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暨“求道：在古今中西之间”学术研讨会综述
牛婷婷
2019年4月30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学术月刊》杂志社、《哲学分析》编辑部、《社会科学报》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编辑部、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今日头条联合协办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暨“求道：在古今中西之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举行。纪念大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方松华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炯，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胜，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解超，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周智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分别致辞表示祝贺并作主题发言。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哲学院（系）代表和中国社科院及17家省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代表；以及《光明日报》 《解放日报》 《文汇报》 《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世界科学》等报刊代表等共计15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共分为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两个环节。各界嘉宾及与会学者就以下议题展开了讨论。
2012年汛期全省各地根据实际降雨情况累计发布山洪灾害预警393次，其中Ⅰ级预警40次，Ⅱ级预警55次，Ⅲ级预警298次，各地共发布山洪灾害预警短信6 840条次，启动预警广播1 379次，使用传真机发送预警文件2 114次，利用手摇报警器、铜锣等设备发布预警信息550次，42个县（市、区）共召开山洪灾害防治专题视频会议26次。
一、回顾哲学研究所六十年历程，展望哲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纪念大会上，李君如教授在致辞中祝贺哲学所成立六十周年，他紧扣大会主题，开宗明义地指出，“求道”最终是为了“明道”，“明道”以振兴中华。在古今中西之间求道，要以马列为纲、学贯古今、融通中西、科学为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山水同乐，有仁有智；要学思相兼，不罔不殆。徐炯副部长指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新中国、新上海的学术重建中，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理论大潮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原创理论的构建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流的社科人文研究机构不能没有哲学研究所，期待上海社会科学院及哲学研究所在学科和智库的双轮驱动建设中，成长为中国卓越的思想库。于信汇书记认为，哲学研究所六十周年的发展历史，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同步，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息缩影和精彩注解。希望哲学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宏图伟业中，取得更大的成绩。童世骏教授表示，几代理论工作者能够坚持不懈地将个人的学术兴趣、学术自身发展的脉络、社会的学术需求与集体的学术任务结合起来，是哲学研究所六十年来取得重要成绩的根本原因。哲学所的成立和发展是全上海各个学术机构密切合作的成果，是上海学术界团结合作的优秀典范，期望上海各个学术机构紧密合作、相互交流的优秀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哲学参与创造城市形象、国家形象、民族形象，乃至整个人类的形象，祝福哲学所今后在参与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文明、整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再创佳绩。王立胜书记表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同为促进中国哲学界与国际哲学界的对话和交流起到很好的纽带作用。从现代学术发展态势来看，一方面专业分工日益精细，另一方面学术领域高度分化，在未来呈现深度融合的趋向。哲学需要对一个时代人类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有所关照，需要保持宽容的心态和开放的精神，以问题为导向，吸纳不同的学术流派。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与上海方面一起努力，真正搭建跨区域的研究平台，实现全国哲学界的协作与融合发展。吴晓明教授谈到，冯契先生针对中国近代哲学提出了“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而直到今天，我们遇到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依然会有古今的问题和中西的问题。哲学行思想之事，思想重担首先要哲学来承担，思想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正面临重要的转折点，亟需依托高度的文化自信开辟出一条本土化的学术道路。如何摆脱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获得它真正的自我主张，使我们的学术真正成为能“思”的和能批判的，去构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摆在每个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问题。周智强副书记从主流媒体宣传工作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哲学所六十年的历程。有着很强学术造诣和丰富学术成果的哲学所一直是理论媒体的专家库，为宣传工作提供学术保障。多年来，一直坚持学术思考和学术研究面向大众、面向实际；不管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学术资源对党报党刊提供理论支持，还是在当今时代关注新媒体、探讨理论传播的新样态方面，哲学所都做到了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脉搏。谢超教授肯定了哲学所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及理论工作界的特殊地位和历史成绩，哲学所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社会科学界和学术理论工作领域的重镇。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社会化、大众化、普及化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孙向晨教授从社科院哲学学科及高校哲学学科的对比发展谈起，并且指出，六十年的积淀使哲学所在学术研究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更加灵活地面对现实，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特色学科和交叉学科是哲学所一直以来的发展方向，立足于上海哲学界全方位的交融、沟通和团结，是哲学所不可替代的优势所在，今后可以在哲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前沿问题上继续前进。
二、对哲学学科的根本问题及基本方法的再追问
在学术专场讨论环节，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指出，哲学之所以被称为哲学，是因为它需要去关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哲学从发源开始已经涉及这些问题。而哲学关切中的根本性问题就是“成己”和“成我”，“成己”是成就自己，“成我”就是认识世界和成就世界。而在现阶段的一些哲学研究偏离和疏远了这些根本性问题，出现越来越形式化、技术化的倾向。哲学关切在形态上有两种表现：一是“说理”，这是指逻辑化的、理性规则的维度，而“说理”又有两个层面，“使之清晰”和“作出论证”。二是“讲理”，这是指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的维度，把握此维度的时候要注意“合理”与“在理”“有理”的不同区分。“合情”的“情”也有两个层面，“情实”和“情感”。其中“情感”的维度是中国人特别强调的。把握哲学关切，就是明白哲学包含实质性层面的价值关切和价值引导，如果缺乏价值引导、价值内涵的话，任何说理都是空洞的。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则是从西学的角度切入，指出在汉语环境下推进西方哲学研究的问题及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学研究一直是哲学的“显学”，这种繁荣呈现两种形态：一是对西方哲学大规模的翻译介绍，二是从西方哲学中提炼出能够承担当下社会功能的思想资源。当下西学研究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汉语语境与西方哲学发生地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导向了对研究西学意义何在的追问，尤其需要回答的是在汉语语境下研究西方哲学的意义所在。目前已有的汉语语境与发生地之间的比较研究尚属于一种较浅层次。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需要进一步推进为“内在化”“内嵌”于汉语本身的应用。如果以这个高度自觉来推进，可以把这项工作统称为“汉语哲学”，即自觉地把中国
哲学的思想纳入西学研究工作的同时，推进对西学理解的深入。这样才能使西方主流思想家及其思想与中国“相遇”，既在中西不同的语境下展开，又仍基于汉语本身高度的自觉，这才是未来西学研究的增长点。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认为，当下哲学学科的拓展和转型、哲学对当代问题的关照等工作或许可以从“社会理论”的角度进行探索。社会理论的性质是哲学的，比如马克思、罗尔斯、哈贝马斯、福柯等西方思想巨匠的研究是围绕着现代性的问题展开的，这些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探索依然是可贵的思想资源，如果按照传统学科对其进行归类势必造成很多麻烦。同时，对于我们今天的很多现实问题，完全按照传统哲学的路向进行探讨也会碰壁。大体上，西方哲学从传统哲学到认识论哲学这样一个基本的框架——包括中国的传统，都可以放进社会理论的大框架。社会理论可以成为今天我们研究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足够有支撑性的空间。对“民族国家、都市、网络、空间、身体、性、环境、分工、认同、流动”等等议题进行思考的主要思想资源即是“社会理论”。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阐述了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时代”的基本特征。哲学意义的一体化发展的态势已经显现，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推进和深入，技术的变革带来的社会建构的过程与以往的分析方法完全不同。这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更为强调“整体先行”，而整体性思考又是哲学的长处和意义所在。对哲学一体化的把握，较之回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源头，更为重要的是把握它的抽象普遍性的现代形式。同时更要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人工智能和技术变革时代的优势和特色。哲学的一体化、哲学研究的整体观照将会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得到凸显。上海交通大学陈嘉明教授从epistemology译为“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差异谈起，认为对传统西方知识的三元定义（知识必须满足真、确证与相信这三个条件）的葛梯尔反例是西方知识论的分水岭，对葛梯尔反例的回应导向了“确证主义的”和“非确证主义的”研究，而当代西方知识论的确证主义研究的两大流派是外在主义和内在主义。就其前沿的热点来看，一方面，以索萨为代表的德性知识论强调知识的基础是人有可信任、可胜任的能力；另一方面，意向性的“理解”的问题也逐步得到重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施璇副研究员则是从西方近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困境谈起，她认为，国外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其一强调文献与历史研究，其二是分析哲学的路径，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国内都可以找到对应。是否可以“取其中道”，抑或是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下，在古今中西之间寻找恰当的方法，这种种可能性值得我们期许。
由此可以看出，对猪常见疾病展开控制的过程中，需要从猪本身以及外界生长环境入手，只有这样才能阻断猪常见疾病出现的源头，降低猪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疾病以及死亡的概率，进而提升养殖人员的经济效益，最终达到提升我国猪饲养行业整体质量的目的。
三、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对经典问题与前沿问题再思考
求道与哲学自身的定位有关。不论哲学的宏大叙事还是微观层面，都亟待厘清定位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山研究员指出，关于求道之“道”的诠释和解读，首先要问何为道。我们可以从周易传统中得到很好的启发。最大的是天道、地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后是天地之间的具体道。其次可以从老子那里得到感悟，老子的道分两种，“有”和“无” 。“有”道是具体的事物之道；“无”道是不可言说的，是常道、恒道。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从中国哲学史的“正道”探索入手来谈“求道”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哲学史研究方面最大的突破在于跳出了将哲学史简化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方对立的限制，破除了哲学史写作的教条化。中国哲学史第一次学术自觉产生在胡适、冯友兰时期，“自觉”体现在突破经学知识框架。第二次学术自觉是改革开放以来，“自觉”体现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后者着重回答关于中国问题的创造性研究，将唯物史观贯彻入中国哲学史的实际，即强调社会历史的依据。复旦大学王新生教授则是从伊斯兰哲学的定位开始入手，梳理了伊斯兰哲学与西方基督教哲学、西方哲学的交融和关联的历史轨迹，他认为，伊斯兰哲学如同基督教哲学和西方哲学一样，同样是对希腊哲学的继承。而中国的伊斯兰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的融合，特别是其在明清时期的成绩，可以看作“求道”的一个范本。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指出，中国哲学对儒家的定位和梳理，长久以来循着从孔子以后到宋明儒学，再到海外新儒家的讲法，而忽视了儒家道统对政统的纠正与抗争。道统对政统的纠正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和评估以往污名化的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如专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白照杰助理研究员从“观佛解道”的角度谈了目前宗教学术上对佛道关系的研究现状。他提出，如何突破关系研究的范式，走出简单的史学梳理，立足“佛”和“道”的自身角度去拓展论证，是今后值得探索的路径。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陆晓禾研究员从礼物与西方语境中的“共同善”概念谈起。西方社会中礼物往来有明显的义务范畴色彩，义务奉献与共同善的结合是西方经济伦理学所关注的。在中国的语境中来考察“礼物”和“共同善”，会发现中国的礼物社会可谓是“高级的礼物社会”，虽然缺乏抽象的共同善，但是所谓“修齐治平”思想中不乏共同善的色彩。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国的传统礼物社会中，重视义务、淡化或者说忘却权利仍是其重要特征。上海大学杨庆峰教授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谈论哲学回应时代要求的命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哲学需要回应两大问题：一是机器智能能否超越人类智能，二是机器智能能否去除人类劳动。前者涉及人工智能是否是一个类人行为者。后者涉及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同质化和同构化。记忆属于智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目前人工智能碰到困境（机器自主意识的构建问题）与记忆与智能的关系扩展密切相关。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成素梅研究员在本环节的总结陈词中指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浪潮来袭，科学技术哲学越来越关注人类自身塑造、对人性的反思以及人类未来文明走向等话题。如果说人与自然的分离是“人成其为人”的第一次机会，那么人工智能为“人成其为人”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在人与工具之间随之出现了既有“类人性”也有工具性的新型的主体。这些都提醒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生命意义的提升、人类精神文明的追求等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四、在新时代语境下对古今中西问题的再探究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新中国哲学研究事业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在新时代背景下，哲学研究如何以问题为导向、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有所关照，如何实现把哲学放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如何真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等议题成为此次会议在宏观层面上主要关注的话题。华东师范大学陈立新教授从“古为今用”的角度指出，要充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重视我们自己根深蒂固的民族气质，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参考和比照作用，特别要考察近现代之后的传统对中国社会强大的塑型作用，同时要通过了解现在来把握历史。“古今”问题关联着“中西”问题，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伟大实践的背景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已经或正在构建的新型现代性过程中，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古今”问题、“中西”问题。上海师范大学陈泽环教授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文化自信观念的确立，是国家层面伦理思想古今中西融通的集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承发展的实践日益广泛和深入，是社会层面的古今中西融通的重要标志。时代性和民族性是文化的根本属性，而文化发展辩证法对我们今天建设文化自信也特别有启发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张自慧教授则从经学的角度谈了对中华民族的意义信仰的看法。他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大致存在三种思路：新经学的思路、经典诠释学的思路、古典学的思路。缺乏整体性宗教信仰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靠经学中某些东西支撑着一路走来的。现在的“新经学”可被看作通过对经学的重塑，挖掘传统经学的价值，赋予其现代活力的。经何以载道，经又载何道？经学的出路何在及其研究方法如何更新？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后卿研究员指出，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间点上，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显得尤为迫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对国际局势以及在决策部署讲话当中常常引用的一句话，对这个表述既要放在全球的范围内，也要回归中国自身而言。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杨义芹研究员认为，强调文化自信，首先要从凝练精神标识入手，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方松华研究员表示，从“古今”“中西”之间的百年道路走来，中国以自己的方式继承自身的优秀传统，学习现代西方优秀的文明，在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历史性时刻总结和提炼新时代思想体系的大背景。《学术月刊》常务副总编姜佑福研究员指出，或许可以将对“古今中西”讨论转化为对“中西马”的讨论。我们在回答“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的问题时候，“中西马”提供的是思想资源，而非判断依据。今天谈理论创新，更迫切需要的是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去发掘中国当下的实践和生活诉求，这才是真正的“源”。例如，从思想原则和判断依据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或者未来的中国之可能性维度高于现实性维度，甚至高于必然性维度。现阶段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不同学术资源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张力和冲突。期待新时代的新思想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在将来成为一种可以超越纷争的、摆脱窠臼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体系。
本次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各方支持下取得了圆满成功。大会回顾和总结了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缩影的上海哲学界乃至中国哲学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已经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引到了历史转折点上，哲学工作者将继续以自己的哲学精神、哲学理论、哲学思考参与塑造中华民族的气质风貌和时代精神，共创美好未来。
作者简介： 牛婷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韦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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