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续创了源自邃古及夏商周（西周）三代的仁学思想，且使之更为深邃和系统化了，孔子拥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视不义之富贵为浮云、虽天下淆乱大道不行而仍然能够不坠青云之志等“铁骨铮铮”的坚毅人格品质。孔子认为具备刚强、坚毅的品质本身即近于仁德或曰仁人，这显然是把人的刚毅品格直接定义为人之为人的重要内容或重要构成要素。孔子“铁骨铮铮”的坚毅人格操守流传至今，有其特殊的启迪价值。
关键词：孔子；铁骨铮铮；品格；道；信仰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孔子人格特征的主色调似乎是温文尔雅、怯懦软弱。如何评价一般人的这种惯常印象？这或许可以有诸多视角，譬如，历史的视角，政治的视角，宗教的视角等。
在《论语·学而》中，子禽与子贡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剖析此段对话，略窥孔子人格特征之大概、藉此判定上述人们惯常印象是否符合实际：
为了避免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流进排水系统之中，造成水质的污染，就需要在毛坯中将管道安装的工程完成之后把每一个管道口都使用建筑上专用的橡皮塞对其进行封堵，使浴缸和地漏以及坐便器等一些卫生器具保证其排水口都是被封堵上[3]。与此同时，为了使卫生器具在安装上的技术能够确保是完善与健全的，在进行卫生器具和坡度施工的时候，进行管道通球的实验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实验过程中的皮球或者木球的直径是管道直径的3/4，这一项实验直到皮球或者是木球在穿过管道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堵塞或者是渗漏的现象方能停止。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1]13
孔子弟子子禽问同样是孔子弟子的子贡：“我们夫子每到一国，必预闻其国之政事，这是有心求到的呢？还是人家自愿告诉他的呢？”子贡回答道：“我们夫子是因为具有温和、良善、恭庄、节俭节制、谦虚礼让的人格，所以世人乐于与夫子分享各国的政事。我们夫子知悉各国政事的方式，总该是异乎常人吧？”①此段译文，参考了钱穆先生的译文，但也有自己的发挥，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先生的翻译。[1]14
子贡，孔子称之为“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并被后世誉为孔门“十哲”之一[2]。而就是这样一位哲人、孔子的高徒，认为自己的老师孔子是：温、良、恭、俭、让。应该说，这种评价是较为中肯或接近实际的。从逻辑内涵及逻辑推导角度上看，从孔子温、良、恭、俭、让这一前提出发，完全可以推导出孔子温文尔雅这一结论，或者说，温文尔雅的人格特征完全包涵在温、良、恭、俭、让的品格之中，此点应无疑义。但是，如果由孔子的温良恭俭让这一前提，推出孔子怯懦软弱或柔柔弱弱，那么，这在逻辑上是推不出的，于理，也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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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温良恭俭让为人处世，这非但不是怯懦软弱，而反倒是自信、内心强大的表现。事实上，从古至今，只有那些高度自信的人，才能遇事温和、淡定柔和、身段柔软；只有那些心胸开阔、心系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才能悲悯群生，真正具有慈悲、良善的情怀；也只有那些具有博爱、谦虚、尊重生命的人，才会凡事谦虚礼让、虚怀若谷、懂得尊重他人。而只有那些充满自信、胸怀天下、有担当、隐忍、礼让、仁民爱物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圣者。
常规检验组准确96例，错误10例，检验结果准确率88.89%，误诊率9.82%，治疗有效率89.81%，失控1，假受控5，真受控率95.37%；PDCA改进组准确102例，错误3例，准确率94.44%，误诊率2.77%，治疗有效率96.29%，失控0，假受控0，真受控率1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道家始祖老子强调“上善若水”（《道德经·8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道德经·49章》），把慈、俭、不争之德当成有道之人必须保有的“三宝”（《道德经·67章》），认为人生真正的强者，属于那些能够战胜自己①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而能“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16章》）、像水一样能够放下身段而“处众人之所恶”（《道德经·8章》）的人。在老子看来，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反而能够“几于道”（《道德经·8章》），即接近大道或曰能够领悟大道之真谛。
曰：“然则从之者与？”
因此他决定和他的团队一起进行一次实验。“当记录开始时，他们紧张地屏住呼吸，”科恩说，“接着实验成功了，他们开始庆祝，绕着屋子边跑边跳。”
根据这样的分析，人们如果仅仅从其温良恭俭让的人格特征出发，想要认定孔子为人怯懦软弱，那绝无可能，也是极其不可思议的。
我们通过仔细研读经典《论语》及相关典籍，实在无法找到孔子的人格特征中显示出怯懦软弱的蛛丝马迹。与之相反，我们倒清晰地发现，孔子有着“铁骨铮铮”的刚毅不屈的品格，其所奉持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人生信念或道德信条，乃是孔子人格特征的主色调，而且，他的这种可谓之君子品格的人格操守，流传至今，始终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无论在生活或事业上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挫折乃至屈辱，都能百折不挠、生生不息、奋斗不已。我们试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众所众知，孔子思想的核心所在即是“仁”，“仁”是其孜孜以求的价值高端。“仁”的实质是什么？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显然，“仁”的实质是一种“公心”、爱人之心，依照中国哲学史学者劳思光先生的诠释，即是“人己等视”、“视人如己，净除私累之境界。此一境界自是一自觉境界，不假外求，不受约制，故孔子又即此以言自我之主宰性。”[3]
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孔子坚定地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在孔子眼里，志士仁人，不会为求生、贪生而伤害仁德，却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别无选择的时候，可以奋不顾身、直至牺牲宝贵的生命，也要成就、捍卫自己的净除私累之洁净的仁厚境界。
就个人行动而言，孔子也是说到做到，绝不为了苟且偷生或为了虚名而损害自身的仁德之道心。《史记》载曰：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根据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考证，上述事件大概发生在孔子47岁那年③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孔子传》写道：孔子年42，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7]。此时的鲁国，“君不君、臣不臣”④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而实际上，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控制着鲁国的国政，即所谓“陪臣执国政”①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朱熹注曰：先王之制，诸侯不得变礼乐，专政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则其失之愈速。[8]223，整个鲁国的大夫及以下的家臣皆僭越正道，毫无循礼爱民的仁德之公心。如果此时孔子接受某位专横跋扈的所谓大夫或大夫之家臣的邀请出来做官，那无疑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只会为以阳虎为首的贪婪暴虐之徒的专断、骄横涂脂抹粉，也必将损害自身仁德之节操，为天下人所厌恶、耻笑。因此，孔子拒绝出仕，绝不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高洁的仁德，退而删修诗书礼乐，并设帐授徒，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
孔子有高官不当，有厚禄不享，为了保持自己高洁的仁德品质，而宁愿忍受清贫，这种品质，我们除了用“铁骨铮铮”来描述，还能找到更为贴切的词汇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是孔子的自我期许及对普天之下“志士仁人”最为一般性的期许。但是，作为一个士人或读书人，在没有获取高官厚禄的情形下，必须面对物质资源异常匮乏的窘境，此时如何自处、如何安身，便特别能考验一个人的涵养、定力或节操。
就孔子而言，即便地位卑微、穷困潦倒、一贫如洗，其“铁骨铮铮”的品格依旧坚定，而没有丝毫的动摇。此即孔子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凋）也”（《论语·子罕》）。
孔子与弟子周游列国，一次去到郑国，“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状其貌曰“累累若丧家之狗”[6]569。孔子在宋国时，还曾遭受宋国重臣司马桓魋的追杀②《论语·子罕》：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6]569，历尽艰辛、险象环生；“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藜蒿之羹，没有米粒）”，真可谓九死一生。《论语》载曰：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1]357
卫灵公只关心军旅之事，其本意也只是关心开疆拓土问题，对于仁道、恢复周礼、化解民生疾苦等事项则毫无兴趣。于是孔子离开了卫国。孔子与弟子一行人等在陈国绝粮断炊，大家都生病了，可谓贫病交加，有些弟子免不了有怨言、牢骚。性子刚烈、耿直的子路就颇为不悦，问孔子：“堂堂君子也会流落到如此这般困窘的田地吗？”孔子答道：“君子固亦有穷时。但小人一旦穷困，便会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而放滥横行了。”君子固亦有穷时，但君子安贫乐道，穷且志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就是孔子面对物质资源异常匮乏、生活陷入窘境时的态度。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谢绍文、赵之德等在浙江绍兴野外采样、试验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王国庆老师在茶叶样品分析中提供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浙江省绍兴市富盛镇御茶村绍兴御茶村茶业有限公司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醳：古通“释”，释放）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6]56
富贵可以满足人的基本的物质生存需求，应该说自有其价值，此点无可否认。但是，人生天地之间，最可宝贵者，乃在于人的精神、在于人的仁德品质。孔子认为，如果富贵的获取，违背了正道、违逆了仁德的起码要求，那么，此种富贵，人们不应眷恋，因为通过不正当渠道所获取的富贵，犹如镜中花、空中浮云、梦幻泡影一般，很容易消散，这种富贵非但无助于人之为人的本质的形成与巩固，反而有损于自身仁德品质。
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君子，如果失去了仁德，那就不是君子了！真正的君子，无论富贵穷达，无论居于何时、身处何地，匆忙急促也罢，困窘奔波也好，都要固守、拱卫、乃至践行自身的仁德。
一般情况下，舍贫穷而求富贵，是为入情入理。但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乃是孔子异常之思，是其“铁骨铮铮”品格的生动表现与杰出之处。
后世战国时期的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气概[9]，显然与孔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①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铁骨铮铮”品格一脉相承。
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孔子“仁以为己任”，捍卫仁德，矢志不渝，誓死不屈，死而后已②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铮铮铁骨，感天动地。
体现孔子“铁骨铮铮”人格特质的，最为基本且具有浓厚信仰色彩的，还在于其对于大道的信仰、追逐与坚守上。我们试看孔子有关“道”的几则叙述：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分田到户以后，之前连接国家与农民的村社集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按当时的设计，农民具有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村社集体为农业生产提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也就是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其中统的重要方面是村社集体有权收取“三项提留”、收取共同生产费，农户需要承担“两工”义务。农村土地是集体的，集体所有土地承包给农户耕种，农户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一般情况下，土地承包给农户15年不变，但村社集体可以依据人口增减、生产便利需要进行调整，“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
需要指出的是，在孔子看来，富贵乃人之所欲，人之常情，其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去获取、追求、以什么样的态度或心态去对待富贵。《论语》载曰：
4) 工况4：考虑安全系数及施工平台强度校核需要，施加自重及风荷载，同时第一、二、三层平台同时超载1.25倍施加荷载，即同时施加均布荷载2.5×10-3 MPa。
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显然，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与老子推崇的“上善若水”、慈柔、不争、谦让的品德，有着深层的一致性。这也反映了真正的圣者，在道德认知与修为上，应是具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或人之存在与仁或仁德应该是同一的，即所谓“仁者人也”②《中庸》引孔子言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4]。“仁者”，即“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5]，仁是一个人成其为人的灵魂或主宰。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仁德仁心，那么至少这个人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了。孔子曾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一个人失去了仁德仁心，人或文明人的标志即礼乐等类，对于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或意义呢？而且，不仁之人，人们如果责备、厌恶他们太过，反而会滋生社会纷乱、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孔子“志于道”中的“道”或曰大道，既然与老子思想中的“道”，有着共同或相通的义涵，那么，孔子心中“道”的义涵，无疑也是指万物运行或万物创生之原动力，同样也是道德价值或社会正义的源泉，或直接就是社会正义或真理本身。关于此问题，可见《论孔子的“出世”情怀》[11]一文。
三国时期何晏等释“志于道”曰：“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10]
“道”，宇宙之正道，高远而深妙，通过自己的感官无法体察其内质。与孔子同时代、年龄略长于孔子的思想家老子亦曾言，“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30章》），又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德经·21章》）；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老子强调“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道德经·30章》）。显然，孔子与老子思想中的“道”，在本质上相通一致。
子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
孔子对于大道求索的痴迷或迷恋劲儿，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显然，“道”，在孔子的心目中，乃是宇宙人生的真谛，其地位的重要性、至尊性，甚而超越了自己的色身。孔子甚至认为，生而为人，如果了悟了大道之真谛，那意味着没有白来世间走一遭，即便为大道献出性命，也无怨无悔。
王蒙先生对于孔子“闻道可死”说，做了非常独到的阐释，他说：“……大道，有时是道德概念，有时是哲学概念，有时是神学概念……但是此处孔子的朝夕之说中，表达了孔子的一种终极关怀、信仰激情，他认为，道比生命还要宝贵，甚至可以说，这是《论语》中唯一的一句带有神学色彩的名言。”[12]
显然，孔子“闻道可死”说中也内在地蕴涵其对于大道信仰的坚定不移。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外在的王侯将相、公卿大夫、三军主帅等人爵③人爵异于非天爵。《孟子·告子上》：“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在孔子看来，那都不过是身外之物，人之为人，最为重要者在于超越性的信仰；人一旦有了超越世俗的信仰，便意味着理得、心安，人才能活得飘逸逍遥自在，而不会为世俗利欲所役使、成为外物的奴隶。有鉴于此，孔子曾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朱熹注曰：“心欲求道，而以口体之奉不若人为耻，其识趣之卑陋甚矣，何足与议于道哉？”朱熹又引程子曰：“志于道而心役乎外，何足与议也？”[8]90程朱以人之衣食为外，而人之心欲求道、志于道更为内在、根本。人之为人当然应当固本强基，衣食乃只是人之附着尔，不能视之太重，否则，舍本逐末，人必将陷入恒久的痛苦不能自拔。所以孔子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子路》），即此之谓也。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或大道，运行于社会人间，核心在于一个“公”，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孔子毕生的心愿与努力，就是要促成大道畅行于天下——当今我们呼唤公道、强调要有主持公道之所之人，或导源于孔子。如果客观社会条件不允许，大道或公道不能畅行于世，那么孔子也绝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决不会背道而行而蝇营狗苟、同流合污。《论语》载曰：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
当代学人李泽厚先生释之曰：“这是孔子和儒学的道家（退隐）面。至苏东坡还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著名词句。不过海上难居，多半退隐山野、水边。后世诗文山水画中的渔樵与半角草堂中的儒生（读书人）常相映成趣。他们与大自然（山水）似乎就代表着、象征着永恒。它们是中国人的本体符号。”[12]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评述的，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思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读书人倘若不得志于官场而仍然能够纵情于山水田园，仍然能够在人与自然的灵性相通中体味平凡生活之美、乃至于平凡中进行美的艺术创造。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易错点提示：①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部分电离;可水解盐溶液中,离子发生微弱水解,如0.1 mol·L-1的乙酸溶液和0.1mol·L-1的乙酸钠溶液。②注意一些特殊的反应,如一氧化氮和氧气不需要条件即可反应,二氧化氮和四氧化二氮之间存在相互转化,合成氨反应等属于可逆反应;铁、铝常温下遇浓硫酸、浓硝酸发生钝化;Fe与水蒸气的反应;铜与浓硫酸反应,与稀硫酸不反应;MnO2与浓盐酸反应;N2、NH3与O2反应生成NO而不是NO2;S与O2反应生成SO2;Fe、Cu与Cl2、S的反应;硝酸是强氧化性酸,参与的反应不会生成H2等。
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面，或许李先生并没有注意到，除了从字面上去理解孔子“乘桴浮于海”这一说法外，我们还可以借用佛教“表法”的概念，即“乘桴浮于海”除了具有表面具象坐实的纵情山水意思外，更重要的，它还表征着或意指过一种体制外的平凡生活，譬如考察研究、私人讲学、治学、文化创作等。
根据历史上的事实情况看，孔子在野或退隐时期，并没有消极沉沦，反而以极大的勇气周游列国以总结、构创、传授、传播其仁学思想体系，以及潜心于经典的修订、删繁就简、注释等编辑工作，并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赋予其新的义涵—一个自成体系的儒家学说，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得以诞生。[13]
同治四年(1865)正月初一日，“塔城汉回苏玉得等纠约回众，勾结附近哈萨克，持械进城，抢掠马匹、杀伤官兵、抢去库存枪炮等物”，[注]《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7，同治四年六月壬寅条。塔尔巴哈台回民起事从而发生。正月初三日，石金斗、米庆等人“诡为哭诉，训悔为由”，更是以镇压回民军为名，将锡霖、博勒果素和粮饷处章京富勒斐图等人请到城西南礼拜寺。一齐开枪杀死了锡霖、博勒果素、理事通判音登额、主事富勒斐图和诸多清官兵。[注]魏光焘编：《勘定新疆记》卷一，文海出版社，第3-4页；《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7，同治四年六月壬寅条。
据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自己都认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像其弟子子路那样为了心中的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性命那样的勇气，原因在于，大道不能在体制内实行，但是，又不放弃对大道的信仰、追求，这显然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付出更大的代价、做出更多的牺牲，就像唐代高僧、被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①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4]的唐玄奘，在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支持和帮助的情形下，毅然信念坚定，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不惧生死的精神，只身混杂在流民之中，越过边境，深入茫茫西北大漠、戈壁，翻过崇山峻岭，行程五万里，经历艰难险阻，终于抵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得佛经②玄奘大师自道西行之志曰：“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师，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能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自当继之。”玄奘于是陈表西行，在未能获准的情况下，冒险出发西行，经历艰难险阻，终于大功告成……《释迦方志》：“沙门玄奘以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引者注），自吊形影，西寻教迹。”[15]。从这个角度分析，天下大道不能实行而孔子毅然选择“乘桴浮于海”、在缺乏“体制的力量”支持下践行大道，这显然透出孔子人格特征中内蕴着绝不向命运低头、不忘初心、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乃至“知其不可而为之”③《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早上看守城门的人）曰：“奚自（从哪里来）？”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的“铁骨铮铮”的坚毅基质。
四、余论
或许是由于孔子向鲁君提出的政治见解触动了统治阶层的利益，抑或是别的缘由，鲁国大夫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孔子弟子子贡予以了坚决的回击，而且透过这一回击，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子贡对自己老师的深情厚谊及无比尊崇。《论语》载曰：
汪安南：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后，水利部党组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精神，从统筹深化水利改革、助推水利跨越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决定在规划计划司设立改革处，统筹推进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2013年，在积极推进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同时，规划计划司还开展了以下工作：
[21]刘悠翔：《东南亚才是中国网文的海外第一粉丝团》，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740，2017年3月24日。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
孔子作为一位老师，在自己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或地位犹如太阳月亮般崇高，这或许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绝无仅有。
五、人文关怀对围术期麻醉与镇痛的意义。随着麻醉学向围术期医学的发展，人文关怀成为围术期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国临床麻醉医生手术多压力大，有时经常会忽视与患者沟通的重要性。另外许多年轻医务人员在平时就疏于自身人文素质建设，从而导致根本不知道如何对患者实施人文关怀。这种种因素使得医务人员在患者诊疗中没有给患者创造出好的人文关怀环境氛围。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应贯穿于整个围术期，包括术前访视的宣教，入手术室麻醉前的安慰，术后的访视等，这不仅是麻醉医生和医护人员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积极的人文关怀，可以提升患者身心的舒适度，减少医患矛盾。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引佚名诗人言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16]此评价或许稍显夸张，但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古人对孔子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仰。
仔细推究起来，孔子之所以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即被尊称为“天之木铎”、“天纵之圣”①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并在其弟子心中的地位如日月般神圣、不可逾越，这不仅因为孔子续创了源自邃古②《天问》：“曰：遂古（远古。遂，通“邃”，遥远。）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17]及夏商周（西周）三代的仁学思想，且使之更为深邃和系统化了，更在于其拥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视不义之富贵为浮云、虽天下淆乱大道不行而仍然能够不坠青云之志等“铁骨铮铮”的刚强坚毅的人格品质。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孔子赞赏刚强、坚毅的品质，认为具备此种品质本身即近于仁德或曰仁人。这显然是把人的刚毅品格直接定义为人之为人的重要内容或重要构成要素。
孔子仁学思想体系，作为“文化自信”的源泉或“文化自信”思想支撑之一，被广泛研习、弘扬孔子“铁骨铮铮”的坚毅人格操守，还有其特殊的启迪价值：
（1）孔子主张“仁者人也”，即是说，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在于有仁德、仁爱或曰慈悲之心。孔子极力反对“豁出”仁德求取自身安逸的物质生活，誓言为了人的尊严或本质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豁出一己之性命。这种“铁骨铮铮”的刚毅品质，能够舍生忘死挺身而出。例如，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第一的文天祥，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诗句，传颂至今。显然，文天祥舍生取义、英勇就义壮举，是孔子刚毅人格在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个生动的现实倒影。
反观当今极少数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③何谓精致的利己主义？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认为：“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钱教授还说，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18]，尽管身居高位，或许还是高学历高职称人士，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而不惜突破或放弃做人的基本底线，冒天下之大不韪，譬如，暗中保护或参与毒品的制售，纵容“毒奶粉”、“毒大米”、“假疫苗”等的泛滥，大肆贪污、挥霍扶贫救灾款项，毫无顾忌地非法排放有毒废水废气废渣，等等，这些人罔顾党纪国法，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可谓草菅人命，罄竹难书。这些人哪有一丝仁爱、悲悯之心？孔子奉行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铁骨铮铮”刚毅品质，对于这些利欲熏心、天良丧尽的软骨头们，乃至对于某些身居高官要位的人士，难道没有某种警醒和心灵震撼效果吗？
（2）孔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还面临着危险分子的恐吓或变相追杀，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孔子非但不向各种外在诱惑及黑恶势力低头、摇尾乞怜，而毅然能“临难而不失其德”，并能保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的悠然淡定、气定神闲。孔子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志于道”、“守死善道”④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于其对于大道⑤楼宇烈先生认为，“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某种意义上将之称为“道文化”也不为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是明道、行道、传道，其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证道为根本。各种技艺也都以“载道”为内涵，以达到这种“道”作为它的最终究竟。[19]有着执着、坚定、毫不动摇的信仰。真可谓“铁骨铮铮”！
4.增强教材的趣味性，做到图文并茂。课文内容的设计要生动、活泼，避免那些陈旧、乏味、平淡、沉闷的东西以及太多的书面语，语言规范、优美的同时贴近生活交际。
然而，世上有道而有人却不修道、不弘道⑥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不走正道，其结果只能背弃正义、远离大道①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礼记·中庸》）。当今社会那些是非不分、重物质轻精神、见利忘义的软骨头，其所以误入歧途，走上歪门邪道，直至走上人生不归路，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或许在于缺乏坚定的超越性的精神信仰、理想信念丧失、毫无底线意识、毫无敬畏之心，最终导致人格懦弱、行为失范、肆意妄为、最后走上无恶不作的绝路。如果我们能够认真仔细聆听先哲孔子的教诲，重温其对于大道的坚定信仰及其“铁骨铮铮”的刚毅品格，这对于我们重塑精神信仰、坚定理想信念、守住道德底线，难道不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有益的启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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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fucius’ Upright Character and Morals
XU Chun-g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Jiaying University，Meizhou 514015，China）
Abstract:Confucius was known as a wise man,who played a highly important role in his students minds.The reason is because he extended and systemized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 from the Xia,Shang and Zhou dynasties.He believed a man of virtue would not seek to live at the expense of injuring their virtue,and considered ill-gotten wealth as illegitimate.Even though the world had lost its justice,his ambition did not fall.Confucius thought that brave and sturdy men are good people,and those morals are significant in humanity.After two thousand more years,Confucius’philosophy still has an effect on countless people.No matter how difficult,frustrated and disgraced people’s lives become,they can overcome all obstacles.Nowadays,Confucius’ upright character and morals has special values.
Key words:Confucius;upright ;character and morals ;Tao ;belief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2X(2019)04-0031-07
收稿日期：2019-02-2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庄子价值哲学研究》（GD11XZX03）；2017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院招标课题《儒释道与客家文化关系研究》（17KYKT14）。
作者简介：徐春根（1964-），男，江西吉安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先秦哲学。
责任编辑：陈火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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