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党中央制定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多项重量级的惠农战略，数字乡村建设则是国家涉农战略体系的最新元素。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契合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等国家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且蕴藏着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治理等多种辅助性功能，但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面临标准参照难题、人才供给难题、绩效考核难题和多元协同难题。
关键词：数字乡村；乡村振兴；精准扶贫；预判性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乡村问题，乡村蕴藏着无限的希望和动能，做好乡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乡村的问题’在中国也许是最核心的问题之一”［1］，乡村发展与治理的质量是观察中国整体发展与治理水准的窗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采取了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精准扶贫等一系列促进乡村发展与治理的举措；还有从2004年到2019年连续发布聚焦于 “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乡村关怀，中国的乡村发展与治理事业也由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实际上遵循的是城乡二元化逻辑，在持续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优质资源流向城市，相对而言，乡村由于缺少相关政策和资源的支持，使其呈现出活力不足的迹象。在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中，“三农”问题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让广大农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党的重要执政使命，正如李克强总理2017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支撑。一个国家不管城市建设得多好，如果农业落后、农民贫困、农村凋敝，都不能算是现代化国家”。确实，对于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城市的繁荣固然值得追求，但是乡村的衰落却也难以接受；况且按照中国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发展的速率来推算，中国的总人口和城镇化率在2030年将分别达到15亿和70%，关键问题是，即使到了2030年，按照70%的城镇化率来推算，中国农村仍将有4.5亿人，这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在还有如此庞大农村人口存量的情况下，“中国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农村衰败的，否则这个国家就会面临一种难以承受之重”［2］。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使得党中央将促进国家平衡与充分发展作为主要任务，而由于 “中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3］，因此党中央遵循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瞄准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然而，距2018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不到两年，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促进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党中央制定涉农国家政策体系的最新元素。问题在于，党中央为何在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不久又紧接着谋划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了十项重点任务和五项保障以及分四步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目标，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我们将会遭遇怎样的难题？
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时势与价值的证成
对于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而言，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契合时代发展的总体趋势；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蕴藏着多种辅助性功能。
（一）时势理由：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契合国家发展的总体趋势
基本上不存在争议的是，人类社会在经过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正在经历由信息技术变革与创新驱动的信息革命。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社会形态也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继而步入信息社会。由于信息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因此信息社会也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看来，人类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在经过两次高速发展浪潮之后正在进入第三次浪潮，第一次信息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大规模普及应用，这一阶段可总结为以单机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阶段；第二次信息化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大规模商用，以美国提出 “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为重要标志，这一阶段可总结为以互联网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阶段；当前第三次信息化浪潮正扑面而来，这一阶段可总结为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阶段。纵观人类社会信息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三条并行不悖的主线，而数字化是基础，贯穿人类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始终，“办公数字化”是第一次信息化浪潮的重点，“社会数字化”是第二次信息化浪潮的重点，“万物数字化”是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的重点 ［4］。即是说，不管信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形态如何变迁，更广与更深的数字化是不变的趋势。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也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谁在信息化上占据制高点，谁就能够掌握先机、赢得优势、赢得安全、赢得未来……加快信息化发展，建设数字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由于建设数字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因此党中央紧扣时代脉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适时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的要求。此后，在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以及在2018年4月22日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都曾强调要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依据中国政治运行的实践经验，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或者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要场合提出的概念、要求等往往都会成为特定阶段内国家发展的重点任务。由此可以推断出，数字中国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建设数字中国将成为党中央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的重点任务。由于中国城乡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比如有研究者从信息技术的 “意识”“接入”“利用”和“环境”四个维度构建出了一套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权重，然后选取中国31个省区为样本进行了城乡数字鸿沟测度，结果显示，我国东部11省区、中部8省区、西部12省区的城乡数字鸿沟平均值分别达到了1.983、2.874和4.565［5］。因此可以说，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缩小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中之重”。确实，乡村作为中国发展与治理的基础场域，数字中国建设不能缺少广大乡村的数字化，没有实现广大乡村的数字化，数字中国建设就“永远在路上”，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契合中国数字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二）价值理由：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蕴藏着多种辅助性功能
超大的人口规模交织着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复杂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使得党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审慎的治国理政风格，不会轻易推出一项具有广阔影响面的战略。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凡是国家决定推行实施的战略，必定是在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认知框架内具有丰富价值的战略。那么作为涉农国家政策体系的最新元素，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到底蕴藏着何种价值呢？
2.5 关键词 论著、专科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文章须标引3个～8个关键词。请尽量使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的最新版《Index Medicus》中医学主题词表(MeSH)内所列的词。如果最新版MeSH中尚无相应的词，处理办法有:①可选用直接相关的几个主题词进行组配。②可根据树状结构表选用最直接的上位主题词。③必要时，可采用习用的自由词并排列于最后。关键词中的缩写词应按MeSH还原为全称，如“HBsAg”应标引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每个英文关键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各词汇之间空2个字符。
其三，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助力乡村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容丰富，结构复杂，但是不管怎样划分其内容或拆分其结构，乡村治理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中国乡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某种意义上，乡村治理的好坏是观照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窗口；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稳定与秩序的根系在乡村，因此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广阔乡村的治理。不过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村干部数量与乡村总人口数量存在较为严重的匹配失衡，一方面，数量有限的村干部难以应对琐碎的村庄事务，由于不能及时到场，可能使一些本来可以在村庄内部化解的 “小问题”与 “小矛盾”演化为 “大问题”与 “大矛盾”；另一方面，数量有限的村干部难以有效承接从中央到省市县等各层级 “下放”下来的 “如雨后春笋般”的各种会议任务、传达任务、统计任务，等等。通过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便于村民利用数字化设备及时向村干部反应各类问题，增加村域 “小问题”与 “小矛盾”就地化解的几率；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村干部从一些 “杂务”中抽身。比如江苏部分乡村就通过乡村网格化管理，依托网格员对网格内的人、事、地、物、组织进行信息采集管理，再通过数据平台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得到容易被理解并便于运用的图表，网格长通过手机随时向上级信息平台上传和汇报问题，同时村民作为民情信息员和监督员也参与发现和反馈问题，从而实现了整个乡村的数字化治理。
其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助力精准扶贫。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或者说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为优良的生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使命，但是由于受历史传统、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许多地区的民众依然过着较为贫困的生活，这是具有深厚人民性政党特质的中国共产党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因此自20世纪80年中期以来便开始持续展开扶贫工作。总体来看，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诸如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扶贫政策效果不明、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指向不准等一些棘手问题以及弄虚作假、人情扶贫、关系扶贫、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扶贫不公甚至是扶贫腐败问题。为了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承诺，迫切需要提升扶贫实效，于是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 “精准扶贫”的概念；此后 （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时又提出了 “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随后，精准扶贫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精准扶贫重在 “精准”，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助力精准扶贫。具体来说，通过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提高贫困地区的网络使用率和普及率，利用网络的传播和数据储存功能，将贫困区域、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的信息进行精准采集和录入汇总，并通过网络将信息精准嵌入到贫困识别、帮扶、资源管理、贫困者参与、考核评价及必要追责的全过程应用，发挥出信息资源的最大效益，促进扶贫资源供给与扶贫需求的精准对接 ［6］。
三、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难题：一项预判式分析
任务设置是科层制运转的关键环节，在中国党政五级制运行实践中，承接上级党政部门设置的常规性任务和政治性任务是下级党政部门的科层职责，而考核是上级党政部门促使下级党政部门集中精力来完成上级所设定的各项任务的有力工具，尤其是将任务完成质量与地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关联起来时，考核将具备更大的能量。虽然 《纲要》没有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那样明确指出，要 “建立市县党政领导干部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绩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但是也有提到 “各地区要将数字乡村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抓好组织推动和督促检查”，这实际上已经表明，考核并不会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事业中缺席。但是难题在于，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当前国家最主要最重视的涉农战略关联紧密，甚至许多内容存在重复和交叉，比如国家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是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与 《纲要》提出的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 “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着力弥合城乡 ‘数字鸿沟’，培育信息时代新农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存在较大重合，而且 《纲要》明确将 “推动网络扶贫向纵深发展”作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十项重点任务之一，又使得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与精准扶贫产生关联，这也就决定了不同涉农战略之间可能会出现效应互相渗透的现象，因此从互相渗透的效应池中辨识出数字乡村建设的效应存在极大的难度。也即是说，在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存在内容交叉的情况下，如何能单独考核数字乡村建设的绩效是个不小的难题。另外，由于中国乡村地区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差异性明显，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在推行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虽然这种做法维护了地方自主性，但是在衡量绩效时容易出现尺度选择难题：到底是应该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还是按不同区域分别制定标准进行衡量。
（一）标准参照难题
如果说从时势与价值维度的证成解决了数字乡村建设从何而来以及为何而来的问题，巩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 “正当性基础”，而要顺利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还需回答另外一个技术性问题，即什么是数字乡村或者说数字乡村建设到底是要将乡村建设成什么样子？这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标准参照问题，标准参照不清晰，在强调因地制宜的地方政治运行实践中，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遭遇更大的 “机会主义风险”。而从事实层面来看，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标准参照的确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一方面，数字乡村的核心内涵模糊。虽然从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指导性文件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设定的诸如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强化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供给、建设智慧绿色乡村、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信息惠民服务、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网络扶贫向纵深发展、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十项重点任务中可以隐隐约约地把握数字乡村的整体轮廓，但是这些内容更像是在阐释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功能与路径等，并未展现数字乡村本身的核心内涵。这可能导致数字乡村建设的一线操作者窄化或泛化对数字乡村的理解，或者将数字乡村建设窄化为简单的网络设施建设、增加宽带接入、普及数字网络电视，提高4G覆盖率等，或者将数字乡村建设泛化为无所不包的事项。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模糊。无论在哪个领域都需要尽可能制定明确和具体的目标，如此才能对任务的执行过程进行有效指导以及对任务的执行结果进行准确的评判。而将各种战略的总体性目标拆分为阶段性目标以便循序渐进地推动战略实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风格。就数字乡村建设而言，《纲要》也设定了如下阶段性目标：一是到2020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进展；二是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三是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四是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但是难题在于，上述阶段性目标之间的区分度并不高，暂且不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进展、重要进展、长足进展之间较难区分，各阶段目标中的次级目标也大多以 “明显提升”“更加显著”“明显缩小”“日趋完善”“显著提升”“基本实现”等限定，使得每一阶段的目标要求呈现模糊化。目标要求是行动方向的重要参照，数字乡村建设阶段性目标的模糊化容易导致数字乡村建设实践的迷茫，使得数字乡村建设的一线操作者们缺乏精准的任务着力点。
其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助力乡村振兴。独特的政权成长经历使得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将解决 “三农”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党执政认知中，“三农”问题的解决质量是检验党执政水平与能力的重要标准，也是影响中国国家现代化整体走向与质量的重要因素。而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核心标识，辅以丰富多元内容，最终谋求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直接指向了 “三农”问题的解决。由于 “三农”问题的解决质量是检验党执政水平与能力的重要标准，对于这样一项直接指向解决 “三农”问题的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有效推进其实施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执政施政能力与智慧的直接检验。2018年7月5日，在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这就奠定了乡村振兴在当前党和各级政府执政施政任务结构中的中心性地位。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明确指出，要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进信息进村入户，要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甚至直接指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快物联网、地理信息、智能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全面深度融合，建立空间化、智能化的新型农村统计信息系统。即是说，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等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而每一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实际上都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整体效果与质量，因此可以说，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极大地助力乡村振兴。
（二）人才供给难题
为落实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健全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11月27日，四师六十一团党委领导带领团经发办、城镇管理中心、农业发展中心、社会事务办公室等相关工作人员，对该团社区、水管所、幼儿园、养老院、酒店、农药店、民营企业、水库等重点防范部位和10个连队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三）绩效考核难题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总体趋势的要求，也蕴藏着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治理等多种辅助性功能，理想的情况是，《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所设定的目标与任务能够得到有效贯彻与执行，或者说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能基本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过受国家整体规模和区域异质性的限定，长期以来，中央政策或国家战略在地方执行实践中常常会遭遇一些难题，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也概莫能外。
乡村发展与治理是一项极为繁杂的系统性工程，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不仅需要国家的战略重视和大量的政策与资源支持，更需要能将各种政策与资源 “用对、用好、用活”的人才，没有人才的支撑，各种政策与资源可能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乡村的发展与治理也会受到影响。同样，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 “据有关部门数据显示，目前农村各类实用人才1690多万人，仅占农村劳动力的3.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人才尚有很大的缺口”［7］。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依然是国家发展主流趋势的背景下，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中国乡村的人口数量还会继续减少，而从中国城镇化的长期事实经验来看，乡村人口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比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乡村总人口为78384万人，其中15-64岁的青壮年人口为52501万人；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乡村总人口为66281万人，其中15-64岁的青壮年人口为46912万人。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这期间，中国乡村青壮年人口减少数占乡村总人口减少数的46.18%。虽然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乡村人口减少实属正常现象，但是人口减少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外流确实会削弱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人才基础。实际上，国家对乡村人才流失的情况也有清醒的认知，因此在 《纲要》中明确指出，要 “强化人才支撑”，“开展信息化人才下乡活动”，“充分发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大学生村官、科技特派员、西部计划志愿者等主体作用”；而且山东省还出台了专门的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若干措施》。不过由于城乡发展差距大，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条件、医疗资源等都比不上城市，许多人才并不愿意 “下乡”，即使下乡了，也是 “身在乡下心在城”，想着的是如何 “早日回城”，而不是如何扎扎实实地推进乡村建设与发展。而且由于许多鼓励人才下乡的配套性政策执行不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各类人才下乡为乡村建设与发展贡献智慧的热情。比如，国家曾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创业，并为他们提供税收减免、资金扶持和政策优待等系列配套政策，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基层政府执行政策并不彻底，政策执行不到位或是采取敷衍的态度导致无法为奔赴基层工作的人才提供预期的便利与激励，从而抑制了他们返乡就业的积极性 ［8］。
（四）多元协同难题
现代政治与行政日益朝向建立健全明确的权责分工体系方向发展，权责分工的科学化是提高政治与行政效率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渠道。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受发展经验、发展任务与现实形势等的影响，中国形成了交织的党政、央地、政企、政社关系，而且各自之间的权责分工也一直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经过多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央地关系改革，才逐渐形成较为明确的党政、央地、政企、政社权责分工体系。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大工程，其有效推进既需要各方各司其职，也需要各方协同合作。然而，由于受长期强调权责分工的观念以及分工定型之后的利益结构影响，各方各司其职基本不成问题，有效的多元协同合作反而不易达成。一方面，党政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不易达成。数字乡村建设涉及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强化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供给、建设智慧绿色乡村、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信息惠民服务、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网络扶贫向纵深发展、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等十项重点任务，暂且不论这十项任务一共关联到多少党政部门，就是每一项具体的任务也会牵扯到多个部门。而且 《纲要》也明确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依据本纲要，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信息化规划和乡村振兴重点工程，完善产业、财政、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配套政策措施，持续推进落实”，即是说，数字乡村建设的顺利推进对党政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由于任务之间的交叉性使得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楚以及不同党政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分割，因此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不同党政部门之间的合作不易达成。另一方面，政社政企政学之间的协同合作不易达成。《纲要》指出，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广大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但是问题在于，由于权力运行日益规范以及当前政社政企政学之间的边界较为清晰，社会、企业、学者们在选择是否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以及如何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等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因此面对不同的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倾向，国家要与之达成有效协同合作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
四、结语
近年来，党中央连续推出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重量级的惠农战略，展现其对乡村的深厚关怀。数字乡村建设是国家涉农政策体系的最新元素，国家之所以在当前提出数字乡村建设，是因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契合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国家发展总体趋势；而且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蕴藏着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治理等多种辅助性功能。但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推进也可能面临标准参照难题、人才供给难题、绩效考核难题和多元协同难题。当然，根据不同的视角还可以对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的实践困境做出更多的预判。或许有人存在疑问，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存在这么多的困境，那么还有必要继续推进吗？我们的答案是，任何重大政策或战略的实施或多或少都会遭遇一些实践困境，困境的存在本身并不可怕，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我们暂时并未给予有效破解困境的方法和思路，这项任务将会在后续的研究中完成。或许还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对数字乡村建设困境的分析是预判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答案是，因为数字乡村建设才刚提出不久，各地区的实践探索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当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事实后，实证性分析才具有扎实的基础。另外，预判性分析中的困境没有出现自然更好，即使出现了，如果因为有前期的预判从而可以让实践部门做出更从容的应对，那则是本文研究的最大价值。
变炸为烤：传统的脆皮鸡是用油炸的方式制熟的，鸡肉会显得很油腻。将油炸改为烤制后，蒜香脆皮鸡不仅鸡皮酥脆、鸡肉滑嫩，而且还带有蒜香味。
据统计，通过餐饮服务示范街的创建，全区共有150余家小餐饮店进行了提档升级改造，改造后，这些餐饮店证照齐全，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无占道经营、内部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有餐具消毒和保洁设施，全面提升了市民的餐饮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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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19）10-0005-07
收稿日期：2019-10-07
作者简介：刘万余 （1996-），女，四川隆昌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梅立润 （1991-），男，湖北阳新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
［责任编辑：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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