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上海召开的第十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以“人类学与都市文明”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从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研究前景、都市人类学与城镇化、都市民俗与非遗、都市音乐与艺术、都市旅游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这些成果反映了当前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新拓展。
关键词：人类学高级论坛 都市人类学 新拓展
第十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于2018年11月3日至4日在上海市召开。此次论坛由上海师范大学和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联合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和贺州学院承办。来自美国、奥地利、香港、台湾及大陆5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和其他科研机构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届论坛以“人类学与都市文明”为主题，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这些论文反映了当前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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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研究前景
都市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只有30余年，时间并不是很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认为，学者们的研究旨趣相对集中在城市人群，包括本土居民、农民工、失地农民新移民和跨国少数民族移民，以及乡村都市化、都市症包括贫困、艾滋病等领域；形成了跨文化比较、多点民族志、团队合作专题性研究和对策性的应用性研究等研究方法；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一批学术科研人才。这些努力和成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Gerald Murray十分关注应用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前景。他指出人类学在研究特定社会文化时有三个传统的操作程序：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描述性研究、比较与对比研究以及用理论来解释异同。Murray强调，对于应用人类学家来说，最有力的理论是那些能够预测和解释个体行为和整个系统变化的理论；可以通过应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村庄问题研究延伸到城市问题上来。
南京大学范可认为Murray教授语境中的人类学家实际上是“文化的经纪人”，即人类学家可以通过运用专业知识引导或者帮助像海地那样的地区和社会进行一些比较合理的变迁。他指出，都市人类学应放在整个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脉络中来讨论，而人类学的发展则要放在宏大的社会变迁背景中来考察。现代性推进了大量的人口迁移到城市，进而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也扩展到了城市问题上来。他指出关于“城市转型问题是目前都市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都市化”是一种人文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城市化过程也可以是一种在地城市化的过程。
香港中文大学张展鸿指出，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在灾难出现后，沿海社区如何在逆境中重建地方关系和社区故有的运作。他以香港新界元朗地区为主线，探讨香港的沿岸污染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如何影响传统的稻米生产、淡水渔业、牡蛎养殖等行业的发展，以及渔民的应对策略，从而找出解决方法。这方面的研究旨在突出社会复原力、适应和转型对于理解灾后重建和社区参与的各种经验和策略的重要性。
三、如果两国之间都有共同需求品质的情形，我们称存在重叠需求。两国消费偏好越相似，则其需求结构越接近，或者说需求结构重叠的部分越大。重叠需求是两国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品质处于这一范围的商品，两国均可进口和出口。
最后，关于新移民与城镇化这一话题，云南大学朱凌飞在社会流动与现代性的视域下，研究了中老边境磨憨口岸城镇化问题，并提出城镇化是一个现代性建构过程，城镇化本身也是一种流动。安徽大学刘辰东以青海籍拉面群体为例，研究了社会组织与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云南农业大学孙秀清分析了云南藏族的劳务输出与城镇化问题，提出通过加强技术培训、投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藏族妇女创业技能以促进劳务输出的对策建议。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刘谦对北京随迁子女教育生态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认为“静默的伙伴”“惯常的节奏”“突发的事件”共同构成随迁子女“学做人”的生态系统。
二、都市人类学与城镇化
从城市空间生产到社区营造，恢复了居民对于自身生活空间改善和创造的主动权，但在社区实践和社区文化发展层面仍面临一些困境。复旦大学潘天舒基于田野体验和实地观察，以沪人皆知的“上下角”空间二元论入手，论述特定社会语境中历史记忆对“上下只角”这些想象社区的空间重构的作用。他指出，人类学者所强调的将个人与集体记忆与权力结构和特定地方相连的研究手段，有助于我们观察、了解、体会和分析具有新上海特色的“士绅化”进程及其对城市中心社区发展的推动和限制作用。复旦大学孙云龙以国内外相关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的方式探讨了创意社区对于国际化大都市城市更新的重要意义，进而分析了国内创意社区对于城市更新的参与方式的异同。
浙江音乐学院洪艳在阐释了畲族民歌的审美文化意蕴，并认为从现代畲歌歌场的“仪式化”出路和“网络化”转移现状来看，“移居”中的畲族人音乐文化现状的考察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调研课题。四川大学韦仁忠指出文化生态的移植和延展是对城市“花儿”的现代化“改造”，只有适应了时代和现代民众的文化需求，“花儿”才能重新找回失去的生存土地；只有活着的文化，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精神的延续。浙江音乐学院陶铮则以贾樟柯电影中的流行音乐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体及其不满。
其次，也有学者从中国城市遗产的空间转型、城市空间定位等视角对都市人类学研究进行了交流，并重点关注到了公共空间、文化空间等维度。四川大学徐新建以成都望江公园的历史演变为例，阐述了特定景观的空间转型，由此探讨作为文化地标的城市遗产问题。华东师范大学黄剑波认为，城市作为一个文化空间，不仅在社会维度上具有不可复制的丰富性，同时在文化资源和观念相遇的意义上也具有其独特之处，传统既不是一些可以归结为固定模式的静态规则，也不是完全无限度的任意制造或“发明”，在一个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理解和把握文化传统的断与续，一方面需要更为细部的观察和深入体会，另一方面则需要更为宽宏的视野和关怀。中山大学孙九霞认为大型事件作为城市重新定位的契机影响着城市空间的演替与发展，她结合空间生产的有关理论，应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重点探讨了荔枝湾在亚运会背景下的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一生产过程中各空间使用者的态度、行为变化及这一过程所隐含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在以全球都市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对都市民俗与非遗进行保护，是“原生态保护”还是“继承与创新”等一系列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也在国家战略的层面得到了确认。本次论坛上，学者们也分别从跨国(境)都市文化研究、城市空间与社区营造、新移民与城镇化等角度就都市人类学与城镇化展开了探讨。
同时，从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角度，对不同民族的都市音乐与艺术进行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南京艺术学院杨曦帆以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宗教艺术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并强调少数民族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认同问题不仅仅是对音乐的选择，而且是少数民族在现代都市中寻找文化身份的努力。浙江音乐学院南鸿雁分析了自申遗成功以来的10多年间所形成的氛围，究竟是否真的使古琴成为从传统高雅文化的代表流变为市井文化中附庸风雅之物这一议题，力图揭示以琴为中心所形成的“精英”与常民的区隔等背后的问题，发掘古琴在传承过程中所体现的当代价值及其所体现的文化认同意涵。内蒙古艺术学院魏琳琳以蒙汉杂居区民间艺人郭威为例，对城市化语境中个体及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认为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语境中的个体共性与个性特征的研究意义在于发现文化的异同与变迁，进而引申至个体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讨论。内蒙古大学史蒂芬(Stefan Krist)研究了传统的蒙古族农村体育竞赛在过去和现在的城市语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指出赛马、摔跤和射箭这“男儿三技艺”实际上可以最有效地用于建设或加强居住在城市的布里亚人的民族、族裔等身份特征。
中山大学杨小柳认为中国特色都市人类学研究有以下特征：在研究思路上，以人口迁移为线索追踪城市社会转型的推进；在研究目标上，从地域性、专题性的现实问题研究到理论模式的抽象和提炼；在研究领域上，拓展到移民社会的文化转型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了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同时，她指出人类学近年来的研究表现出了跨学科的实践尝试，但也存在研究边界模糊等问题，因此也要强调立足于理论和方法的学科特色。
徐新建指出，随着研究视野和对象逐渐转向城市区域，人类学形成了新兴的分支学科“都市人类学”。结合现代人类学漫长的乡村研究历程来看，此转向意义重大，可以称为“人类学进城”；并强调如何以不同于以往乡村范式的方法和路径来界定城市、考察城市并阐释城市，还需作不断深入的尝试。
三、都市民俗与非遗
近年来，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大背景下，非遗使得传统艺术与现代时尚融合为一种新艺术形式，为现代都市生活提供一种回归本真的桥梁。对中国传统民间戏曲、民间习俗和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研究与关注，是推动都市文明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
浙江师范大学辛允星指出中国传统民间戏曲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华要素，民众的“社会正义”观念在其中得以委婉的表达，明君清官、江湖侠客、神仙鬼怪仍是人们所信赖的主要正义力量，传统政治文化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上海文艺出版社徐华龙探讨了现代都市服装的改革与服装文化等话题，认为上海民国以来的服饰变迁，实际上也是全国服饰变迁的一个缩影。南京大学邱月则通过对川西北羌族地区震后10年间羌绣发展情况的考察，认为在震后对羌族文化关注和灾后重建中，羌绣经历了被关注、资本征用和规范化，最后又回归妇女日常生活的过程。
共享营销和直销一样，产品从生产商出发，通过销售人员直接到达消费者手中，降低产品的流通环节成本。共享营销不同于直销，共享营销是双向营销行为，没有上下线之分，双方都是买方或卖方，互为营销资源，双方互相针对另一方开展市场营销活动。共享营销整合买卖双方市场营销资源，让消费更省钱、推广更省力、销售更赚钱。
四、都市音乐与艺术
音乐和艺术在都市人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都市中音乐生活及其符号性表达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对都市音乐与艺术的表达方式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者关心的议题。
首先，学者们通过对跨国(境)都市文化的研究，为我国的都市人类学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复旦大学娄芸鹤指出城市是人类文明成果的载体，并指出新加坡的“城市文明”可能转变成为人类文化整体转型中的“活态样本”，是文化融合、种族平等共处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至信息数字化阶段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的转折点，这对于研究中国城市文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山大学夏循祥指出，在香港，形式多元、层次丰富的社会组织成为有效的城市治理的(公民)基础设施，它们不仅能够为个体提供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帮助，也为公共政治限制了暴力或暴政的可能性。
2017年，水利部印发的《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对水功能区管理制度和管理要求进行了细化。其中第五条规定“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水功能区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流域管理机构负责流域内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监督管理的综合协调，并对含有省界断面的水功能区（包括省界缓冲区）以及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河道（河段）、湖泊、水库的水功能区实施监督管理。”
DMS/RS的作业调度由提升机和穿梭车配合完成，运动机构的运动过程伴随着启动和制动过程，运动机构的速度变化曲线如图4所示。
山东聊城大学曲枫认为，此次发言主题涉及到城市与个体认同，城市与边缘文化等议题，问题聚焦而又丰富多彩。都市文化研究如何在内部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以及如何在外部实现与相关学科更广泛的对话,已成为推动学术转型的关键所在。
五、都市旅游
旅游业是在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都市人类学研究引入对都市旅游的考察，是顺应时代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针对都市旅游这一专题研究，学者们形成了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上海师范大学袁丁基于对滇西一个亲子游学项目的人类学观察，研究了旅游活动中组织者的设计与城市参与家庭的实践之间所显现出的既亲近又逃避的关系。中山大学梁增贤基于对北京华侨城和深圳华侨城两个城市旅游房地产社区的案例研究，重新修订了地租差理论。他指出，中国的旅游绅士化不仅仅包括Gotham认为的超级绅士化，还包括新建绅士化和乡村绅士化；而且旅游绅士化所需要的地租差主要是快速城市化的结果，地租差理论为旅游绅士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解释，而文化多元性理论则进一步指出旅游绅士化发生的可能社区。
不过笔者并不赞同过多地将“探究性”融入作文考察当中，对照这六条标准，江苏高考作文题在“探究性”方面是弱的。但其实反面想想，难道江苏不正因如此，才成就了其独特的“个性”吗？江苏高考语文一向提倡与赞扬记叙文文体，希望在高考作文中挖掘出优秀的记叙文，而因为在命题中“探究性”与“思辨色彩”的相对不强，才给了记叙文书写一定的“喘息空间”。如果作文材料思辨色彩过于浓厚，连命题人都想让学生去写议论文了，学生哪还能写出优秀的记叙文来呢？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关注到了都市旅游议题中不同的研究对象。上海师范大学李丽梅以成都市民为研究对象，对城市居民休闲决策的影响因素差异进行了分析。她指出，成都市民休闲决策始终受到个人健康及心理因素影响；休闲方式的健身性、娱乐性因素越发受到成都市民的重视；闲暇时间因素对成都市民休闲决策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本届论坛的闭幕式由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主席徐杰舜教授主持。会上，徐教授宣读了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决议：选举王明珂(台北“中研院”)、张展鸿(香港中文大学)、周大鸣(中山大学)、范可(南京大学)、徐新建(四川大学)、彭兆荣(厦门大学)和简美玲(台湾新竹交通大学)为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同时，还宣布将于2019年3月22日至24日在中山大学举办“乔健先生学术思想与中国人类学发展研讨会”；2019年9月20日至22日在云南农业大学举办第十八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主题为“人类学与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234)；包莉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责任编辑：陈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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