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海外的苗族研究早期主要是殖民主义视野下的研究以及语言学方法的研究，在此期间传教士是苗族研究的重要主体，如第一部关于苗族研究的著作就是法国神父萨维纳的《苗族史》。其后，苗族研究在方法上转入人类学方法以及其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阶段，人类学家成为此一阶段苗族研究的主力军。此外，随着苗族研究的发展，苗族本民族学者也成长起来，成为自身历史的书写者与研究者。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苗族身份认同以及苗族的历史撰写也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苗族研究；人类学；文献学；海外苗族
海外苗族研究早期主要由西方传教士作为研究主体而展开，其后人类学家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推进了苗族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多元化发展。随着民族研究的发展，苗族本民族的学者也成长为其自身民族史书写与自身研究的重要主体。本文通过对海外苗族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苗族研究的发展与演化。此外，从“历史真实”的视角出发，有关苗族身份认同与文化冲突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之一。[注]本文是根据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原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王富文(Nicholas Tapp)先生2015年3月1日在贵州大学的一次有关海外苗族文献研究讲座整理而成，此次讲座所指的苗族文献主要是有关“白苗”文献，所谓“白苗”是指西部方言苗族的一个支系。
一 早期传教士的苗族研究
实际上，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前，民族研究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像殖民主义视野下的研究与语言学方法的研究等等，此外也包括传教士所进行的研究，这些方法比我们所说的人类学方法要早。并且，这些方法和我们人类学专业的方法容易发生冲突，不过他们的记录都很有价值。第一部关于苗族的著作是法国外方教会神父萨维纳(Francois-Marie Savina)写的《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该书成于20世纪20年代，1924年在香港出版，我不能确定这本书有没有翻译成汉语。这本书的知识量是非常大的，在很多方面像是一本苗族的百科全书。还有一个德国的学者差不多与萨维纳齐名，名叫贝尔纳齐克(Hugo Albert Bernatzik)，他的《阿佧与苗》(Akha und Miao)出版于1947年，这个德国学者于1936—1937年间在泰国北部的村寨进行了一些苗族的田野调查，但这本书中有很多错误，也有很多殖民主义的倾向。
另外还有一本书没有以上两本书出名，它是由英国传教士塞姆·柏格理(Samuel Pollard)写成，类似旅行札记，主要是写“花苗”的。在20世纪之前，塞姆·柏格理主要在中国云南和贵州做调研，他写了好几本关于花苗的书，如《苗族的故事》(A Story of the Miao)、《未知的中国》(In Unknown China)等。柏格理有很多的日记没有发表，当时我在伦敦大学写博士论文时，查阅了很多他之前放在箱子里的资料，其中很多都是没有出版的。他的同事王树德，大约于1937年左右也曾经在中国云南西北部对花苗进行过田野工作与研究，这两个人的田野调查日志被后人选编出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在苗族研究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传教士的田野点就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了。他们写了很多极受欢迎的书，其中有关于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有的非常严谨，比如美国传教士、语言学家巴尼，于20世纪50年代与同为传教士的斯莫莱(William Smalley美国人)、贝尔海特(Yves Bertrais法国人)一道，借助西方的音标对老挝北部的苗语进行研究，推动了苗族文字的创造过程。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贝尔海特创造了一套苗文(RPA文字)，并于1964年出版了《苗法辞典》(Dictionnaire Hmong(meo blanc)-francais)，这个辞典虽然与萨维纳的《苗法辞典》(Dictionnaire miao-tseu-francais)名称类似，但这一本却是法文与Hmong文(RPA文字)相对照的辞典。另外一个美国的语言学家利蒙也为“青苗”创制出一套截然不同的书写系统，并因此编撰了一本关于青苗语的字典。以上这几位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老挝工作过的语言学家。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教士斯莫莱回国后，惊讶地发现在美国有很多来自老挝的苗族，就在他工作的地点附近，因此斯莫莱继续从事苗学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两本书。199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苗族新千年的文字》(Mother of Writ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 Hmong Messianic Script)。虽然斯莫莱编撰了两本苗语音标方面的词典，但是对苗语音标做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法国的天主教神父贝尔海特。贝尔海特最早于越南北部进行研究。后来，他去了老挝北部，然后去了美国。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苗族的婚俗。这个著作是用英语、法语和苗语三语写成。这个著作非常宏伟，有两卷。他也编撰了一本《白苗法语词典》。很难得的一点是他多年来一直很鼓励苗族去发扬自己的文字，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来到云南文山，帮助当地政府编写三种苗语的词典。另一位法国传教士莫里桑主要在泰国和老挝做研究。莫里桑(Jean Mottin)英年早逝，有四、五本著作，主要与苗族巫术、苗年庆祝仪式、苗族民间传说、苗族情歌汇编以及苗族简史相关。说到语言学家，不得不提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位大学老师，戈登·唐纳(Gordon Downer)。他精通汉语、粤语、闽南语以及苗语。他和中国的学者构建了苗瑶语系的概念，所以说语言学家和传教士对苗语研究做了巨大贡献。
还有一名不得不提及的传教士就是美国著名的传教士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他上个世纪在四川博物馆做馆长，写了很多川苗的文章，收集了很多有关川苗的传说和故事，编成《川苗的歌谣与故事》(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于1954年出版。
有研究发现TPPU可减轻博莱霉素诱导的小鼠肺纤维化5],同时抑制肺内炎症反应。而肺纤维化与ALI都存在一定的炎症放大效应,因此,本研究尝试探索TPPU是否也能减轻LPS诱导的ALI,并对其可能的机制进行探讨。实际上,实验结果证实了我们最初的猜想,本研究观察到采用TPPU抑制s EH活性,增加小鼠体内EETs含量后,可减轻LPS诱导的小鼠ALI,其机制可能与抑制ALI小鼠肺组织TNF-α的表达有关,从而为s EH抑制剂TPPU用于治疗ALI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实验基础。
二 人类学家的苗族研究
刚刚主要谈及东南亚苗学方面的研究，除了这几位传教士，真正的西方人类学家的苗学研究要少得多。我1980年念博士时开始进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当时我以为我是第四个苗族研究学者。首先，有关苗族的人类学研究始于泰国；在1976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格迪斯(William R.Geddes)教授开始对泰国青苗的研究，旨在帮助苗族停止种植鸦片。他的著作《山地的移民》(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中有半数的内容论及了苗族种植鸦片的情况。
第二位是来自英国汉姆大学的库伯(Robert Cooper)教授。他采取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研究泰国北部苗族的社会结构，以及商业化对苗族性别构成的影响；1994年，他又出版了与泰国青苗相关的书。不过，因为我当时不太赞成库伯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我以为我自己实际上在苗族研究方面可能排第二或第三。法国学者雅克(Jacques Lemoine)，是研究苗族的人类学家，亦是汉学家，也在泰北做研究，见长于苗族巫术研究。所以说，在我之前已有3部苗族相关的著作，应该说法国的研究者当中，雅克的著作在苗学方面是很权威的，雅克对老挝的苗族社会阶层文化方面和教育方面理解很深，他后来写了一部有关苗族精神世界的著作。位列他之前还有一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学者盖伊·莫里肖(Guy Morechand)。他的研究对象是越南苗族，他的作品主要关于苗族巫术，如是算的话我就是第五个了。
我从1985年来中国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关于苗学方面的研究，有些是对美国的苗族，特别是苗族自己的研究，当然有很多这方面的成果，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在此我只提几个人，有一个叫做布鲁斯·吴(Bruce Thowpaou Bliatout)的，以及叫陶璋(Cha Thao)的，是美国苗族最早对本族进行研究的学者。1984年布鲁斯·吴就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写了一系列关于苗族难民的心理状况的论文，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猝死综合征》的小册子。为什么要写呢？是因为很多第一次去到美国的苗族遭遇无缘无故的猝死，他就这个现象写了这个册子。还有一个美国圣保罗的学者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精通英法双语，1985年用英文写了一本长达500页的苗族民间传说的书，应该说这本书的工作量非常大，有很多的图片以及对苗族难民的采访，该学者之后又增加了其他这方面的著述。当时在1981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曾经召开了苗族研究国际研讨会，很多如陶璋这样的学者就为这个研讨会撰文。
前面谈到东南亚的苗族研究，我还忘记提到一位没有出版博士论文的学者宾利。他的博士论文写于1971年，探讨泰国北部白苗的经济，受到美国军方资助。他本人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成员。该研究与美国中情局有关，以协助美国对付泰国北部的共产党。这本书很不错，对苗族的经济、特别是种植业研究得特别好。
还是回到做苗族研究的人类学家这个话题吧。我已经提到，在中国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西方学者并不多，这就必须提到一位女人类学者米契(Margaret P.Mickey)。她对贵州的背牌苗进行研究，她在哈佛大学做了这方面的报告。另一位研究贵州苗族的德国人类学家鲍克兰(Inez de Beauclair)写了几篇关于贵州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在台湾再版。我当时在昆明书店看到了她的论文集。另有一位日本学者谷口房男主要研究苗族史。
从契约与道义权源间的一般竞合上看，搜救责任区内的缔约国与人道主义救援国之间都存在协调权的行使问题，只不过前者源于契约或协定，并在所缔结的搜救责任区内行使，而后者单纯地源于人道主义救援国以及搜救责任区内的缔约国各自的搜救计划或预案，甚至是人道主义救援精神，不受任何公约或协定的影响。然而，海上救助的顺利进展来源于力量的整合而不是分散。因此，如果不通过某种方式进行有机配合，反而让这些国家各行其是，单一地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协调处理，这些协调权之间不但会产生摩擦和冲突，对救助目的的实现也无帮助。
说了很多的名字，可能不怎么好记，但是提一下很重要。说到历史方面我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法国历史学家克劳迪娅·龙巴·赛门(Claudine Lombard-Salmon)，于1972年出版了有关18世纪贵州苗族苗民起义的研究著作。另外一个是罗伯特·金克斯(Robert D.Jenks)。他属于美国军方研究人员，他于1994年出版了贵州苗族起义史。
中国有两位学者对苗族进行研究，并用英文出版了论文。一位是林耀华。他194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写于1944年，文章主要是一些苗族资料分类和历史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个学者为芮逸夫。他的论文同样用英文出版，他主要研究湘西苗族、川苗。他因为1949年去了台湾，所以他之后的研究无从查证。这么算来我大概只能算第13号人物，也可能仅排在第14位。
三 苗族学者的成长与多样化的苗族研究
当然，还另有很多的作者写过有关苗族的作品，无法一一复述。既然有这么多相关作品如此，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应该对苗族的不同身份认同形成一定的了解，但是实际上我们仍是很不了解的，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研究不平衡有关系，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美国的难民。我今天的讲座最后涉及的问题是苗族的身份认同和历史。对不起，漏了两个要提到的学者，一个叫做托莫夫德(Maren Tomforde)，写了泰国北部苗族的生态意识问题。有越南的人类学家ă(阮文强)写了越南的南苗，这些苗族都是100多年前从贵州迁到越南的，另外一个越南的年轻的女人类学家，刚刚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苗族的基督教信仰方面。
当我本人为博士论文准备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苗族学者李亚(Gary Yia Lee)博士的论文已于1981年出版了。我和李亚是悉尼大学的校友，他主要是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苗族，这个主要研究人类学方面的，但是他也非常关注苗族的发展。如果算上李亚博士论文的话，我仅排名第15位了。
当年，很多人非常关注苗族的事情和研究，因此很多通俗易懂的宣传性读物和相关著作在八九十年代出版。有一本书研究化学武器对苗族造成的伤害，为什么要写，是因为当年空中“下起了黄雨”(就是当年化学武器的使用)。学者和记者都无法确认是否属实，因此很多人就这件事而去调研了。据他们的发现，果然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一直存在着巨大争议。这方面有两本书，均为希尔·格雷德(Sterling Seagrave)所著，一本于1981年完成，另一本于1983年写就。
耶鲁大学的强森·斯塔莱克(David Strecker)，对东南亚难民语言研究方面非常活跃，还有很多类似的语言学家做难民语言的研究。1984年有一部写得非常好的书，叫《祖父的过去，祖母的道路》(Grandfather’s Path,Grandmother’s Way)，这本书算是苗族文化的较为通俗易懂的读物。1989年来自圣保罗大学的学者谢曼(Dwight Conquergood)写了一本书《我是苗族巫师》(I am a Shaman)，这本书的撰写得到路易莎的帮助，形成了类似纪实片的一系列著作；这些书写服装、历史以及其他的相关事情。有一本著名的书是一个叫艾伦·科恩(Ellen Cohen)写的，是1993年写越南苗族难民营。我还要提一下兰瑟·唐纳利(Nancy Donnelly)，主要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工作，主要写了苗族妇女在家中从事刺绣工作。帕翠莎·西蒙兹(Patricia Symonds)在泰国北部的苗寨做调研，关注苗族妇女从生到死一生的很多仪式。
由此可见，第一名学者是从结构方面进行研究，第二名是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研究。刚才讲的那位澳大利亚学者，他曾与联合国合作，主要是做鸦片生产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说对苗族社会结构的关注很细致。我这一代与前一代的学者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些学者之前主要用问询的方式跟调查对象沟通，而我主要是用“听”的方式跟我的调查对象交流。所以说我的观点比较支持苗族，为苗族说话。假如说，如果苗族树立一个领袖，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可以，不需要谁来证明这个选择背后的理由是否正当的。这就涉及我对历史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有两种历史，有一种是说某件事情是否真实或者错误的，另外一种历史就是我们自己所记忆的历史；我们记忆当中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把第二种称为“真实的历史”。
刚才我谈论了很多我这一代人所进行的有关苗族的研究。在我这一代，还有一个学者值得一提，就是路易莎(Louisa Schein)，她与我是同时代的研究者，而不是我的前辈。她对苗学研究的兴趣是从她在当时美国布朗大学读书和工作时起，她主要是研究中国和泰国北部，她会说西部方言苗语和汉语；她的博士论文是写媒体对贵州苗族的影响以及其他的一些有关苗族的问题，她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在2000年出版的。有一名学者，赫拉·莱特利(Howard Radley)，在牛津大学任职，也在泰国北部进行研究，对泰国北部的四个苗族村寨的经济进行了对比研究，也研究了苗族的丧葬仪式。他的博士论文在1986年完成，但是一直没有出版。要提一些研究泰国的人类学家，第一个要提的努斯-勤达斯(Nusit Chindarsi)，他是格迪斯的一个学生和研究助理，1972年写了一本关于青苗礼仪的书，另外一个是特里布利，我在泰国从事研究的时候他还帮助过我。
我还要提及1972年越南学者Lan Pan(蓝帆)，他对苗族也进行过研究，可能张晓教授对越南这个学者也有了解。在70年代很多人对苗学非常感兴趣，我想这与老挝1975年发生很多事情有关系，1975还有很多苗族移民到了美国，公众对难民的安置有很多的关注，甚至于还有两部电影，是格迪斯在1968年和1972年分别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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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研究方面，美国也有两本书，一本是安妮·法迪曼(Anne Fadiman)撰写的《遇鬼·落魂》(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1997)。该书成为当年《纽约时报》评选出的畅销书，当时很多美国人因为对这本书感兴趣而阅读了。还有一本是关于苗族移民问题。1985年之后，约翰·米歇尔(Jean Michaud)的研究值得一提。他1994年写了一本关于旅游业对苗族的影响的书。另外一个法国的学者克里斯蒂安·库拉斯(Christian Culas)于1997年撰写了一本《苗族的千禧年主义》(Hmong Messianism and Shamanism in Southeast Asia)，这本书从人类学的角度可视为一本卓越的著作。在中国，香港学者张兆和对贵州的苗族进行了研究。另外要提到一个语言学家王安在1994年出了一本语言学方面的书，该著作对苗族的书写语言体系进行研究，比如把某种以前的书写方式，与某些经过规范的书写进行比较等等。也有人进行有关性别的研究，我就不过多谈及，特别是帕翠莎·赛门与南希·唐纳利曾经做过有关苗族性别的研究。我对苗族妇女和医学方面的研究也感兴趣，现在要提一下皮特·孔思达特(Peter Kundstater)，他大约写了100篇这方面的论文，我已经记不清具体题目了，他主要是写苗族医学方面的著作，比如苗族患艾滋病、HIV的感染这一类。美国另一位人类学者瑙玛·戴蒙特(Norma Diamond)，主要做花苗的研究。
杨道博士的博士论文从地理学方面着手，也有历史和人类学的特征，于1975年用法文出版，主要研究老挝苗族的经济，1993年于美国用英文再版。这是一本由苗族学者写自己民族的博士论文，对苗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内容相当专业，与苗族的发展息息相关，与澳大利亚学者格迪斯、法国学者库伯的研究相似。他对前人所进行的苗族研究既持批评的态度，也有某些方面的认同。
陈艳收款时一看多发了30元，疑惑地对龚正银说：“小伙子，你多发了30元。”龚正银对着陈艳笑着说：“姐姐，您可能不认识我了。九年前，您赊了我30元话费。后来，我外出打工一直没有回老家，话费也就一直欠着。”停顿了一下，龚正银又问陈艳：“姐姐，30元多少利息？”当时，陈艳既吃惊又感动，她对龚正银说：“9年了，我都忘了这事，没想到你还记着，利息就不用了。小伙子，好样的，姐姐给你点赞。”龚正银见营业厅顾客越来越多，怕耽误陈艳做生意，他还是像九年前一样，隔着柜台深深地给陈艳鞠了一躬，然后就离开了。
四 苗族的身份认同及历史撰写
上述各方面的苗族研究已经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苗族的身份认同和历史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人所记住的就是历史，所以说历史就是一种文化记忆或者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有一种了解和意识的话，就对我们的历史有了了解。近代的研究比较强调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比如说我们了解来自美国的黑人的心声是怎么回事，比如研究中国苗族的历史，如果谁用了文字记录了苗族的历史，可不可以说苗族的历史就属于他们？也可以说是我们共享历史，如果说我的历史成为别人的一种财产，我会不会失去对自己历史的控制呢？说到一个社会记忆的问题，社会记忆是与各类记忆相关联的，因为他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身份认同来自于历史，我在哪里出生，我来自哪里，比如：我从泰国来，这就是我的历史。如果我要回想我的历史，某些方面我会刻意去忘记，某些方面我反而会刻意去放大，所以当我们在谈论我们的历史时，必然有一种想象和创造在里面。可以说在研究我们的过去时，一直都会有创造力在里面。不过，假如说，我说我是拿破仑，你会说我在骗人，这说明这种创造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是我想怎么编就怎么编。
全县的山地油菜高产创建项目是在市业务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农业局做到及早谋划、精心组织，以提高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入户率、到田率为重点，以解本增收为目标，主攻单产，创建高产，提升效益。通过试验、示范展示，辐射带动，推进高产创建活动的开展。
我们的历史有些是共享的，这里面涉及比较复杂的权益问题，谁有权利对我的身份认同进行界定？如果不是我，会是谁呢？我可不可以拥有百分之百我自己的身份认同呢？刚刚我说苗族研究，这些都是我所思考的一些问题，1989年我了解苗族的故事，大约很多年前，在蒙古的苗族有了自己的皇帝，他想要跟自己的妹妹结婚，他有四个妻子，前面的三个妻子各自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第四个妻子又给他生了三个儿子，这个故事就一直讲啊讲，后来就成为一个老挝苗族文化的故事。我非常仰慕苗族在故事方面的创造力，他们用他们的历史结合了其他的东西创造了自己的故事。在1963年我在曼谷发现美国援助计划，也讲了一个故事，关于苗族的故事，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是如何被创造，就是老挝原住居民的原型，有点像圣经里面的故事，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是用泥土来创造出来的。听起来不是原汁原味的苗族故事，有点像基督教里面的故事，加上一些老挝苗族故事的味道。接着就是男人和女人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森桑，那是个老挝苗族的英雄，森桑又传下了十二家族，这是一个很真实，很本土的案例，又可以看到苗族很有创造力，这里的苗族结合传统和老挝的东西创造出了自己部落的家族。
美国援助计划的官员写了一个关于这些故事搜集汇编的导言，他里面写认为苗族来自蒙古，因为他认为苗族的自称Hmong的读音跟蒙古Mongolia发音很像，这个就是他自己创造的。20世纪80年代泰国的苗族难民里就流传了三个苗王的故事，可能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就说有一位是来自蒙古，从那个时候对苗族就有很不精确的报道，这些记者的难民采访对象中可能一些人记忆力有点问题，因为难民在战争后有战争创伤，他们在讲历史的时候会编造一些苗族的神，有一些讲的信息是不确切的。西部Hmong分为三个支系，我们该怎么去搞懂里面的事，有很多的报道很混乱。有一本写得不好的书《Hmong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Hmong)，我建议你不要去读，里面有很多的错误，几个章节写了中国有三个Hmong的王国存在，大约是在公元400年到公元900年，里面有很多的可以举例出来的错误。还有一本李廷贵的书，他是凯里的苗族，贵州民族学院的代理院长，曾于1995年去美国，他当时很了解东南亚的苗族喜欢被称作Hmong 而不是苗，在发言上就自称为Hmong，使观众形成误解了。有另一种主张我认为是错的，认为Hmong的意思就是“自由的人”，如果是严肃的学者就应该知道，我们之前对于Hmong的研究基本上为零。认真的学者知道在中国有三个苗族的支系，三个支系他们之间有关联，不能都称作Hmong，他们大概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认为苗族来自蒙古，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只能说是美国援助官员的编造很不真实，他说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他可能读了韦尔努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本书，这本认为Hmong来自西伯利亚，后来到了蒙古而最后到了东南亚。
我认为写苗族的历史，就应该由苗族自己去把握，我们说身份认同跟我们的历史相关，需要在挽救历史方面发出声音，当然我们应该听取不同人对历史的看法，特别是听取过去被压抑的声音，这些声音可能跟精英分子在书本上写完全不同。尽管有这些差异，我觉得苗族的历史不应光属于苗族，同时也是与其他民族共享的，其他民族也可以对苗族历史进行解析。你可能会问，像我这样的人类学家在田野待了一年或者一年半，怎么可能会比当地人更了解苗族历史？为什么很多苗族难民到了美国也会提这样的问题，你是专家你了解苗族历史，你怎么会比我了解苗族历史？这可能与我们所了解的知识有关系，与外表知识、内部知识还有专业知识有关系。从这个角度历史不存在历史的正确和错误，只要是苗族人告诉我的历史，我都觉得是正确的，历史都是从生活中点滴筛选出来的。大概有5000年历史的苗族王国存在过，或是李廷贵教授所说的，你可以这样说，很多历史不是我们书面写出来，书面之外还有很多历史的东西，我们对历史的点点滴滴想法都应当注意。
不过，撰写历史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度的任意篡改。回到拿破仑的故事，我们的历史不光只是我们的历史。举个例子，我与张晓教授见面谈了一些问题，后来我忘记了其中一些问题，第二天张晓老师又提醒我关于昨天的问题，所以说不能编造历史，历史的创作要有限度。我在做博士论文之后，当时认为历史是可以创造的，现在我要改变我的这个看法。原来他们说有三个王国，我会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你可以创造历史，但是现在告诉你做事要有一定的限度，解析和编造之间是存在一个界限的，我们需要的是好的、高质量的研究。有苗族进行的研究和苗族以外的人进行的研究，但是我衷心希望以后的苗族研究更多地由苗族自己来进行，就如杨道和李亚做了的很多开拓性的研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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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3.009
【作者简介】王富文(1952—2015)，英文名Nicholas Tapp，英国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终身荣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本文译者肖唐金，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校者贾鹰雷，巴黎政治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苗学通史”(15ZDB11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苗族英法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14AZD07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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