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近现代史上犹太人来华史的“区域”研究成果颇丰。但近几年，此项研究形成了一种“整体”瓶颈。利用已有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从“区域”和“整体”的路径，对近现代史上犹太人来华史的研究进行总结和探究。
关键词：近现代史；犹太人来华史；路径；区域；整体
自1978年特别是1988年以来，我国关于犹太人来华的历史和犹太宗教研究的专业机构，如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1988年)、南京大学黛安/杰尔福特·格来泽犹太文化研究所(199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1994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2000年)、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2002年，现为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等相继建立，并涌现房建昌、徐新、潘光、张倩红、傅有德、李述笑、刘爽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30多年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关于犹太人来华史的“区域史”研究已经获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对犹太人在哈尔滨和上海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近现代史上的犹太人来华史。关于犹太人在开封的研究，我国学者的成果亦颇丰)。然而，由于相关资料的限制和研究思路的制约等原因，近几年，我国学者对犹太人来华史的研究出现“瓶颈”。但我国专家学者的“区域”史研究已经为打破“瓶颈”进行“整体”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在犹太人在华“整体史”的范式下，犹太人在华的流动和互动研究、国际关系与犹太人在华的研究、微观史视野下的犹太人在华经济活动研究等路径值得探究。
一、犹太人来华史的历史分期和来源地域研究
在犹太人来华史中，历史分期为首先值得探讨的问题。相对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分期，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时间分期比较复杂，也引起了学者的研讨。来上海的犹太人出现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数10年里，从巴格达、孟买、新加坡、香港等地来沪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次是19世纪末叶以后数10年里，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内战来沪谋生的俄国(阿什肯那兹)犹太人；第三次是1933—1941年间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沪的犹太难民。”[1]9对于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分期，研究者给出比较明晰的划分和解释，基本没有争论。
第四，缺少有效的防护担保风险措施。目前，一般情况下，银行帮助企业贷款需要满足评价体系和信用担保两个因素。但是，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尚不健全，出现了大量的坏账，阻碍了银行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担保机构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信誉度并不高，投资担保专业人才匮乏，尚未制定健全而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不能科学合理的完成风险评估过程。商业银行尽管加大了对中小型投资企业的开放力度，降低了对中小型企业的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国际贸易融资差别依然客观存在，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对于中小型投资企业而言，国际贸易融资的准入门槛依然很高。
然而，犹太人来哈尔滨的历史分期却有五六种不同的说法。特迪·考夫曼的分期是，早期的哈尔滨犹太社区(1898—1914年)、鼎盛时期的哈尔滨犹太社区(1914—1931年)、日本占领下的哈尔滨(1931—1945年)和苏联军队的到来四个时期[2]。徐新把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分为形成阶段(19世纪末至1902年)、发展阶段(1903—1918年)、鼎盛阶段(1919—1929年)、衰落阶段(1930—1949年)和尾声阶段(1950—1985年)等五个阶段[3]。以重要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为划分阶段的依据；张铁江将犹太人来哈尔滨的历程划分为沙俄时期(1897—1917年)、十月革命后到“九一八”事变(1917—1931年)、日伪统治时期(1931—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初期(1945—1963年)四个时期[4]。刘爽认为，将犹太人来哈尔滨的历史过程分为两个时期比较合适，即“犹太人在哈尔滨历史活动的发展时期(1896—1931年)及犹太人在哈尔滨历史活动的衰落时期(1931—1966年)。”[5]41刘爽确定1931年为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由发展到衰落的分界线的原因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入中国东北，这是东北近现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东北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日本占领东北，对中东铁路及外侨在哈尔滨的事业和生活也是一个巨大冲击。”[5]43
笔者认为，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分期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当时中国和俄国(苏俄、苏联①)的实际国情；第二，犹太人与中俄、中日、俄日关系的联系；第三，犹太人与俄国侨民的关系等，最为重要的是第一条。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应以1932年2月5日(不是1932年伪满洲国的建立)日军进入哈尔滨为分界线。这主要是因为犹太人在哈尔滨面对的统治者或管理者发生了变化，此前是俄国而后是日本。王志军“无论面对沙俄、苏联、中国地方势力，还是日本人的统治，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基本上都能与当政者搞好关系，自身基本都在‘发展’中。”“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在不同的政权时期，性质上不应该存在根本的区别”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6]62。笔者认为，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不应仅考察犹太人本身，而犹太人与中俄、中日、俄日关系的联系更值得考量。因为犹太人要处理的关系对象不同，这是犹太人不能选择的。1945年8月15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及后来苏军进入哈尔滨时，应注意犹太人与俄国侨民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与在哈尔滨的苏联侨民面对的处境是相似的。笔者曾在《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俄籍犹太人在俄国国内首先被看重的是‘民族’身份，也就是说首先关注的是哪个族，而俄籍犹太人到中国哈尔滨后首先被看重的是‘侨民’身份，也就是说首先被关心的是哪国人，而后才是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具体来说，在哈尔滨的俄籍犹太人，首先是‘侨民’，然后才是‘犹太人’。”[7]其中，中国共产党对在华犹太人的政策等问题值得研究。同时，中国国民党对在华犹太人的政策及犹太人在哈尔滨与东北军阀、国民党的关系值得研究。此外，与犹太人来华的研究相比，犹太人离华的研究薄弱。
在犹太人自身的互动方面。在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阿什肯那兹犹太人及后来的德国犹太人之间的互动还需深入研究。1932年，上海阿什肯那兹犹太人宗教公会(Shanghai Ashkenazi Jewish Communal Association, SAJCA，简称上海犹太宗教公会)成立。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全权代表在沪俄国犹太人处理对外联系及内部事务”。由于“上海塞法迪犹太人大多加入了英国籍，因此，这些人一般都参加入会条件极为严格的英国总会，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总会。随着在沪俄国犹太人的增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文化社交活动场所，于是便着手筹建上海犹太总会。”1932年8月成立的上海犹太总会(Shanghai Jewish Club)“也是俄国犹太社区创办的有影响的机构”，创始人、终身理事长为“俄国犹太社区领袖之一布洛赫”[1]38、39、42。上海犹太人宗教公会与上海犹太总会之间的关系等有待梳理。“犹太人在青岛”主要由德籍和俄籍犹太人两部分组成。“最早来到青岛的犹太人是随着上世纪末(19世纪末，笔者注)西方人、特别是德国人的到来而入居的，所以多为德籍犹太人，身份主要是商人、银行职员、外交官等。最初大批来中国的俄籍犹太人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而涌入的，基本是从俄国远东地区经哈尔滨到青岛。俄籍犹太人“来时大多一贫如洗，后来有些跻身中产阶级，大富者不多。”“在入居青岛前多在哈尔滨生活过一段时间，且与哈尔滨保持着经济和亲属上的联系。” 哈尔滨“是中国北方犹太宗教、政治和文化中心，所以青岛的犹太人一直是接受哈尔滨犹太社团领导的。”[9]青岛与哈尔滨这种互动关系，以及哈尔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犹太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和程度、效果又是怎样的？目前没有深入研究。
二、流动性和互动性研究
俄国犹太人到哈尔滨后，由于受到白俄等因素的影响，没有站住脚就继续向关内的天津、青岛和上海等地流动。在流动过程中，哈尔滨、青岛、天津和上海等地的犹太人亦出现经济或政治上的互动。流动到各地的俄国犹太人在中国的流动性较大。纳粹大屠杀开始后，上海的德国犹太人曾一度达到3万人，但德国犹太人在中国的流动性不大。1938年12月，“德奥犹太难民10人来到哈尔滨”；1939年，“德国犹太难民约150人来到哈尔滨，请求避难”；1942年，“据统计，来到哈尔滨避难的德籍犹太人共31户，其中男39人，女29人，共68人”[8]430、431。纳粹屠杀犹太人时，曾经有“21名德国犹太难民”来到青岛[9]。犹太人在中国流动的“区域”及流动的原因需要深入考察。“1918—1922年涌入远东的250 000俄国人中，有半数略多一点在中国落脚，定居于满洲及诸如上海、天津和青岛等口岸。”部分原因是“俄国人一般觉得在中国更安适”。满洲是“远东最大的白俄集中点：1922年收容白俄155 000人”。坐落于中国海岸线中部的上海，“在20年代无疑是远东最大的海港。它把广大的长江流域同海洋连接起来，是1/8世界人口的贸易中心。”大约有“30 000欧洲人，包括19 000白俄住在两个有治外法权的飞地上：万国租界和法国租界。”这是因为“在上海的俄国人很喜欢他们已选择的城市，而不喜欢其他亚洲城市。甚至庆幸无需同巴黎的房东讨价还价，也免得在巴尔干半岛的农场生活。此外，上海还给他们谋生的机会。律师和医生开办的业务很成功。企业家在时髦的南京路一带开设药店、服装店和咖啡馆。”[10]57、60、58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俄国犹太人已达4 000余人，远远超过了塞法迪犹太人，成为上海最大的犹太社区”[1]26。在《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文化研究》一文中，笔者曾经分析相关数据后看出一个现象，“在俄侨大量移入哈尔滨时，正是俄籍犹太人从哈尔滨大量移出的时期，两者的迁移是‘不同步’的。”因此，“迁移过程中，俄籍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俄侨的关系，还有待于专家学者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7]
关于犹太人与所在区域政权的互动和犹太人与中国、日本、苏联、美国、德国等国的互动，“无论是面对沙俄、苏联、中国地方势力，还是日本人的统治，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基本上都能够与当政者搞好关系”，而犹太人在中国与中国政权的“互动”关系还需深入研究[6]62。在铁路附属地的哈尔滨的犹太人与中国政权及当时哈尔滨的管理者及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关系有待厘清。在上海的犹太人研究也存在这个问题。同时，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斯蒂芬指出，“卷入了中国民族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大旋流的俄国流亡者除了顺应政治潮流的巨大势头而活动外，别无选择。他们依次生活在中国军阀、日本军官、苏联政委的势力下，就一一为各种势力效劳，以求生存。”[10]54笔者认为，卡斯普事件不仅是一个反犹主义和俄国法西斯党的问题，其中、日、俄错综复杂的关系还需理清。从1932年2月5日日军进驻哈尔滨后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俄在哈尔滨的关系目前我国学界没有深入研究。关于“河豚鱼计划”(The Fugu Plan)，研究者须看清日本的手段和本质的区别。实际上，日本和德国一样，认准犹太人手中的钱，而本质上是利用钱进行战争。同时，研究者需分析在夹缝中的犹太人的心态。1939年3月，“哈尔滨犹太人列夫·齐克曼向犬冢大佐提出将200名欧洲犹太皮革工人及其家属600人移居伪满洲国的设想。”[8]430在许多犹太人居住的上海虹口，“还住有许多日本人，所以也称为小东京”[10]58。“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德国同盟国的日本对犹太人的政策及德日之间的关系变化尚待深入研究，其中美国因素亦需深入分析。
与历史分期相联系的是俄国犹太人的来源地域问题。目前，关于这一问题没有深入研究。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1898年，犹太人开始在哈尔滨定居，犹太社区及会堂于1903年正式建立。第一批移居哈尔滨的犹太人来自西伯利亚。”1904年，“第二批犹太人移民浪潮从俄国涌向哈尔滨。由于俄国南部基什尼奥夫、敖德萨等地肆虐的集体大屠杀迫使犹太人到满洲寻找飞翔的广阔天空。”[2]王志军指出，“哈尔滨犹太人是俄国西伯利亚犹太人的延伸”[6]42。笔者认为，随着中东铁路建设而来的俄国犹太人大多为“西伯利亚犹太人的延伸”，属于俄国亚洲部分；而随着十月革命和内战而来的俄国犹太人大部分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俄国欧洲部分。①关于此问题，笔者2013年6月16日下午曾求教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李述笑研究员。之所以强调亚俄和欧俄的来源地域，主要是可对不同的犹太群体进行研究和分析，因为犹太人是由于不同原因来到哈尔滨的，有的是来“淘金”，有的是来“逃难”，从而实现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整体”研究。“整体”不是“区域”的简单叠加，而是各个“区域”有机联系的“整体”。刚刚出版的《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就为这样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条件。据了解，目前郭秋萍正在从事哈尔滨市档案馆和黑龙江省档案馆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户籍档案的整理，这将有助于犹太人来源地域的研究。这方面值得研究的是欧俄和亚俄犹太人在俄国和哈尔滨的关系问题。②2012年6月18日至26日，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的邀请，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彼得罗夫教授举办了“俄罗斯帝国：经济与社会”的系列讲座。笔者曾就俄罗斯学者关于犹太研究的情况求教于彼得罗夫教授。他介绍，犹太研究在俄罗斯不是一个重要领域，也不太受重视。目前，学者也没有就犹太人在上海的俄国来源区域进行研究。
对于新型“被XX”结构中“被”的归属问题各家说法不一，主要有助词/助动词说、否定标记说、类词缀说、副词说。除副词说认为“被”是实词外，其他几种说法都认为“被”是虚化程度较高的成分。
三、从宏观到微观研究
心理治疗是神经衰弱主要的治疗方法，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医生要耐心地倾听患者的倾诉，以便更全面、细致地了解患者的心理动态。要向患者提供全面的疾病信息，让患者了解神经衰弱的产生原因，消除紧张情绪及烦恼。通过多名患者一起治疗，让患者了解到原来这个疾病是非常普遍，进一步消除焦虑，通过共同互相的分析及开导，转移注意力并缓解压力，再根据个别情况辅以个别治疗来弥补集体治疗及小组治疗的不足。
按照通常的历史研究传统，在对一个历史对象进行研究时，研究者首先要对其进行宏观考察。在比较充分的论证基础上，研究者才对其进行微观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的把握下对“区域”进行系统研究。当然，每一个“区域”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这要看“区域”的代表性和可行性。在犹太人来华史的研究过程中，我国学者也是从“整体”到“区域”的一种研究路径，笔者并不否定先期为“整体”所做的“区域”研究。“区域”和“整体”是相对的。
犹太人在哈尔滨系统性宏观研究肇始于刘爽《哈尔滨犹太人侨民史》。刘爽把犹太人看作是侨民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与刘爽一直从事哈尔滨俄侨史研究的“整体”思考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研究员指出，“这是一部全面反映哈尔滨犹太侨民历史与文化的学术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哈尔滨犹太侨民史研究的不足，具有积极的开拓意义。”[5]12002年4月，“时任黑龙江省省长宋法棠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张铁江提出加强哈尔滨犹太人研究的建议作出批示：‘请曲伟同志阅，望社科院对如何整理利用这些遗址遗迹何时(应为“核实”，笔者注)了研究提出具体意见。’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据此设立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曲伟院长兼任首任中心主任。”[8]435
从微观研究的条件来看，资料状况和研究环境等至关重要。从资料来源看，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和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在《哈尔滨犹太人历史的重现》一文中指出，“十分遗憾的是，上海犹太社区档案没有保存下来。”“天津犹太社区的档案被带出中国，开始由伊格鲁德保存，后来送到耶路撒冷犹太人中心档案馆保存。”其中，“保存最完好、最有价值的是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目前保存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其中囊括了哈尔滨犹太人自1903至1963年间整整60年的历史。从我们在哈尔滨的社会生活经历来看，我们十分熟悉这些档案，他们将有助于总结中国犹太人的历史，特别是哈尔滨犹太人历史，因为哈尔滨过去是犹太民族在此地域政治和商业生活的摇篮。”[11]2009年3月1日至31日，“应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和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的邀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韩天艳带队的青年学者代表团访问以色列。成功复制珍贵的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档案资料和收集哈尔滨犹太人口述资料。此次出访代表团共复制珍贵的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档案资料约6万页，约6 000万字。同时，抢救性地收集一批哈尔滨犹太人口述历史资料，采访原居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近40人。”[8]445曲伟在《哈尔滨犹太人简明辞书》的《后记》中强调，“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的这一研究成果虽然代表了这一研究的最新发现和最新进展，具有基础性和开拓性，但是由于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研究的大量资料流散世界各地，受资金所限未能进行更多采集，特别是原居哈尔滨犹太人现在健在者为数不多，对其口述历史抢救不够等等原因所限，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还有诸多谜底有待进一步揭开。”[8]588刘爽亦强调，“客观的说，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研究，目前还十分薄弱。许多研究还处于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层面，况且我们现在多能见到的历史资料也不过是全部哈尔滨犹太人历史资料的一部分。”[5]203
在相关历史档案受到控制的情况下，犹太人来华史的研究需要多语种和多学科的参与，跨学科和跨地域的研究势在必行。同时，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的探索也是需要探究的。“区域”和“整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为犹太人来华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探究路径。
车站追踪间隔如图3所示。计算方法与区间类似，但需要额外考虑列车在站台的停站时间，即列车以相同的ATO速度走行“紧急制动距离+安全余量与列车防护包络”所需的时间与列车在站台的停站时间TDW 之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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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and Entirety : Exploring the Research Path of Jewish History to China in Modern History
Gao Longbi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Тhe chinese Scholars have achieved fruitful studies on Jewish history to china in Мodern Нistory since 1978. Nevertheless, the research has encountered a bottle-neck of “entirety”. In this 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explores the Jewish Нistory to china in modern history from the path of “region” and “entiret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existing data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Key words: modern history; Jewish history to China; paths; region; entirety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19)01-0007-03
doi：10.3969/j.issn.1674-9499.2019.01.004
收稿日期：2018-10-21
基金项目：2017年度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础研究项目(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金项目)“哈尔滨历史文化专题研究”(HDYJW201703)；2018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哈尔滨波兰侨民研究”(18SSD082)
作者简介：高龙彬(1980—)，男，山东昌邑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俄国史、犹太史和东北史研究。
[责任编辑：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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