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时代”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栏目主持人语】
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引擎和重要动力。在文化经济时代，或者说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创造力。
1993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与德雷·米尔恩合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四种基本模式判断，即人类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意识形态论模式和经济论模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创立者分别是普列汉诺夫、乔治·卢卡奇、路易·阿尔都塞和雷蒙德·威廉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理论效度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给予必要的关注和理论上的研究。
本着推动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和发展的宗旨，《长江师范学院学报》开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栏目，向学界征集优秀论文，给予发表。我们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面向时代、面向未来、面向人民大众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不断发展。
按照预配制NaCl溶液的浓度计算所需蒸馏水和NaCl颗粒的质量,将NaCl颗粒与蒸馏水搅拌均匀,配制成浓度分别为0,0.5,1.0 mol/L的NaCl溶液.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中，生命政治的美学话语也产生了回响，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重要转向。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将福柯生命政治话语的治理概念引入到文化研究中，从审美治理角度开辟了生命政治领域中的美学问题研究。托尼·本尼特强调文化是治理的特殊领域，审美治理是文化治理的有机构成部分。雷蒙德·威廉斯指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既可以是个人的、集体的，也可以是时代的；而狭义的文化则是作为智性活动的作品和实践，尤其是艺术活动。本尼特继承了威廉斯的文化界定，进一步从治理思想的角度开拓了文化的内涵，尤其是对审美形式的强调。他指出：“把文化看作一系列通过历史特定的制度形式的治理关系，目标是为了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和行为，这部分地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的，文化就会更让人信服地加以构想。”[14]210在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是一系列转变广大人口思想行为的治理关系的组合；其二，审美文化形式是人口治理的基本构成部分，是生命政治的实现手段。此时对文化的理解已经纳入到生命政治的范畴，而审美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体现出对审美的治理功能的重视。
[摘 要]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性的话语系统，在原有的批判性、否定性美学话语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着重发展建设性的话语系统。审美治理话语的研究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性发展的基本维度。审美治理是后康德主义美学语境中审美政治转向的产物，其立足于生命政治思想，充分开掘传统马克思主义审美改变世界的理念，以新的角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政治功能。以审美制度、习性、情感结构等核心概念为中心，审美治理构成了一套完善的话语概念，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政治实践功能。
[关键词]审美治理；马克思主义美学；政治转向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批判理论和革命性话语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标志性特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在生命和力量所在，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形成了审美批判的话语系统。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其身份特征发生了变化，其内涵话语系统也顺势扩展。治理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顺势发展的一种话语系统，与之相对应，审美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一个新的生长点。作为文化治理的核心，审美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系统的构成部分。在中国当下的美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审美治理问题应该被提上日程，以此建构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一
治理是指政府运用权力对社会和人口进行管理，以及人对自我的治理，包含国家治理和自我治理两个层面。审美治理是通过审美文化活动从情感上塑造主体，以达到治理的合理化效果。在审美治理的框架中，审美也关涉到自我治理与国家治理两个层面。作为自我治理的审美治理指的是主体通过审美活动影响内在的情感结构，从而获得身心和谐，乃至达到与外在世界的和谐状态和自由境界。审美领域的自我治理是一种自我塑造，主体的自主性非常明显。而作为国家治理的审美治理关涉的是，国家在审美领域引导和塑造公民，达到符合国家目标的合理化效果。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角度看，审美治理思想发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维度，体现出审美的政治关涉性。将审美治理当作一种政治话语，首先需要打破康德主义主导现代美学的理论疆域。在现代美学系统中，审美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体验性活动，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中，自律性是纯粹美学体系的律令，也就是说，审美是自律的，不会与政治话语发生关联。因此，审美治理要成立，必须突破以康德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美学自律性观念的束缚，将审美活动重新与现实世界连接起来。这就需要新的美学资源和语境，亦即后康德美学话语，审美突破了原有的含义，与政治问题关联起来，形成了审美政治学的话语模式。
生命政治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生命哲学，是对生命哲学的批判继承。柏格森、尼采及斯宾格勒等哲学家从多个层面阐释了生命的本真含义，完成了生命本体论的哲学转向。生命哲学对生命的重新审视和评估，给予生命以哲学本体论地位。斯宾格勒的历史生命哲学将社会文化历史视作一个生命体，有生老病死的历程，不同的社会文明之间也像物种一样彼此竞争，兴盛衰亡。社会历史、文明史等被看作生命体成为生命政治的前身。生命政治从思想内涵、方法论等方面吸收、借鉴了生命哲学。瑞典政治学家科耶伦将斯宾格勒的思想引入到政治领域，将国家看作一个生命体，一个先于个体生命而存在的有机体，它具有精神、意志和生、老、病、死的生命历程。哲学家哈里斯用生命的意义来诠释政治，强调在国家政策层面应该考虑人口的增长与竞争以及男性承担国家义务的本能。其后，生命政治作为对生命自身意义思考的话语，开始出现在政治学、医学、宗教学、地理学及伦理学等学科中，成为广泛使用的词语。甚至在政府部门的文件及官方讲话中，生命政治也频繁出现。二战后，因纳粹对该词的使用，生命政治被赋予了鲜明的法西斯主义色彩，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很明显，早期的生命政治话语还比较粗糙，只是以生命类比政治，还没有对生命政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真正将生命政治作为哲学问题讨论的是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学界开始反思现代美学体系。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指责康德的美学观念是理性哲学的产物，是从哲学家而不是从艺术家的角度看待审美问题，而且康德对美的定义残缺不全，缺乏审美敏感性。其后，布尔迪厄、伊格尔顿、维尔施、阿诺德·柏林特等美学家对康德美学体系作了进一步反思。在《艺术的法则》中，布尔迪厄指出，康德主义美学通过无利害关系和超脱的静观态度，最终显示出对客体的漠视；对审美经验的分析，不自觉地将个体经验普遍化，将其转换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这些分析却回避这种经验的可能性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问题”[2]。由此，审美活动成了自娱自乐的话语系统。在《美学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分析了现代美学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属性，“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3]。伊格尔顿指出，康德主义的美学概念不过是18世纪资产阶级获得话语自主性的美学反映，是历史性的话语，而不是超历史的，不具有普遍性。由此可见，审美经验的社会历史性是其与现实生活关联的根源所在，只有在这一框架中，审美活动才能得到更为清晰的阐释。
20世纪6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以现代媒介为载体，以消费为主导的大众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文化将固有文化领域的界限敲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逐渐引人瞩目。审美经验成为社会文化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詹明信指出：“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在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4]审美成为社会结构中极为重要的动力系统。在消费社会中，审美已经成为当代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在消费文化主宰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审美泛化的现象，审美超越实际需要，成为主宰人类社会的首要因素。对此，韦尔施指出：“审美氛围是消费者首要，商品本身倒在其次。”[5]日常生活审美化导致美学理论的深刻变迁，审美纯粹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审美与非审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审美不再是无功利的、超越的，而是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在这种语境中，美学具有了多重发展的可能性。
审美对日常生活的浸染使其成为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核心动力，意味着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审美资本主义给审美活动带来了诸多变化，阿苏利指出：“在审美资本主义的核心里，每个个人都成为自己享乐的主体、自己的奴隶，并由同样的原因鼓动自我解放。此外，这种模式还造成享乐高于阶级关系的优先权。”[6]享乐成为审美活动的核心，审美更多地走向了身体层面，其明显与自由的目标相违背。现代美学所承诺的审美无功利性、超越性已经无法应对汹涌澎湃的消费文化。因而，如何应对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审美状况，成为当代美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种语境中，审美重新政治化，成为摆脱这种困境的必要途径。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才能为审美的政治转向提供新的契机。审美治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性维度，是审美政治学关注的核心，它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回归社会现实，关注人类生存问题的趋向。当然，审美的重新政治化并不是旧问题的重复，而是落足于新的生命政治语境中。审美治理的落足点是活生生的人，作为生命存在的人，其政治走向必然是生命政治问题。
二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了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审美无利害、无概念的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无概念的必然性。“美的分析”在美学史和艺术史上影响极大，成为许多美学家和艺术家思考的基础。审美无功利性、静观的审美态度、审美经验的普遍性成为现代美学理论必备的标签，也成为现代美学的基本观念而被普遍接受。现代美学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审美自律性，其以想象为中心，体现出超越性、无功利性和情感距离等，完全是康德美学的表述。当然，审美自律性是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前提，也是美学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学要独立发展，必须从其他非审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审美自律的主导下，审美就成了目的。但是对审美自律性的过多强调，也对审美活动产生了误解：审美自律性=审美纯粹性。具体而言，审美被当作一种与人类日常生活和生命欲望完全无关的活动，纯粹性和无功利性成为审美活动的根本特征。但是，这种已经习以为常的审美自律理论，其实是现代美学理论建构起来的。在实际的审美活动中，审美和非审美因素很难截然分开，二者是混合在一起的。纯粹的审美活动只是现代美学制造的一种理论幻象，审美实际上承载着许多非审美的功能。如布洛克所言：“审美是所有人类经验的一个维度，在所有人类和所有社会中有各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和强度，并且审美经验也不是西方或欧洲文化独一无二的特权……即使它与非审美的因素混合，不同类型的审美仍是可能的。”[1]审美纯粹性只是美学理论的一个维度，将西方的审美经验普遍化，实则意味着某种审美霸权。
在生命政治视域中，将生命分为个体生命和社会整体两种类型。现代治理思想更加强调从人口来治理，把个体当作整体的构成部分。现代治理思想允诺个体自由也融入到对人口的治理中，自由选择变成在权力制度中的选择，个体生命必须面对治理微观层面的压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如何获得生命的自由？福柯提出了生存美学来凸显生命的创造力。在生存美学的微观政治视域中，无处不在的权力并不可怕。正如高宣扬所言：“权力一方面有可能成为某种宰制性的社会力量，但另一方面，权力还具有社会性、文化性、普及性、语言性、内在和公众性的特性……权力作为无所不在的社会力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权力作为社会力量关系网络，不但可以成为统治力量，也同样可以成为社会大众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力量；不但可以成为消极性的破坏力量，也可以成为积极的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13]权力的积极性需要新的治理思想支撑，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治理技术。此处现代治理思想与美学发生了交叉，审美治理思想就是生命政治思想框架中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力量。
有论者指出：“生命政治学的历史观念首先是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7]20世纪70年代，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国哲学家福柯重新提出并完善了生命政治的问题。他将目光从宏大的政治主题转向了微观政治，以主体、权力与真理之间的运作关系为核心，以生命政治的视角讨论了国家治理和自我治理问题，架构起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桥梁。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生命政治的诞生》《说真话的勇气》等著作，从生命政治思想出发探讨了现代的治理思想。其后，吉奥乔·阿甘本、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及罗伯特·埃斯波西托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的生命政治思想。
在美国迈阿密海洋馆，有一个50多岁的老明星，它全年无休，每天都给观众贡献两场精彩的演出，为海洋馆带来了1.6亿美元收入。这个老明星不是人类，而是一头叫洛丽塔的雌虎鲸。
作为当代哲学政治转向的主要问题，生命政治是随着人口膨胀而出现的。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它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等问题合理化。一群活着的人组构成人口，这一特定现象，使得治理实践必然面对这些问题……自19世纪以来，这些问题占据的地盘已经扩张，到今天，它们已经构成了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8]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膨胀，其带来的问题需要经过治理来导向合理化（或理性化）。传统的治理思想必然转向对生命自身的关注。在20世纪后期的学术潮流中，生命政治已经成为一个核心主题，蔓延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可以说，“在当代的政治哲学界，生命政治己成为一个核心关键词，乃至在欧陆思想中形成了一个‘生命政治的转向’。”[9]离开生命政治视角，很多问题都无法展开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领域亦是如此。
3.2.4.加强医护人员工作责任心,落实交接班,重视关键时段的管理。按照分级护理管理,巡视病房,对手术、躁动不安有拔管倾向的患者,增加巡视的次数,并随时做好宣教,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使用医院统一管道标识及警示牌,及时有效的提醒护士,每班观察管道的外露长度,注意管道是否通畅在位,并做好记录。胶布有脱落的应予重新固定,降低非计划拔管的发生。
生命政治思想的诞生为治理思想的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吴冠军指出：“在现代，人的动物性（生命）本身变成政治的核心。权力逐渐和暴力（至高权力）脱钩，变成规制、管理人口、扶植生命使之繁荣的‘生命权力’。换言之，生命权力不再表现为暴力，而是规范性的规制、生命进程的正常化。”[10]生命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尊重生命的存在，必然与暴力脱钩，形成一种治理的新技术。由于权力涉及到微观方面，“治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他们的生存中的细节和资料”[11]，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治理的关键，在国家理性的引导下，走向自足的合理性。生命政治学所使用的权力是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着重于生命的扶持。正如布莱恩·雷诺所言：“权力不再是杀戮式的，不再是君王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消灭式的，相反，权力在保持、激发、促进了性、生命和社会的发展。而生命权力正是这种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调节生命的积极权力，它在生命、人类、种族和人口的层次上发挥作用。”[12]当然，虽然生命政治学在不同阶段的合理性依据不同，但其对生命的引导促进了个体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稳定。
村民苗志君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他把2600亩玉米地交给了配肥站技术人员，全程施用液体肥料。苗志君表示，“我的理想就是实现土地利益最大化，而他们做到了！”
总体而言，高职院校对于高职生的而定位，是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一种人才培养方向，因此在开展英美文学的教学活动下确保思想政治教学的有效性，一定要采取有针对性、主导性的教学活动举措，进而形成对于高职生的思想引导，帮助其在学生生涯中，逐渐树立正确的三观，拥有积极向上的良好人生目标，对于社会发展提供自己的绵薄之力。
因农作物对钙的吸收是被动吸收，土壤中的钙是通过蒸腾拉力随水一起进入作物体内。尤其阴雨天气较多时，作物蒸腾作用会降低很多，就会影响作物对钙的吸收。这时及时补充钙肥可促进根系发育，培育健壮植株，促进花芽分化。
对生命权力的尊重同样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当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人类审美解放的追求，恰恰在审美治理思想中得到回应。只有将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将其日常生活作为立足点，才能为审美自由找到唯物主义基础。人的审美解放并不是理论的推演，而是建立在审美与生命的关联上，审美领域是人类精神生存的家园，是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今天，审美在生活世界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如何利用审美文化来塑造新的主体，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治理话语必须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审美治理话语深入探讨了权力在审美文化活动中的运用，它将立足点重新回归现实世界，将人的存在当作审美治理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审美治理话语指向符合某种合理性的审美主体的塑造，推动主体发挥生产性与创造性的力量，完成生命质量的提升。立足于生命政治的审美治理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政治转向最为显著的话语形式，是理解审美政治的关键概念。
三
（主持人简介：王杰，男，江苏无锡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美学》主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对审美、艺术如此重视，源于英国工人文化研究的传统。在这一文化传统中，文化被赋予组织社会成员身份认同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任，而审美居于文化的核心位置。19世纪的英国，艺术承担着将工人阶级从沉迷于酒馆和鲁莽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的重任，艺术博物馆等文化设施被当作提升工人阶级内在精神的神圣殿堂。本尼特强调：“焦虑的妻子将不再被迫访问各式各样的酒吧，把她的可怜的烂醉如泥的丈夫拖回家。她将在洁净优雅的博物馆里寻找他……用眼泪将他从对拉斐尔的一幅绘画的心醉神迷的凝视中拉出来。”[14]470此处审美活动已经成为解救底层工人阶级的神药，是一种拯救沉醉灵魂的解毒剂。在这种美学路径中，审美变成自我治理的重要方式，而且借助审美制度的建立，也成为政府介入社会生活的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充斥着艺术、审美可以改变生活方式的信念。
综上所述，中国社区老年患者存在PIM现象普遍，为降低我国老年人用药风险，进一步促进合理用药，关注和干预中国社区老年患者PIM现象，是亟需医疗专业人员努力的一大方向。目前对于PIM的评估尚无统一标准，本研究将现有国外应用较广泛的Beers标准、STOPP准则与 《中国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目录》进行评估比较发现，3种标准在评估中国社区65岁以上老年患者PIM时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尤以联合使用Beers标准及 《中国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目录》最为敏感。但值得注意的是，评估发现PIM是为了对其进行切实可行的干预，是为了帮助患者减少潜在用药风险，对于如何对PIM进行干预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审美改变社会、艺术影响世界的思想，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治理思想中继续延伸。与19世纪不同，20世纪治理思想的立足点不再是个体，而是共同体。艺术与审美成为建构个体所依赖的共同体的手段，从而促使社会问题在共同体层面获得解决。通过共同体治理，其焦点不再是个体的自我调控与管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国家治理所面对的不再是社会整体，而是有差异的共同体。本尼特指出：“这种治理策略本质上是通过把共同体组织成情绪投入和情感认同的焦点而运转，目的在于使它们可成为自我治理的集体，能管理好它们成员的活动。”[14]483这种治理方式并没有统一、明确的意图，而是通过促进有差异的共同体之间的对话，从而达到一个宽泛的目标。审美和艺术在这种治理策略中，承担着塑造成员情感，最终构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的功能。
在对审美主体的治理中，本尼特出拈了文化研究的核心词汇——习性，即“它（习性）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把社会心理学既从心理学又从社会学区分出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一个贯穿现代美学史的概念。”[14]512在众多的文化概念中，本尼特将“习性”作为现代美学的核心概念，并将其作为人格结构的基本构成。习性这个概念来源于法国理论家布尔迪厄，他指出，习性不过是有特色的实践形成的性情倾向系统，这种性情倾向系统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有关，“习性是位置的产物，如同位置一样，习性已经分化了”[15]。在社会分层系统中，习性形成了区分和差异性，决定着人们行为的取向。布尔迪厄将习性的概念从本能中解脱出来，将其作为社会文化的概念，为审美治理思想找到了基石。在此基础上，本尼特从现代美学的角度突出了习性与自由治理话语实践的关系，指出了研究不同人格结构中的习性是不同治理方式的基础。
审美治理的文化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探讨的基本问题，外在的文化机制主要体现为一种审美制度。审美制度由具体的文化政策、设施、机构以及无形的风俗、禁忌和惯例等构成，最终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从治理的角度看，审美治理恰恰是通过外在的制度渗透改变主体内在的情感结构，从而实现国家治理和自我治理的目标。本尼特强调了艺术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治理功能。作为审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博物馆将世界各地的艺术品集中起来，抽离了它原先的社会语境，然后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其连接起来。对此，本尼特指出：“这些世俗的联系是由艺术家、馆长、教育官员和艺术行政人员所设计的方案组成的，在其中，为了让宽广范围的行动者自愿进行他们的自我管理调控而影响社会，一直在运用艺术。”[14]472也就是说，通过博物馆的设计方案，艺术品体现出特定的治理理念，观众自觉地在审美中实现自我治理的效果。
审美治理思想集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审美社会功能的阐释。正如王杰所言：“关于诗歌、艺术和审美活动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中处于理论核心的地位；从雷蒙德·威廉斯开始，这一思维框架又被表述为文化与社会的关系。”[16]将审美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考问题的基本语境，体现出了宏大的理论视野。王杰指出：“在美学上，马克思的这一命题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用艺术和审美来改变世界。”[17]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审美改变世界主要是以批判的面貌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重视审美功能的开掘，建构起与现实世界相对照的审美乌托邦，以此批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功能。而审美治理关注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审美、艺术如何改变世界？当代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的政治转向中提出了新的问题，审美治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路径，即去除浪漫想象，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在生命政治问题视阈中，以审美治理研究开掘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维度，才能更好体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性，才能使之更具有生命力。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建设性维度为导向，充分发挥其介入社会的传统，走向实践性的话语建构。审美治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社会介入功能的理论阐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当代性走向的话语概念之一。在中国的美学实践中，审美治理话语也是参与建构国家现代化治理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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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9）01-0001-07
[收稿日期]2018-1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基本问题与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审美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演进与问题重构”（2018YBWX127）。
[作者简介]张良丛，男，山东青岛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审美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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