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基本判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强化；“自主生育”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调整的方向；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世纪末接近10亿。 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挖掘人口素质红利，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用质量换数量。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人口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趋势，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逆转。人口发展战略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应侧重两个方面：一是要对我国未来的老龄化整体进程和特点做出准确判断，对老龄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冲击保持清醒认识；二是对我国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和措施进行探索。
[关键词]人口形势；人口生育水平；低生育率；劳动年龄人口；人口素质红利；人口老龄化
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需要认清当前的人口形势、把握人口发展趋势。中国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型，但学界对人口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是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究竟有多高；二是劳动力人口减少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三是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问题。科学地认识这三个方面的人口问题，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中国人口发展规律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为应对人口问题挑战提供决策参考。
一、中国实际生育水平与变化趋势
中国的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持续下降过程，生育率从6下降到2.1以下。此后，中国总和生育率依然在缓慢下降，但究竟下降了多少，学者们众说纷纭。有学者根据“五普”“六普”以及2015年小普查的数据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1.18、1.05，尤其是2015年1.05的总和生育率，比日本东京的总和生育率还低，这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超低生育率陷阱”“中国人口即将雪崩”等断言甚嚣尘上。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真的如此之低吗？本着“慎思之、明辨之”的科学精神，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复核3个时期数据本身的准确性。根据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们首先比较2000年0～4岁，2001年1～5岁和2017年7～11岁人口数量，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0～4岁人口数量为6 800万，2001年1～5岁人口数量为7 000多万，2017年7～11岁人口是 8 160万。短短的六七年的时间多出了1 200万人，这是同一批人口，不可能越活越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2000年统计到的0岁组人数有漏报现象。按照同样的逻辑对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进行复核，结果也发现了0岁组的漏报现象。2010年普查时，0岁组人口数为1 379万，2011年再调查时，1岁组人口数为1 400万，2012年调查时2岁组人口数为1 555万，到了2014年调查时，4岁组的人口数为1 700万。 由此可见，历次调查中0岁组的人数漏报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虽然国家统计局每年正式公布的出生人口数量经过了校正，但是计算总和生育率时，仍然以当年直接调查的出生人口数为分子。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总和生育率低到1.22、1.18、1.05这样的情况。
全面训练。高三复习不能只注重重点知识，从今年的高考命题可以看出，有些知识来源于教材的细微之处，如若复习过程不全面，可能会造成重大失误。
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采用了公安部门户籍登记数据和教育部门的小学入学人口数据进行倒推，还原当年出生的人数量。用户籍人数来推算，2006—2014年之间中国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71。如果按2017年小学生在校人数计算，2007—2010年生育率平均是1.69。另外，我们也用国家卫计委2017年组织开展的全国生育调查的数据结果进行佐证。该调查显示，35～49岁的妇女平均曾生育子女数为1.68个，其中45岁妇女平均曾生子女数为1.68个，40岁妇女平均曾生子女数为1.65个，这是一个终身生育率指标。调查中45岁的妇女都是2000年以后才进入生育期，她们在结束生育期的时候，平均生育了1.68个孩子。这个生育水平与用教育部门、公安部门数据计算得出的水平基本是一致的。
MSTAR数据集是通过高分辨率的聚束式合成孔径雷达采集到的静止车辆的SAR切片图像，包括多类目标SAR图像数据。实验中，训练样本为17°方位角的SAR图像数据，测试样本为15°方位角的SAR图像数据。在10类目标识别实验中，实验数据包括BMP2，BTR70，T72，2S1，BRDM2，ZSU234，BTR60，D7，T62，ZIL131十类目标数据。采用数据增强对训练样本进行扩充，通过像素平移的方法使得每类训练数据在原有基础上扩充了5倍，10类目标测试与训练数据分布如表2所示。
(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从全球视野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欧洲的平均生育率是1.6，德国是1.47，意大利是1.48，英国是1.87，而加拿大是1.57，日本是1.4，韩国是1.23，美国是1.88，澳大利亚是1.8。如果按照国际学术界认为的总和生育率1.5为“低生育率陷阱”的临界值，那么中国目前并未掉进“低生育率陷阱”。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中国的生育水平做一个基本判断：
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老龄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老龄化具有全球性，二是老龄化过程不可逆。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也一样不可逆转。截至2017年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已经超过2.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7.3%，老年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很多国家的人口总量，预计在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数将会超过美国的总人口数，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3,并且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规模将达到1亿左右。
(三)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强化。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例，目前全国每年大学招生的人数接近800万，几乎占了同年龄组人数的45%。年轻人口中有近一半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的生育愿望和生育水平显然会继续走低。此外，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会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根据人口转型的客观规律，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是必然现象。因此，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挖掘人口素质红利，充分利用劳动力人口素质迅速提高的有利条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用质量换数量。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在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几年里，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已经从5.7年提到了10.3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目前，我国每10万人口中有1.25万大学生，大学生比例已经达到12%。在年轻劳动力当中，近40%接受了高等教育。这些人力资本的积聚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以劳动年龄人口的质量替代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过程是有可能实现的。人力资本高低和劳动生产率高低密切相关，虽然中间有很多的环节，但是大体上劳动力素质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是正相关关系。如果中国劳动生产率能提高一倍，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0%，那8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足以支撑起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再考虑科技进步、人工智能发展、机器人应用等因素，未来劳动力需求可能没有现在这样强烈。从全球视野看，我们还可以通过国际人口迁移与流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应对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所带来的挑战，应当更多地依赖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换代、提高人口素质、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转型，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出下降趋势。根据人口预测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2015年是9.2亿左右，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依然有8亿多，此后还会继续缓慢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妨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经济产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及其经济产出进行比较。2015年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同口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是7.5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9.2亿，但是全部发达国家创造的GDP约50万亿美元，而中国是10.4万亿美元。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还多了1.7亿，但是创造的产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这说明中国劳动力每小时创造的价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根据统计，中国劳动力每小时创造的价值大约为10美元，而发达国家大约为40～ 60美元，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1/6。由此可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虽然是影响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但经济发展更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与经济发展
(五)在总和生育率为1.6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本世纪末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大概接近10亿。考虑到资源、环境、竞争能力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我国人口的总量达到峰值以后逐渐缓慢下行是可以接受的。
(四)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或者说是“自主生育”，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调整的方向。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生育政策对个人生育的调节作用已经越来越微弱。因此，今后的人口政策调整的重点应放在儿童照料、家庭支持、就业保障、公共服务等经济社会方面，努力创造家庭友好型、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力争将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6以上。
三、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
(二)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社会保障提高、收入提高、妇女就业率提高等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全世界发达国家生育率都比较低，包括德国、日本都遵循着这样的人口规律。
过腔在许多研究昆曲音乐的专著中都有不同的叫法，也有学者称之为“拖腔”[2]99。其实，过腔不等于拖腔，两者有区别。
尽管中国老龄化速度也较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2015年的10%上升到2050年的26%，但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及提升速度都高于中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中国台湾地区目前的老龄化水平比中国大陆地区高得多，今后几十年也会一直如此。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是世界上最快，老龄化程度也不是最高的。
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我国人口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趋势，并且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逆转。因此，人口发展战略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应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要正确认识老龄化，对我国未来的老龄化整体进程和特点做出准确判断，对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保持清醒认识。二是对我国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和措施进行探索。既要维持适度生育水平，减缓未来老龄化发展的速度，更要借鉴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成功经验，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构建适应老龄社会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1）听力过程中过分关注每一个听到的语音，单词，短语，句子，争取把每个单词句子都听懂，过分依赖“自下而上”的解码方式，以为单词句子意义就是整体意义的叠加，忽略了“自上而下”的篇章理解模式，无法从整体和语境理解说话者的意图，导致解码失败；
Abstract：Basic judgment of fertility level in China: In the 10 years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the national average total fertility rate should be around 1.6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has increased. The low fertility rate is a global trend; the factors for the low fertility rate in China are still intensifying; "self-determined fertility"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tinuing adjustment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will reach its peak in 2028, and then begin to decline, reaching nearly one billion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The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n the number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To cope with the decline in the size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the strategic focus should be to fully tap the dividend of population quality, strive to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bor force and human capital, replace and cope with the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labor force, and exchange quality for quantity.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is a definite trend of futur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which will not be reversed throughout the 21st centur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should focus on two aspects: one is to make an accurate judgment on the overall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uture aging, and to maintai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aging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other is to explore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aging in China.
Keywords： population situation; population fertility level; low fertility rate; working age population; population quality dividend; population aging
[中图分类号]C923，C924.2，C9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63(2019)01-0013-05
DOI：10.14132/j.2095-7963.2019.01.002
[收稿日期]2018-12-24；
[修订日期]2018-12-29
[作者简介]翟振武(1954—)，男，安徽无为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人口统计学、人口经济学。
[责任编辑：江振振]
标签：人口论文; 生育率论文; 中国论文; 年龄论文; 总和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人口与计划生育论文; 《人口与社会》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