对于传统道德规范和自然原则的调和或许能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另外,魏晋世人对于人生的思考、对传统权威的挑战、不拘一格的思想解放都能够给予现代人生活上的启示。尽管魏晋风度为人津津乐道,但也确实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当今社会的知识阶层应当以史为鉴,看到自己肩上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影响,更好地平衡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9-05-15）
汪韶军[6]（2019）在《郭象论名教与自然——兼驳学界对郭象玄学的一个普遍误解》一文中研究指出长期以来,学界误以为郭象哲学欲证明名教即自然。事实却是,郭象常从"所以迹"与"迹"这对概念出发,批评仁义与名教,并极力反对"矫"与"效"的教化传统。郭象贯彻"两行"观念,认为仁义可以拥有一块存身之地,但不能把自己树为标准以塑造他者。玄学讲名教本于自然、名教出于自然,并不是在为名教做合理性论证,而是在应然层面强调:只有本于自然、出于自然的名教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否则便可取消。郭象只是认为名教可有,他没有劝导世人循守名教,反而反对以名教来规范天下。而就道家一系本身而言,大道已足,名教可无。所谓玄学会通儒道,或许只是一个假问题。(本文来源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汪祎琼[7]（2018）在《“名教”与“自然”之辨下的魏晋士风》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是一个战乱不断且多变的大动荡时期。此时,汉代儒学独尊的格局逐渐衰退,儒家之传统纲常名教在魏晋士人中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由于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加之曹魏与司马氏政权的争夺,使魏晋时期的士人在关注现实与追求自我之间各有所取。最能代表此时期士人心态与文学风貌变化的当数魏晋不同时期之下对"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探讨,这也是贯穿魏晋玄学始终的问题,从两者之间的对立转化中可得知士人心态与精神风貌的变化。(本文来源于《参花(上)》期刊2018年12期）
葛宗玄[8]（2018）在《大道无系 至教双遣 成玄英《道德经义疏》34-37章中的自然、名教观》一文中研究指出自然与名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士人探讨争辩的对象,重玄学在其中萌芽发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成玄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的基本特性1.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探究自然之道和名教的关系,解决"道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决定二者关系的基本条件。叁十四章中:"大道泛,其可左右",成玄英释泛为无系,指出道的普(本文来源于《中国道教》期刊2018年03期）
王磊[9]（2018）在《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风度下的音乐美学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自公元220年东汉覆灭以降,中国进入了长达叁个半世纪的大分裂时代,此间士人不拘名教之约束,崇尚自然而心性豁达,后世之人将这种行为风格称之为"魏晋风度",其催生了反以往之常态的音乐美学思想。研习此时代表性文人的论着并就这种思维方式下主要的音乐理念与实践及其成因展开探讨,得知后世之人的音乐美学受当时之影响颇深。(本文来源于《中国文艺家》期刊2018年05期）
杨琳[10]（2018）在《论魏晋名教自然论在《红楼梦》中的投射——以甄宝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目前学界对《红楼梦》中玄学哲思的研究较薄弱,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由玄学中"名教与自然"的思想发展出的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在《红楼梦》中有深刻的反映。林黛玉与薛宝钗就是"越名教任自然"的"林下之风"与"尊名教"的"闺房之秀"双美对峙的人物典型。两人一个不为家族社会认可,一个只拥有空洞的伦理形式,都没有获得幸福人生。甄、贾宝玉是作者一体二用分身塑造的两个人物,《红楼梦》前八十回着重呈现了人生面临的"尊名教"和"任自然"都难以圆满的两难困境,后四十回续书中塑造的甄宝玉提供了人生选择的另一种可能,即"寓名教于自然"。(本文来源于《红楼梦学刊》期刊2018年02期）
名教与自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世说新语》不仅承担着为魏晋玄学"立此存照"的历史使命,同时,对《世说》的诠解和评价,一直存在着"任自然"与"归名教"的力量博弈,即便在"西学东渐"的近百年间,这一"问题意识"依然未能逸出学者的视野和论域之外,表现出十分强劲的内在张力和诠释能量。对"名教""自然"之辨的回答,不仅涉及对魏晋历史和人文的不同评价,也关乎每一位知识人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选择,而如何会通和缓冲名教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无疑有着超越文学研究之外的十分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名教与自然论文参考文献
[1].宫林林.浅谈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美学思想[J].北方文学.2019
[2].刘强.归名教与任自然——《世说》研究史上的“名教”与“自然”之争[J].学术研究.2019
[3].臧俊.从声无哀乐论看嵇康的越名教任自然思想[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
[4].边艳楠.阮籍名教与自然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2019
[5].关艺.伦理视域下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D].南京大学.2019
[6].汪韶军.郭象论名教与自然——兼驳学界对郭象玄学的一个普遍误解[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7].汪祎琼.“名教”与“自然”之辨下的魏晋士风[J].参花(上).2018
[8].葛宗玄.大道无系至教双遣成玄英《道德经义疏》34-37章中的自然、名教观[J].中国道教.2018
[9].王磊.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风度下的音乐美学分析[J].中国文艺家.2018
[10].杨琳.论魏晋名教自然论在《红楼梦》中的投射——以甄宝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为例[J].红楼梦学刊.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