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磊:周恩来旅欧时期青年教育理念探析论文

刘光磊:周恩来旅欧时期青年教育理念探析论文

【摘要】旅欧时期是周恩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投身革命事业的开端。在领导中国共产党旅欧党团组织期间,他结合实践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年教育理念:重视青年党团员发展、注重宣传工作、深入青年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等。这些理念符合旅欧党团的发展需要,对于党的早期组织建设、扩展党的群众基础以及培养革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坚持思想建党、紧扣时代使命和坚持群众路线的理念更是新时代做好青年教育工作的重要保证、关键所在和内在要求。

【关键词】周恩来 旅欧时期 青年教育理念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青年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当今,学术界对他的青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参加黄埔军校后的阶段,而研究其旅欧时期相关活动的则比较少。从1920年11月到1924年7月,周恩来为求得救国之道,赴欧洲勤工俭学。这一时期,他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仰,并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欧党团组织。旅欧党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面对的是数以千计从国内到欧洲的青年学生和华工群体。作为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人,周恩来在旅欧青年中开展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这些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实践为发展旅欧党团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日后形成系统的青年工作思想提供了支撑,也为党的青年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一、周恩来旅欧时期青年教育理念的要旨

周恩来旅欧时期关于青年教育的相关理念主要体现在其撰写的书稿、工作报告及工作实践中,其要旨包括以下几方面:重视队伍思想建设、注重宣传工作、深入青年群众、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等。

(一)重视队伍思想建设

中国共产党初建时,组织力量薄弱,没有办法组建起专业从事青年教育的队伍,因此,组织青年、教育青年实际上是整个党团组织的共同职责,分担在每一个党团员的肩上。旅欧党团成立时,党团员普遍都很年轻,思想认识尚不成熟,周恩来基于扩展党的青年群众基础和“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考虑,高度重视对青年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两方面的主张。

一是构建理论学习平台。1921年2月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周恩来长期领导旅欧党团组织的工作,在加强党团员思想教育方面,他高度重视理论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旅欧党团组织的主要工作是“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1]。为此,他在旅欧党团组织内部搭建起专门的学习平台,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并出版了内部刊物《共产主义研究通信集》,后又主持创办了侧重于对内教育的机关刊物《少年》。周恩来指示《少年》刊发了大量马列著作的译文,并刊登了一些介绍革命导师生平及其学说的文章,方便团员们对马列主义进行学习研究。同时他也亲力亲为,先后在《少年》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评胡适的努力》等多篇文章,向党团员们灌输了“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2]等革命观点。

二是为理论学习“建规立制”。当时旅欧党团员们为生计每天要劳动十余个小时,这种条件下如何确保党团员的理论学习工作落到实处,周恩来主张要建立保障理论学习的规章制度。1923年,在他的提议下,“本团于执行委员会之下设共产主义研究会,凡团员均须加入研究会”[3]这一条例被写进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从规章层面上明确了旅欧党团员参加理论学习工作的必要性。在制度层面上,他为旅欧党团制定了定期学习交流会制度。当时中共在柏林的党组织“党员们每星期举行三次讨论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学习和讨论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4],在比利时的党组织也是每周都事先布置好学习内容,给大家指定一些书籍看。一到星期六,吃了晚饭就开会,联系实际,畅谈学习体会[5]。同时他还组织人手编写了马列主义的教材,并“出了题目要大家回答”,构建了一套简单有效的学习考核机制。周恩来重视青年党员思想教育的理念,这在党内是具有开创性的,这一理念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6]的思想高度契合,既有助于提高旅欧党团员的思想水平,也为开展党的青年教育工作提供了一支思想先进、理论水平过硬的优秀队伍。

(二)注重宣传教育

三是同错误思潮作斗争。当时在旅欧青年中,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很大,为旅欧党团组织的青年工作带来了很大困扰。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同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的这一主张彰显了我们党的战斗精神,破除了错误思潮对青年的影响,有力维护了党的革命事业,特别是在同国家主义派的论战中得以充分体现。国家主义派也称醒狮派,旅欧青年中的国家主义派以曾琦、李璜为首,他们以《先声周报》为喉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特别是在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进行了抹黑和攻击。周恩来对此予以了坚决的回击,他在《赤光》上接连发表了《革命救国论》《论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问题》《救国运动与爱国运动》等多篇文章,详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在中国已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的情况下,能“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13];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并非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改变”[14],而是推动国民革命的必要条件,并且共产党人认为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合作推翻封建阶级的国民革命只是革命的第一步,国民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还要进行“打破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整个论战过程中,周恩来坚持斗争到底的原则,体现出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革命事业的坚强态度,有力促进了革命思想在旅欧青年中的传播,扩大了党在青年中的影响。当时有读者在这场论战中受到感召,致信《赤光》社称赞其是“唤起我们同志的青年共同结合起来跟强权奋斗”的先锋[15]。

当下整体建筑行业发展势态明朗,其工程质量相较于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安全问题仍旧是所有人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因为只有确保施工活动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开展才能够保证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工程质量,另外也只有这样各项施工程序才能够循序开展。建筑行业要想努力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就要在完善相应安全施工管理体系之下进行,并且将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意识提升上去,确保每一个施工环节都是符合规范与要求的。总的来说相关建筑企业要想保证工程的有序发展就要加强施工管理,以此提升建筑质量与安全。

二是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马列主义理论。周恩来认为,对青年群体的宣传教育应以爱国主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容。他在个人撰稿和旅欧党团组织的宣传工作中都坚持了这一原则。在为《益世报》撰写欧洲时事通讯时,他多次警示国人:“报复侵略,仍为国际中重要条件,肆行无忌”[8],在以大欺小、实力至上的国际社会中“岂尚有吾积弱之国发言地耶”[9],意图唤起青年人的救国之心,并多次在文中号召青年反对侵害国家利益的“中法借款案”和其他不平等条约。旅欧少共成立后,他以“传播共产主义学理”[10]为宗旨创办了《少年》期刊,后又为“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11]而将其更名为《赤光》。遵照这一宗旨,周恩来与旅欧党团员们发表了大量富有马克思主义哲理并具有浓浓爱国情怀的文章,使得这两本刊物成为旅欧青年中的思想旗帜。当时有读者作了一首同名诗,称赞《赤光》是“烛奸之火,是兴奋之剂,是惊醒冬虫的霹雳,是更新万象的春气”,并号召广大青年“近接赤光,齐歌革命”[12]。

周恩来高度重视在青年群体中的宣传工作,他在递交团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旅欧党团当前的工作应“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7]。他的这一理念具体而实际。

一是构建有力的宣传阵地。周恩来深知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在领导旅欧党团组织后他首先做的就是筹备宣传平台,先后缔造了《少年》和《赤光》两种刊物。他非常重视两刊的工作,在选稿用稿、版面设计等方面力图贴近青年喜好,并安排了陈延年、邓小平等同志专门负责刻板、印刷等工作。这两本刊物内容详实、装帧精美,受到了旅欧青年的喜爱,以这两本刊物为阵地,周恩来与旅欧党团组织向旅欧青年宣扬革命思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远在国内的萧楚女就曾在《中国青年》上撰文介绍《赤光》,称赞其“言论颇犀利而允当”,深得群众喜爱。

(三)深入青年群众

周恩来在开展青年教育时始终秉持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实践要求,他认为教育青年不能“高高在上”,而应该深入到青年群众中,了解其所思所需,并结合其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这一理念突出表现在他对华工的思想教育工作中。

周恩来旅欧时期青年教育理念的形成有赖于他当时的青年教育实践,而马列主义理论以及他在觉悟社时期的工作经历为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有益的经验借鉴,同时,长期领导旅欧党团组织也是其青年教育理念形成的必要条件。

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与发展为周恩来开展青年教育实践提供了平台。周恩来1921年2月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便开始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党团员。1922年6月,在他与赵世炎等人的组织下,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旅欧先进学生共十八人聚集到法国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尽管取名为少年共产党,但其属于青年团性质),并在会上选出了以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核心的领导层。旅欧少共成立后不久,周恩来等人便得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办,他们立即决定将旅欧少年共产党并入全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3年2月,在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后,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区召开会议讨论改组问题,会议决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选出了由周恩来为书记的执行委员会。同时,在党组织方面,由于党员人数稀少,“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22],且之前的领导人张申府等先后回国,因此,周恩来实际承担了领导旅欧党组织的工作,直到1924年7月他回国前。可见在整个旅欧党团组织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者,他既要参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又必须为旅欧党团组织制定政策方针,这为他系统思考青年教育工作,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凝练出别具一格的青年教育理念提供了重要条件。

周恩来在开展旅欧青年思想教育工作时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思想教育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让青年们在革命斗争中经受锤炼。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旅欧党团组织的工作需要,周恩来在旅欧党团组织中设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华工运动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并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凡团员必须加入一种以上之委员会服务”。同时他有计划地组织旅欧青年支援华工进行反对外国企业主剥削的斗争,为华工群体办扫盲补习班,或配合旅欧党团组织宣传党的宗旨主张、参加同错误思潮的斗争活动。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使广大旅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群体了解工人疾苦和欧洲社会情况,加深对中国革命问题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历史证明,旅欧时期周恩来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理念对党的青年教育工作成效显著。旅欧党团组织刚成立时只有十八人,到后来发展到五、六百人[18],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青年,在接受党的教育前多为单纯的爱国者,在接受教育后,思想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其中许多人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跟随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革命的坚定信念。而且,周恩来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理念不仅帮助青年们提高了思想认识,也有助于培养青年的革命素养和工作能力。因此,当旅欧党团组织的大批青年党团员回国参加革命后,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表现十分突出,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毅、李维汉等同志后来成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四)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为了进一步提高华工们的思想认识,周恩来坚持同工人们近距离接触。他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到巴黎的大学区和工厂区进行演说,或同国家主义派领导人曾琦、李璜等人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在辩论中,周恩来屡屡驳斥了曾、李等人的错误观点,并“无情地揭露国家主义派媚日违反人民利益的真面目”[16],宣传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和政见。周恩来这种深入群众的教育方式得到了华工们的认可。1923年1月,华工们成立了旅法华工总会,并使该会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之后华工总会的袁子贞、马志远、陈彭年等人先后入党,由青年华工组成的“新工人社”亦致函《赤光》社,表示:中国之沦为半殖民地,即是十九世纪国家主义所赐。解脱方法,唯有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打破一切掠夺本国无产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17]可见周恩来对华工的教育工作取得了丰厚成果。

二、周恩来旅欧时期青年教育理念的形成原因

当时旅欧华工约有四千人,大多是受北洋政府和中介商人蒙骗来欧的青壮劳力。在做这一群体的工作时,周恩来充分考虑到华工们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因此,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在华工聚集区建立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负责教授工人学习汉字和基本知识,并引导工人们读书看报。同时,在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到华工们被资产阶级政府和企业剥削压迫的情况后,周恩来积极教育华工们组织起来,结成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为此,他撰写了多篇文章向工人们解释工会运动的基本问题。为了便于工人理解,他在著文时采用了极为平白的语言,在论述问题时也努力做到详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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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周恩来青年教育理念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列主义认为“政治教育”是无产阶级政党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的必要方式,特别是对青年群体。列宁曾明确指出:“全体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19]周恩来在旅欧期间领导建立了旅欧党团组织,在旅欧青年中竖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也就必须要履行好教育青年、引领青年的职责。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要求。周恩来抵达欧洲时还没有入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也不够深入。但他通过在英法两国深入的社会调查,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同时他阅读了包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在内的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形成了丰厚的理论储备。最终在经历一番审慎的思考后,他认定: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20],由此宣告他确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标志着马列主义已经深深融入到他的思想之中,成为指导他今后实践的理论武器。在之后的青年教育工作中,周恩来事事从青年实际出发,从革命需要着眼,在调查了解不同青年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教育方针,采取恰当的教育方式,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取得了不俗的教育成果。

(二)觉悟社时期的革命活动是周恩来青年教育理念形成的经验基础

旅欧之前,周恩来亲身参与了五四运动并创立了觉悟社,在主持觉悟社的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成为他旅欧时期青年教育工作的重要借鉴。1919年9月,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他与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共同组成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本着“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21]的宗旨,在自我教育和对外宣传方面采取了四种方法。一是“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周恩来在觉悟社内设立了学习会,社员们围绕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题目定期举行学习会,交流彼此的学习心得;二是“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为评论社会时事,他在觉悟社内创办了内部刊物《觉悟》,组织社员们发表看法主张,他也经常在《觉悟》上发表充满革命思想的文章;三是“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周恩来等人经常邀请社会贤达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到觉悟社进行讲演,对觉悟社社员的具体问题进行解答,帮助提高觉悟社社员的思想;四是“灌输世界新思潮”,为破除旧思想的束缚,周恩来与觉悟社社员们积极研究各种新思潮,在相互的学习交流中对这些思潮进行了认识和辨别。通过这些活动,觉悟社社员的思想得到了提高,眼界得到了扩展,为他们之后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事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周恩来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为其开展党团组织内部定期学习、创设宣传阵地等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长期领导旅欧党团组织是周恩来青年教育理念形成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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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就是一个绞肉机,上了战场,活生生的人都变成了机器里的肉馅。拿枪的士兵在相互绞杀,这个时候,生命变得非常脆弱,一颗子弹,或者一枚弹片,瞬间就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

三、周恩来旅欧时期青年教育理念的当代价值

旅欧时期是周恩来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1920年底踏上欧洲大陆时,他还是一个寻求救国之道的单纯爱国者,而当1924年7月离开欧洲时,他已经是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23]的革命者。他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青年教育理念,是其青年教育工作的总结与升华,不论是对当时旅欧党团的组织建设,还是对于当下党的青年工作,都具有相当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一)坚持思想建党是做好青年教育事业的重要保证

旅欧党团组织初建时,一方面承担着发展青年群众基础、扩展自身组织力量的现实任务,另一方面又面对着理论知识不足、组织纪律涣散、无法有效组织动员青年的情况。面对这样一种矛盾,周恩来在马列主义思想建党原则的指导下,采取理论教育的方式改造青年党团员的思想。何长工指出,周恩来等人的“宣传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们应该说是我们转变思想的‘启蒙老师’”[24]。实践的发展证明,周恩来坚持开展理论教育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党团员的思想理论水平,而且增强了旅欧党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终使党扩大了在旅欧青年中的影响。这启示我们,要保证党对青年的领导必须首先坚持思想建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做先锋、做示范、群众就会跟上来。”[25]当代青年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日趋多样,要组织好、动员好、领导好青年这个“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就必须发挥出一个个党员的旗帜作用。只有坚持抓好思想建党这一首要任务,使广大党员不断提升党性修养、筑牢理想信念,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有保证,党的旗帜才能在青年中高高飘扬。

自1994年Kido[1]制备了第一个白色有机电致发光器件(White Organic Light-emitting Devices, WLOED)以来,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WOLED的研究中.影响白光器件性能的主要因素有蓝光部分的效率和寿命等,而高效的蓝光器件是得到高效的白光器件的基础和关键[2],也是推动WOLED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和应用的基础和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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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紧扣时代使命是引领青年思想的关键所在

周恩来旅欧时期,中国社会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毒害,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与富强是时代赋予中国青年的使命,也是当时广大青年的内心向往。周恩来与旅欧党团组织正是切合了青年们的这一心理诉求,以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为基础,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为青年们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才能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围堵下,成功教育出如此众多的先进青年。在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26]尽管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融带来了青年思想多元化的趋势,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当下每一个青年的真切期盼。因此,新时期做好青年的思想引领工作,必须紧紧扣住实现伟大梦想这一主题,在实践中国梦的过程中,汇集起青年人的磅礴力量。

(三)坚持群众路线是做好青年教育工作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旅欧岁月里,周恩来将这一理念牢牢贯注在青年教育中。他所取得的成就说明了,只要深入到青年群众中去,真正的研究青年、服务青年、依靠青年,我们党的理论就能被青年所接受,党的事业就能获得青年的全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的危险,而“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27],更加需要时刻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坚决抵制、克服官僚主义等脱离青年群众的错误倾向,切实解决好青年群众关心关切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新时期,广大青年教育工作者们要努力成为青年的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在保持和加强同青年的紧密联系中,引导青年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

[ 参 考 文 献 ]

[1][2][3][7][8][9][10][11][13][14][20]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381-382、412、416、1、124、416、436、438、481、372页。

[4]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 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5][22]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2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12][15][17]杨振武 周和平:《红色起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稀见文献汇刊》(第24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490、511、566页。

[16]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4-585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2页。

[19]《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页。

[21]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上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24]何长工:《难忘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页。

[26]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中国共青团》,2019年第5期。

[27]习近平:《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3日。

收稿日期:2019-06-11

作者简介:刘光磊,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青年教育;张春丽,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级创新支持计划项目“团组织早期领导人青年和青年运动思想及价值研究”(课题编号:189110101)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任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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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磊:周恩来旅欧时期青年教育理念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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