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中伟:哲学实践:马克思早期人类解放思想探究论文

潘中伟:哲学实践:马克思早期人类解放思想探究论文

摘 要:“人类解放”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主题和革命实践的目标,始终蕴含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之中。而马克思早期“人类解放”思想由准备到提出的过程也是哲学实践的过程。“人类解放”的理论准备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实践基础,“人类解放”的进一步探索也是通过哲学实践的理论批判和物质批判的路径得以实现。因此,“人类解放”作为哲学实践的目标,并非仅仅是经验层面的现实解放,而主要是通过哲学塑造现实和改变未来的实践力量获得彻底解放,从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解放;哲学实践

纵观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大体上说是由抽象的“自我意识”哲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转向过程。这一过程始终有一个贯穿性的核心思想,并经历了由萌芽到迅速发展的外化过程,这一思想即是“人类解放”。而无论是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提出,还是马克思对“人类解放”路径的探索,都蕴含着丰厚的哲学内容。可以说,马克思所言的“人类解放”,并不仅仅是经验层面的人的解放问题,而更主要的是在“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的过程中,运用哲学理念改造世界,建立在对新世界的哲学理解基础上的哲学实践。

一、哲学实践的初次提出——“人类解放”的理论准备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集中表现出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可以说《博士论文》时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也是其实践哲学的最初凸显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奠定了他“人类解放”思想的哲学根基。此前,马克思正沉浸于理想主义的文学领域之中,其文学作品的灵感大多源自德国的浪漫主义。当他试图从文学领域转入法学理论领域之时,理想主义思想中应有和现有的冲突便显露无遗。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新的审视,开始转向黑格尔哲学,并借助于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转向了“现实本身”和“自我意识”,而这无疑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一个重要转折点。马克思在“自我意识”哲学中找寻到了“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1]11,进而发掘出“人类解放”的哲学实践维度。

在国际节能减排的形势下,我国政府积极履行环境责任,减少碳排放量,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二氧化碳减排的量化指标,也是世界主要国家中第一个把碳减排与GDP指标挂钩的国家。实施绿色GDP的核算有利于将环境问题与GDP的核算相结合,减少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自由——“人类解放”的实质性目的

黑格尔哲学内部出现不同声音的时机给予了马克思看待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的、辩证的视角。在黑格尔哲学解体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两大阵营之后,与老年黑格尔派不同,青年黑格尔派看到了黑格尔对待历史发展的辩证理解与他保守的政治态度之间的矛盾。对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而言,德国这一落后、保守、四分五裂的农业国应当去往何处的这一问题亟须得到解答,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在于“自我意识”与自由原则。青年黑格尔派一方面凸显黑格尔哲学中所蕴含的“自我意识”的理论批判功能;另一方面力求在德国现实中实现自由原则,以此推进德国社会发展。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布鲁诺·鲍威尔。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的选题和写作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此时深受布鲁诺·鲍威尔的影响。但相比于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更强调“自我意识”的现实内涵。

在“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具体差别”这一部分中,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德谟克利特只承认的两种运动只是原子物质属性的具体体现,而伊壁鸠鲁认为“这与它所特有的质完全没有关系”[1]32,原子只按照直线下落,没有相互联系、相互区分的可能性,正如线由点组成,但是在线中没有任何一个点是特殊存在,点只是丧失了个别性的点。因此,伊壁鸠鲁不仅看到了原子的直线运动所体现的物质属性,更以偏斜运动的形式发掘出原子的非物质性,即它的纯粹形式和精神本质。偏斜运动是原子对既定命运的挣脱,也即是它的绝对自由。马克思认为,偏斜运动是原子的真实灵魂,是抽象个别性的概念。体现为偏斜运动的原子才真正达到了自己的概念、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哲学意义上的原子。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意识到了原子作为个别性的、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由此原子不再是德谟克利特完全服从必然性的物质元素。因此在马克思这里,他认为,较于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伊壁鸠鲁哲学达到了更深的层次。

为解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问题,马克思提出“人的解放”。他认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关系回归到人自身。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严格地对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布鲁诺·鲍威尔没有意识到宗教问题不是由于政治问题产生的,其根源在于市民社会;政治解放并不需要消灭宗教,相反地,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无关。因为政治解放仅仅是实现解放的第一步,这一步的结果是造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一方面把人变成利己的市民社会的成员,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市民在社会中过着属于自己的现实的、利己的生活,而公民则作为观念化的人,在政治国家中过着虚幻的生活。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而且还保存着市民和国家公民之间的分裂。为了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还必须再进行第二步,那就是必须废除私有财产,并且把社会本质作为具体内容还给社会和国家,只有当人既拥有现实的人的身份又有着抽象的公民身份,只有当人成为类存在物,并且,“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4]189。在阐述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本质区别的同时,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人的解放”。可以说,在此宗教批判已经不是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而“犹太人问题”也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在文中所作的论述均意在借“犹太人问题”的由头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进行批判。因此,《论犹太人问题》的核心内容是公开论述二人的思想差异,即在人的解放如何可能这一问题上的内涵和道路的分歧。布鲁诺·鲍威尔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马克思所关注的则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人的类本质的回归,是个人生活与类本质的同一,是彻底的“人的解放”。彻底的“人类解放”不仅仅是在摆脱宗教束缚和私有财产的异化中的解放,而且是人认识到“原有力量”,并将“原有力量”组织成社会力量,是现实的个人作为个人而成为类存在物,是在人的类生活和个体生活统一之下实现的“人类解放”。

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对农民的培养,一方面需要科技培训,另一方面还要以人才引进为补充。科技培训着眼于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人才引进则是避免出现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管理不足。关于农民科技培训问题,国外的经验可资借鉴。韩、法两国非常重视农民的培训,兴办了许多农民技术学校,提高农业技术的同时,也开阔了农民的视野,更新了农民的观念。在人才引进方面,要注意文化“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努力吸引人,留住人。〔5〕这样,农民的流动就会趋向正规化,从而降低农村离婚率,减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稳定实施。

式中:L=1为土壤调节参数,参数C1和C2分别为6.0和7.5,通过蓝波段(Ref3)来修正大气对红波段(Ref1)的影响。

在黑格尔所完成的哲学立场上,将“精神”作为能动的主体,作为能够自己实现自己的上帝,从逻辑学出发,经过自然哲学,达到精神哲学,最后在哲学中实现了主观和客观、思维与存在的绝对统一,即成为“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哲学高于艺术与宗教,不论是艺术的感性或是宗教的表象形式均不是最后环节,因为“绝对精神”是超越感性、超越表象的,普遍的、无限的精神。而哲学则在最高层次上,用概念形式把握“绝对理念”,才是“精神”发展的最后阶段。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是“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可以说,黑格尔看到了哲学作为一种概念形式和理论思维的作用,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否认了哲学改造世界的实践功能。

因此,马克思看似在讨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实际上他是在论述一种“现实的人”合乎理性的自由,是表现为“人类解放”的自由。马克思此时的“自由”思想,特别是他所阐释的天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他在后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自由人联合体”。

(二)“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人类解放”的哲学实践根基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附注第一章第四部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原则差别”中,探讨了黑格尔哲学终结后的哲学方向问题。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使马克思转向现实本身寻求真理,标志着马克思开启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的第一阶段。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希望能够从中获取研究问题的思想武器和借鉴材料。在马克思这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的哲学已经具有启蒙解放的特征,哲学可以说已经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关联。因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哲学中原子偏斜运动所给予的肯定,实质上也是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评。

在关于“天体”的论述中,马克思进一步解释了伊壁鸠鲁哲学界限。“天体就是成为现实的原子”[1]60,天体按照椭圆运转,这一非直线的存在状态,实际上就是伊壁鸠鲁所设想的理想原子的现实化。但是,伊壁鸠鲁却竭力反对这样的天体。事实上,这里的天体不完全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意义上的天体,因为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天体系统并不具有自我意识。换而言之,马克思是从“自我意识”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天体理论。对马克思来说,天体是一个现实的原子,这里的“天体”实则是“人”的对应。“天体”和“人”都是原子的具体现实,是“自我意识”的现实,“天体”的自由是“人”的自由,是合乎理性的自由。马克思用“天体”的语言表达了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人”的自由,即“人类解放”。

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看到且突出强调了哲学的实践作用。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伊壁鸠鲁通过逃避必然性原则,逃避痛苦和困惑来获得心灵的宁静,马克思赞同的是面向现实,是“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赛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75。而马克思所提出的“世界哲学化的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76,更是他面对哲学与世界关系这一问题时最为直接的回答。“世界哲学化”即是通过哲学影响世界,改造世界,使得世界趋向于理性、趋向于哲学通过把握世界的本质所提出来的崇高目标。“哲学世界化”是要求将哲学从抽象的思想中走出来,用清晰的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启发人们的自由意识去自觉地改造世界,这样哲学便由“内在之光”变为外部的“吞噬性火焰”。哲学在达到对世界的理性把握后,“必定有实践自身的冲动,要求在现实世界实现哲学所发现的理性的原则”[2],这便是“世界哲学化的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总体含义,也正是马克思哲学实践的内核所在。

就马克思早期思想而言,《博士论文》是一个较为明确的马克思哲学理论发展的开端。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虽没有明确地提出“人类解放”,但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的现实自由以及“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概念,无疑是“人类解放”哲学实践的集中体现。

二、哲学实践之理论批判——“人类解放”的进一步探索

如果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为“人的解放”奠定了哲学实践基础,由此哲学成了实践哲学,那么他在《莱茵报》时期所展开的理论批判便是“自我意识”和现实性要求结合的逻辑发展,是他为“人的解放”所作出的进一步探索,也是哲学实践的进一步贯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哲学实践的本质就是理论批判。这样的理论批判当然是以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为前提、为依据的。而理论批判、哲学实践的目的就在于启发人们的自由意识,使人们意识到当下的问题所在,从而为改造世界自觉地行动起来。但是,与《博士论文》时期相比较,马克思此时更关心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

1842年5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第一次发表连载文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这一次他是从较为具体的政治观点来考察现实制度问题,而不是仅仅把现实的情况抽象为概念分析,这就使得他能够把观念和现实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3]325。正如马克思在辩论中所说:“一部分人处于狭隘的阶级原因反对新闻出版,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特权能够返还于若干民众。一部分人想要严格地实行书报检查制度,一部分人想要实行制度的一半,另一部分人则想要八分之三的新闻之自由,还有另外的一部分一点都不想要检查制度得以实施。”[1]127马克思在分析关于出版问题的辩论时,第一次指出阶级利益决定着不同的阶级立场,因此,要使“人的解放”成为现实,就必须解除人民身上阶级的枷锁。而此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仍在强调普遍的“自我意识”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则更进一步地看到了精神和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虽然马克思在此时还处在唯心主义的阶段,但他的唯心主义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比起来,已经不再是如此无所不包的了。马克思的第二篇论文是在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大主教之间的冲突问题上展开的,这篇文章没有被书报检查机构通过,但文章要点可以从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看出,马克思是在批评国家和教会两者都是从对方错误的辩证立场出发展开分析。紧接着,在之后所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令的辩论以及摩塞尔农民的处境的文章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仅仅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他看到了在国家和法律领域中,物质利益所产生的影响和支配作用。

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首先导致了分裂。一方面带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国家成为理想层面的代表,而市民社会则堕落为充满纯粹利益问题的领域。另一方面导致公民与市民的个人身份的分裂,在国家中人作为公民身份存在,而在市民社会中则成了自私自利的市民,这便使德意志国家中的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其次,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存在带来了颠倒的现实。一方面,市民社会取代了国家的统治地位,成为国家的主宰,不是公民的身份战胜了追逐私利的市民身份,而是市民身份统治着公民。另一方面,人的本性在对立中发生了异化。在“应然”中,政治的人是人本来的存在状态,利己的个体并非真正的人的存在。但在“实然”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取代了政治活动的人,成了真正的人的存在状态。

如果说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亦即哲学实践的意义,那么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则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相互作用。回归到对“人的解放”问题的认识上,正是由于看到了哲学实践仅停留在理论领域难以解决现实问题,更无助于“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马克思开始冲破局限,转向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同时吸收费尔巴哈思想,从而发生了唯物主义转变。

三、哲学实践的物质批判——“人类解放”的明确提出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了“人的解放”的现实领域探索,《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他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看到了现实的物质批判的重要性,开始将思想置于社会现实,以“现实的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以此取代了单纯的“自我意识”的哲学立场,展开了对实现人真正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及“哲学实践”的全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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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解放”的明确提出与阐释——《论犹太人问题》

德国当时的状况是哲学思想上的进步和现实状况的落后之间产生碰撞,德国一直在思想中勾画未来,但仅仅将先进的哲学思想作为现实批判的武器是完全不够的,对于德国而言,缺少的是现实维度的反抗和改变,缺少的是武器的批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9马克思在这里贯彻的是哲学实践的要求。这一实践是哲学理念在先的实践,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同时这种实践又是对哲学的重新解释。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政论虽然很少涉及纯粹的哲学问题,但无一例外,这些文章的背后都包含着丰富的哲学背景。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例,文中多次谈论到“精神”和“真理”,马克思说:“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忘记谈论事物的本质了吗?”[1]122这里谈到的“事物的本质”即为真理。马克思的评论均建立在真理绝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存在的立场之上。既然“事物的本质”是客观的存在,那么就应当按照理性原则对待现实事物,而书报检查令的最为荒谬之处就在于以个人臆断而肆意妄为地断定真理,以检察官的喜恶作出纯粹主观的横断。显而易见,这不是理性,不是真理,是理性和真理彻底的反面。这里的马克思仍然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将真理看作客观的存在,但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着眼点已从艺术和宗教批判转移到社会政治批判中,以理性为工具,促使现实世界向合乎理性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说,相比于黑格尔哲学在概念领域的自我实现,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这种自我束缚,他已开始将视角从理论转向现实,将哲学的抽象功能发展运动到现实领域,成为哲学实践。

同时,马克思指出在伊壁鸠鲁哲学中概念界和现象界之间有作为元素的原子和作为本原的原子的不同:坚持独立自由的原子只存在于概念领域,而没有运用到现实领域,“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原子作为原子只存在于虚空之中”[1]50。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哲学中原子的自由是通过逃离而获得的消极自由,是在快乐和痛苦之间的徘徊,是对痛苦的离弃,而并非积极的改变世界的自由。因此,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伊壁鸠鲁强调自我意识,反对宗教,主张无神论,从原子角度解释世界,但同时又认为伊壁鸠鲁仅局限于抽象自我意识,这是马克思对哲学现实作用即哲学实践的隐含强调,也是对伊壁鸠鲁和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隐晦的批判。

式中:qj(j=1,2,…N′)为j线元流进或流出节点i的流量;N′为点i的度数,即交于i点的线元的总数;Qi为点i处的源汇项。

(二)哲学实践之物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导言》中提出的哲学实践问题就是建立在人的解放问题的继续探索之上,也正是马克思在讨论犹太人解放的时候,看到了“人的解放”需要注意的现实基础,促使他把目光转向了无产阶级。而哲学,则是无产阶级的武器,是无产阶级的心脏。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发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的解放”。

接着,马克思在德国的现实社会中选定了一个阶级来践行他们自身的历史使命,德国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这个阶级获得解放的可能性。他提出,“总之在于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形,它表明了人的完全的丧失并且只有通过完全的回复才能够回复到他自身。社会的解体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的阶级”[5]15。可以说马克思在德国现状中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特殊的群体,并且把人类解放的重大使命赋予这一阶级。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实现改变的主体,哲学的变革才能够彻底;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当作手中改造世界的工具,无产阶级才能够成为自觉的革命阶级。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所理解的政治革命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还是彻底的哲学的革命,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目标,“人类解放”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情形下获得的解放。

《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从共和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向的关键时期,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开启了物质批判的道路,武器的批判的力量开始凸显,物质力量扬帆起航。不同于理论批判,强调物质批判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是这一时期哲学实践的主题,但两种批判均是哲学实践的路径,其目的始终在于“人类解放”。可以说,马克思所写的著作内容丰富,涉及层面相当广泛,探索之路也是曲折多变,但哲学实践的路径始终不变,“人的解放”也贯穿于马克思所有思想之中,始终占据着他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我们选取改革开放以来即1979年至2017年《人民日报》刊登的39篇元旦社论作为研究对象,共74642个字符,并对其中的元话语资源进行了手工标注,运用AntConc3.3.5对所标注的语料进行了检索和统计,最终得到元旦社论中元话语资源的分类模式(见表1)。

个体特征包括冲动性特质、自我控制、购物享乐、流行涉入度。消费者的冲动性特质越强烈,倾向于不假思索的做出感性的决策,越容易受到外部刺激的影响。而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越能抑制冲动性购买行为,自我控制弱的个体情感认知超过理性认知,诱使消费者做出冲动性购买行为。购物享乐是只把购物当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能够从中获得愉悦感,这种情感特征对冲动性购买意愿有正向影响的作用,从而能够促使消费者进行冲动性购买。流行涉入度,又称为流行卷入度,当人们的从众心理越强,越容易受流行度的影响,进而越容易产生冲动性购买行为。

四、结论

从马克思的第一篇哲学著作《博士论文》中 “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和“人的现实的自由”开始,到《莱茵报》时期从现实经验斗争中发现人在政治上的不自由,再到《德法年鉴》时期对“人类解放”的论述和基于哲学理念基础上彻底的实践的阐释,都是在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人类解放和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何以可能展开。“注重哲学原则基础之上的理论的彻底性和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变革,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根本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6]“人类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而纵观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历程,无论是马克思为实现“人类解放”所进行的理论批判还是物质批判,都是哲学实践的前进路径,“总之,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哲学批评,均有理论前提的。这个理论前提就是马克思所要求的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的合乎理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哲学理念,是对于世界的解释”[2]。因此,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从来就不仅仅是经验层面的问题,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潘中伟.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解释世界的哲学[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3]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刘丕坤,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潘中伟.《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共产主义转向的主体根据[J].科学社会主义,2016(4).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9)10-0019-05

收稿日期:2019-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研究”(编号:17BKS101)。

作者简介:

潘中伟(1972—),男,河南杞县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识论、唯物史观研究;

丰靖淼(1996—),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薛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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