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研究
摘 要：基于作者在中国西部一所县城中学以简单随机抽样方式获取的数据，运用OLS线性回归模型，本文考察了家庭、学校、侪辈以及互联网对中学生群体摇曳的性观念与态度，以及性价值观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与学校对于中学生性观念、性态度以及性价值观均未呈现显著作用。而侪辈对中学生的性态度，互联网对中学生的性观念与性价值观呈现显著影响。从扩展个案方法的理路来看，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在更广阔的西部地区县域中学生群体中呈现出一定意义。
关键词：性价值观；性教育；青少年；个案扩展
一、问题提出
长久以来，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议题都有特别关注，并于1978年颁布了第一部有关青少年性教育的政策性文件—《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生理卫生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将面向生理知识的性卫生教育作为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的重点［1］。1994年，联合国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其会议文件《行动纲领》将生育权延伸为生殖健康，并强调了向青少年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重要性。受此文件影响，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政策逐步转为面向社会问题的性健康教育，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于21世纪初将性安全教育一并纳入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体系［2］。但研究显示，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情势依旧严峻，仍存在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缺乏、未婚妊娠、不安全性行为等现实问题［3］。这些问题从侧面反映出青少年在中国社会极速发展变化的当下，面对性与生殖健康系列问题时，内心的摇曳、迷茫与困惑。所以，探究青少年的性观念、性态度及其性价值观，就成为探究上述问题的首要任务。
当然，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在广阔的“青年”范畴内，有必要将青少年（年龄介于13～19岁之间）与低年龄成年人（年龄介于20～24岁之间）区分开来，因为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心理和健康问题可能不一样。为此本研究关注于13～19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群体。进一步考虑到，中学生作为青少年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群体，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已有研究中更多关注其对于性知识的了解程度和其外在表现的性行为，却少有将驱动其外在行为的主观态度作为研究重点；另一方面，由于客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限制，相较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当中国西部中学生群体面临生理和心理发育割裂所带来的困惑时，他们所能获取的来自于家庭、学校的帮助途径更为有限，或是更多地受到侪辈群体与互联网的影响。本研究拟将西部中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选择中国西部的一所县城中学作为具体调研地点以获得调研数据，并以此中学作为个案，探究出家庭、学校、侪辈及互联网对中学生群体性观念、性态度及性价值观的影响，并在扩展个案方法的理路之下，尝试将本研究的发现在更广阔的西部地区县域中学生群体中呈现出一定的意义来。
综上，中国音乐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音乐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与其他产业相互融合，不断推陈出新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二，支持原创音乐，大力扶持音乐人，鼓励创作者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第三，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对音乐的体验不断产生新感觉，如双声道3D环绕立体音乐等。第四，重点投资大型音乐产业项目，如格莱美音乐主题基地项目、成都西部音乐灯光公园项目等。此外，除本文提到的音乐产业外，它还将不断吸收新技术、融合新元素，呈现出更多的新领域。
二、文献综述
大部分国家将青少年性行为作为越轨行为看待，传统越轨理论认为越轨者是社会弱者，其越轨行为常常是一种被动选择。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在研究青少年性行为相关议题时提出的“社会代价”理论观点则认为，越轨行为是行动者的一种主观性策略选择，即行动者依据社会规范，权衡行为代价之后，通过主观而理性的选择做出的主动行为［4］。而青少年对于性的观念与态度则影响了他们面对相关问题时的行为选择。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一方面以性器官发育为标志的生理成熟，而另一方面以自我认知为标志的心理却并未成熟，身心发展不平衡导致其在做出行为选择时的态度摇曳。有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中国青少年所接受的性教育和咨询服务仍有较大缺口，青少年对于性教育与性知识的需求十分迫切，但又羞于正视并提出自己的需求，而这一现象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更为明显［5］。此外，在信息全球化趋势及外来文化的冲击背景下，青少年在传统家庭生活中习得的性保守观念受到挑战，社会上的性开放态度被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接受并作为行为基础。但这种新旧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别往往会造成激烈的冲突，进而导致了青少年性观念与态度形成时期的无所适从［6］。另有研究表明，即便在持开放观念与态度的青少年中，这种开放观念与态度又由于地区、年龄、性别、家庭环境等因素不尽相同，且并不排除仍有部分青少年观念与态度模糊［7］。
在现有政策和教育体制下，学校提供性教育课程或专项讲座仍被视为是青少年性教育和性知识的主要获得渠道，对于他们的性观念与态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是大部分青少年所认可的获得性知识的来源渠道，但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局部调查中，教师对于学生性教育参与度并不够，还存在主观回避的现象，同时，相较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青少年的咨询主动性更低、获得合理咨询的成本更高［8］。此外，除了学校教育，互联网、电视、报刊、书籍及侪辈群体对于青少年性观念的影响不容小觑。徐莉等的研究表明，报刊书籍、同学、朋友在青少年性知识来源中居于前三名，仅次于学校教育的影响，并且在男中学生身上体现尤为明显［9］；张立英等的研究则更进一步，其结果显示，网络、书籍、报纸、电视等媒体不仅是青少年获取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也是青少年更为偏好的知识来源途径［10］。但同时应看到，互联网及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生殖健康观念的传递良莠不齐，在中国语境之下，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传统性观念受到的冲击也更为强烈。故而，西部地区青少年在种种教育和环境中形成的性态度值得引起重视。综上，我们将从家庭、学校、侪辈群体和互联网四个角度回顾已有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来自问题“父亲或者母亲与你交流性与生殖健康的状况是”。答案为：几乎不交流（1分），不太交流（2分），一般（3分），交流较多（4分），经常交流（5分）。根据数据的实际分布情况及统计分析对数据的基本要求，我们在计量时将其合并为“有交流”（原始答案中的“一般、交流较多、经常交流”）和无交流（原始答案中的“几乎不交流、不太交流”）。“你学校是否开设过青春期教育、生殖健康教育或性教育相关的课程？”答案，是或者否。“据你所知，你的同学或朋友是否有过婚前性行为？”答案为没有、个别现象、少部分、较普遍、不知道。根据数据的实际分布情况及统计分析对数据的基本要求，我们在计量时将其合并为“有”（原始答案中的“个别现象、少部分、较普遍”）和“无”（原始答案中的“没有、不知道”）。“你所了解的性知识主要来自于网站？”答案为是或否。控制变量包括受访学生的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是否住校、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居住模式、父母职业。
Abemaciclib已获得美国FDA优先评审资格，拟申请2个适应证。（1）既往接受过化疗和内分泌治疗的HR＋和HER2-的晚期转移性乳腺癌单药abemaciclib治疗；（2）abemaciclib与氟维司群联合应用于既往接受内分泌治疗出现疾病进展的HR＋和HER2-的晚期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其抑制CDK4和CDK6活性的IC50值分别为2 nmol/L和10 nmol/L[3]。研究显示，abemaciclib可以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因此增加了治疗原发性或转移性脑癌的可能性[9]。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中采用了青少年性心理健康量表，该量表包括3个分量表，分别是性认知分量表、性价值观分量表、性适应分量表［23］。本研究使用其中的性价值观分量表（李克特LIKERT五分量表形式），包括2个因子：性观念因子和性态度因子。性观念因子包括以下5个条目：我认为性是万恶之源；我认为手淫是病态的、下流的；我认为性是肮脏的、羞耻的，见不得人的事；我认为性幻想、性梦是一种不道德的现象，是令人羞愧的；我认为应该坚守中国传统的性禁锢、性压抑的观念。性态度因子包括以下4个条目：我认为自己周围的人都谈恋爱了，而自己没有谈恋爱就很没有面子；我认为性可以作为换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我认为应该崇尚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性解放、性自由；我认为谈恋爱是寻求刺激或摆脱孤独。每个因子得分由各项得分加总后除以条目数而得的平均数作为最终分值。得分越高，其性观念、性态度、性价值观愈开放。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由作者于2017年5月下旬在中国西部某省的一所县城中学搜集。在当地教育局的协调下，作者从该校的教务处取得了该校学生名单，经由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从名单中抽中530位学生。这些被抽中的学生由研究助理带到学校提供的会议室匿名填写问卷。为了保证问卷填写质量，研究助理要求进入会议室的每一组学生保持一定距离入座，并强调调查会按照国家统计法的相关要求，其数据只用于学术研究，并不会向其老师、父母或者其他的第三方透露任何个人相关信息。问卷回收率95.6%，有效问卷506份（242位男生和264位女生）。样本的年龄均值为17.70岁，其中标准差为1.31岁，值域为15～19岁。
学校的性教育则一直被视为是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16］。潘绥铭等的研究显示，学校教育在教授部分性知识（如月经、自慰等）上是最有效的教育手段，同时，加入了性道德内容的性教育对于青少年的性态度以及性行为选择有重要影响，能够大大降低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的比例［17］。但也有研究发现，尽管学校性教育对于提高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具有重要作用，但很多学校在提供相关课程、讲座时，涉及性及生殖健康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内容太少，导致了学校性教育应发挥的作用大打折扣［18］。
本研究所有的统计分析都基于STATA14.0进行。在分析中，我们首先基于频数、百分比对分类变量进行描述，基于均值与标准差对连续变量进行描述。其次，基于响应变量的性质，本研究对中学生的性价值观、性观念和性态度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并借用逐步回归的思路，将解释变量依次纳入进行分析。只是，考虑文章篇幅，在后续的结果分析呈现中，我们只呈现性观念、性态度与性价值观三者在纳入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后的最终模型结果。
各卷在分别展现改革开放40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外交、执政党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及成就的同时，也互相呼应，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换言之，每一卷都是改革开放40年一个发展侧面的例证，而合并起来又可以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叙述。比如外交卷，编者将我国外交事务单独编成一卷，记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也体现了40年间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与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的。一部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外交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史、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对外关系领域的投射和缩影。
互联网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份针对上海市的调查结果显示，67.4%的男生和59.5%的女生从互联网上获得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知识技能，互联网成为上海市青少年实际获取相关问题帮助的最主要途径，也是青少年倾向于获得帮助的途径［20］。一方面，互联网因具有私密性、便捷性、低成本等优势，在影响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观念上能够发挥有利影响。有研究表明，互联网提高了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并促进青少年针对相关问题态度的积极转变，使他们面对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时，趋于保守和理性（如婚前性行为、避孕问题等）［21］。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调查结果表明随着浏览性信息频率的增高，青少年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同步增高，经常在网络上浏览性信息的青少年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是未上网浏览相关信息的青少年比例的4.18倍［22］。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谭传华“阴谋”第四计：置之死地而后生。一次他出差在外，到寺庙游览时突然灵机一动，买了一堆僧袍、佛经带回家。这下终于把范成琴唬住了：丈夫莫非要出家当和尚？看妻子被吓傻的表情，谭传华暗自在心底得意，正准备摆出“快用保证书来劝阻我”的姿态，范成琴却红着眼圈挨个给亲友打电话：你们快来劝劝传华，他想不通，要出家了！
2.变量设置
（2）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
家庭是否开展、如何开展早期性教育对于青少年性观念与态度的影响重大。一般认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青少年的性态度。有学者提出，父母的文化水平较高，更有可能实施准确、恰当的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11］。但这一观点在实证研究中遭到质疑，高歌等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于青少年在婚前性行为和生育控制等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显著影响［12］；程静的研究也支持了这种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父母的职业会影响到青少年的性态度以及性行为，父母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婚前性行为［13］。此外，亲子沟通效果也是影响青少年性态度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亲子间情感交流不足时，会降低青少年遇到青春期困惑时向父母求助的比例，进而影响到子女对于性的观念与态度［14］。在家庭教育中，母亲相对于父亲承担了更多的性教育责任，但父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能正向预测青少年性心理健康水平［15］。
（1）响应变量
在如今的经济市场中，施工企业只有重视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树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理念，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新的财务管理理念，不断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才能帮助施工企业在经济市场中有立足之地。
诚然，微信作为一个全新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英语课堂增色不少，但我们必须清楚微信只能辅助教学，而非主导教学。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于自控力不强的学生而言，微信容易干扰他们的学习，导致学生学习状态松懈，注意力不集中，从而降低了学习效率。对于此，除了正常的课堂教学外，笔者在应用微信辅助教学时，会将各班分为三个学习小组（按照学号先后），每组选定小组长，实行“组长责任制”。课堂上，学习小组进行“限时学习、限时提交、及时评论”，课堂外，学习小组进行“互相监督，互相点评，互相进步”的学习模式，以便提高同学们的积极性，增强集体感和竞争感。具体操作如下（图2）：
表1：变量描述统计表
百分比% /标准差响应变量性观念 3.63 0.85性态度 3.84 0.80性价值观 3.73 0.57解释变量父母性健康交流 1.36 0.67学校性教育 有 421 86.45无66 13.55同学/朋友婚前性行为变量 频数 /均值有194 38.42无311 61.58主要从互联网获取性知识293 62.08否179 37.92控制变量性别 男 242 47.83女264 52.17年龄 17.70 1.31独生子女 是 255 49.90否256 50.10住校 是 78 15.98否410 84.02是小学 24 4.85初中 232 46.87高中 142 28.69大专 58 11.72大学本科及以上 39 7.88父母同住 父母同住 215 44.98父母未同住 263 55.02父母教育父母职业无业 24 5.01低社会经济地位职业 338 70.56
续表
注：（1）父母受教育程度以父亲与母亲中最高教育程度为取值；（2）家庭居住模式以与父亲或母亲中一位或两位同住为同住，与父母亲均不同住为非同住；（3）父母职业以父亲与母亲中最高职业地位为取值。
百分比% /标准差父母职业 高社会经济地位职业 117 24.43变量 频数 /均值
3.统计方法
侪辈群体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上升。一方面，家庭和学校在性教育方面的缺失导致了青少年只能选择其他渠道了解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另一方面，侪辈群体是青少年接触时间最长、互动频率最高、关系最密切的群体，故而，青少年在面对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时，倾向于向同学、朋友求助。研究表明，青少年迫于从众压力，不得不做出与侪辈群体相同的举动［19］。因此，个别青少年的行为和态度会对其他青少年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形成青少年关于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亚文化。
四、结果分析
在对中学生性观念、性态度与性价值观有影响的个体、家庭等变量进行控制的前提下，我们具体分析了家庭（与父母关于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交流）、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侪辈（悉知其同学或朋友的性行为）及互联网（将互联网作为性知识获取的主要渠道）对中学生性观念、性态度与性价值观的影响。在分模型的结果中，随着解释变量的逐步纳入，模型解释力度均有所提高，但是如我们在前述“统计方法”部分所讲，这里的回归结果呈现只是纳入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后的最终模型结果（见表2）。
表2：性观念、性态度与性价值观的OLS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响应变量解释与控制变量性观念 性态度 性价值观模型1 模型2 模型3解释变量父母性健康交流 0.036 0.005 0.013（0.072） （0.067） （0.050）学校性教育 -0.036 0.013 -0.017
续表
注：†p＜0.1，*p＜0.05，**p＜0.01，***p＜0.001；括号内是标准误。
响应变量解释与控制变量性观念 性态度 性价值观模型1 模型2 模型3（0.061） （0.057） （0.042）同学/朋友婚前性行为 0.102 0.227** -0.052（0.090） （0.084） （0.062）从互联网获取性知识 0.312*** 0.129 0.109†（0.093） （0.087） （0.064）控制变量性别（女性=0） 0.176*0.445*** -0.092（0.089） （0.083） （0.061）年龄 0.030 -0.013 0.023（0.036） （0.034） （0.025）独生子女（0=非独生子女） 0.081 -0.067 0.067（0.094） （0.088） （0.065）住校（0=不住校） 0.127 0.177 -0.012（0.121） （0.113） （0.083）父母教育（0=小学） 0.000 0.000 0.000初中 -0.217 -0.077 -0.086（0.210） （0.196） （0.144）高中 -0.208 0.059 -0.130（0.220） （0.205） （0.151）大专 -0.387 0.161 -0.282（0.256） （0.238） （0.175）大学本科及以上 -0.325 0.180 -0.228（0.270） （0.253） （0.186）父母同住（0=无） -0.179† -0.155† -0.025（0.095） （0.088） （0.065）父母职业（0=无业） 0.000 0.000 0.000低社会经济地位职业 -0.199 -0.310 0.019（0.260） （0.232） （0.178）高社会经济地位职业 -0.057 -0.202 0.046（0.278） （0.249） （0.190）常数项 3.389***2.502***3.438***（0.749） （0.697） （0.513）样本量 388 384 381 R方 0.083 0.147 0.032
从表2中的模型1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学校、侪辈对中学生性观念没有显著影响，而将互联网作为性知识获取的主要渠道对中学生的性观念有显著影响，如果以互联网作为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则中学生性观念更趋于开放，其值增加0.312分。从模型2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学校、互联网对中学生性态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侪辈对中学生的性态度呈现显著影响。如果悉知同学或朋友有婚前性行为，则中学生性态度愈加开放，其值增加0.227分。从模型3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家庭、学校以及侪辈对中学生性价值观均没有显著影响，而互联网对中学生的性价值观呈现显著影响：如果以互联网作为性知识的主要来源渠道，则中学生性价值观愈加开放，其值增加0.109分。
综合看来，家庭与学校对于所调查的中学生的性观念、性态度以及性价值观均未呈现显著作用。这也与之前的一项针对西部中学生的质性研究发现一致，即在这些地区家庭和学校的性教育是缺失的或是失效的［24］。有研究表明，在多数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学校也多不能配备专业的教师承担性教育课程，这使得这些学校即使提供了相关课程，也多是流于形式，并未在课程中植入针对性的、中学生所需的性与生殖健康专业的内容［25］。从本研究也看到，对这所中学学生的性观念、性态度以及性价值观起显著作用的是侪辈群体或是互联网，虽然起作用的路径不一样，比如互联网对性观念与性价值观起显著作用，侪辈群体对性态度起显著作用。但这与前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即包含中学生在内的青少年群体在性的维度日益上升的是面对侪辈群体无形的从众压力［26］，而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学生来说，其性知识的主要获取路径还是互联网［27］。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虽然只是立足于西部一所县城中学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定量分析，但若我们将所调查的这所县城中学整体作为一个个案，即使不能如社会学家涂尔干一样，因为有失偏颇地主观假定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同样严格的法则和规律，就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个案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实践扩展个案方法的理路，即走出个案自身的狭小范围，转而站在宏观场景观察具体的日常生活，并由具体个案反观宏观因素。在中国城乡二元与区域三元（传统的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划分）背景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文化相对保守的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这些地区县域范围内的中学生群体可能具有与本研究所发现的一致或是相似的家庭、学校、侪辈及互联网对他们的性观念、性态度及性价值观的影响：家庭与学校在这些中学生的性成长过程中并未呈现出应有的作用，或是出现了缺位，而侪辈与互联网则在这些中学生的性观念、性态度，乃至性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出现，而这二者的影响，因为家庭和学校在教育和引导方面的缺位极易造成负面影响，在中国语境之下，就如本文计量研究发现的，可能对这些学生群体产生出与中国文化有所冲突的偏向西方国家的开放的性观念、性态度乃至性价值观。
而在当下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尤其是在诸多如本研究调查中学一样或是相似的县城中学里，多数学生来自小镇以及农村，他们的父母因为生存之故，东南飞到中国较为发达的地区务工，因此造成这些学生的家庭关怀缺失，同时，在中国客观的教育不均等背景之下，这些学生所在的学校更多的关注点在于面向高考的应试教育，缺少对这些学生群体在性及生殖健康方面关照的能动性。因此，这些西部县域中学生的性成长，在缺少家庭和学校的健康引导之下，与其侪辈群体一起形成一种自我的性成长，这种自我的性成长也因为他们与同学朋友的交流往往受到青少年生理、心理不成熟的局限，出现对于信息的筛选和辨识难以保证的缺陷。另外，在信息社会的当下，这种与侪辈群体的自我性成长还伴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工具性呈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中学生群体最多，占比达24.8%，这反映出，互联网已经成为学生群体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是互联网作为工具带给学生们的信息往往良莠不齐，在性与生殖健康的维度，甚至存在大量通过色情有害信息博取点击率和关注度的现象，这定会对这些学生群体正在形成的性观念、性态度产生不良影响。
进一步的讨论还在于，在中国低生育背景之下，纵然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更多的家庭依旧会是在现实理性之下采取一孩的生育计划并践行之［28］，那么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未来中国之发展尤其要依赖于年轻一代普遍性的健康成长，而性健康恰是这个群体健康成长中最为重要的维度。那么，国家理应对他们形成现实的关照，通过合适的政策和实务介入，激发家庭、学校等应有作用的出现，帮助他们在摇曳的青春时期，摇向积极与健康的方向，形成健康的性价值观。另外，考虑到中国西部存在，并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存在的经济整体发展滞后，低收入家庭较多，并由前两者造成的家庭代际分离情况较为普遍之现实，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这些学生群体，其家庭的缺位将是一种被动的使然，那么政策维度之下，在这些地区可能更需要强化学校的作用，比如政府通过相应的专项资金的注入，帮助这些学校开设专业性的性教育课程和拓展课程所需的人力资源，毕竟系列研究已表明，学校提供有效的性教育课程对于学生形成健康的性价值观有最为直接的积极作用［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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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系2018江苏共青团资助课题“事实孤儿群体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也得到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资助］
郭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田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汪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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