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1世纪以来，“颜色革命”犹如浪潮一般席卷了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北非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颜色革命”的爆发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以往研究更多是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对其具体成因和技术性手段分析不足，尤其缺乏对其中新媒体作用的考察。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使用，新媒体对“颜色革命”风暴的推波助澜作用愈加明显。立足当前时代背景，发现新媒体之于“颜色革命”的角色功能,挖掘其中的作用机制与途径，能给我防范工作以启示。
关键词：“颜色革命”；新媒体；意识形态
21世纪以来，与“和平演变”一脉相承的“颜色革命”，犹如浪潮一般席卷了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北非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起国际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颜色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所在国社会问题尖锐、腐败现象突出、人民生活贫困、民族种族矛盾加剧、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然而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新媒体对“颜色革命”的推波助澜作用愈加凸显。从媒体作用看，以“阿拉伯之春”为标志，可以将既往的“颜色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独联体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颜色革命”为代表，网络新媒体普及程度较低，传统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第二阶段包括“阿拉伯之春”及此后的“颜色革命”，新媒体的作用愈加明显。如伊朗“绿色革命”因其对Twitter工具的高度依赖，又被媒体称为“推特革命”；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因维基解密网站曝光信息成为引爆点，又被命名为“维基革命”。我们反对科技决定论[1]，虽然近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不纯粹因为新媒体而产生，但却离不开新媒体的助推力量。
一、新媒体在“颜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功能
新媒体作为媒介形式和信息传播平台，本身没有“颜色”、立场之分，使用者背后的力量决定了它为谁服务。基于自身特征和传播特点，新媒体被“颜色革命”的策动者所利用，扮演着特殊角色，发挥着独特功能。
基于上述分析，对中国白酒海外市场的“智猪博弈”进行修正：其他规则不变，假设打开食槽所需成本从2单位增加至7单位，大猪为大企业，小猪为小企业，则修正后的大小企业“智猪博弈”收益矩阵见图4。此时，“等待”依然是小企业的占优策略，而大企业先行动反而利益会受到损失。因此在海外酒业市场这个“食槽”中，把大酒企视作“大猪”是不可行的。
（一）“催化剂”——推动形成社会共识并建构集体性认同
任何社会运动都有一个生产和传播社会思潮并感染大多数社会群体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更多的成员参与其中。“颜色革命”作为导致政权更迭的社会运动，借助最佳渠道动员民众参与是前提基础。资源动员理论强调抗议者能够利用各种网络和资源，有效地将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各种不满转化为一场成功的政治行动。[2]“政治参与”程度体现了动员效果。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电视、杂志多为当局所控制。进入新媒体时代，Facebook、WhatsApp、Twitter、微信等媒介的出现则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路径，实现了从“一对多”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转变，让社会运动动员成本大大降低。
21世纪以来所有带有“颜色革命”特点的社会运动，无一例外都利用了新媒体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特别是到了2010年前后，当互联网在中东北非地区流行且网络自媒体被广泛使用后，新媒体成为统治当局和反对派共同争夺和利用的力量。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人员联络、社会热点的引爆等方面的作用得以充分展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埃及“脸谱革命”的直接导火索都与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执政当局丑闻存在密切联系。在2014年我国香港“占中”事件中，“占中三子”所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宣言早在2013年就通过社交媒体和各大网站传播，最终酿成了公众的非理性对抗情绪，致使民众走上街头。
因此，从社会思潮的传播到形成社会共识，再到建构集体认同，新媒体的作用不容小觑。一方面,新媒体通过建构真实的虚拟空间，打造排他性的信息系统，为持有相同立场的人群创造了分享情感、倾诉不满的社区；另一方面，使用者利用信息瀑布流，发挥“沉默的螺旋”作用，[3]提高成功可能性预估，增强那些仍然动摇和迟疑的参与者的信心。
我国北方在建设等过程中不仅加大了对城市建设的力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公路交通的重视。北方公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极易出现翻浆现象，一旦出现该现象，不仅对公路、路基产生极大破坏，同时也严重影响该路段的正常使用，极易出现翻车等交通事故，是对我国公共财产和驾驶者人身安全产生极大威胁的主要形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北方公路出现的各类病害中，翻浆现象占据其中的70%以上，基于此，为了提升北方公路整体使用效率和安全性，必须及时对翻浆现象基本原理加以掌握，为翻浆现象分析及决策精确度的提升提供理论基础。
（二）“黏合剂”——推动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形成，增强集体力量
“颜色革命”是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对特定人群、物、信息等内容的组织。新媒体为“颜色革命”策动者提供了一种最为快捷高效的组织方式。他们可以借助现实中的政治事件诱发网络热点，组织主体参与到网络空间中，实现虚拟聚集。进而，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信息的发布，建构和传递行动符号、行动口号和行动策略，借助新媒体使信息的生产和更新将呈几何式上升，反对派的影响力将以不可预测之势席卷而来。最终，当新媒体凝聚了一定人气，形成各种渠道的发声平台后，组织者通过新媒体调动那些被成功动员的参与者们走向街头，完成行动的集合。在这三个步骤当中，组织者借用新媒体实现了由实到虚，再由虚到实的组织行动。
二是西方传播学说。在“颜色革命”或社会运动的相关研究中，新媒体得到充分重视。一般来说，学界在质疑新媒体作用时，往往会提到新媒体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新媒体本身不会产生“革命”。然而，西方学者在引入话语（Discourse）维度后发现，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有涉及使用主体（动员者和被动员者）、主体背后的“意义”和网络。[8]新媒体能够生产一种“参与式文化”，个体不一定在场，不需要亲眼见到，即可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进而转发分享给更多的人。美国媒介融合研究专家Henry Jenkins认为，由新媒体所带来的“参与式文化”在21世纪属于里程碑式的变化。[9]新媒体还可以为社会创造一种相互连接的领域，它打破了个体、社会、观念和意识心态之间的界限，使得社会运动中的话语转变为集体行动成为可能。西方传播学学者提出了“意义”和“集体身份”两个概念。“意义”的产生和快速流动使得社会动员成为可能，“颜色革命”过程中的参与者也就有了“集体的身份”和自我认同感。再者，西方传播视域下对“颜色革命”的研究发现，那些走向街头的群体多为生活境遇不佳的中产阶级，他们在新媒体出现后，具有使用社交媒体宣泄心中不满的需求，正是“颜色革命”动员者拉拢、培训的对象。
以乌克兰的两次“颜色革命”为例。2004至2005年，乌克兰国内围绕总统大选舞弊问题爆发了一系列抗议行动，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号召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在美国和欧盟的重压下，乌克兰进行了第二次大选。因尤先科的支持者以橙色为标志，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作“橙色革命”。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反对派掌握的第五频道电视台建立者强调，仅有网站并不足以催生一个强大的行动组织，还需要有频繁的线下会议以及集中的自上而下的领导。然而，当2013年亲欧盟示威（Euromaidan）爆发时，乌克兰领导人亚努科维奇国内势力相对稳固，并得到了外部势力俄罗斯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想发动一场成功的抗议难度更大。实际上反对派并没有进行频繁的线下聚会，却成功发起了10万人参加的、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从2004年的“Maidan”到2014年的“Euromaidan”的转变，这其中新媒体的作用不容小觑。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它是一场由新媒体引发的大型自发活动。[5]
（三）“扩散剂”——形成世界性互助平台，获取政治和资金支持
任何社会运动的发生都需要政治、精神和物质等层面的支持。近些年“颜色革命”抗议者普遍会在第一时间通过Twitter、Facebook等传播工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发布，网上讨论和网下行动相互交织，使得运动很快升温成全球性事件。“颜色革命”策动者深谙此道，旨在借此获得全球政治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为其行动营造正义性和合法性，对执政者施加政治压力。
采用SPSS 19.0软件处理此次研究所得数据,数据资料采用例数(n)、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新媒体构建了媒介议程，可以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以乌克兰2014年“血色革命”为例，反对派在动员过程中首先发动信息战，加大媒介内容的渗透力度。示威活动发生后，社交网站上出现大量不利于亚努科维奇的言论。2013年11月份以后，网络上还出现了大量有利于反对派的独立民意调研。
在新媒体环境下，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方便地记录下视频、图片、文字等多元信息，并实时向全球发送，与全球网民即时互动，其传播速度之快、受众之广、信息之全都是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抗议者充分利用这一点，有侧重地进行对自身有利的宣传和造势，诸如上传警察采取暴力手段控制抗议者的照片。此外，一般来说经过“颜色革命”的民众会亲身感受到组织起来的力量，他们会不断把这种经验和感受传递出去。例如埃及“脸谱革命”胜利后，很多埃及网民Facebook上的网络签名里出现了“我们做到了！”“胜利最终属于我们！”之类富有感染力的词语。由此产生的持久效应使“颜色革命”在网络时代具有更大的效仿性，必须受到足够重视。
二、新媒体对“颜色革命”的作用基础
（一）理论基础
一是“非暴力战争”相关思想。当前，新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广，受众获取信息的便捷性以及信息传播的迅速性已经使其极大超越传统媒体形式。“非暴力战争”理论主要强调以一种“和平”的、“无暴力”的策略进行社会变革，而新媒体相较于传统传播形式，更满足了这一目标。该理论的核心是对统治权力的分析。Gene Sharp认为，权力本身来源于统治者外部，包括其合法性的建立、人力资源、节能和知识、无形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物质资源和制裁等六个方面。[6]其中高度重视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便是这一理论的鲜明特色。[7]而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战争，最重要的阵地便是宣传领域。
三是目标地区易受西方国家势力干涉，西方式民主和“选举”革命的植入较为畅通。对于“颜色革命”的动员者来说，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西方式民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前期工作是向目标群体传播和植入相关理念。因此，“颜色革命”外部力量一般会大做文章向目标国传播其新闻遭到压制的情况。一般来说，中东国家自90年代以后在国家宪法中承认“新闻自由”原则。即便缺乏新闻自由，西方社会也会通过国际舆论压力向目标国施压。在得到了一定新闻许可后，如何最有效地促进公民社会，如何向民众植入“民主选举”理念并建构“集体身份”，这些都是“颜色革命”动员者继续采取的行动。
美国学者Mark Granovetter的“弱连接”理论认为，“强连接”更多是建立在亲密关系或共享的生活经验基础上。但在新媒体时代，网民与网民之间相互分享、转发信息，尤其是网络“大V”的言论就起到了“桥”的作用。这种“桥”能让个体突破强关系圈子，接触到更多的人，穿越更大的空间距离，实现信息与知识的交换。这实际上就属于一种“弱连接”，它的能量比“强连接”在聚合人群方面更为强大、更为显著。[4]
此外，除了话语维度的理论支撑外，诸如“议程设置”“选举革命的扩散”“群体心理学”等理论均给新媒体作用于“颜色革命”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理论基础。例如“议程设置”理论就假定媒介的议程会影响社会公众的议程，即媒介可以影响到民众的社会态度和行动意向，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二）现实基础
一是目标地区多为“部分民主”或政治经济“衰败”的国家，为反对派媒体力量成长提供空间。《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条著名的社会发展悖论，即革命不是在压迫最深时爆发，而是出现在压迫开始减弱，苛政逐步改善之时。[10]这条悖论也被当今的“颜色革命”动员者所利用。“完全民主”“部分民主”“非民主”是美国和西方社会对国家类型的一种划分方式。这里的“部分民主”指正在发生社会转型或进行民主化方向转变的国家，往往具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方面，整个国家为了实现所谓的西方式民主转型，其政府统治者往往给社会管理和意识形态留下巨大的价值真空。由于法律制度、社会历史文化等存在诸多不足，这就造成统治者无法完全掌控局势，而反对派则形成组织势力，甚至具有规模和实力的政党力量。另一方面，众多“部分民主”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孱弱，在经济上也表现平平，加之腐败问题严重、民众生活水平低下，逐渐给社会不稳定埋下了隐患。
二是目标地区网民数量庞大，民众已养成新媒体使用习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广大民众尤其是最具“革命激情”的年轻一代很快习惯了新媒体的使用。大约在2010年以后，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实现互联网接入，移动互联网得以普及。根据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2018年《世界电子商务报告》显示，目前全球网民数量超过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4%。这为新媒体作用于“颜色革命”提供了基础。耶鲁大学法学院曾邀请“革命领袖”上台演讲，演讲者向听众们展示了社交媒体在组织和动员过程中的强大功能。[11]
（3）在将电缆支架与桥架进行接地处理时，首先需要对电缆的终端进行处理，并同时固定好电缆，然后选择能够弯曲半径的电缆设备进行施工。为保障电缆施工的安全性，在进行电缆施工时，需要树立相应的警示牌，以使得施工工作能够正常进行开展。
研究组、对照组治疗前与治疗后FBG、2 hPBG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研究组治疗后FBG、2 hPBG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三、新媒体对“颜色革命”的作用机制与途径
（一）“去中心化”削弱传统权威影响力
新媒体使信息传播的主体样态多元化，通过个体为基本传播点，采用点、线、群对接的信息传播方式，推动着去中心化进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种信息中心点，传统媒介的权力色彩也就式微了。[12]新媒体传播的公共领域也改变了传统的权威等级制，凸显了个体化的特征。由此，新媒体的“去中心化”消解了权威和专家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新媒体个体化的趋势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舆论传播的主体、社会动员的核心或者信息的管理者。当“颜色革命”发生时，多数主流媒体仍然保持了对现实社会的“承诺观察者”角色，[13]没有从传统权威媒体的思维转变出来。而反对派却敏锐地把握住这一趋势利用新媒体为自己造势。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无论是议程设置理论、把关人理论，还是“沉默的螺旋”理论，都证实了新媒体可以在“颜色革命”传播中承担重要角色。在舆论导向层面，新媒体能够左右和影响公众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态度，使公众认知逐渐与反对派观点相一致。在信息传播层面，新媒体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发声的工具，人们可以在其中串联，表达观点。在情绪控制层面，新媒体很可能演变为一种极端情绪的“暴力场”。激进情绪得以生成和扩散，而主流的、理智的、中立的情绪很少受到关注。究其原因，这与新媒体使用群体分布，新媒体片面化、片段式、简短化的信息表达方式，以及新媒体传播伦理和职业道德规范还较欠缺有一定关系。
全球化背景之下，新媒体可能引发“民粹主义”社会运动引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新媒体经常被称为“第四种力量”，适应了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提供多为即时性、碎片化的信息，使人们养成了“懒人”式的阅读习惯。由于缺乏深度和理性思考，人们很可能受到新媒体所推送的“热点话题”鼓动，被“牵着鼻子走”。在网络社会，往往最醒目、最新鲜、最能触动民众情绪的内容最易受到人们的关注。“颜色革命”的策动者正是利用民众的这一心理，制造各种政治热点，混淆视听。2009年伊朗大选结束后，反对派在Twitter上散播内贾德舞弊，要求重新选举，引起部分民众不满走上街头，即“绿色革命”。
新媒体在“颜色革命”中的影响，最终体现在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上。新媒体能够为“颜色革命”培育“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既是“颜色革命”的带动者、参与者，又是凝聚群体意识、信仰，增强民众参与动力的号召者。在“颜色革命”发生前，反对派一般无法掌握传统主流媒体。有了新媒体平台之后，反对派可以利用对群体情绪的掌控迅速制造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不仅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合理化、美化自身形象，渲染参与者情绪，还能在消息来源、口号选择、行动方案等方面形成新的“权威”。以我国香港“占中”事件为例，行动最初由“占中三子”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陈健民及基督教牧师朱耀明三人发起策划，并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其“占中”理念和方案，“占中三子”作为“失落的香港的拯救者”“强权统治下的反抗者”“新时代香港民主的代言人”等标签迅速成为网络热搜。后来更为激进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周永康与常委罗冠聪等人也成为了行动的领导者。相关定量数据研究表明，“双学三子”作为行动的组织者，充分发挥了Facebook、WhatsApp等媒介的作用。
（二）放大民众负面情绪，引发民粹主义
“颜色革命”的发起者借助新媒体绕过传统媒体 “把关人”，建立起不受约束的完全自由的信息发布渠道。它不仅为所有成员自主发声创造机会，还让那些想法一致的人生活在共同的虚拟社区成为可能。2011年埃及“脸谱革命”的导火索，是一名青年在开罗被两名警察殴打致死，警方声称其是因服用过量毒品致死，但是死者被殴打至扭曲的脸部照片被发布到网络，在媒体的大量报道和渲染下，引发强烈社会不满，最终促成“颜色革命”的爆发。新媒体的弥散化、去中心化等传播特征使得媒体的“把关人”只能根据程序内容设定信息控制标准，而不能灵活根据每一个个性化的信息发布者来甄别信息，从而构成了信息控制的极大难题。
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快速发展，刺激了大众对新媒体的依赖，“去中心化”后，标新立异的观念由边缘向主流迈进，很容易产生“乌合之众”下的社会骚乱，网络的匿名性特征加速了谣言的传播。例如，根据我国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李立峰所做的一份关于香港“占中”事件的调研数据，[14]只有5%的受访者没有接触过经过新媒体传播的网络谣言；有55%的受访者经常接收关于“占中”事件的谣言。
（三）助力反对派思潮的传播，推动“政治动员”
在寒冷的冬季，应做好保温工作，为牧区羊群的生长营造一个温暖的环境；在炎热的夏季，要做好通风换气工作，避免羊群脱水中暑。只有为牧区羊群的生长营造一个适宜的环境，才能为羊群的生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还应及时为羊群补充营养，很多饲料经过长时间存放后，由于环境潮湿，易出现发霉的现象，这些饲料要禁止继续使用。此外，在牧区羊群的饲料中可适当添加一些维生素，以提高羊群的免疫力，有效降低疫病的发生几率。
新媒体为社会抗议行动的实现提供组织沟通平台。“颜色革命”策动者充分借助社交媒体搭建组织沟通平台，动员群众有组织的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以我国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为例，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以免费通讯软件、公民通讯平台和在线整理工具等媒介的组织沟通平台。在运动现场，台湾立法院手机信号早已饱和，网络通讯受到干扰。这些组织动员者依然发动大家通过蓝牙科技手机APP接受一定范围内的无链接信息。为避免受到传统媒介的炒作，学运参与者还利用了Ustream、CNNiReport实况报道，并在Facebook专页上建立专门版块，为参与者提供实时沟通的平台。[15]
四、启示与思考
“颜色革命”的风暴风起云涌，但也并非坚不可摧的。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案例表明，不是所有“颜色革命”都成功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都曾成功挫败过“颜色革命”。近年来新媒体迅猛发展，在“颜色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愈加凸显，应予重视。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所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中，执政党丢失政权是从丢失意识形态阵地开始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四个自信”。要始终绷紧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依法防范、坚决打击危害我意识形态安全的违法行为，及早遏制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策动“颜色革命”的图谋。
（二）加强对国内新媒体管控。在新媒体领域，美西方反华势力早已悄然采取行动，想方设法突破我国网络防火墙开展网络渗透、打造网络宣传阵地，借助新媒体平台不断聚集和扩充行动力量，为“街头运动”做足准备。我们必须牢牢把控住国内新媒体主阵地，提高媒体传播力和引导力。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或法规，加强对大众新媒体的监管与引导，加强资本和投入方的筛选筛查工作，避免引入“不良”势力。
（三）坚持自身发展道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颜色革命”的发生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决定外因。我们要始终坚持自身发展道路，解决社会突出问题，化解内部矛盾，着力改善民生，大力惩治贪腐，坚持“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水平，筑牢了反对“颜色革命”的坚实基础。
全面实施营改增主要是为了配合供给侧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对于小规模企业来说，营改增使其上缴税款的税率降低，税负的降低也是必然。而自2016年5月1日酒店全面实施营改增以来，增值税率的高低不等同于实际税负。营改增对酒店财务管理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负和成本两个方面：
（四）利用新媒体媒介和传统手段防范“颜色革命”。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要加强融媒体建设，加快新媒体下权威媒体的建设和传播途径管理。要积极利用新媒体与民众进行直接对话，利用新媒体发布权威信息，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青年群体是使用新媒体的主力军，要重视青年群体新媒体信息甄别能力。从长远来看，还要善于掌握网络“核心技术”，从根本上增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
本模块根据生产管理系统提供的员工工作情况，可直接获得一线员工的实时考勤情况。对水泥企业各个部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可以使企业在招聘、培训、薪酬、奖惩、岗位变动、劳动合同等方面更加合理和人性化，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直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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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the “Color Revolution”
XU Xiao-tian
(Scho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the “color revolution” has swept over the CIS countries, the Middle East, the North Af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causes of the “color revolution” are highly complex. Previous studies of them have been on macro levels,with insufficient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causes and technical means, and have been particularly in lack of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new media therei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widespread use of new media, the role of the new media in the“color revolution” storm has been increasingly notable. Based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 this paper seeks to discover the role of the new media in the “color revolution”, to explore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and means, and to give some suggestions on prevention of the “color revolution”.
Key words: “color revolution”; new media; ideology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19)04—0057—06
DOI:10.16729/j.cnki.jhnun.2019.04.010
收稿日期：2019-05-05
作者简介：徐笑天（1992- ），男，江苏南京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7级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
责任编辑：宋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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