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产物，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世界其他民族特别是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思想引领和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传入中国后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是因为它能够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融合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来构建和架构一种中国话语体系，用富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语言来阐释它，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和传承这种被中国化的舶来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这其中所蕴含的规律至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之源和理论根基，它提供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是人类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科学之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诞生于欧洲，但却绝不是西方所独有的珍宝，它作为一种阶级反对另一种阶级压迫的斗争学说，为近代内忧外患的中国送来了一颗希望的种子。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它的中国化之旅。
其实，“撕裂”冰川的并不是我们的“雪龙号”。在北极，海洋中的洋流、波浪、潮汐都是不可小觑（qù）的力量。在它们日复一日的冲击下，冰川就会发生断裂。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通常只是它体积的十分之一，大型冰山的吃水深度大约在200—500米之间。在海面上，“雪龙号”路过的大冰山有可能已经几万岁了呢！
罗扎诺夫的真正出色的观念是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神奇的巅峰与平庸污秽之处的并存。 这种发现不是什么理论，而纯粹是直觉和感悟。 罗扎诺夫在许多文章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思想。 罗扎诺夫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Памят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一文中说：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发展历程梗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两方面含义：首先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观点与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实践经验相结合，从而创造性地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困境；其次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用中国话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及规律。
本研究结果表明，B组患儿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A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儿的TBILI水平、IBILI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的第4、7天，B组患儿TBILI水平和IBILI 水平均显著低于A组(P<0.05)。B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A组(P<0.05)。研究中以新生儿黄疸病情轻重程度作为因变量，将胎龄、胎儿出生时体质量、头颅血肿、喂养方式、开奶时间、母婴血型不合作为回归性分析的自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而开奶时间、母子血型不合、喂养方式是新生儿黄疸病情严重程度加重的主要危险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十月革命后以李达、毛泽东等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和传播的过程；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冯契为主的现当代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零散走向了系统、由小众走向了大众、由片面走向了全面。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经历了一个由传播理论开启民智到运用理论解决问题以及后来发展理论批判继承的道路。
二、结合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核心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冯契聚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对话，致力于研究和探索如何实现二者相互结合的时代化。他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出发，通过对人类认识史变迁的追溯和回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甄别和筛选、对时代问题更新的关注和速度，撰写了《智慧说三篇》，使中国哲学史有了创造性的思想体系。他以“智慧”问题为中心，厘清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发展脉络，并对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特点和规律作了深入的剖析。冯契侧重于探索中国古代哲学合乎规律的考察，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及科学的比较方法，以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方法，彰显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独特风貌。
艾思奇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大众性的特征。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逐渐传播，使艾思奇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西方人的独家秘方，更是中国人的灵丹妙药。他站在中国读者的视角和立场，用独具中国魅力的话语体系来阐释这种新哲学，第一次真正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随后，艾思奇完成了《大众哲学》的创作，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只有用大众的语言去解读，才能让广大民众团结起来。1941年8月，他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提到：“把辩证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和唯物论的世界观。”[3]（P387）在他的引领和带动下，使广大中国民众认清局势并迅速觉悟起来，团结一致求解放。
（一）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
就辩证法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阴阳一体”、“生生不息”等对人与自然关系探讨的丰富辩证法思想。这些观点无一不体现了联系、运动、发展和矛盾的内在要求，也正是这些思想推动着整个自然和社会车轮的滚滚向前，永不止步。另外，儒家学派所提倡的“中庸之道”表明了万事万物的存在都要有一个度，滞后或超前于这个度都会造成事物不同形态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同样认为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发展的，其根本推动力是事物之间的矛盾性，其内在蕴含的对立统一规律促进了事物的发展。
中国在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就产生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尚书?洪范》中提出的“五行学说”初步显露了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关系的关注，引发了人们对唯物论的探索和考究，是古代唯物主义的萌芽。之后《易经》又通过演绎自然万物的相生相克来揭示万物的起源。从“知物而学”到“理在气中”的元气本体论，展现了古代思想家对于唯物主义思想的孜孜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意识的第二性，明确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倡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这样就造就了它们二者的相融合和大发展。
在认识论方面，对于“知行”二者关系的争论和探讨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始终。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倡导和追求知行合一的境界，南宋理学家朱熹提出了“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较为完整的认识论，明代王阳明也提出了“知识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这些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探讨的认识和实践二者的关系有很大的相关性和共通性。
如，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编制的四年级下册《劳动与技术》，主题一“小布袋的缝制”，主题的编制虽然也是由浅入深的，先“布块缝合”，然后是“创意小布袋”，最后是“缝香袋”。在这堂课里，要学会这个活动，而这个活动是学生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对于学生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学生很容易形成畏惧心理。鉴于这种情形，以活动一“小布袋的缝制”为例，将目标设置成为几个小目标：1.穿线，把线穿过针眼就成功。2.打结，将穿过针眼的线拉成一样长，在两股线头末尾打个结就成功。3.能用平针法缝就成功。4.能用回针法缝就成功。5.能用藏针法缝就成功。学生每达到一个目标就奖励一次，不奖励缝制得好或者快，而是要奖励完成目标的学生。
中国传统哲学是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基础，是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与中国传统哲学分属于不同的思想流派，并且为不同的阶级利益服务，但是二者在唯物观、认识论和辩证法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者能够相互融合的必然性。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企业财会部门是企业财会内部审计部门直接管理的部门之一，而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是企业的财会部门的良好发展，如若企业的财会管理独立性较差，就会对企业内部的审计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进而导致企业监管职责出现漏洞。另外，若企业的审计人员对其工作技术水平缺少专业性，没有较为全面的专业性相关知识，那么也会对企业财会内部监督管理的职能发挥造成影响。
（二）用中国话语体系来构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是不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它的落脚点在“化”这个字眼上，“化”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发芽、结果、重生、优化的一个漫长的悠悠岁月和历史进程，它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是随着历史的大方向和社会的大潮流而动的，其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和不可逆转的。批判继承、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根本的和最现实的需求。一味地追逐和死磕书本的知识或者凭感觉行事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怪圈而难以实现新的突破和飞跃。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当中，要始终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放在首要的位置，要根据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去不断填充和加入属于我们中国独有的元素和风格，让更多的中国人熟知和运用。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正确的决定和必要的选择，不仅因为它是科学的，更因为它与我们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利益诉求相契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非常有必要的。
李达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系统性的特征。作为早期革命党人的李达不同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专心从事党务和社会工作，相反，他痴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工作。他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还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的统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实践性的要求和原则，并且利用中国语境出版了一系列如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哲学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系统性的特征。李大钊早在1926年就提出：“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1]（P237）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序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可能。
毛泽东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突破性的飞跃。《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和标志性著作。它是在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而写就的。他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扫除了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带给人的错误的思想指导。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2]（P534）
红琴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放在胸前，看着夕阳西下，在风中的阳光泛着淡淡的桔黄色。金黄色的阳光照着她青春的前额，还有忧伤的脸孔。她的眼神，她身上每一处微微哆嗦的肌肤，身体不住地颤抖，牙齿不住地打战，头也有点晕眩起来。这是一个幻觉，还是一场梦魇？是一次道德沦丧的堕落，还是一场无法抗拒的情欲之劫？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因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有识之士振聋发聩，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利器，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以中国话语为导向，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支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传统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营养和充足的水分，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茁壮成长。
（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要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就必须守好中国文化根、说好中国话、走好中国路，用中国话语体系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貌。
（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支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日新月异换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更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极大改观和跨越式飞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平台的搭建，它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方方面面消息和知识的最新动态及进展，打破了时间、空间和地域的严格限制，把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实践与认识的高度统一，为世界这个地球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绘就了一幅美好的蓝图，表达了各国人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和宽广的胸怀。人工智能的精确化也使得外来文化得到了更加精准的翻译和更加快速高效的传播，这不仅对于中国文化是一种丰富和补充，同时也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步伐，支撑着中国人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启示
（一）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是我国古代先贤思想家们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人根正苗红的正统思想，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作用和效果不同，但是从古至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西方科学的思想并且指引他们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对于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因此，在当时严峻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决不能固守传统文化来救国救民，必须放眼世界、坚持“拿来主义”，用更为先进和发达的思想来开启民智、教化国民，以此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幸福。但是，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时候要警惕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自负情绪中，要始终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以外来文化为枝叶，要旗帜鲜明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坚持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坚定不移地推进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促进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密切融合，促进共同的发展。
（二）正确处理好认识与实践二者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以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为基础和依托的，是真实存在和不可动摇的。而教科书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理论版本和学术性的，这种主观意识和主观经验的书面语言并不是从观念出发提出和建立的，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和无中生有的，它必须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因此，现实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理论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和加强理论的学习和升华，正确处理好认识与实践二者的关系。
（三）正确处理好政治维度与学术维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目的暗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政治维度和学术维度这两个层面的互动，因此要正确处理和把握好这两层关系。首先，要用政治维度引导学术维度，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思想交锋，经过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唯独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它的中国化，作为“用于指导和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此被众多知识分子不断研究阐释，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等人都纷纷转向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分析和阐释。为救亡图存、用于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它被传入中国后不似其他思想昙花一现，而似大树般枝繁叶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实现中国化，而这其中就暗含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政治层面在引导着学术层面的走向。
其次，要用学术维度为政治维度提供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开始的，起初因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阐释开展得如火如荼，随着时间地推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的研究又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层面上的中国化发展。
总而言之，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不断的实现中国化，其因在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分子们都在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三条规律，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语的构建以及做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的双向互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应当要遵循规律，结合当前具体实际、运用当前主流话语并依循主流意识形态以期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参考文献]
[1]李达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45(2019)03-0007-04
[收稿日期]2019-05-24
[作者简介]辛杰（1995-），山西祁县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8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张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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