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涛:改革开放以来道德转型的探析论文

魏 涛:改革开放以来道德转型的探析论文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社会处在转型时期。人们遭遇道德问题比较普遍。道德问题预示着道德的转型。虽然道德尚未完全转型,但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已经发生一定的变化。推动道德转型,需要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以此推动道德体系的不断完善;需要不断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转变思维方式,在理性指导下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关键词:改革开放;道德转型;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社会处在转型时期。道德发展历程也正在经历着转型。在转型时期,人们对原有的道德规范体系产生质疑,而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们的道德世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与混乱。典型性的社会问题(比如频发的医闹、医患关系问题,做好事反被讹诈的现象以及募捐事件等)成为了热议的道德问题,而挑战人们道德底线的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范跑跑事件”,此事件将责任意识的讨论推向了高点。“范跑跑”的辩解是“追求自由和公正”,公众对此给予了理解和同情。从逻辑的角度解读“范跑跑”事件会陷入到悖论中。“道德规范需要保护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位当事人的利益,每个人才是规范需要保护的利益的终极享有者。”[1]“范跑跑”和学生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同属于道德规范保护的对象,选择保护一方利益,必然会危及到另一方的利益。当“范跑跑”将保护自身利益放在首位时,遭到社会的指责而成为道德失范问题,也是一种道德选择中的困境。此类道德问题反映出转型时期道德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传统道德模式受到挑战,社会中道德与不道德的界限变得模糊;第二,角色道德弱化的问题突出,个人的道德诉求往往优先于社会角色道德、道德义务;第三,非常态下的行为选择是否应当受到道德的普遍约束;第四,如何协调公德与私德之间的关系,公与私是否处于绝对的对立中。

十年前看似陷入困境的道德问题,在今天已经不再是困境。在价值多元化、各种思潮混杂的时代,道德选择的标准越来越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道德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标准,在非常态下依然以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道德选择,是社会公认、推崇的道德规范。社会逐渐走出道德选择的两难境地,道德建设应社会发展之需向着健康、积极方向行进。

“是的,反抗高贵的喵星族,只有一条路。”喵星飞鼠大使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着,“那就是——死路。”他说着,瞬间便蹿到壶天晓面前,一个前勾爪正中壶天晓的胸口,震得壶天晓一直退到一块突起的岩石旁才停下来。

一、改革开放以来道德转型的具体体现

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转型是道德整体的全面转变。道德整体包含多种要素,道德结构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分析道德整体的转型,可以从道德结构转变出发。在学界,道德结构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对其组成部分有三种不同的观点:(1)主要包括道德意识、道德关系、道德行为;(2)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活动形式;(3)包括道德意识活动、道德选择判断、道德实践活动。三种观点虽有差异,但不约而同地承认了道德结构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整体中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虽然课外科技活动是理论课堂的重要补充,对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教育部非常重视以学生课外科技活动为载体,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并于2012年起设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各医药院校也设立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课外科技活动,但目前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中仍存在问题,影响了实施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意识的转变

道德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道德实践的反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在人们的实践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随之发展,道德意识的发展也是必然的。2000年之前普遍流行的也是我们惯用的道德定义是,“道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维系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2],孙正聿老师的《中国哲学导论》认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强调道德是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作用来维持的精神力量。”[3]而在今天,学者们尝试重新给道德下定义。如:“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系的,调整人与自身之间、人与他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4]在大学生必修的2018年版的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对道德的定义简短概括为:“道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方式,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发挥作用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从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包括人与自然关系在内的一切行为,调节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道德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人作为道德主体,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相应地对道德规范范畴作出调整,道德意识形态悄然发生变化。这虽然是哲学意义上的道德转型,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实际的道德转型正在进行中。

近年来学者们将许多社会问题放在伦理学的领域进行探讨,最为突出之处是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伦理学的范围推动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从道德认知角度解读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生态环境问题是一种道德问题。如,近几年来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快递行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其中,2015年我国快递业耗费包装箱约99.22亿个,塑料袋82.68亿个,使用胶带总长169.85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425圈。2018年,中国的快递业务量超过500亿。这也就意味着2018年产生500亿件快递垃圾。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污染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失衡。惊人数据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正确认识人的定位、需求和自然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履行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在瓶中白雾没消失前再迅速将无孔橡胶塞塞回瓶口,会发现瓶中白雾消失,说明橡胶塞塞回时对瓶内气体做功,气体内能增加,白雾又汽化变成酒精蒸气,读出此时温度计的示数为t3,对比发现t3>t2,这也可以验证“对气体做功,气体内能增加”的结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道德规范的转变

所谓的道德规范,是人们道德关系的反映,是人们道德行为的一定的规则或准则。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形成的道德规范具有社会历史性。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道德规范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

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问题,不同于常态下的道德问题,是道德转型的体现,将会以不同的方式推进社会发展。推动道德转型,需要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以此推动道德体系的不断完善,需要不断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转变思维方式,在理性指导下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选择的是政治导向的道德建设,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道德建设逐渐走向了理性,属于理性规范下的道德建设。

在道德转型过程中,引发道德问题的原因比较多,其原因之一是缺乏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规范或者标准,原有道德体系的约束力失效。治理道德问题,可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增强道德规范的约束力。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7]

人们道德行为的标准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到保护人的合法权益、肯定公民的个人权益,这是伦理学上的重大转变,实质上是道德主体的转变,道德权利的主体从集体转向了个体。关注个体并不是“自我为中心”,是在衡量各种社会关系中考虑自身利益。人际关系的融洽程度是作出道德选择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追逐个人的合法、正当利益的行为,并不一定是道德的行为。如,2017年我国首例“毒跑道”公益诉讼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反战基金会起诉北京某幼儿园的理由为“破坏大气和土壤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道德行为是站在整个生物链的一种选择,对自己的生存承担了不可取代的责任的同时,对其他物种的生存需要担负责无旁贷的义务。如果将对自身生存担负的责任看作私德,那么对国家、社会、民族乃至整个生物圈担负的义务责任就是社会公德。公与私是否处在绝对对立中呢?“传统的尊公灭私的公私观之所以注定行不通,就在于公与私的关系不是势不两立的。公私也不是二元平等的,而是以私为依托的。两者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是相互协调的问题。既然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生存谋取必要的利益,公的重要,不在于抹煞私人利益及取缔属于私人事务的领域,而是在于它能代表众人之私,实现众人之私。”[6]公与私含义的矛盾性,并不意味着公德和私德的对立。市场经济下的公私关系有着新的解读方式,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已经不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逐渐走向了融合。我国首例“毒跑道”公益诉讼案释放出的信号是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在不断增强。新时代的国家道德建设虽未能使公德和私德达到高度的一致和融合,而“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道德理念是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理念,必然是新的道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改革开放以来道德行为的转变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小康的目标追求,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从重物质到物质与精神并重的转变,已经突破“重利轻义”的传统道德理念,新的道德体系正在逐渐地形成中。社会逐渐肯定的是公民的个人合法权益,且尊重个人合法权益,最终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今天我们道德追求的重要理念,并且道德追求与现实需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

高潮和田卓一道进了常青树大酒店,在进行了严格的身份审查与登记后,两人乘电梯上到八楼。在多功能会议厅入口处有一个吧台,上面竖着一块“媒体见面恳谈会签到处”的牌子,两人又在这里签了到,各自领取了一份鼓鼓囊囊的文档袋,就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多功能会议厅。

道德行为是在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指导下的行为,是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体现,将一定的道德规范和原则从理论形态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当道德规范发生变化时,人们的道德行为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儒家的“重义轻利”原则是道德体系中的主导思想,其极端形式为“存天理,灭人欲”,即追求精神境界的满足,贬低人的生存基本之需,压制人的合理需求。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道德行为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崇尚无私奉献、勇于牺牲,而追逐个人利益因有违集体主义被划分到资产阶级的范畴中明确加以反对。改革开放以来,“当我们认识到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破除传统义利观的束缚,就必然成为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步骤”[5]。人们越来越重视的是自我价值、人生意义的实现。追求个人合法利益,不仅合乎道德规范,且在法律上给予保障。2004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基于自身合法利益的道德行为并不会带来责备或者否定,而是一种社会认同的道德选择。

三、推进道德转型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人际关系,由熟人生活圈逐渐走向了陌生人生活圈,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结构体系也在变化中,由熟人道德转变为陌生人道德。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生活在熟人圈子中,虽有人口流动,但流动范围和规模较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在熟人交往过程中发生的。熟人之间背负着某种情义、责任或者是义务,情义、责任成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行为。此时维系人际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是传统道德,即儒家道德体系,儒家的“五伦”体系在社会中发挥着规范作用,延续着重义轻利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开始大规模的流动,造就了陌生人社会的形成,人们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于陌生人,维系人际交往的由义转变为利,可以因利而聚,也会因利而散。靠利益维系的关系也就不是熟人道德,而是陌生人的道德。

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是一种小肽,由53个氨基酸残基组成,是类EGF大家族的一个成员,是一种多功能的生长因子,在体内体外均对多种组织细胞有强烈的促分裂作用。分子量6 201,分子内有6个半胱氨酸组成的二硫键,形成3个分子内环型结构,组成生物活性所必须的受体结合区域。EGF无糖基部位,非常稳定,耐热耐酸,广泛存在于体液和多种腺体中,主要由颌下腺、十二指肠合成,在人体的绝大多数体液中均已发现 [24]。

(一)完善法律体系

熟人道德是一种权威道德,或者是他律道德。在传统社会中,道德规范往往是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或者家规民约,具有权威性而不容质疑,是一种强化的力量。人们的行为处在了透明化的监督之下、处在外在机制的监督下,所以,人们不会轻易违背道德。一旦原有的社会形态被打破,随之这种约定俗成也将会失去效力。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道德体系效力在不断弱化中。一方面,公民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经济利益成为道德伦理的主导,人们摆脱了权威限制,依据自身的偏好和需要作出选择;另一方面,原来的风俗习惯和家规民约特别是家规族规的合理性、正当性受到质疑,当与社会中其他规约相矛盾时,逐渐失去普遍约束效力。所以当他律的道德机制失去效力时,希望便诉诸于自律的道德、自主的道德。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更多的是通过内在自我机制作出选择,虽然也是在一定规则的推理下作出道德判断或者选择,但这时候的规则有可能不是一种普遍认同的规范。所以,社会中出现了被视之为道德失范的问题。这一些问题在现代道德体系中是不是失范问题虽然有待进一步考究,但道德规范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变,情感机制和舆论机制经历了由外向内的一种转变,是道德转型的深刻体现。

道德转型过程中出现许多正面的现象,如人们强烈反对狗肉节,呼吁保护未成年人和妇女的合法权益,反对家暴等等,不道德行为不再局限于故意伤害他人、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不符合道德标准但不损害他人社会利益的行为是否为不道德行为(比如同性恋)尚处于争议中。但是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前坚决反对、禁止同性恋,将其视为不道德行为,今天演变为“非道德行为”,或许将来会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虽然这只是推测,但可以充分说明人们的道德意识在日新月异。今天的道德观念不再只聚焦于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而更倾向于“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社会应该保持什么,提倡什么”。道德观念的转变,必然深刻影响道德选择、道德实践。

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可以推动道德体系的不断完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法规,即伦理的法制化,具有法律的强制性,通过强制手段可以提升自觉遵循的意识和程度,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从而规范社会公德、提升个体道德。所以,推动道德转型,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律规章制度,制定合理明确的规范标准,人们在有章可循的情况下,做出应当的行为选择。

(二)构建社会主义特色文化

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道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化的变化必然带来道德的变化,文化的发展卓有成效地促进道德的进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8]

先进的文化为道德建设提供肥沃的土壤,滋养道德,从而形成先进的道德观念。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而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有利于提升道德素养。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在各种思想交汇激荡的过程中,文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在一定时期处在迷茫期。走出道德的迷茫期,培养先进的道德理念,需要先进文化引领道德的发展,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构建社会主义特色文化。构建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公民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将传统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有效融合,以特色文化引导人们对权利与义务对等关系的认识、对责任意识的正确认识、对他人正当权利的尊重,通过文化的熏陶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将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社会文化进行整合,在对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的认识不断提升的基础上达到对新的文化体系的认同即道德认同,形成新的道德体系。

(三)培养公民的现代思维模式

社会转型中的道德问题,折射出我国传统思维方式对行为方式的影响。我国传统思维模式是一种形象思维,在认知过程中,注重探知事物的效用,而忽视了事物的本质。所以传统观念中的善恶和对错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区分,道德的选择过程中不问对错,求“经权”,因此遭遇了多种看似道德困境却非道德问题的问题。解决道德问题促进道德转型需要推动思维模式的转型,由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模式转变。推动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更新转变,需要以逻辑学这个“一切法之法”为依据,需要在社会和教育中大力普及逻辑,促进国民形成注重概念、推理的现代思维模式。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要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科学实验的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培养现代逻辑思维能力,运用基本的逻辑分析技巧分辨所遇到的问题是否为道德问题,利用逻辑的工具考辩道德原则的合理性,学会缜密推理、分析论证的科学方法,判明是非曲直,做出正确的决断。在理性思维主导之下做出合理的选择和判断,不仅是我们走出道德困境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同时也是现代人需要具备的思维素养。培养理性思维方式,追求理性精神、发扬逻辑精神,将这种学科精神内化为我们的思维本能,推动道德转型,构建合理的道德体系和科学的认知系统。

三、总结

在攻坚克难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通过整合和统一思想道德观念加强道德建设,努力实现道德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9]推动道德转型,构建现代道德体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促使国民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不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参考文献

[1]甘绍平.非常态下的道德抉择[J].哲学研究,2016(10):110-119.

[2]罗国杰.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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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雷结斌.中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5]李德顺.道德转型的足迹——对我国近30年若干伦理事件的评述[J].江海学刊,2010(4):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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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9]习近平: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人民日报,2013-11-29(1).

Research on Moral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EI Tao
(TheoreticalResearchDepartmen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Schoolof Information,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Shanxi,030080,China)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all aspe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people are more common in the issue of moral anomie.The problem of moral anomie indic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rality.Although morality has not yet fully transformed,moral awareness,ethics,and ethical behavior have changed.To promote moral transformation,we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moral system.We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citizens,change the way of thinking,and make correct moral choices under rational guidance.

Key words:reform and opening-up;moral transformation;moral consciousness;moral behavior;moral rule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08(2019)04-0011-05

[收稿日期]2018-12-23

[基金项目]2018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改革开放以来道德转型历程研究”(2018B2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 涛(1985-),女,山西长治人,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理论研究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逻辑哲学。

(编辑 张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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