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方法最精华的内容之一。毛泽东对农民革命思想方法的探索主要有三重维度：运用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找到了农村中心的革命方向；坚持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找准了农民革命的主要策略。这些思想方法贯穿于农民革命的每一个重要时期，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进程。
[关键词]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方法；阶级分析；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
毛泽东农民革命的思想表现为始终围绕“农民问题”进行中国革命的战略思考，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692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农民革命的思想方法，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方法最精华的内容之一。阶级分析、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等思想方法，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方法。这些思想方法贯穿于农民革命的每一个重要时期，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进程。
一、运用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发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核心，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思想方法。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因此，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2]15毛泽东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逐步认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坚信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1]643。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探索的逻辑路径为情感认同、革命实践和阶级分析。
企业签约服务模式适用于后方陆域狭小和未建设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的码头。因为多数码头在建设阶段，通常仅考虑港口生产、人员生活产生的污染物的接收和处置，没有考虑营运期船舶污染物的接收情况；老旧码头新建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多数受场地制约。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主要接收船舶残油、含油污水和船舶垃圾。企业签约服务模式是目前主流的模式，具有企业负担小的优点。如莆田的东吴和秀屿港区由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负责含油污水的接收工作。
(一)农村的阶级压迫现实，产生同情农民的朴素情感
1920年以前，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方法多是基于朴素的情感经验，理解农民、同情农民阶级的境遇。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情感基础。早年农村的生活经历，毛泽东亲眼目睹了农民悲惨的生活遭遇，初步意识到社会的不平等，逐渐产生解救农民的强烈愿望。毛泽东对斯诺说：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许多人被斩首示众，我“始终忘不掉这件事”，对于饥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4]110-111。此外，早年阅读的有关农民战争的旧小说和传奇故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也深深影响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认识，开始了有关压迫与反压迫、奴役与反奴役的思考。[3]89他回忆说：“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4]108
(2)不同底质对沉水植物超氧化物歧化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轮叶黑藻较另外两种沉水植物对底质类型的差异变化显著，但不同营养程度的底质造成的大致趋势相同，总体趋势是泥滩>草洲>沙滩。
(二)农村的革命实践，形成对农民革命的初步感受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面对党政军中党员成分的矛盾，毛泽东既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党建原则，又结合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的事实，提出“保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6]77，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党员无产阶级化。即：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和克服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以此建设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三)运用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形成“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
毛泽东聚焦农民党员问题，调查发现：“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7]78得出“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7]78结论。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农民党建的基本策略。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找到了农村中心的革命方向
1925年至1927年，从城市中心转向农村中心的理论思考。首先，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思想的形成，是孕育农村中心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7]37，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是乡村封建地主的上层代言人。因此，只有通过动员农民起来破坏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基础，才能彻底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他在比较农村革命与城市革命的重要性时写道：“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7]39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反动政权是以乡村为基础的，推翻反动政权的力量中心自然在乡村，暗含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思想。其次，“漫山遍野都是农民”[5]114的实际情况，是农村中心革命思想产生的国情基础。早在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首提“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5]114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时期就强调“发展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群众组织，对于保障和扩大革命的胜利”[5]139的意义。1926年6月，毛泽东在第六届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进而提出“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并明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5]165有关农民、农村、山川地理的基本国情研究和革命经历，对毛泽东形成农村革命中心观点作了铺垫。第三，工运受挫与农运红火的革命经验，坚定了农村中心的革命方向。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都是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所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走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但中国的国情实际是城市的革命力量相当薄弱，工人运动频频受挫，相反农民运动蕴含巨大优势和希望。他认为，一切反动势力的最大的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革命的最基础最广大的力量是农民，这就决定了农村中心的革命方向和农民革命的特殊策略。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根据农民斗争的实际，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28不赞成中央关于农运的妥协政策。1927年4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提出，在政权问题上“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在武装问题上“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美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施拉姆也认为“从城市中心论转向农村中心论，这种思想于1925年至1927年他在农民协会工作期间达到了高潮。”[10]14
(一)大革命时期农村革命实践中的理论思考
理论联系实际，也称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思想方法。“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8]199-200毛泽东深得这一思想的精髓，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农村中心的革命方向，开启了中国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道路最关键的一环是确立农村中心的革命方向。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对农村中心的革命转向问题进行了极为艰难的探索。主要经历大革命时期的理论思考、引兵井冈的实践探索和自觉地理论阐述三个阶段。
(二)引兵井冈的农村根据地实践探索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率先引兵井冈，是打破城市中心探索农村中心的关键一步，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大革命失败后的最初两年多时间里(井冈山斗争时期)，城市一片白色恐怖，毛泽东根据革命处于低潮的实际，坚守并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这个局部区域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了。根据地不断发展、红军队伍不断壮大的革命实践，促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农村中心的革命方向。毛泽东“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探索，尽管在井冈山革命实践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中央当时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城市中心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不顾中国实际一味照搬“城市中心论”，认为毛泽东的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是“山大王”做法，总体上不赞成毛泽东农村中心的战略方向。即便在井冈山农村根据地内，红四军中也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井冈山农村中心的革命实践，面对的是近有红四军内部的争议、远有中央高层和共产国际的置疑，这严重地阻碍着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三)对农村中心革命思想的理论阐述
为了化解党和红军事关革命方向的种种疑问，毛泽东自觉地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国情,论证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28年10月、11月，毛泽东接连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前篇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红色政权的经验和教训，首提“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回答了湘赣边界根据地的内部疑问。后篇总结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进一步阐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阐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等井冈山革命实践的主要做法，明确地向中央阐释井冈山农村革命战略主张。1930年1月，根据地出现严重的给养困难，红军中笼罩着悲观情绪，针对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建立红色政权”[5]294的问题，毛泽东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该文全面总结了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5]2951930年5月，为纠正党内存在的“唯上”、“唯书”的脱离现实的问题，毛泽东写出《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提倡调查研究，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在全党全军范围内达成共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进一步从理论上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三、坚持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找准了农民革命的主要策略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活动的基本要求。[11]33马克思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12]330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这个革命思想时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2]450毛泽东正是通过其擅长的调查研究，了解了这些“条件”，找准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民革命“策略”。特别是从1928年至1933年期间的调查研究，对于党确立有效的农民革命策略有重大影响。[11]55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都是调查研究的科学结晶。
(一)聚焦农民党员问题调查研究，强调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确保党的健康发展
1925年至1927年，他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认识农民问题，在理论上已经发现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找到农民革命思想方法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即1925年的韶山实地调查和国共合作时的职务经历。1925年2至8月，毛泽东回韶山养病期间，了解农村阶级状况、组织秘密农协、创办农民夜校、组织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4]135，发现了农民的可组织性和惊人的战斗力。如1925年8月，毛泽东组织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取得成功。[5]134-135此后，在被毛泽东称为“政治活动的巨浪”的大革命期间，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926年2月)、全国农协总干事(1926年3月)、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926年3月)等职，领导农民运动，被称为农运专家。正是基于农民运动的实践经历，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聚焦农民问题系统阐发农民阶级的革命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明确提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认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6]9被毛泽东划分为半无产阶级的“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其中“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6]21在此，毛泽东从理论上明确了“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接着，他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把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逐一分析各个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结论就是“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该文进一步明确了革命“农民”的范围，提出了组织农民的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组织起来的农民，将会形成更强大的革命力量。[5]149发表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从阶级本质的逻辑联系中分析了乡村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的军阀和农民的关系，指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因此，“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7]38“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7]37在写于大革命后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从蓬勃的湖南农民运动风暴中笃定：占乡村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6]20至此，毛泽东从中国农民的阶级性质、革命态度、革命动力和阶级结构方面，在理论上形成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在接下来的革命时期，农民(约占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主体)“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1]643“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692等主力军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得以广泛认同和坚持。
1920年至1925年之间，随着1920年冬[4]131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和革命实践，农民作为革命的重要阶级力量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但对农民在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如，1923年中共第三次党代会上，毛泽东首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5]114可惜没有得到大会肯定，农民革命思想仍处于思想发动和研究阶段。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4]135他说的“以前”：一是指对农民的认识时间，即1920年以前和1920年至1925年两个时间段，二是指对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即“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这种认识方法的转变，主要来自于城市工人运动的挫折和毛泽东深入农村世界的调查实践。
其次，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制度。面对红军中农民是主力、党内农民党员是主体的农村革命中心的环境，客观上“形成了党的组织基础主要在农村的事实。”[14]38这就决定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在秋收起义失败移兵井冈的途中，面对组织涣散的工农武装，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加强部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首提班排设党小组，连设支部，保证了党对工农红军的绝对领导。井冈山时期，在“四军”党组织存在“松懈问题”、“党内存在非组织思想”的问题时，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重申了“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7]88的基层思想,认为“这是军队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7]88
“说话痛快点，别像娘们似地吭吭唧唧！你们外地人都这操兴，事儿妈似的。”房东说。“是不是不想租了？不想租就说。早有哥儿们想让我把房子收回来，租给他养藏獒呢。房租高你一倍。但我不能那么做。”
再次，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毛泽东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6]77这就告诉我们，众多农民革命分子入党，必然要将农民阶级对土地的过度依赖、组织意识薄弱和宗法家族意识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带入党内。解决的策略就是农民革命分子的入党，不仅是组织上的入党，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培养农民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具有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14]38实现途径就是对农民“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6]85，即加强对党员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教育，并具体提出10种教育内容和18种教育方法。[7]94-95这些策略的实施，确保了党的事业健康发展。
(二)紧扣农民土地问题调查研究，解决好农民的核心利益，打牢革命的群众基础
农民革命要赢得农民拥护，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5]47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受命组织秋收暴动。期间，在长沙县清泰乡调查农民土地问题时，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归之公有”[16]2的土地纲领。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制定符合革命需要的土地政策，先后进行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土地问题调查，于1931年形成了一条基本上适合当时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47年，毛泽东总结革命经验时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3]1252
农民革命的土地与武装问题，是内在关联的。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则革命的武装问题便迎刃而解。列宁指出：“要使农民成为一支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就必须以土地问题作为整个农村战略的一个切入点。这是因为：当农民获得土地之后，他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勇敢作战直至革命胜利。”[9]589毛泽东深得列宁的思想精髓，他对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的调查研究，形成了有效的革命策略。
毛泽东在不断调查研究基础上，确立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是符合农民革命实际的。为了实现政策落地，主要实施两大策略：一是通过“打土豪”，实现农民的政治利益。早在大革命末期，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指出，参加“农会组织”的农民，“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6]23他坚信：“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是革命行为”。[6]22二是通过“分田地”，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核心的利益。“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热情才能爆发了起来。”[6]131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得了地的农民，自然以极大的“热情”拥护革命，拥戴党和红军。这为党的革命事业发展，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三)围绕农民武装调查研究，发展壮大红军力量，保障革命的兵力来源
理论上的清醒决定行动上的坚定，新时代工人运动必须在党的工人阶级与工会想想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成功，明确党的工人阶级与工会思想内涵，形成理论自觉，才能成就伟大的实践。党的工人阶级和工会重要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集中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各种社会作用和利益需要，函盖了具体与总体，局部与全局，近期与长期，工会与职工，职工与企业，党政与工会等诸多辩证关系，处处闪烁着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的补充、完善和发展，是推动新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健康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从农民运动调查中获得了农民武装启示：“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7]38他赞赏农民成立自己的武装，即农会的梭镖队，感受到了梭镖的力量，“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6]29明确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28的思想。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农民武装问题。一是寻找农民武装力量。秋收起义失败的艰难时刻，毛泽东根据此前调查得知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有利地形和袁文才等农民武装情况，果断作出“上山”决定。从此，红军开始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政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二是促进农民武装生成。“深入进行土地革命”[16]52，快速分配土地，重视发展农民赤卫队。三是农民武装与正规红军互相促进。根据地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大量农民参加了亦农亦兵的赤卫队。赤卫队中的勇敢分子，被选拔加入红军。四是创新农民武装新战术。受井冈山“山大王”朱聋子“打圈圈”的启发，成功探索出适合农民革命的游击战术。
综上，阶级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方法探索的三个基本方面。阶级分析是发现农民革命主力的根本的思想方法，解决谁来革命、革谁的命的根本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找到农村革命中心的基本的思想方法，明确了革命的战略方向这个大问题；调查研究是探索农民革命策略的重要的思想方法，找准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机制。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产生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进行，把农民革命思想运用于实际也需要调查研究来实现。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方法结合运用的桥梁，是阶级分析思想方法形成的基础。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促进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征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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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9)05-0043-04
[收稿日期]2019-08-24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意识形态的精神客体本质及其现实意义研究”(AHSKQ2016D125)
[作者简介]
阚乃虎(1966-)，男，安徽明光人，安徽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2）有功功率。指的是在交流电路中，电源在一定周期内发生的顺时功率变化和平均值变动现象，就目前的电力能源输送情况分析而言，有功功率主要值得是其在工作中所负载电阻消耗的能源和功率。这种能源形势通常以 P 来表示。
综上所述，该区隐伏岩体埋藏深，上覆地层厚度大，区域重磁异常规模大，区域磁异常反映有NE和NW向构造存在，地表浅部有大范围锑、汞等低温热液矿床存在，上述特征显示该地带找矿空间广阔，具备寻找中大型低-中-高温热液矿床的条件。
阚程璐璐(1994-)，女，安徽明光人，硕士，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刘卫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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