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发端，同时也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建立的标志。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以实践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对自然、社会、人都作了存在论的证明，实现了历史性、现实性、理想性的统一，促进了本质思维与实证特点的融合，也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在主客统一、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理论批判到现实批判的转变中实现了“新世界观”的“实践转向”。
［关键词］新世界观；实践；转向；基本特征；革命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266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一条中批判了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499无论是传统本体论哲学中的始基本体论，还是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经验派，抑或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他们都侧重于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但另一方面，“唯心主义”却很注重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但总体上来看，“唯心主义”所注重的只是一种意识的能动性，而不是感性活动的能动性，因此，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应该被扬弃，马克思正是在实践——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与创新，实现了“新世界观”的革命。
桥梁之所以坍塌，那是因为材料出了问题；列车之所以追尾，那是因为技术出了问题；矿井之所以塌方，那是因为地质出了问题；鞭炮之所以爆炸，那是因为保管出了问题。——所有问题都与领导无关
一、“新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唯心主义……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2］499无论是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还是对唯心主义的改造，马克思的基本出发点都是实践，也即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实践范畴构成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起点范畴。同时，“新世界观”的建立还只是一种理论的批判，最终要转到对于现实或尘世的批判，“新世界观”还要应用于实践，因此实践又是“新世界观”的落脚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站在“新”的角度来“观”世界的，它涉及到对自然、社会、人的“新”认识，这种“新”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践对于自然的存在论证明
以实践为“新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不同于抽象的物质决定论，抽象的物质决定论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自然在时间上是先于一切人而存在的，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根据“时间在先”的原则，自然发展出人的肉体，人的肉体发展出人的意识，所以把认识的来源归结于物质。近现代的这种科学主义的物质决定论与古代的始基本体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把世界“归基”于某种最小构成，虽然古代的“水生万物”“气本原说”“火本原说”在现代科学主义看来都是不切实际的，但它们的思维方式却很相近，即从“客体”的方面去理解自然。
课程目标是在一定时期范围内的长期教育目标，而课堂目标是短期的能够在课堂教学中实现的目标，但教师往往会搞混两者之间的概念。有的教师把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理想层面的长期目标视为课堂教学目标，例如“使学生喜欢英语”、“让学生感到学习英语的乐趣和信心”、“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等，力图在一节课或几节课的时间就实现这些目标，实际上却难以实施，最终在课堂教学中落空。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以实践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了“新世界观”的“实践转向”。无论是传统的本体论哲学、还是近代的知识论哲学，无论是自然主义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都具有“单一性”的特点，普遍缺乏现实性的关怀与理想性的追求。马克思的哲学正是以现实性、历史性、理想性的统一、本质思维与实证特点的融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实现了“新世界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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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马克思在《提纲》中的第一条对一切旧唯物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所做的批判那样，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对自然作了存在论的证明。马克思首先并没有否认天然自然或自在自然的存在，“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158天然自然或自在自然既指在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界，又指人类产生之后未纳入到人的活动范围之内的自然界，但这种天然自然并不是马克思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相反，马克思很注重人化自然，即属人自然。属人自然是指纳入到人的活动范围之内的自然，是人的活动对象化之后的自然，它体现了人的目的、需要、意志和本质力量等。因此，此时的自然就有了一个“缺口”，即天然自然与人化自然的“缺口”，而要“缝合”这个“缺口”就必须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构成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分化和统一的基础，人的实践活动不仅使自然的形态发生了改变，而且在自然的因果链条中注入了人的“目的性”，使自然具有了社会性和历史性。在现实世界中，自然不能保持那种自在自然的物质本性，它反而具有了社会历史性，“在实践上……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161就这种意义而言，实践不仅对于人化自然的产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且是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不断转变的“原因”，这种“原因”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充足根据律”。因此，我们可以说，实践对于现存的自然界做出了存在论的证明，但这种存在论不是传统本体论或近代知识论那种不变的存在、不变的根据，实践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表现在现实中的人化自然也是不断变化的。
自然主义历史观把社会的一切归结为自然，自然环境决定了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社会的一切最终可以还原为自然物质，从而夸大了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如爱尔维修的环境决定论。但正如恩格斯所言：“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4］484与自然主义历史观把社会完全看成自然环境的产物不同，唯心主义历史观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巨大差异，看到了社会活动、历史事件背后的人的目的性，历史不仅仅是现象，还是人的思想，因此唯心史观把社会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意识，归结于“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这种历史观特别注重人的能动性，但它滑向了唯心主义的深渊。无论是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都没有对社会的本质、社会的存在做出正确的规定。
（二）实践对于人的存在论证明
(四)重心下移、固本强基，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枫桥经验”源自基层，坚持发展的生命力也在基层。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以村、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村、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村(居民)广泛参与的管理体系，把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体。要以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抓手，扎实推进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设，使其成为平安建设的重要平台，成为推进平安村、平安社区、平安企业、平安学校等“细胞工程”建设的重要阵地。要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综治工作队伍、“两所一庭一室”等基层政法组织和队伍建设，筑牢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对自然的认识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存在论的理解，从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概念，到亚里士多德通过“属加种差”来推演出最高的“存在”，“存在”概念一直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核心范畴。无论是传统本体论哲学，还是近代知识论哲学，都是在“万物皆有因”的“充足根据律”的意义上来探讨“存在”的，苏格拉底诘问“本身”和“表现形式”、柏拉图对“可感世界”与“超感世界”的划分、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的疏离，哲学家或人类思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寻求对于“统一性”的理解。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自然界又是一个变化多端的世界，自然由一系列的运动表象所构成，人类如何把握这种运动？人们因此诉诸“存在”，“存在”是终极的范畴，我们不能对“存在”进行定义，存在本身恒定不动，同时又是其他运动的原因，是其他事物的根据，这种致思取向就是对于自然界的存在论证明。（这里的“存在论证明”大体上等同于“本体论证明”，但两者之间又有细微的差别。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在于“认识”外在世界，但容易陷入“独断论”的境地；近代哲学力图从认知主体的角度来“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其证明方式就有自我意识、理性等。马克思的证明方式是不同的，他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来“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也即肯定了“实践活动”的“本体论”地位，但本文不用“本体论证明”这个表达方式，是因为“本体论”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而“存在论”有着让世界存在起来的意蕴，而且其存在论的根基即“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这种思路也可参见笔者的另外一篇文章：《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对于世界的存在论证明——从一个知识论的难题谈起》，发表于2018年第1期《甘肃社会科学》。）
传统本体论哲学把人看成世界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以“观物”的方式来“观人”。在“观物”时，往往寻找“物”的存在论根据，如苏格拉底通过诘问法来寻找美的根据或美本身，他通过诘问来层层剥离美的表现，最后达致美本身。这个美本身是不可定义的，但它决定了美的表现，即苏格拉底在寻找一个“物”之所以为美的“充足根据律”。柏拉图在他的老师的基础上提出了“理念论”，万物分有理念而存在，理念就是万物的存在论根据。这种“观物”的方式延伸到“观人”上来，就形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人性论或人的本质论。无论是传统本体论哲学还是近代知识论哲学，其思维方式都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在对人进行定义或考察时，也是在寻求人之为人的存在论根据，如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是动物”这一命题也可以运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来加以推演，对人进行定义必须往上抽象，初级抽象到动物，次级抽象到生物，不断往上抽象到人的存在。“存在”是人的本质，它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是人的存在论根据。这种“存在”也不可定义，但它仍旧是恒定不动的，它甚至决定了一个人的外貌、肤色甚至种族等。这种“人性观”表现在近代，就是一种先天的或先验的人性观，即性善说或性恶说，抑或是“人天生就是自利的”等。虽然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了以往的唯心主义体系，但在“人”的问题上依旧是唯心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他把人作为一种静止的自然存在物，而这种人性观或人的本质论，都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对象。
当我们说传统的人性论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抽象人学时，那么马克思在“人”的问题上又有什么新的突破吗？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以“实践”为基本出发点，对于人的存在论基础做出了新的说明。这种“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现实的人”取代了“抽象的人”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519这里的有生命的个人必须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有着现实性需要的人。很明显，这种“现实的人”迥异于传统的“本质主义的抽象人学”，“现实的人”是进行着现实实践（物质生产）的人，而不是一种“静止的人”。其二，“现实的人”还是处在“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中的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2］723“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1当然，这里的“社会关系”是奠基于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的，它不是一种静止性的存在，而是随着人们生产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马克思所坚持的“现实的人”的理论是不同于传统的人性观的，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自然的类本质，而是把人视为一个不断变化、不断生成的过程。
（三）实践对于社会的存在论证明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501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的一个本质定义。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关于“社会生活”的本质主要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另一种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换言之，“历史”并不仅仅指“历史”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历史”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原则或理论内核，即历史也指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等。
综上所述，优化基于B/S架构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方案，必须设计完善的管理平台，细化人力资源培训工作，不断健全数据库管理系统。
前文已经明确指出，马克思是把“实践”作为了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但同时又把人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这里就衍生出了一个问题，即“社会关系”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在马克思的真实语境中，他是把实践作为了社会关系的“发源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196“现实的人”首先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发生“关系”，使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人与人之间又必须发生“社会关系”，譬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分工，因此总体上来看，实践在起始意义上就内在地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即前文所指出的，实践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同时我们也看到，实践不仅是社会关系（或社会生活）的存在论基础，它还是社会发展的存在论基础，尤其是当我们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把实践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时，很显然，“物质生产活动”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它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因此总体上来看，实践恰恰构成了社会生活或社会存在的存在论基础。
二、“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必须努力把握水利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水利现代化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水利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所提供的保障能力，是衡量一个地区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主要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利现代化只有阶段性的工作目标，没有终极性的工作标准。因此，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三个紧紧围绕”，即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紧紧围绕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新要求，建设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水利现代化，建设老百姓想要的水利现代化。
（一）历史性、现实性、理想性的统一
传统本体论哲学追求终极存在、统一大全，以“观物”的方式来“观人”，这就造成了人的现实性的缺失。近代知识论哲学凸显了“我思”的重要性，但“我思”还是一种“悬思”，即理性思维的实体化，这也导致了对人的现实性的漠视。这些都使人陷入了现实的危机之中。
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最大革命就在于现实性的关怀。“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世界观不在于“观”世界方式的固定化，不是寻求解释世界的冰冷公式，而是要为现实世界的变革与进步提供方法和指南。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拥有强烈的现实关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它审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时代条件、现实背景，立足于人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世界，现实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同时，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又具有历史性的特征，“新世界观”以实践为基础，而实践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历史性。实践不仅指“现实的人”当下的实践，实践方式还以一种社会遗传方式保留下去，人与世界是历史的人与世界，历史性也是人、社会甚至自然的存在方式。“历史”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或理论内核，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马克思自己都评价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516马克思“新世界观”不仅是现实性、历史性的统一，还是理想性的统一，“因为现实与理想有矛盾，于是才有哲学。”［5］323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一个理想就是实现“人类自由解放”，这种理想不是超验的理念世界，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与结果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批判与他的“人的解放”理想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现实的矛盾才使他去坚持探讨共产主义的理想。
前文已经明确指出，“实践”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基础，而且实现了对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存在论证明。当我们把“实践活动”作为存在论的基础时，很显然，这种实践活动本身就体现了“合目的性”。实践活动总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为“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但“现实的人”总是有着现实性需要的人，因此物质生产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而这种需要的满足就体现了物质生产活动的“合目的性”。但这种“合目的性”还是一种外在的“合目的性”，结合马克思中后期的著作来看，马克思肯定了劳动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而且从更高层面来看，劳动本来就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它应该构成人的幸福来源（而不是私有制条件下的被迫劳动），从这个角度而言，劳动本身就是“目的”。
（二）本质思维与实证特点的融合
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实践，实践不仅对人与社会作了存在论的证明，还对人化自然作了存在论的证明，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化自然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理解上，一直有一种反本质主义倾向，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具有实证的现实特点，因此要反思“人的本质是什么”“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提问方式。这种反本质主义倾向认为，马克思是坚决反对形而上学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还是一种“观物”的方式。他们认为，人就是现实的人，没有一个抽象的本质。
这种疑问是有其合理性的，哲学理应面向现实、反映现实，哲学应该是经验的和可实证的，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理应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但任何一种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它的抽象性、逻辑性、普遍性和整体性，马克思的实践基础上的“新世界观”还要提供关于世界整体的知识，还要在抽象性的意义上来把握社会，否则就陷入了休谟那样的经验派的境遇，只相信个人的感觉，漠视一切的普遍性。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也探讨形而上的问题，甚至也会采用本质主义的方式，但这种本质主义的方式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先验本质，而是在实践基础上对“形而下”的世界和“形而上”的世界做出统一的规定。因此，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在实践——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实现了实证特点与本质思维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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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总的看来，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以实践为基本出发点，实现了现实性、历史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不仅关注人的现实境遇，而且注重对人的历史性的分析，并满怀“解放”的期望去实现“新世界观”的哲学价值。
当肯定了实践、劳动、物质生产活动的“合目的性”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方面，即马克思所谈到的物质生产的两个维度：“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问题。“生产什么”就是肯定了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性作用，而“怎样生产”是“生产什么”的基本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怎样生产”就是指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各种物质条件，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怎样生产”则是指在既有的物质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所进行的生产活动。很显然，这些物质条件或生产资料就构成了“生产什么”的基本前提。只有遵循了物质性的基本前提，我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才能顺利展开，这就体现了我们的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的方面。因此，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以实践为根基，真正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3］62毫无疑问，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关于人的哲学，如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康德的“人是目的”等等，但“人”既是哲学思考的主体，同时又是哲学思考的客体，我们既在世界之中思考世界，又仿佛在世界之外来思考世界，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是最重要的，但又是很不完备的。
三、“新世界观”的“革命”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以实践为基本出发点，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推进了传统哲学由“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变、从理论批判到现实批判的转变，是世界观的真正的“革命”。
（一）实践基础上“主客统一”的“新世界观”
传统本体论哲学的世界观虽然也有“观世界”的维度，但终究还是“独断论”的设定方式。传统本体论哲学重点考察的不是人们“观世界”的方式，而是世界本身存在的方式。无论是古希腊早期的“水生万物”“气本原说”，还是苏格拉底通过诘问法来追问“勇敢之为勇敢、勇敢本身是什么”“美之为美、美本身是什么”，抑或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世纪的上帝“创世纪”，等等，他们都在力图找到世界的终极存在、最高存在，因为这些终极存在是自因，无需其他的规定，但它又是其他具体表象的原因。总之，他们都在寻找着对于世界的确定性的解释。因此，他们也是在“观世界”的，但其重点还是在追寻“终极存在”。
近代主体性哲学兴起之后，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提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通过对一切的怀疑，最后得出结论“我在怀疑是不可怀疑的”，而到了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考察，“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知识开始于经验，但必须有先天的成分。近代主体性哲学确实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但也有一些问题，从其现实性上来讲，这就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从世界观角度来讲，它造成了主客体的二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张力也被夸大了。
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了真正的创新，开创了“新的世界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499前文已经提到，感性活动的提出不仅是针对费尔巴哈，还针对整个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体系。马克思正是在《提纲》中走出了近代哲学的“意识内在性”，致力于用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主客观的关系。通过前文的简单的思想史梳理可以看出，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更多的在思考“世界本身是什么”，但这容易陷入“独断论”的境地。近代哲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提供主体性的“证明”，其证明方式就有近代哲学的“我思”“自我意识”“绝对理性”“自由意志”等，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证明方式都侧重于人的主体意识方面，强调的都是一种意识的能动性。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意识的能动性恰恰造成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断裂”，其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天然自然与人化自然之间的“缺口”，要“缝合”这个缺口，就必须依赖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因此，当马克思把“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时，显然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提供了存在论的基础。马克思也正是以实践为基础，批判了整个传统哲学（包括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并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层透视（如后来发展出来的社会形态论等），因此说，“实践”概念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诞生。
（二）“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02这是《提纲》的最后一条。这里的“改变世界”明显就是前文所指的“实践”。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的“实践”和“改变世界”都不仅仅只是一种“口号”，它有着具体的内容，尤其是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他们既指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又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很显然，这些内容都是非常现实的，但就《提纲》本身而言，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概念，它的一个真正革命性的变革就在于实现了由“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变。
通过学习西方哲学史我们知道，从古希腊哲学寻求世界的终极存在，到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兴起，西方哲学对于“人”的定位总体上呈现为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古代本体论哲学主要在追问“世界本身是什么”，但近代主体性哲学追问的重点却是，人是如何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的，这就形成了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疏离。当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近代哲学的这种“主体”转向，从其深层本质上看，依旧陷入了“意识的内在性”，从而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分裂。
马克思很明显地看到了近代哲学的根本“症结”所在。当近代哲学倾其全力来“解释”这个世界时，实际上都是在“意识”之中来完成的，这就容易形成“颠倒”的世界观，这种哲学的典型形态就是近代的唯理论哲学（主要是从康德到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尤其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提出的要求往往只是要改变内在意识，它的哲学思辨性使它远离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成为了一个个封闭的逻辑范畴体系。因此，从总体上看，虽然近代哲学标榜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为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提供主体性的“证明”，但其实质仍旧是在意识的内部来解释世界，因此陷入了“意识的内在性”。而当马克思确立起了“实践”的基本出发点时，显然是超越了“解释世界”的近代哲学，进而把哲学的任务推进到了对意识之外的世界的批判和改变。因此，马克思赋予“实践”以“新世界观”的意蕴，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他，就是哈斯巴彦尔。自2003年以来一直从事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办理食品违法案件600余起。2014年随着食品药品机构改革，他从质量技术监督系统选调到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稽查局（总队）承担食品稽查工作。他始终以蒙古族人特有的刚毅、果敢和坚韧，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奋战在内蒙古食品安全监管的第一线。近3年来，他带领食品稽查队伍，办理多起涉案货值上千万元的大案，成为食品稽查办案领域的“行家里手”和“领军人物”，得到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荣誉。
（三）理论批判到现实批判的转变
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他最先的工作是进行理论批判，如马克思在早期所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哲学、人本主义的“类”哲学等。如果说这些都是对于抽象“天国”的批判，那么马克思还有一条批判的路径，就是对于“尘世”现实的批判。对现实的批判也经过了批判的萌芽、批判的发展、批判的成熟等阶段。
批判的萌芽阶段主要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思辨性，但他与康德、黑格尔又是不同的。在分析自由时，马克思认为，自由不能抽象地理解，必须与周围环境相结合。在分析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时，他认为哲学必须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变成一种实践的力量。可以说，博士论文已经表明了马克思有了批判现实的意识，但此时还没有树立起新的世界观，所以也只是萌芽。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真正发展了对于现实性的批判。由于真正接触了“林木盗窃法”等现实问题，物质利益问题成为马克思在那个时期最为“苦恼的疑问”。他在现实生活中也越来越发现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的背离。马克思随后搬到克罗茨纳赫，开始了系统批判黑格尔的工作，这就有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诞生。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只有把哲学研究引向现实，从现实出发来批判现存的哲学，才能真正扬弃这种哲学，“批判的武器当然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10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把世界观与更具有现实性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现实的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使其批判更加具有了现实性。但这种对现实性的批判还没产生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所以，它并没有实现批判对象的真正变革。
马克思对于现实性的真正批判开始于《提纲》，尽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初次接触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但此时的“问题式”依旧是费尔巴哈的。只有到了《提纲》之后，马克思才确立起了“实践活动”的基础性地位，并逐渐摆脱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问题式”，从此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天才萌芽”。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实践”和“改变世界”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口号”，结合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可以知道，他与近代唯理论哲学家们的一个根本差异就在于，马克思真正投身到了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去了。而且历史唯物主义在成熟时期的一个主要解剖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问题、剩余价值问题等。很显然，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明显具有了更强的 “现实性”，这标志着马克思的理论实现了由“理论批判”向“现实批判”的重大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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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9－0035－07
［作者简介］
李 弦（1989-），男，湖北恩施人，法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王让新（1958-），男，河南灵宝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研究”（18XKS00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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