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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毛泽东经典著作是毛泽东历史活动的记录，是毛泽东思想精华的凝结。它有助于准确刻画伟大历史人物毛泽东的完整肖像，有助于完整展现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之清晰脉络。对毛泽东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是一种学术常态，也时常聚合为一大学术热点。2018年学术界围绕《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自主性、实证性、深犁性研究较少等不足之处。未来研究需要拓展思路、加强比较、注重深化，既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又力求透过作品彰显中国精神。
[关键词]毛泽东；经典著作；文本热点
文章合为时而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写下了大量光辉的著作，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手材料。阅读和研究毛泽东经典著作，是准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方法、入门本领。毛泽东经典著作是珍贵的文献，可以从各个角度帮助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原貌，可以从各个层面展示毛泽东思想的全景。即便在海外，毛泽东经典著作的研究也是一大热点。如20世纪60年代初，国外发生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首次论战，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就成为论战的一个热题。毛泽东经典著作研究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处于基础性、常规性地位，是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2018年学术界围绕《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的诸多研究，既兼具以往研究的共同特质，又颇具当年的热点特征。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为未来进一步研究提供方向指引。
一、 聚焦篇目的逻辑展开及主要观点
1.关于《矛盾论》《实践论》的研究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关于“两论”的研究历来热度不减，2018年学术界遵循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个体的研究逻辑，其主要成果如下。
第一，关于“两论”时代价值的整体阐释。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两论”作为初步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著作，蕴含丰富的理论创新内涵。其理论思想创新具有整体性，理论话语创新呈现层次性，理论价值创新展现开放性，三重特性构成“两论”理论创新规律的基本命题，共同对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体现了时代性。[1]另有学者强调，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实际，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贯穿于“两论”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哲学依据，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哲学总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推进提供了思想武器，为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2]也有学者认为，以“两论”所阐发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为主要理论支撑所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精神以及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胜利具有深远指导意义。[3]还有学者强调，“两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研究“两论”的当代价值要深入探讨“两论”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及“两论”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4]
把羊群赶到草场，由它们边吃边叫着，或打着好听的响鼻。牧儿和草儿，就在河边的一块石板上坐下来。早晨的阳光很美，从山顶上斜着洒下来，把充满生机的山照得越发地富有生机了。桃花越发地美，阳光很暖，如情人的手抚着，惬意极了。
⑤汛期应服从防洪调度，同时兼顾水量的年际变化，每年九、十月份开始，应视河湖水情及上游来水情况逐步蓄水，必要时继续抽江水补充湖库，以保证冬春水量的正常供给。
第二，关于“两论”时代价值的个体聚焦。有学者研究了《矛盾论》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方法论的关系，认为在对主要矛盾问题的重视上，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矛盾理论；在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考察方法上，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毛泽东矛盾理论中判断主要矛盾的方法；在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路径上，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毛泽东的矛盾理论。[5]另有学者认为，借助《矛盾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观点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而可以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部分质变。[6]还有学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域解读了《矛盾论》，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矛盾论》的解读在价值旨趣、研究范式、理论深度等方面更为深刻。内嵌于西方不同哲学流派的理论逻辑、思辨性强于实践性、生发于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之际、以复兴马克思的辩证法为宏旨是其基本的理论特征；其50多年的历史逻辑上溯自《矛盾论》在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解读模式下的三次别开生面的出场，下承以反阿尔都塞主义为要旨的以列斐伏尔、莱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范式的解读，再继于以亨特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的理论关照，又现于以齐泽克为先锋的激进左翼复兴唯物辩证法的价值旨趣之中。[7]而关于《实践论》，有学者指出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深入发掘《实践论》的理论价值，有助于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有助于深刻领会坚持“四个伟大”实践的新要求，有助于贯彻落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新方略，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8]
混凝土的防护措施主要是对温度的控制，为了保证混凝土可以顺利的进行硬化，可以采用相关的防护措施对于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的温度进行合理的控制，控制在混凝土规定的标准范围之内，凝固过程中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控制好温度，防止温度发生急剧的变化。混凝土的养护是保障混凝土质量的有效措施，避免混凝土在阳光下暴晒，温差会影响混凝土的成型。混凝土养护主要针对温度、湿度的控制，高温时可以在混凝土的表面覆盖一层塑料布，避免了阳光直射造成水分的蒸发[4]。
第三，相关的海外研究。事实上，海外有关“两论”的研究也从未缺场。有学者探讨了布莱希特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美学转化。[9]另有学者以德里克对《矛盾论》的解读为例，剖析了西方左翼怎样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10]也有学者以“不平衡矛盾与一分为二”为切入点，追踪了巴迪欧论毛泽东的《矛盾论》。该学者指出，巴迪欧认为，正是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让他可以在今天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强调了矛盾的不平衡性，从而彻底摧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唯心主义残余，而矛盾的不平衡性意味着现实是一种由多种矛盾制约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无解的，为了超越这个矛盾过程，在巴迪欧看来，就必须抛弃合二而一的思维，将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作为思考现实社会和革命斗争的唯一理论武器，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指引下，主体从众多矛盾中决定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从而为走向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未来社会开辟了一条道路。[11]
2.关于《论持久战》的研究
2018年正值《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周期性富集的态势，从版本到文本，从价值到意义，学者们均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第一，对《论持久战》的发表及版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考证。有学者对毛泽东抗战爆发一年之后才发表《论持久战》的种种复杂原因进行了深究，从西安事变前毛泽东在对日军事问题上的应对、七七事变前后毛泽东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的焦虑、红军参战后毛泽东在敌后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抗战军事战略的初步形成、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一文的初衷几方面作出了与前人不同的分析和解读。[12]关于《论持久战》的版本，有学者认为虽然版本多，但真正重要且最流行和最具影响力的实际只有四种。1949年10月以前的各种版本，因为出版的年代不同，文字会有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论持久战》进行了技术和内容上的修改，并将其收入人民出版社于1952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这些修改，有的是为了完善文章，有的则是受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影响。[13]
第二，对《论持久战》的时代价值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发。有学者在考察《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的具体内容及历史地位、毛泽东《论持久战》8本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创新价值，并强调毛泽东《论持久战》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念与行动相统一、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产物，从而最终实现了民族性内容与世界性格局的高度结合。[14]另有学者宏观概括了《论持久战》的意义，认为《论持久战》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对外国军事斗争实践和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研究和指导当代战争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15]还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概括了《论持久战》所包含的持久战精神，即实事求是、自觉自信、民族团结的精神特质。其时代价值在于，发扬持久战精神，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持久战必须培养统筹全局的思维模式；要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向视野下把握整个社会的客观发展态势，将坚持有条件的速决战和全面的持久战相结合；必须既要坚持民族自信，也更要完善党的领导和建设，让意识形态阵线成为打好整个改革持久战的精神支撑。[16]
3.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由于其蕴含的内容丰富，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
当然，也有学者将《讲话》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探寻传统电影制片厂的文化方向与重生之道。[26]
第二，基于社会学的视角。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视域解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论的贡献：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具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变的政治条件，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所构成的结构。其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的贡献：社会冲突的形式不仅有阶级的冲突，而且有民族的冲突，并且民族冲突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上升为最主要的冲突形式；在同一社会形态之中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动和形势的变动而发生变化，解决社会冲突的阶级力量亦发生转移；近代中国社会整体上处于冲突之中，但阶级冲突现象在特定情形下有可能处于和缓状态，具有一定的阶级合作的可能性。其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的贡献：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又是具有过渡性的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具有本身的历史继承性，其发展又与世界历史的进步相联系；近代中国社会通过民主革命的途径不断前进，其前途是新民主主义社会。[18]
第三，坚持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相关篇目。有学者坚持考证的研究方法，对《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作于何处进行了考证，并明确指出：“《改造我们的学习》是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的报告，应该是准确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报告中“专门针对宣传工作提出意见，也可佐证其是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的报告”。[38]更多学者坚持比较研究的方法。如有学者从《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中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认为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首次使用“思想路线”的新科学概念，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后来《实践论》继承了《反对本本主义》形成的思想基础，并使分析阐述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回溯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所呈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性内涵及内在规律。[39]另有学者指出，《新民主主义论》的生成与《共产党宣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生成逻辑的视角看，《共产党宣言》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关照是围绕语境生成、文本生成和话语生成三个维度展开的，分别展现了《新民主主义论》生成的逻辑起点、逻辑展开和逻辑归宿。[40]还有学者通过数篇同题异文的《反对自由主义》的对比研究，认为“可以判断四篇文章均属于对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模仿或者抄录”，这是因为“除当时出版发行方面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之外”，“这样一份提纲形态的短文最初又是在油印的内部刊物上出现的，因此很容易被记诵或者传抄”。[41]此外，其他篇目的零散研究更是涉及方方面面。有学者遵循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如何推动人民民主专政的发展逻辑研究了《论人民民主专政》。[42]有学者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着手，探讨了《反对本本主义》对于新时代指导党员领导干部加强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43]也有学者探究了《井冈山的斗争》对当前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启示。[44]还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及观点进行了概括，认为重读该著作的启示是要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先锋模范，做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先锋模范，做时刻端正作风的先锋模范，做严守党的纪律规矩的先锋模范，做不懈努力学习的先锋模范。[45]
“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27]《论十大关系》作为经典之作的文本价值不言而喻，同时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除了必要的考证考辨，学者们以宽广的视野展开了研究。
4.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研究
撇开2017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5周年的余温不说，《讲话》历来就是文化文艺研究绕不开的纲领性、指导性著作。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切入，阐发了《讲话》的时代价值。
第一，基于文化的视角。有学者研究了《讲话》与文化领导权的构建，认为《讲话》沿着文艺的阶级属性—功能指向—创作主体改造的逻辑演进，规范文艺的发展秩序，呈现党构建文化领导权的合理路径。《讲话》立足新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以“革命统一战线”为基本方向，阐明文艺的“人民性”与“党性”的有机统一，在“为工农兵服务”“为抗日服务”两个基准点上，成功地解构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实现了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塑造和描写彰显了党文化话语主导权和领导权的确立。[20]另有学者探讨了《讲话》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新阶段及新路向问题，并指出，毛泽东在《讲话》中“为群众”及“如何为群众”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不仅包含了启蒙的维度，而且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形态与方向。[21]还有学者认为《讲话》和毛泽东的新诗主张总体上确立了1949—1976年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的大致走向，即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诗人和文艺工作者要加强思想改造，要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反映在创作上就是应该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新诗要在民歌与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22]
探究4 再将点D的范围作进一步的推广：对于抛物线外任意点D，是否有类似的结论成立？原题中的其他条件是否也要变化？原题中点A,B是过点M作x轴的垂线分别与直线OP,ON的交点，与x轴垂直的直线也可以看作是与y轴平行的直线.从抛物线的角度来看，y轴是切线，O是切点，所以当点D推广时，过点D作抛物线的两条切线，点A,B是过点M作与一条切线平行的直线分别与直线QP,QN的交点，A还是线段BM的中点吗？
第一，基于哲学的视角。有学者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探讨了毛泽东的抗战哲学，指出《新民主主义论》是精辟阐释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唯物史观经典，其寓于抗战之中又超乎抗战之上的理论及实践价值，蕴含在对民主革命的性质判断、规律探索、战略决策和道路选择中的分析，以及对于抗战根据、主动权掌握、制胜法宝和目标实现等根本性问题的回应，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17]
5.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研究
（3）适当地使用幽默。当面对故意挑衅行为时，教师最好不要动怒，应试着以轻松幽默的语调来处理，使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松弛下来，不好意思再与教师作对。
第二，基于其他视角。有学者从历史语境和内在论述逻辑着手，探究了该经典文献的政治哲学内涵。[23]另有学者探讨了《讲话》在英语世界中的三次传播高潮：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传播主要从新批评角度集中对《讲话》中的“文学思想控制”理论进行批判；20世纪70—80年代的第二次传播将《讲话》解读为文学理论，揭示出《讲话》独特而积极的文学意义，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第一次传播中对于《讲话》的负面态度；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传播出现在中国参与知识话语全球化的时期。[24]还有学者基于《讲话》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将其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这样概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等等。[25]
第一，对《论十大关系》文本进行了一定的考证考辨。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生前一直未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究其原因，应主要归因于三点：一是讲话提出相对仓促，需要补充完善处较多；二是讲话未经录音，后续整理工作进程缓慢；三是时过境迁，部分观点变动较大。[28]另有学者指出，学界在《论十大关系》文本学的研究上比较薄弱，缺乏对其经典化过程的语境考辨，长期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的多义性问题。该学者以《论十大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三个历史文本为主要依据，梳理了《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29]
第二，坚持从各个方面研究《论十大关系》。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认为其不仅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表作，而且还是“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开端；彰显了我党社会主义探索的政治、思想和经济三重目标，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探索高峰。《论十大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伸的理论成果，蕴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之延伸、内容之延伸等内容；同时它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科学方法论、方针政策等方面的准备。[30]有学者梳理了《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认为其时代意义在于，新时代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要从多民族国情出发，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处理好民族关系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处理好民族关系要高举民族团结进步伟大旗帜，仍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31]
二、 其他篇目的逻辑展开及主要观点
第二，坚持从宏观到微观研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宏观方面，有学者对《正处》60年研究信息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其60年的学术史大致分为兴起、低落、复苏、发展、兴盛、稳定六个发展阶段，主要研究场域呈现出文本解读、史料支撑、早期研究等不同侧重点的研究特长；阶级斗争讨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时代价值、对《正处》重新认识和评价、产生背景、理论贡献是五个研究热点。[35]微观方面，有学者概括了《正处》形成前后毛泽东就领导干部应如何看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阐述。具体可以归结为三点：其一，要有运用矛盾观点的意识，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二，要有克服官僚主义的意识，提高走群众路线的能力；其三，要有注重思想动态的意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36]也有学者探讨了《正处》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认为《正处》不仅强调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工作；而且明确其所具有的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属性既是我国国体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原则。[37]
第一，坚持从党的建设的视角研究《〈共产党人〉发刊词》。比如有学者指出《〈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系统阐明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不仅应对国内外、党内外众多挑战，第一次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深刻解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并第一次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引导全党正确认识、科学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和时代意义。[32]该学者同时强调《〈共产党人〉发刊词》对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33]又如有学者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思想概括为伟大工程的核心目标(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伟大工程的价值目标(为什么建设党)、伟大工程的实践目标(怎样建设党)三方面，并指出这些思想对于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是：其一，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其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统一，以自我革命的精神驰而不息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其三，切实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以及社会号召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本领，使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34]
第三，基于文化自信的视角。学者研究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中西文化观，同时认为民族性、世界性、时代性是《新民主主义论》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立场，客观发现、精确分析、有效解决了中华民族复兴背景下文化自信的建立之道问题，阐明了思想文化的独立强大是解决站起来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向新时代，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文化自信时，应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中西文化观及其揭示的文化自信的要道，着力解决文化发展中党的领导权问题、加强与世界其他文化沟通合作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增强文化自信等各方面的问题，加快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19]
三、 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毛泽东经典著作是走近毛泽东、走进毛泽东思想宝库的一座桥梁、一把钥匙。对毛泽东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是一项基础工程，也是一项基本任务，更是一种学术惯性。总览2018年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观点鲜明、见解独到之长处，但也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之处。
自媒体时代的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 郑志康，雒新艳（3．109）
第一，周期性研究多，自主性研究少。毛泽东经典著作的研究内嵌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之中，呈现出周期性火热的特点。毛泽东思想研究通常伴随着毛泽东诞辰纪念(逢五或逢十)而出现一定的年份热潮，毛泽东经典著作研究年度热的出现自然与之相应。现有文本研究成果的集中涌现，大多是因著作本身写作完成、公开发表纪念日的来临或刚刚结束的余温。比如2018年是《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相关研究成果自然多于普通年份。又如2018年“两论”的研究比例较重，皆因2017年恰值“两论”发表80周年，这些正是其余热之体现。相比之下，针对毛泽东经典著作，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进度、研究专长的自主性选题明显偏少，研究成果总量较少，甚至出现好多著作未被充分关注的情况。
第二，阐释性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既有研究仍带有不少就文本论文本、就材料谈材料的解读性、阐释性痕迹。阐释性研究囿于作者文化背景、认知水平、写作意图以及时代背景等的局限，难免和文本本身之间产生天然的隔阂。加之个别带有明显倾向性、功利性的研究容易形成诸多理论预设，限制了对文本的完整理解，有时难免会由此催生不少宣传性、应景性的速成之作，使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甚至陷入重复研究、低水平研究的境地。现有的部分研究仍未摆脱这个问题，即有一些研究者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对文本写作的时间、背景、过程等的具体阐释之中，稀释了易于接近历史原貌、易于还原历史人物本像、“以史出论”“用材料说话”的实证性研究成果的浓度。
多年的天葬院生活，摒弃欲望，与世无争，置身于世态炎凉之外，恶魔的种子早已被包上了厚厚的壳，压在了心底的深处。然而，黑袍人的一句话，就让这颗种子生出了根。
第三，回溯性研究多，深犁性研究少。现有研究大多带着现实问题，回到毛泽东经典著作中去探寻源头、寻求依据。比如，带着对新时代从严治党的困惑，去《〈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以指导当下的管党治党兴党实践；又如，从《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去探求执政党加强学习的必要性、现实性等。诸如此类回溯历史背景、历史依据的研究成果的比重较大，难免冲淡了对于文本完整深入的耕犁，使得已有研究容易停留在表面的词句上，仅获得原作者本意的只言片语，生成望文生义的附会解读。总的来说，就是通过文字的仔细阅读、深入下去挖掘其内在结构的深犁性研究成果较少。
年度热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学科热点。毛泽东经典著作的研究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不少被毛泽东本人称为“血的著作”之时，需要端正态度、下足功夫，真正读懂、学透、用好。
第一，坚持拓展研究，凸显毛泽东的品格风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本人是主要的贡献者。恰如毛泽东自己所言，其好多著作都是一些历史事实的记录。但另一方面，走近毛泽东的著作，何尝不是对其品格风范的近距离领略。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其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均能在作品中找到原始的注解；作为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一生的伟人，其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的品格和风范皆能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品味得到。未来的研究，可在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内在结构关联的基础上拓展开来，加强对毛泽东品格风范的研究。通过挖掘中国共产党灵魂人物的品格风范，领悟和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保持定力，戒骄戒躁，彰显执政党执政的更大自信，汲取接续奋斗的不竭动力。要让经典著作成为党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要让伟人的品格风范激励一代又一代追梦人勇往前行。
第二，坚持比较研究，彰显自己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坚持各文本内在关联的比较研究。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及毛泽东思想都可从各文本中找到源流。某一方面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必然遵循一定的萌芽、发展、成熟规律。坚持按照思想史的脉络加强比较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某一思想的实质，避免误读作品或作者的本意，避免断章取义，从而保证研究成果站得住脚、发得出声，不给历史虚无主义者任何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加强对外比较。海外有关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通常都绕不开毛泽东经典著作，但海外机构及学者的研究受限于一手档案资料的获取或阅读，加之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研究者知识背景的差异及个人的主观喜好，还有意识形态等复杂因素，难免出现“念歪经”“念错经”的情况。我们在将海外研究成果译介回来时，必须仔细加以鉴别，坚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坚持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吸收其有益的成分。应坚持学习海外学术研究的一些视角和方法，而不是一味地借用或化用那些看似时髦和前卫的术语。总之，要立足本土，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要积极借鉴毛泽东经典著作中对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并结合新的实践，贡献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真正彰显自己特有的话语体系。
此外，理工科学生更注重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更偏重机械的技术思维，缺少哲学思辨思维，看待政治与社会问题会更容易片面、偏激。对他们而言，公式、计算、技术要比人、事、物更容易处理。相较于文科生，理工科学生的沟通技巧也更为欠缺。这也使得理工科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困难、更具挑战。
第三，坚持深入研究，弘扬中国精神。“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46]未来我们在研读毛泽东经典著作文本的同时，要进一步总结和研究以毛泽东为主要贡献者的毛泽东精神，在此基础上丰富和阐发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形成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强音。前进路上，要坚持深入研究，透过文本的字句，提炼毛泽东经典著作中蕴含的精神实质，生动诠释和弘扬包括革命精神、乐观精神、奋斗精神在内的毛泽东精神，从而为中国精神宝库注入更多源头活水，激发更多的人民群众投身追逐伟大梦想的实践之中。要以愚公移山的勇气和精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牢记“两个务必”的精神实质，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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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展陈的文化特质研究”(项目批准号：17XDJ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小波，法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编辑：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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