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现代中国的治理体系依托于中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高度结合的过程中，中国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特性并确立了民主共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发展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塑造国民整体性规范并支撑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的功能互通与体系互构辩证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
[关键词]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构逻辑；新时代
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形态的当代世界体系中，怎样治理国家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在全球化不断深入、传统治理功能渐次衰减的背景下，怎样推动国家治理则成了一个现实性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进宪法。这些重大举措凸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意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议题，探求中国国家发展的特征成为建立中国理论话语体系的主要知识增长领域。在所见的相关研究中，分别探究的成果可谓兴盛，然而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却相对稀缺①。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基石的中华民族，之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能力的形成有何价值？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何种内在关系？这些问题需要科学的学理回答。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梦实现的根本要求
(一)中华民族的复兴是百年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的实现植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中华民族[1](P.808)，并非一般意义上“民族关系”或“民族问题”的主体，也非单纯的政治符号或政治称谓。中华民族是与现代中国高度结合的主权民族，是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基于文化、利益、政治诸多基因在近代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中自觉凝聚的命运共同体。打破殖民体系，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中国政治进程，以特有的内涵经由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予以实现。当然，“民族解放的过程必须停止在某一点上。这一点并不取决于民族主义原则，而是取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民族国家之间权力与利益的构成形式”[2]。中国近代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3](P.631)，规定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目标就是外争国权、内争民权。
悠久灿烂的大一统中华文明史与近代屈辱的民族血泪奋斗史，决定了中华民族凝聚的特有方式与内在逻辑。承载着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得以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在于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二重变奏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传统社会人口身份体系与国家治理形式的彻底否定，并确立了整体性的国民身份体系与民主共和国家治理新范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对内以人民为中心塑造国民整体性，对外则以完整的政治共同体参与国际事务。在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建立、建设历程中，国家治理均是在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展开的。对内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础与规范，向国民提供安全秩序与社会福祉；对外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国家崛起为表现，以赢得更大的国家生存与发展空间。
通过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这套国家治理体系，包含着“三个层面相互有机联系的内容，即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公民权利关系”[4](P.75)。以上三个关系均完整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行动体系之中。这套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的过程，既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地位，也赋予了现代中国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取决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政治基石构设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既是中国特色道路优越性的彰显途径，也巩固着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主张，“政治形式反映一定的民族特性”[5](P.251)。中国正在经历的人类迄今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既是“人的自由产物”[6](P.281)，也鲜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性。作为保障社会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大限度自由和发展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现代中国这种民族特性的直接体现。当然，这套国家治理体系既受制于制度体系与行动体系等显性的要素，更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状况、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等隐性要素的深刻影响。而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监督能力，以及参政党的参政议政能力、社会组织参与治理能力、人民参与途径与效能等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直接依托于凝聚的中华民族对国民整体性的塑造。
理论课程应进行期末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其中考试主要针对核心课程，在出题形式、试题难度、题量方面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考查则更为灵活，考核时间较短，学生复习的压力也较小，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测试使用的语言原则上应该是英语，但对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有一定难度的专业课程，允许以中英文结合的形式进行考核。
同时，全球化下日益深刻的国家间竞争与国家内部事务治理的复杂化、国际化，对国家治理提出更高要求的背后，实则考验着与国家高度结合的国家民族。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与治理挑战，与同国家高度结合的国家民族的自身结构、凝聚状况、整合能力、建设机制直接相关。近年日益兴起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揭示了整体统一的国家民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轴心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显示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战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支撑现代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议题的出现，在于国家发展已有的基础与国家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国内来看，市场经济的深入带来的社会利益重组与社会结构的重塑，社会主要矛盾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日益落后的社会生产间的矛盾”，转化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从国际视角来看，日趋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与广泛合作，也呈现为全球化下文化、政治的多元带来的国家传统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挑战。内外环境的变化，既需要强化中华民族承载的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共通国家梦想的社会政治机制和功能；也要求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以提升社会化、专业化、法治化、智能化的治理能力与水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政治整合与社会治理的功能上是互通的，在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行动体系上是互构的。
(三)立足中国国家发展的自身逻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所以，准确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功能互通、体系互构逻辑，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顺应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体化凝聚进程、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基础。当然，作为国家意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与国家理论、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之间仍有间隙。中国现代的政治进程、历史背景以及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均决定了中华民族建设是一个持续系统的国家工程。遵循现代中国政治进程的轨迹，立足中国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需要，是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指出，与现代国家自主独立存在的“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10](P.187)。而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民族性”。在现代中国组织并实现这种人的自主独立性的依托，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的实现，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强调的是社会意识与观念层面。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的是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下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二者处于不同的社会规范层面，作为普遍社会意识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支撑并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系与能力又会进一步推动并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化。
从“中华民族”概念的创制到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建立，彰显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全新政治整合机制与国家治理方式。虽然以“救亡图存”为背景兴起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极大助推了中华民族的自觉进程，但显然中华民族过程并非西欧式的“原生”抑或“建构”的民族范式[8]。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如何使传统的大一统在国家转型中延续为现代国家的一体化”[9](P.15)的根本问题，注定了中国道路的演进逻辑。而这个中国国家发展逻辑的现实支撑，就是悠久的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文明史在近代外力压迫下同时催生并高度融合的中华民族意识与现代国民意识。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
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从屈辱到强大的复兴历程，与现代中国国家发展互为表里。在这个国家整体转型与发展进程中，现代中国被赋予了完整的中华民族特性。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振兴之路，是依托“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实现的。
(一)近代以来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建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共和国家，是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凝聚国人塑造国民的根源在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以“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3](P.637)，最终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以中华民族被赋予完整的国家属性为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在政治价值体系、财富分配体系与政治话语体系上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②。因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所追求的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与人的自由发展，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与现代理性、现代生活高度融合。
以中华民族为依托的现代中国，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11]，其对外排斥的合法性基础是对内部成员国民身份的确认与权益保障。自近代以来在灿烂的文明史与屈辱的救亡史的双重背景下，催生的中华民族意识与现代国民意识高度融合一体。以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为依托、以民族振兴为目标的中国国家整体转型，其直接成果就是确立了现代理性的人民政治观、人民主体的民主话语体系与自由流动基础上的社会分配体系。
现代共和国家形态彻底否定传统帝制国家体系，确立的人民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为目的。中华民族的政治性通过“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获得充分诠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上，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区域自治、基层自治为轴心的国家治理体系，赋予并保障了全体国民以平等身份和合法权益，最终确立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简言之，经由中华民族的自觉凝聚与民族振兴确立了以国民身份与国民组织形式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形态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二)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要求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民治理体系
融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于一体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与国民治理体系，超越了传统社会的文化治理模式。以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形式呈现于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治理体系，在有机统一并体现人类文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实践基础，是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两个共同体建设下的国民整体性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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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国家观来看，无论传统社会以文化为中心的疆域治理还是新中国初期形成的族际治理③，均以区域差异为认识起点。近年来部分少数民族居民的族体意识与族属认同强化带来的社会认同意识上的不协调，直接反映为学界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的持续关注。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从“农民中国”转向“城乡中国”时，国家政治也从“动员型政治”转入“回应型政治”状态[12]，在国家治理中则呈现出“治理主体力量失衡、制度碎片化和机制碎片化造成的治理体系的碎片化”[13]等客观治理问题，反映出中国当下国家内部治理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以上问题的化解，需要以宪法爱国主义、共同政治文化为依托，塑造整体性的现代国民获得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认同、社会整合与人民团结。而这个以宪法为政治规范的国家及其共同政治文化的载体只能是中华民族。这就需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针，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完善发展国民治理体系；通过“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最终实现现代中国人口的国民化与国民的整体化。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克服现代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实现有效治理与政治进步的基础保障
国家认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这需要“时时从国家认同检视国家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14]。国家认同虽然是社会意识之于国家的呈现，但显然国家认同问题的出现与国家治理有着必然的联系。就目前所见相关研究，存在着国家、民族的二维视角，虽在认同建设策略与路径上存在着同化、融合、多元文化、族际民主等分歧，但塑造整体国民以增强国家认同则是基本共识。④通过国家治理巩固并强化国家认同，则成为关乎国家统一和稳定的系统性国家政治工程，这项国家工程的基座是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贯彻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是平衡国家区域差异，加快边疆社会发展、保障边民的合法权益，构筑各族人民共享的社会利益与社会价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促进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核心是形成各族人民普遍交往、自由交流、深度交融的社会结构。中央于2010年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14年新疆工作会上提出并经同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民族互嵌”，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着眼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战略部署。制度价值上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是以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整体性国民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以整体国民为依托的体系革新与能力提升。这个国民一体的系统性国家认同建设工程，深刻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功能互通、体系互构。
当然，统一强大的中华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其凝聚力需要不断更新。除了通过共同体文化建设夯实各族人民共有精神家园外，“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7]，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国家建设，搭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的政治空间，是持续更新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工程。同时，在国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体系中，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领，树立中华民族的“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各民族的“多元是要素和动力”的统一认识论。把“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5](P.150)的共同体意识，融入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实践之中。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支撑并助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现代中国的国家制度与统一规范，在保障国家所需的整体性以克服潜在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同时，也因“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思想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国家治理问题的化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均以统一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互构逻辑下的国民整体性塑造，是组织国民参与国际事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投资并积累国家治理的社会资本
政治学界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指称在社会网状结构中，以“信息、影响、社会信用与强制”四种要素形成的成员间信任规范所具备的公共产品属性[16](P.22)。有学者研究认为，世界各国“存在一个总体的趋势，那就是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国家，政治信心的水平也比较高，反之亦然”[17]。作为国家治理另一面向的国家建设，“本身为集体行为创造了一种机会结构，从而为社会运动创造了机会”[18]。这个命题恰是基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国家结构与政治稳定间关系的探讨。从“机会结构”到“机会”的社会参与不致出现政治稳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同国家高度结合的这个国民民族(state nation)的聚合状况。由“民族”(nation)所供给并承载的国民之间的信任网络状况，呈现为国家的显性制度体系与隐性社会规范。
实验首先利用采集器采集实验所需相关实验数据，然后利用 matlab通过卡尔曼和自适应卡尔曼对实验数据进行验证，通过不同算法处理前后数据的偏差值的对比来验证和说明自适应卡尔曼的优越性。实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高二的期末考，我的成绩不出意外地让父母叹息。老妈说：“你原来很优秀的，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看着她忧伤的表情，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现代中国建设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背景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呼唤，要求投资并积累中华民族这个国家治理的社会资本。“国家-民族建构的重要标志是‘认同’，但是实现认同的支持力量才是根本”[19]，承载悠久历史与灿烂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是现代中国国民统一心理、观念、认识与记忆等归属性认同的现实载体，而由国家政治与行政所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所生产的国民赞同性认同也深刻地根植于中华民族支撑的国家价值、制度与体系之中。所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体系基础地位，是增强中国国家软权力的基础性工程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时代需求。
就中国政治发展的自身逻辑来看，历史时期自在发展的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通过各族人民“自觉凝聚”并与现代中国高度结合后，已然成为国家的规范文化、公共语言、统一市场和制度体系的现实依托与政治载体。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为全体国民创造了“机会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保障了为国民创造的这个“机会”。所以，从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资源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来看，凝聚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已成为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大社会资本。
(二)由中华民族承载的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共通国家梦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政治资源
社会资本无法自我生成，需要社会人持续投资与不断积累，而社会资本所附着的人类基本组织形式无非国家与民族。在现代中国国家转型之际，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关于疆域地理、生息方式等的想象与供给的基本载体是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华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大一统”历史进程决定的。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塑造国民、树立自信、生成规范、营造信用的社会基础，只能是中华民族。现代中国国家象征的生产、维系与变革进程，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承载的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共通国家梦想的社会资本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议题的出现，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崛起的时代要求，其基本实现路径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展现综合国力。其基础性目标就是构设为全体国民共享的主权性公共空间，容纳中国各族人民的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共通国家梦想，是这一公共空间构设与有效运行的基本逻辑。显然，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个全民共享空间的构设过程中不可或缺。
CT、MRI：在评估甲状腺结节良恶性方面，CT和MRI诊断效果不佳，不作为常规检查。Shetty等[22]的研究中，CT(包括平扫及增强扫描)与超声符合率仅为53%。且CT检查容易出现漏诊、误诊。目前，单纯的CT密度值不能区分单纯囊肿、复杂囊性或实性结节，也没有可靠的CT特征可以区分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但对于甲状腺结节较大、声带麻痹及有巨大转移性淋巴结的患者，CT或MRI可协助进行解剖学定位和优化手术方案。为不影响术后的131I显像检查和 131I治疗，CT检查应尽量避免使用含碘造影剂。另外，由于存在大剂量放射线暴露的问题，儿童及青少年应慎行颈部CT检查[5]。
同时，现代国家治理“日益依赖于教育、技术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形构的政治体系、民族性格、社会结构、历史发展、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等体现的国家文化。文化是国家实力的“软权力”[20]，既是国家治理的现实依据也是工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1]，系统的价值引领、观念形塑、符号供给、制度规范等文化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文化路径。概而论之，国家政治发展中财富价值的配置、社会结构的调整、族际关系的整合，外在表现为国家治理的体系与能力运用，内涵则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础形构的国家价值体系、制度体系与行动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投资国家治理这一基础性社会资本。
在以“美丽乡村”为主题的调研中发现，村民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种从“生态友好”到“生态责任”的转圜历程。在对沭阳S村村民的访谈调查中，不少村民已经把生态保护看作是一种个体责任，而不仅仅是政府责任，这是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应时而生的必然道德要求。在回答“建设美丽乡村，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的问卷调研时，38.2%的村民认为“需要政府的引导”，42.7%的村民认为“人人有责，从小事做起”，而19.1%的村民认为“需要舆论的监督和制度的保障”。可见，道德的自律功能显然进一步被强化，而道德的主体也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浮动和调整价值标准。
(三)中华民族社会资本的国家治理功能发挥，就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提升以国民为基础的国家治理能力
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现着民族问题的两个历史趋向，其一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结果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其二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结果是民族的融合并“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22](P.10)。可知，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当然，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属性与区域的多元差异国情，在国家治理体系上存在着“个体”“多元”“一体”三个维度。即人口的国民身份与合法权益的个体维度、中华民族的“民族之民族”结构与民族身份的多元维度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民政治整合的一体维度。但以个体为中心的国民维度与一体的中华民族维度是国家治理的根基。当然，21世纪的今天，无论国内经济社会结构还是国际环境均已完全不同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普遍的跨国流动主义与地方“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国民整体性的严峻挑战在西方社会也已显露无遗。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革新国家治理范式，发展完善国民治理体系，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国政治自身逻辑的体现。曾经被视为成功的民族整合模式的苏联，宣称“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23](P.610)。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民族问题从来不是苏联国家治理的主要问题，但是面对国内泛起的“种族民族主义”，苏联终至解体，其根源在于作为国家治理社会资本的“苏联民族”的缺失。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发出的“美国会比别的国家更可能走完由生到死的历程”的严重担忧[24](P.10)，源于全球性的“国民身份危机”引发的国家认同挑战与“重新振作国民身份”的世纪命题。当然，中国的民族问题完全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美国。“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当然，在国家发展的新时期，“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P.157)，塑造国民整体性支撑并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誓言。
在中国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对于遏制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具有显著的效果，但经济途径并不能完全消除有时甚至在特殊背景下会激起或激化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所以，在国家社会快速发展与经济社会结构重大调整的背景下，既要巩固中华民族凝聚共识、汇聚国民、生成规范、营造信用的社会资本治理功能，同时也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针生动有效地体现在基层治理实践之中。中华民族之所以与国家高度结合并成功建立人民共和国，是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多重互动的历史结晶。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建设现代中国国民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彰显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特性、挖掘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资源、发挥中华民族的国家治理社会资本功能的基础性路径。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导游技能大赛中增加了现场导游词创作与讲解赛项，内容为100个旅游文化元素和15个团型。选手现场抽选出一个旅游文化元素和一个团型，准备时长30分钟，选手独立完成现场导游词创作。30分钟后上场，在2分钟内用中文进行脱稿讲解。
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建构与建设，存在着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从国内来看，“大一统”思想统领下的中华文化传承与“华夷”观下疆域差异治理的传统同在。从国外来看，是与列强殖民相伴而来的强势欧美知识体系，以及鲜明的共产主义理想与苏维埃实践。在这两种资源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自身逻辑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党的理论上升为国家理论，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国民治理体系。同时结合中国国情，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工作、民族政策，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提升公共服务职能，是满足女性农民工体育参与程度的一种重要方式。政府应给女性农民工提供多元化的体育服务方式，既能满足其体育锻炼需求，也能提升其精神文化需求，这就需要为她们提供具有服务性质的部门或者组织机构。相对来说，多元主体提供体育参与服务，可以给予女性农民工更多的选择权，从而为女性农民工提供更高质量的体育服务。
结语
现代国家之所以区别于传统国家，在于以“民族”这种组织形式化解特定区域内人口的“集体忠诚冲突”而构设的国家制度装置与治理体系。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这个“民族”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中华民族[3](P.623)。中华民族的聚合性特征与凝聚状况，是现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生成、完善、发展的社会意识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均以当前中国国家发展为背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二者的功能互通、体系互构辩证统一于中国崛起的进程之中。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加速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实则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国家基础性工程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
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5](P.59)，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社会超大规模、多元差异的基本国情与全球化、信息化导致的社会组织和治理方式深刻革命的时代背景。而每当国家面临危机、国家发展转型之时，中华民族凝聚国民共识、汇聚国民力量的基础性社会政治作用就会被历史凸显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构与建设过程，其基本特点就是探寻适合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疆域治理的权力结构与治理模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直接取决于国民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支撑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当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历史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自身逻辑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坚守并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需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人的自由和国家的发展为取向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简言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法治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在传主的自我塑造和传记作者的合力作用下，成就了当时许多具有道德典范意义的遗民志士形象，在同道中引为共鸣，并成为时代精神风貌的代表者。遗民传记精神风貌之传扬，自然少不了传记文作者的重塑之功，作家们在叙述传主生平经历的同时，更多的精力会聚焦、着力于抽象传主符合遗民道德传统的认知，从而实现其精神境界的提升。
注释：
①经初步统计，自2013年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时代命题后，国内社科界相关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行政管理》，分别发表相关文章28篇、25篇、13篇、14篇、56篇；其他刊物发文不胜枚举。然而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性的文章却很少见。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研究进展，可参见李尧远、张嘉雯、任宗哲《国家治理现代化：共识、分歧与误区》，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②相关研究参见赵孟营《现代合法性系统与现代国家治理》，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刘永刚《合法性系统视域下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转型与重构》，载于《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③相关研究参见周平《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及我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调整》，载于《学术探索》，2002年第6期；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载于《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周平《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④相关研究参见周光辉、刘向东《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李兰芬《国家认同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通常情况下，于朦胧习惯于做一个倾听者和安慰别人的人，朋友们也喜欢找他倾诉，安慰别人是不求回报的，但安慰别人安慰得多了，自然也会得到别人的安慰，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轩辕剑之汉之云》拍摄时，于朦胧从高处意外摔伤，腿部骨折，说起这段受伤经历，他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伤痛多么厉害，而是“我躺在病床上，也还是感受到世界深深的善意，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来看我，当时就觉得很温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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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10—0017—07
基金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中华民族：基本内涵与建设进路”(18JHQ07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思想史”(18ZDA15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永刚，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边疆治理。云南 昆明 650091
收稿日期2019-08-22
责任编辑 李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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