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隔代抚养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是，隔代抚养从定义到测量都鲜有讨论。这集中表现为有关隔代抚养的数据差异悬殊。文章认为，其原因在于各数据对隔代抚养的测量并不一致。进一步，文章梳理和比较了各数据中相关测量的异同，发现各测量主要存在“替代”测量、“支持者角度”测量、“主观”测量和“孙辈年龄未限制”测量等问题。本文主张，在家庭生育决策视角下，隔代抚养的测量应向“直接”测量、“被支持者”角度测量、“孙辈年龄受限制”的测量、“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相结合的测量方式转变，因为并非所有的隔代抚养都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关键词］隔代照料；生育决策；测量；角色
1 引言
隔代抚养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当下个体生育意愿、家庭生育决策乃至中国生育率的重要因素[1]-[10]。然而和这种重要性极不相称的是，隔代抚养从概念到测量都鲜有讨论。这集中表现为各个调查中有关“隔代抚养”的数据差异悬殊。基础性工作的缺失将严重阻碍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本文将从有关隔代抚养数出多门、差异悬殊的现状入手，分析各种测量的异同，从思辨和案例的剖析中来解释隔代抚养的内涵以及现存测量遭遇的难题和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2 文献回顾
尽管学界对中国生育率到底有多低的争论仍然莫衷一是[11]②该文罗列了各学者、机构对2000年和200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估计与调查，显示各方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与调查不仅有分歧而且分歧还很大。，但基本的共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生育率业已达到并低于更替水平了[12]③郭志刚的这篇文章中，给出了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按六普模拟等八家数据，其值均低于2.1。。同时，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担忧和争论中国是否可能出现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欧洲局部地方已露出端倪的“低生育率陷阱”[13]-[15]，分歧和争论逐渐凝聚起共识，并推动了政策层面的变革——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几年前，部分学者还担忧全面放开二孩将引起出生人口大规模堆积[16]，2018年年初公布的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就用事实表明“‘生育率反弹’的担忧不复存在”；事实上，中国的低生育率并没有因政策的转折而全面复苏，相反，一孩的数量和比例仍呈进一步下降趋势[17]。
低生育率时代，哪些因素影响和最终形塑了当下的生育率呢？Bonggarts（2001） 在新世纪初就带着他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六因素理论给低生育率研究打开了思路[18]。不过，将隔代抚养的家庭支持看作对生育成本的削减，其发轫至少要追溯到经济学派对生育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诠释[19]-[22]。然而，欧美国家、地区和深受儒家文化形塑的地区，其隔代抚养的表现形式和作用自不可同日而语[23][24]——尽管国内外对隔代抚养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多是从家庭关系/代际交换[25][26]，影响隔代抚养的因素[27]，隔代抚养对孩子的影响[28][29]、对老年人自己的影响[30]-[32]以及对（育龄） 妇女就业[33][34]、抚幼参与[35][36]的影响方面展开。尽本文所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尚无有关隔代抚养对人口要素，尤其是生育变动的影响的研究。
但是，当低生育率时代持续延长，二孩政策惠及每位妇女时，如何促进妇女生育尤其是再生一个，就自然成了理论与现实层面亟待回应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在江苏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基于2007年和2010年的跟踪数据显示，实现了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家庭中，91.3%的妇女其父母、公婆都帮助他们照料了子女[1]。而闫萍（2015）在对北京市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发现，家庭照料（主要指祖辈对孙辈的照料）成为了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第3至第5位的因素。更进一步，周鹏（2017）则从理论和宏观经济模型上阐释了延迟退休将通过削弱老年人的隔代照料支持而降低或延后家庭中年轻女性的生育的观点，并提请关注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或与其他目标（二孩政策）可能引致的冲突。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一孩”对于每个家庭是刚性需要的话，那么二孩生育的条件就更可能符合“木桶理论”——任何条件的缺失或不足都可能阻碍生育（二孩）目标的实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就更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沃的现实土壤。正如引言部分所涉及的参考文献，如果说早期的研究，学者们还将隔代抚养当作影响生育的诸要素之一而“一视同仁”的话，那么“全面二孩”政策后，隔代抚养就自然地升级为“核心自变量”了[9][3][8][10]。
但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分析，则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担忧——隔代抚养既然如此重要且深植于我们的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文化之中，那中国的隔代抚养到底有多普遍呢？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不知道隔代抚养到底有多普遍，我们怎么能精确地评估延迟退休（政策）通过代际支持对中国的生育率造成的影响呢？由于各个调查和研究侧重点不一，调查和测量的对象、范围及方式不尽一致，甚至隔代抚养的称谓也五花八门④ 有关隔代抚养相似的称谓，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概念：隔代抚养、隔代抚育、隔代照顾、隔代照料、代际支持、逆反哺、跨代抚养、非正式照顾（informal care）、祖父母照料、祖辈对孙辈的照料、家庭支持、“候鸟型”照料和“留守型”照料、隔代带养、祖辈管教、祖辈共同养育。，对隔代抚养的定义也往往“不拘一格”、含混不清，最终导致有关隔代抚养的数据众寡有异、相去甚远。那么，各种隔代抚养的数据，其调查和测量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呢？其优缺点如何？又该怎样扬长避短加以改进？
表6展示了隔代抚养测量中孙辈年龄限制与不限制的测量方式。王晶、杨小科 （2017）将隔代照料嵌入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之下，区别了隔代照料的“候鸟型”模式和“留守型”模式，并发现“候鸟型”模式提高了年轻人的二孩生育意愿，而“留守型”模式则和二孩生育意愿负相关[10]。张银峰 （2017）通过对天津市女青年生育意愿的调查，检验了二孩生育意愿的成本与收益，发现家中有老人帮忙照料能显著降低妇女生育的成本，是“家庭生育二孩的基础条件”[40]。如表所示，在测量方式上，CHARLS 2012年的调查将孙子女的年龄设定为16岁以下，而王晶、杨小科和张银峰则将孙辈的年龄分别设定为7岁之前和未满3岁之前。显然这样的差别也是造成隔代抚养差异悬殊的原因之一。当然，孙辈的年龄不仅有表中所列的设定，还有阶段上的划分，如上幼儿园之前，上小学之前等 [5]。不仅如此，从祖辈角度的测量也涉及到年龄设定不一致的问题。比如，CHARLS的调查对象为45岁及以上，而中国城乡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LASS）则将调查对象设定为60岁及以上。这些设定的不同，都会导致测量结果的不一致。
3 准确测量隔代抚养的重要意义
从已有的研究实践来看，隔代抚养至少可以从家庭关系/代际交换、影响隔代抚养的因素、隔代抚养对孩子的影响、对老年人自己的影响以及对（育龄）妇女就业、抚幼参与等多个方面展开。因此，其重要性便可以从多个维度展开论述。本文主要基于生育（率）研究的视角，着重从生育相关研究的角度论述准确测量隔代抚养的重要意义。
3.1 有利于把握隔代抚养现象到底有多普遍
表1展示了本文所搜集到的有关隔代抚养的文献以及文献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从表中可知，有关隔代抚养的测量结果，即隔代抚养的比例从24.1%到88.9%不等。甚至同样是基于2011年的CHARLS数据，但何圆（2015）和王晶（2017） 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所得出的测量结果也不一致 [10][38]，其中前者为34.9%，后者为48%，两者相差足足超过13个百分点。而最让人诧异的则是，将隔代抚养看作影响生育（率）的核心自变量的文献[3][39]竟然都不涉及隔代抚养的测量结果。无独有偶，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第一、二期调查都不涉及隔代照料的问题，直到第三期才出现了对该现象的设问。
表1 有关“隔代抚养”的文献及测量结果
⑤该结果是孙子辈在所有年龄段的主要照顾者为祖辈的百分比。
调查年 研究/数据 测量结果2005 Burnette D et al,2013 Only with grandparents 25.56%Father and grandparent 4.30%Mother and grandparent 10.73%2006 孙鹃娟等,2013/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45.7%2007 新浪新闻,2007/上海计生委调查 88.9%2008 Pei-Chun Ko,2014/CHARLS 57.6%2010 茅倬彦等,2013/江苏省六县市生育意愿调查（追踪期）约40%2010 宋健等,2015/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36.85%2011 何圆等,2015/CHARLS 34.9%2011/2015 王晶等,2017/CHARLS/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48%/54.33%2015 李芬等,2016/12城市调查 24.1%2016 梁宏,2017/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 59.8%2016 靳永爱等,2016/12 市生育调查数据 53.04%车茂娟,1990 不涉及1990、2000 第一、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不涉及1991 Chen F, et al,2000/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无法识别2006-2007 郑真真等,2008/江苏省六县市生育意愿调查（基线期）不涉及郑杨,2008 不涉及周鹏,2017 不涉及钟晓慧等,2017 不涉及
3.2 有利于更准确估计隔代抚养对生育（率） 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的调查和研究都表明隔代抚养成为了影响妇女生育尤其是再生育一个孩子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依据现有定义而测量出的有关隔代抚养，无疑是相对粗糙的，需要向精细化迈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隔代抚养都在生育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更好说明这个问题，下面以周鹏（2017）、宋健（2018）提出的要关注延迟退休（政策） 通过作用隔代抚养对妇女生育决定的影响为问题背景进行说明[3][17]。
延迟退休政策将普遍地使老年人延迟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削弱来自老年人的隔代照料支持，最终使得妇女倾向于少生育（如图1）。如果想要测算延迟退休到底对生育率会造成多大程度的负向影响，隔代抚养数据差异悬殊、非精细化的测量则是横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拦路石。以表1显示的数据为例，隔代抚养比例的高值约为90%、低值接近四分之一。如果假设延迟退休政策使得隔代抚养消失且没有隔代抚养必不再生育，那么政策将使得可能为2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约0.25到0.9个孩子。当然，这里面有两个强假设与现实并不相符，其中之一就是隔代抚养与生育的联系。显然，有必要继续追问，什么样的隔代抚养会和妇女及其家庭特征相联系并对妇女的生育决定产生影响。经验显示，那些周末照料、临时照料、对大龄孩子的照料等可能并不会影响妇女的生育决定。比如，在CHARLS（2013年）的数据中，那些回答在过去一年照顾了孙辈的人群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人群仅花费了不到10周照看孙辈或者每周花费几个小时照看孙辈。表2展示了“过去一年每周花费多少小时照看孙辈”的情况。显然，每天花费3.5小时以下，和每天花费8个小时以上的照料，其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时间/强度上的差异造成的对于照料者本身或者被支持者的影响差异，都是不可忽略的。但遗憾的是，尽本文所知，尚未有关注这种差异对被支持者会否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的研究。或许正是目前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主导了我们的相关调查和测量，并主要表现为测量上的简单倾向。总之，目前的测量是无论如何不能使研究更加深化的。
理想的相机模型是一个针孔模型,若以齐次坐标的形式表达,世界坐标系中的点(x,y,z,1)与图像中的无畸变对应点(u,v,1)间存在以下关系
数据采集在手机端完成。用户通过手机浏览器以无线方式接入Internet，访问服务器端部署好的服务，获取服务器端定制好的采集页面。根据编写好的采集页面按照采集说明完成数据的录入，然后发送到服务器端，保存到数据库中。其流程图如图5所示。
当然，准确测量隔代抚养的意义远胜于此，这里只是以问题为导向，用举例的方式展开的论述。相信随着研究实践的不断推进，准确测量隔代抚养的基础性意义将更加彰显。
图1.延迟退休（政策）影响生育率的路径与机制
资料来源：周鹏（2017）。
表2 过去一年每周花费多少小时照看孙辈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CHARLS（2013年）数据计算。
注：原始数据中，照看小时数分类太多（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2096），表中仅选取频率超过5%的小时数进行展示（事实上，0小时的频率达到5.45%，但更可能是填答错误，故不展示）。
⑥括号中“平均每天的小时数”为作者根据每周花费小时数除以7天后折算的结果。
每周花费小时数(平均每天的小时数) 百分比24(3.5) 5.45 56(8) 5.82 70(10) 7.28 84(12) 6.31 140(20) 5.86 168(24) 7.04合计 37.76
4 隔代抚养测量现状评述
为叙述的方便，本部分将以隔代抚养为何数出多门、差异悬殊为中轴，采用对比的方式，来呈现隔代抚养在测量上的现状和问题，并通过把握隔代抚养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在下一节提出本文的改进主张。
表3 替代的测量和直接的测量
文献 所用数据 测量方式 属性Chen F, et al,2000替代测量Burnette D,et al,2013 1991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measured by their residential proximity 2005 1% National Sampling Survey Family patterns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Only with grandparents,Father and grandparent,Mother and grandparent.替代测量Ko P C、Hank K,2014 2008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spent any time taking care of their grandchildren last year直接测量
4.1 隔代抚养测量的现状
4.1.1 替代测量与直接测量
本文首先发现，隔代抚养存在替代测量和直接测量的差别。表3展示了典型的有关隔代抚养的替代测量和直接测量方式。其中Chen F,et al（2000）用1991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探讨了祖父母的地理/居住距离（grandparental proximity）对育儿母亲抚幼参与的影响 [35]。他们发现，同住的祖父母和就近居住的祖父母的存在，显著减少了育儿母亲抚幼参与的时间；不过后者只在父系祖辈（即祖父母而非外祖父母）上存在效应。文章认为，祖父母的抚幼参与是父系（权）文化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对育儿母亲抚幼参与的替代和补充。但遗憾的是，该文所使用的数据并没有直接的隔代抚养的测量，而是从居住距离和是否影响到育儿母亲的抚幼参与来判断隔代抚养的存在与否。与之相似的测量方式还包括Burnette D,et al（2013） 文献中所涉及的测量 [37]。该文对文化差异十分显著的中美两国的隔代抚养情况做了比较分析。但在对中国的隔代抚养分析上，却直接转向了对农村的分析，并聚焦于留守儿童的照顾方面。所使用的测量方式也仅仅是考察祖辈是否同住（其中包括三种类型：仅和祖辈同住，和父亲、祖辈同住，和母亲、祖辈同住）。而在Ko,P.C.,&Hank,K.（2014） 的文献中，则不再采用替代的测量了 [27]。该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直接测量隔代抚养的情况——过去一年花了多长时间照顾孙辈，发现中韩两国尽管都有着儒家文化传统，但隔代抚养的参与情况却相去甚远，其中前者高达58%，而韩国仅为6%。
4.1.2 支持者角度的测量与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
表4展示了隔代抚养的测量中存在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和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的分野。其中何圆、王伊攀（2015） 采用2011年CHARLS的数据考察了隔代抚育对老年人退休决策的影响[38]。文章认为，“需要照顾孙辈的主体倾向于提早退休”，且“主体会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帮助子女分担抚育孙辈的压力”。该文通过对“退休时六岁以下的（外） 孙子女数量”和“提供照料时间”的测量来识别主体的隔代抚养参与情况。这里的主体，显然指的是 （外）祖父母，因此这种测量是支持者角度的测量。而靳永爱等（2016）的文献，则是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即 “没有父母或公婆帮忙照料孩子，女性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小”，且照料的可获得性是引起生育计划与偏好相偏离的重要因素 [15]。除此之外，本文以为，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也可以有更细致的区分。其中一种如靳永爱等 （2016）的文献，另一种则是从孙辈自己的角度进行的测量，其测量方式可以是“你（孙辈自己）由谁照看”[14]。不过，可能由于被访者都是成年人，所以从孙辈的角度进行的测量还未见诸各调查。
表4 支持者角度的测量与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
文献 所用数据 测量方式 属性何圆、王伊攀,2015支持者角度测量(祖辈)靳永爱等,2016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中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的相关数据(CHARLS)主体“退休时六岁以下的(外)孙子女数量”和“提供照料时间”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妇女)无 无 你(孙辈自己)由谁照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家庭生育决策机制研究》课题组2016年4月在全国6省12个市组织的调查您的父母或公婆是否可以帮忙照料孩子?被支持角度的测量(孙辈)
4.1.3 主观的测量与客观的测量
表5展示了现存测量中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的两种不同倾向。宋健、周宇香 （2015）利用2010年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检验了生育对妇女就业的影响，发现家庭的照料支持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会“减少生育对妇女就业的不利影响”[34]。茅倬彦、罗昊 （2013）利用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数据，考察了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诸因素，其中来自祖辈对孙辈的照料支持是一项重要因素[1]。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反映了学者们对该节点的关注程度，在图中反映为年轮的大小，代表着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的中心性则是衡量了节点在研究领域内的转折意义和枢纽作用，高中心性的节点充当着整个知识网络的桥梁，是连接不同知识的中枢，充当着基础知识的角色。
本文获得了这两篇文章所用数据的原始问卷，前者通过“最后1个/现在这个孩子3岁以前白天主要由谁 （03本人父母04配偶父母）照料”来识别“隔代抚养”；后者的识别策略则为“您的父母或公婆是否帮助您照料子女”和“过去一年里他们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照料孩子（小时）”。除此之外，本文获得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的调查问卷，其测量问题为“孩子父母最近非假期的1个月，晚上/白天，孩子最主要由谁照管 （2.孩子的爷爷/奶奶 3.孩子的外公/外婆）”，并提醒访员注意 “选择一位最主要的照管人”。显然，表中前二者强调对 “（最）主要由谁照顾”的理解和回答，后者则是对 “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的回忆与估计。因此，本文将之分别归属于隔代抚养的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
4.1.4 孙辈年龄限制与不限制的测量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碳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动态影响，研究的关键之二在于构建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指数。
表5 主观的测量与客观的测量
文献 所用数据 测量方式 属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孩子父母最近非假期的 1个月,白天,孩子最主要由谁照管?(2.孩子的爷爷/奶奶 3.孩子的外公/外婆)孩子父母最近非假期的 1个月,晚上,孩子最主要由谁照管?(2.孩子的爷爷/奶奶 3.孩子的外公/外婆)主观测量宋健、周宇香,2015 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个人主问卷最后1个/现在这个孩子 3岁以前白天主要由谁照料?03本人父母 04配偶父母主观测量茅倬彦、罗昊,2013江苏省生育意愿调查(2010年追踪)您的父母或公婆是否帮助您照料子女?过去一年里他们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照料孩子(小时)?客观测量
对孙辈的年龄 （或某阶段）进行限制的测量主要存在于生育的相关研究中，而不进行限制的测量主要集中于老年角度的测量。这似乎表明，对孙辈幼年阶段的照料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常识性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孙辈更大一些，其照料者、照料内容都随之变化，幼儿园、上学时期由教育机构负责日间照料，并且自身也逐渐习得照顾自己的能力。不过，限定的标准如何，是限制在3岁、6岁或者上幼儿园、上小学之前，还需更为细致的考虑。
毫无疑问，“替代测量”和“直接测量”的局限与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那种只有祖孙同住的家庭，更可能是祖辈照顾孙辈，但在三代同住的家庭中，我们无法仅仅通过这种居住形式就判断出祖辈对孙辈进行了日常的照料，因为也有这样的可能，即祖辈失能变成了被照顾者。而直接测量则更能准确反映这种代际支持的方向，即反哺（晚辈对长辈的支持）抑或逆反哺（长辈对晚辈的支持）。
表6 孙辈年龄限制与不限制的测量
文献 所用数据 测量方式 属性CHARLS 2012如果受访者有16岁以下的未成年孙子女,提问CF001 过去一年,您或您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了您的孙子女或重孙子女?年龄不限制王晶、杨小科,2017 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您的子女在 7岁之前主要由谁来照看? 年龄限制张银峰,2017本课题组实施一项“2015年天津市女性居民生育调查第 2个孩子在未满 3岁之前,80.0%的家庭有老人帮忙照料 年龄限制
4.2 隔代抚养各测量的优势、局限
严格来说，不同的调查，其目的不同，所以测量方式存在差异是完全正常的。不过，对同一现象的测量，其差异太过悬殊，则反映的是对现象本身的认识存在巨大分歧。而且，就隔代抚养与家庭生育决定的关系来说，对隔代抚养现象本身多凝聚一些共识，则是必要且可能的。毕竟，并非所有隔代抚养都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隔代抚养可能有周末照料、对大龄孙辈的照料以及对婴幼儿的日常照料等多种形式。显然，经验来看，周末照料、对大龄孙辈的照料等不会影响年轻夫妇的生育决定。甚至，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对孙辈处于婴幼儿期的日常照料，也仅仅是年轻夫妇生育事实发生后的被迫参与，因为这些年轻夫妇可能由于吸毒、监禁等原因不能履行抚幼责任[41]。遗憾的是，已知的文献和数据很少讨论亦无法识别隔代抚养到底在家庭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但对已知测量的归类、比较和分析，本文以为，现存测量的优势和局限性在于：
表7展示了隔代抚养中截面测量与队列测量的不同。其中李芬、风笑天 （2016）基于全国12城市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祖辈照料第二个孙子女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其中一个发现为，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祖辈照顾参与度也随之下降 [5]。不过，这种截面的调查不能回答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祖辈照顾参与度的真实变动情况。而真正的队列考察方式，必须追踪一批孩子 （可假设0岁的队列），观测其成长过程中祖辈的照顾参与情况。不过，尽本文所知，尚无有关隔代抚养的队列测量方式的调查。
表7 截面测量与队列测量
文献 所用数据 测量方式 属性李芬、风笑天,2016 2015年全国 12城市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幼儿园至初中学生的家长祖辈照顾参与度:3岁以下40.3%幼儿园阶段27.7%小学阶段18.7%初中阶段9.6%截面测量无 无 追踪一批孩子,观测其成长过程中祖辈照顾参与度 队列测量
当然，本文所列的改进主张是建立在访谈案例和思辨基础上的，其最终能否做到准确的测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修正。
第四，对孙辈的年龄进行限制十分必要，因为很难想象生育主体会由于自己的孩子上初中时没有隔代照料而放弃生育。如图4所示，除了在0-3岁设问以外，还可以考察3-7岁或者上小学以前的状况。
他是中国台湾企业家，号称“米果大王”，19岁接手家业，化危机为转机，一手将公司由濒临倒闭边缘，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米果制造商。同时，他带领旺旺集团不断扩张版图，积极建构横跨两岸的连锁饭店体系。
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似乎都有其局限。主观测量强调对“（最）主要由谁照顾”的理解和回答，而客观测量则是对“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的回忆与估计。在作者的访谈过程中，就遇到被访者不太好回答 “主要的照料者”这个问题的情形。被访者表示，自己的孩子刚半岁，除了自己休产假24小时照看孩子外，自己的母亲也是一天24小时值班。不过在孩子更大些的案例中，比如3岁之前，被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颇为清晰，就是自己的母亲/公婆为孩子的最主要照料者。当然，可以认为，在那些祖辈与孙辈不同住的家庭中，被访者可以比较容易地估计祖辈对孙辈的日间照料时间。这对定量地评估隔代抚养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而那种主观的测量似乎无法做到。
有文献报道，当较大钝性暴力作用于心前区，心脏因组织结构不同而产生不同步运动引起剪切力作用而损伤［24］。Baker等［25］提出，当钝性暴力致胸腔内压力或心内压力聚变时可导致心脏损伤，前者见于胸廓严重变形时，而后者多见于腹部受到暴力后压力通过血液传导而使心腔内压骤然升高时。暴力作用于前胸部，胸廓瞬间变形內移，心脏受胸骨和脊柱的夹挤而损伤［26］。刘维永等［27］通过家兔胸部碰撞实验提出，钝性暴力致心脏破裂多发生在舒张末期，致伤物的质量越大、接触面积越小越容易引起心脏破裂。
4.1.5 截面的测量与队列的测量
队列测量只在考察 “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祖辈照顾参与度的变动”时才出现。换句话说，仅出于考察隔代抚养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的角色的目的是没有截面和队列测量的分野的。
5 改进测量的主张
在分析了现存隔代抚养相关测量的优势和局限后，本文提出如下改进策略。
第一，替代测量是数据受限的无奈之举，转向直接测量是大势所趋。
图2 直接测量和被支持者角度测量
图3 客观测量
图4 孙辈年龄限制的测量
第二，支持者和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都很科学，但在家庭生育决策视角下，应向被支持者 （妇女/夫妇）角度的测量进行转变。基于这两大原则，本文设计了如图2所示的测量问题。这种测量方式显然优于通过是否同住来判断隔代照料是否存在的间接测量方式。另外，这个的问题设计在于让被支持者（妇女）自行判断其子女的日常照料者，而不是通过支持者来进行判断，避免了二者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为在访谈中作者发现，有的家庭支持者和被支持者的陈述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第三，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在不同的情形下各自发挥作用，可以探索将主观和客观同时放进测量之中。图2的问题设置可以说也是比较主观的，但本文摒弃了传统的问“主要照顾者”的设计。因为在作者的访谈中发现，被访者对 “主要”的理解并不一致。为克服这种理解的不确定性，本文加上图3所示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别是 “同孩子相处的频率如何”、“每次同孩子相处的时间如何”。在选项设置上，本文舍弃了让被访者自己填答确切时间的设计，而是用时间段来代替。图2和图3的结合可以算作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的结合，显然，图3的问题可以用来检验被访者是如何理解“日常照料者”这个角色的。
选取2016年3～9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上海一院临床医学院外科行手术切除的结肠癌组织标本和癌旁组织，共计20例。其中男性9例，女性11例，患者年龄47～74岁,平均年龄61.5岁。患者在手术前均未接受过药物及放疗化疗处理。手术标本切下后，迅速将组织分离，无菌生理盐水冲洗2遍后，用4%多聚甲醛固定，另外取部分组织标本装于冻存管中置于液氮中速冻,置入-80℃冰箱冷冻保存备用。本实验中标本的病理诊断由我院病理科高年资医生阅片诊断明确。本研究南京医科大学附属上海一院临床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样本采集均获得患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同意并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2018年2月，李某翻看当初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合同书时发现，两份协议的落款处上只有本人签字而无公司盖章，认为两份协议均是无效的，公司应当向自己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遂向当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并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
事实上，无论是支持者角度的测量还是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都是科学的。不过这两种测量方式，所测得的结果可能天差地别。假设如下情形：1）一个4-2-1结构的家庭，在过去的一年中只有祖母参与照顾孙辈，那么从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隔代抚养的比例为25%，而从孙辈、妇女的角度则为100%；2）一个4-2-2结构的家庭，在过去的一年中只有祖母且仅参与照顾第二个孩子 （老大的年龄足以自己照顾自己），那么从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隔代抚养的比例为25%，而从孙辈、妇女的角度则分别为50%、100%。但在家庭生育决策的视角下，从生育主体的角度来进行测量更为合理。
为进一步推动海南医疗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海南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医疗养生旅游”作为四大重点发展旅游产品之一，提出“打造中国医疗养生旅游胜地”的目标；《海南省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医疗旅游业融合发展。大力培育富有我省特色的医疗旅游品牌，拓展国内外医疗旅游市场。”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海南医疗旅游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客观而言，海南医疗旅游产业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六、结论与讨论
隔代抚养在中国似乎太过司空见惯，以致人们习以为常。然而，在低生育率时代，隔代抚养似乎又重新焕发了研究的生机——隔代抚养成为影响生育主体进行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某些家庭进行生育的基础的和必要的条件。然而，和这种重要性极不相称的是，鲜有对隔代抚养的概念和测量进行讨论的文献。本文搜集了各调查中对隔代抚养的各种测量，归纳了主要的测量方式；在此基础上，从家庭生育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各测量的优势和局限，并提出了本文对隔代抚养测量的改进主张。
在测量方式上，本文发现，隔代抚养存在如下几种对立的类型：
第一，“替代”的测量和“直接”的测量方式。前者主要通过居住模式来考察隔代抚养的情况，一般认为，只要祖辈和孙辈同住就视为存在隔代抚养。而“直接”的测量则是问被访者是否存在祖辈照顾孙辈的情形，肯定的回答则被视为存在隔代抚养。
第二，“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和“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前者考察的是祖辈当中，有多少人参与了隔代抚养，是抚养或照料的提供方。后者主要是从妇女或生育主体角度进行的测量，主要通过“您的孩子由谁照顾”来进行识别。
第三，“主观”的测量和“客观”的测量。前者一般通过询问“谁是主要的照顾者”来进行测量。后者一般通过让被访者回忆和估计 “每天大约照顾多少时间”来进行识别。
第四，“孙辈年龄/阶段不限制”和“孙辈年龄/阶段限制”的测量。前者对孙辈年龄的设定可以很高，如CHARLS中的16岁以下。后者则将孙辈年龄或所处阶段的设定往下调整，诸如设定为3岁、6岁或上幼儿园、上小学以前。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隔代抚养都在生育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本文主张的改进原则是：替代测量是数据受限的无奈之举，应转向直接测量；支持者和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都很科学，但在家庭生育决策视角下，应向被支持者（妇女/夫妇）角度的测量进行转变；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在不同的情形下各自发挥作用，可以探索将主观和客观同时放进测量之中；对孙辈的年龄进行限制十分必要。隔代抚养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其到底有多普遍的疑惑一直困扰着我们，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隔代抚养进行科学地测量。
Notes: Confucius is said to have read The Book of Changes ( Yi Jing) so many times that the leather strings binding the bamboo slips upon which the book was written broke three times．[2]46
苯磺酸顺式阿曲库铵非变态反应性过敏反应，直接作用于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表面，引起组胺等化学物质释放，无抗体产生，又称类过敏反应，临床表现与组胺的释放量相关。变态反应性过敏反应由IgE介导的速发型过敏反应，其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支气管痉挛和心功能衰竭症状。这两种反应的临床表现都与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的组胺量相关，均可出现过敏性休克表现，临床上30%～40%变态反应性过敏反应无法与类过敏反应相区别，临床表现进一步结合实验室检测血组胺、IgE化合物、肥大细胞类胰蛋白等血清学检查以及过敏原皮肤测试可确诊过敏反应及其类型[6]。
然而何谓科学的测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何谓隔代抚养”才是更深层次的症结所在。首先是对“隔代”的理解，从孩子的角度来说，隔代必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外）祖父母，甚至（外）曾祖父母。毕竟在预期寿命大大提高的今天，四代同堂的家庭亦不少见，且随着健康寿命的增长，曾祖辈也有提供照顾的客观身体条件。其次是对“抚养”的认识，和“抚养”类似的词汇很多，如养育、抚育、照顾、照管、照料等，或许对抚养的内容进行限定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
［参 考 文 献］
[1]茅倬彦，罗昊.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J].人口研究,2013(1):84-93.
[2]闫萍.家庭照料对北京市生育意愿的影响[R].“全面二孩与人口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5）”发布会,2015.
[3]周鹏.延迟退休、代际支持与中国的生育率[J].调研世界,2017(2):6-10.
[4]靳永爱,宋健,陈卫.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J].人口研究,2016(6):22-37.
[5]李芬,风笑天.照料“第二个”孙子女?——城市老人的照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6(4):87-96.
[6]郑真真.实现就业与育儿兼顾需多方援手[J].妇女研究论丛,2016(2)：5-7.
[7]杨菊华,杜声红.部分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探索,2017(2):137-146.
[8]陈秀红.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17(1):30-39.
[9]梁宏.家庭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的实证研究[J].南方人口,2017(6):14-24.
[10]王晶,杨小科.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7(2):140-155.
[11]杨菊华.关于我国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的几点思考[J].人口与社会,2011(2):5-14.
[12]郭志刚.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J].中国人口科学,2011(6):2-13.
[13]石人炳.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J].人口研究,2010(2):107-112.
[14]靳永爱.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事实与启示[J].人口研究,2014(1):3-17.
[15]陈友华,苗国.低生育率陷阱:概念、OECD和“金砖四国”经验与相关问题探讨[J].人口与发展,2015(6):7-18.
[16]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17]宋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两周年：效果及措施回顾[OL].人口青专会，2018.3.22 http://mp.weixin.qq.com/s/CS2fdktQZA7ByYxUKuOpqQ。
[18]Bongaarts J.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J].New York New York Population Council,2001,27(Suppl.):260-281.
[19]Leibenstein H.Book Reviews: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Population,1957,126(1):1349-1350.
[20]Leibenstein H.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J].Cambridge Mass Harvard Center for Population Studies Research Papers,1975,89(1):1-31.
[21]Becker G S.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J].Nber Chapters,1960,41(5):209-240.
[22]Easterlin R A.Population,Labor Force,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The American Experience[M]//Population,labor force,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68:740.
[23]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7-16.
[24]郑杨.对中国城乡家庭隔代抚育问题的探讨[J].学术交流,2008(9):130-132.
[25]车茂娟.中国家庭养育关系中的“逆反哺模式”[J].人口学刊,1990(4):52-54.
[26]Chen F,Liu G,Mair C A.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J].Soc Forces,2011,90(2):571-594.
[27]Ko P C,Hank K.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and Korea:Findings from CHARLS and KLoSA[J].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2014,69(4):646-651.
[28]Spieker S J,Bensley L.Roles of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Grandmother Support in Adolescent Mothering and Infant Attachment[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4,30(1):102-111.
[29]邢淑芬，梁熙，岳建宏,等.祖辈共同养育背景下多重依恋关系及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影响[J].心理学报,2016(5):518-528.
[30]Chen F,Liu G.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J].Journals of Gerontology,2012,67(1):99.
[31]Ho C.Grandchild Care,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and Grandparents’Labor Supply[J].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2013:1-26.
[32]Lumsdaine R L,Vermeer S J C.Retirement Timing of Women and the Role of Care Responsibilities for Grandchildren[J].Demography,2015,52(2):433.
[33]Wheelock J,Jones K.‘Grandparents Are the Next Best Thing’:Informal Childcare for Working Parents in Urban Britain[J].Journal of Social Policy,2002,31(3):441-463.
[34]宋健,周宇香.中国已婚妇女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兼论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J].妇女研究论丛,2015(4):16-23.
[35]Chen F,Short S E,Entwisle B.The Impact of Grandparental Proximity on Maternal Childcare in China[J].Population Research&Policy Review,2000,19(6):571-590.
[36]Gray A.The Changing Availability of Grandparents as Carer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ldcare Policy in the UK[J].Journal of Social Policy,2005,34(4):557-577.
[37]Burnette D,Sun J,Sun F.A Comparative Review of Grandparent Care of Children in the U.S.and China[J].Ageing International,2013,38(1):43-57.
[38]何圆，王伊攀.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15(2):78-90.
[39]钟晓慧，郭巍青.人口政策议题转换:从养育看生育——“全面二孩”下中产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儿童照顾[J].探索与争鸣,2017(7):81-87.
[40]张银锋.青年两孩生育意愿及其子女成本收益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7(5):66-73.
[41]Fullerthomson E,Minkler M,Driver D.A Profile of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J].Gerontologist,1997,37(3):406-11.
The Status in Quo,Problems and Counter Measures of Skip-Generation Raising Measurement:A Perspective of Fertility in China
ZHOU Pe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The existing studies of grandparental childcare in China have no consideration of the fertility and few discuss o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kip-generation raising.As a result,the measurement results can be great differences in various surveys because of inconsistent measurement techniques.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main measurement techniques in various surveys,and finds that the main problems in measurement of skip-generation children raising include proxy,supporter perspective,subjective and unrestricted age of grandchildren.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asurement of skip-generation raising,in perspective of family bearing decision,should adopt directing measurement,childbearing women measurement,measurement restricted the grandchildren' age,combin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ment.After all,not all skip-generation rais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amily childbearing decision.
Key words:Grandparental Childcare,Family Bearing Decision,Measurement,Roles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13（2019）01-0031-13
［收稿日期］2018-07-17
①［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19XNH097）。
［作者简介］周鹏，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目前研究领域：生育、家庭代际关系。
标签：测量论文; 隔代论文; 孙辈论文; 祖辈论文; 支持者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南方人口》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19XNH097)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