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研究
［摘 要］天狗信仰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中日两国流传广泛的民间信仰。本文通过对中国天狗和日本天狗形象、功能等方面的比较，讨论了中日两国天狗信仰的异同，对中日两国人民的灵魂观与宗教观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民间信仰；中国天狗；日本天狗
一、狗图腾与天狗的“御凶”功能
自古以来，狗就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原始先民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驯养狗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狩猎的成功率，狗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同伴。狗崇拜在中国的历史悠久，许多民族都有崇狗敬狗的习俗。满族自狩猎时期就崇狗，把它看作有恩于满族的动物，后又与义犬救努尔哈赤的传说复合，至今不吃狗肉，不打狗，不戴狗皮帽子。[1]在西藏墨脱居住的门巴、珞巴等族以猎狗为图腾，把狗视作保护神，并把狗的面具供奉在寺庙里，节庆时还会带着狗的面具跳舞。当地传说《祭灶由来》中，猎狗是天神派来陪伴人类、狩猎和保卫家园的神狗，死后变成了灶神，保佑人类狩猎满载而归，所以人们在狩猎前都要对灶神进行祭祀，以求狩猎有所收获。生活在桂西隆林地区的仡佬族有敬狗的习俗，据说天神派天狗下凡传递谷种，仡佬族人才学会了种植水稻，不再仅仅靠打猎和采摘而饥饱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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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嗅觉、听觉等都灵敏于常人，作为人类狩猎的帮手，狗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类的生命安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并帮助人类看家护院。狗逐渐演变为人类崇拜和敬畏的动物神，并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其狩猎功能减弱，守卫家园、抵凶御敌的功能逐渐增加。狗图腾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直至近现代，狗图腾依然存在。广西崇左一代的壮族，春节时仍结草为狗像，并在其身上披挂彩带而立于村口供奉；有的地方则凿石为狗，立于村口供奉，以期驱鬼禳灾，保佑村寨平安。[2]
狗的“御凶”功能在中国天狗信仰中有所体现。“天狗”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西山经》，其“御凶”的功能也被记载了下来：
“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与蕃泽，其中多文贝。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3]
“……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则人相食，大凶。”[10]
天狗在古代也特指为某种星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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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因至兽坊，怪天狗院列在诸兽院之上。胡人云：此其兽猛捷，无与比者。……夫何天狗嶙峋兮，所独神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狖。忽不乐虽万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4]
《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中记载：
“十载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5]
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在《山海经》中，天狗正是居住在西北地区的阴山，这进一步证实了天狗在中国的存在。[6]
与地域广阔的中国不同，日本是岛国，地域狭小，土地贫瘠，自然环境恶劣。有限的生存条件和四面临海的地理位置带给日本人民极大的危机感。独树一帜的妖怪文化就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妖精并不是单纯而空洞的想象中的产物，如果透过民间传说或深化故事来追溯其渊源，自然会明白它们是在过去人类经过长时间培育起来的文化习俗，并和生活周遭的风土民情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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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献记载中，天狗也有另外一种形象——星体，它在星占中有重要作用。汉司马迁《史记》有云：
日本妖怪文化盛行，受到了地理环境及周边国家的影响。隋唐时期，日本组织了大批遣唐使团前往中国，遣唐使不仅向日本传播了佛教文化，还带去了中国的丝绸、茶叶、民间风俗与传说等。公元712年，日本史上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中才有了记载妖怪传说的正式文字。这正是中国的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大量进入中国，带回了众多中国典籍，《山海经》就是其中之一。《山海经》的传入，对日本的妖怪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很多妖怪形象都来源于此，只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民族特色和想象。
虽然《山海经》对日本妖怪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参考，但日本崇拜的狗型神并非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如狸而白首”的天狗，而是狗头人身的“犬神”。在日本，犬神被认为是死后留在世间徘徊不去的狗灵。关于犬神的传说有很多，据说被犬神附身的人会神志不清，被犬神附身而死的人身上会有狗的齿痕。虽然外形有所区别，但中国天狗的“御凶”功能依然存在于日本的狗神信仰中。传说有人为了报仇，将自家爱狗的身体埋在土里，只留露出头，砍下爱犬的头烧掉收入神龛祭祀，死亡的狗的灵魂就会变为犬神。犬神不但可以为主人报仇，会带来财富，也能保佑一方平安。犬神的“报仇雪恨”功能和天狗的“御凶”功能是类似的。犬神拥有狗的性格和特性，也是被人们所祭祀信仰的一方神灵，从犬神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狗图腾的影子。
二、天狗与星体
嘉绒地区位于四川省藏区的东部，受汉地文化影响颇深，近几年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越来越多的嘉绒藏族开始走出大山，生活方式开始向内地生活方式转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服饰上的变化。现在的嘉绒藏区70%以上的居民日常都着现代服装，只有重大节庆日是才会穿上传统服装。这样的生活方式大大减少了对藏绣的需求量，对藏绣技艺的发展和传承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圜如数倾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8]
在日本的史料中，也有对于天狗星的相关记载：
与天狗星降临带来灾祸相似，崇德天皇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天狗之一，现世时会带来众多灾祸。但大天狗、鸦天狗与中国天狗在形象上并不相同，不是狗型，也不是星体，其形象与中国的雷公极为相似。从形象上来看，他们都有一对翅膀，红脸，手上都拿有器物。其中，大天狗与雷公都手握锥槌，鸦天狗和雷公则都是鸟喙。虽然形似，但天狗与雷公在功能上却无甚联系。大天狗具有人的性格，与佛教关系紧密；雷公则是掌管雷电之神，出现时常常伴有雷声。天狗星来时“其吠声似雷”，雷神降临时也是雷声隆隆作响，雷声来临可能预示着不祥。从这点来看，日本大天狗在一开始极有可能是据中国雷公之型而塑，并被赋予了天狗星预示灾祸的功能。
房玄龄丰富了司马迁对于天狗星的描写，认为有的天狗是有短彗的星体，有的是“赤白有光”，有的是白中带黄，天狗星一般都在坠落后才化为天狗。其中，白首之状的描绘与《山海经》中的记载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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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杜甫《天狗赋》中描述的天狗是胡人饲养的一种猛兽，也具有“御凶”的功能：
一个演员一心想着“演戏”，便不能入戏，一定会露出破绽，把戏演砸。观众由此可以评价一个演员的优劣。人们可以在社会这出大戏中，判断一个人品质的高下，原理是与看戏相同的。不同的是，看戏有演员与观众之分，而在社会生活中，彼此都是“演员”，彼此都是观众，大家都在“此山中”，便看不那么清楚。跳不出有限游戏的人，往往会误判他人，同时也遮蔽了自己。常常自以为自己能力超群与品德高尚。即使明知自己做了不那么高尚甚至是卑劣的事情，也会归因于他人，让自己理直气壮。“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因为他已经跳出有限游戏了，所以就看得清楚一点。
在古代，人们认为天狗星在坠落时发出声音，落地而成为天狗，天狗逐渐成为星辰的代名词。唐房玄龄在《晋书》中的记载与司马迁相似：
“舒明天皇记，九年二月戊寅，大星从东流西，便有音似雷。时人曰流星之音亦曰地雷，于是僧旻曰：非流星，是天狗也。其吠声似雷耳。”[11]
这是日本最早关于天狗的记载。曾为遣唐使的僧旻认为星体坠落为天狗，这无疑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天狗星的出现和坠落实则是彗星撞地球或者流星这类天文现象，但人们无法解释天象异常如何产生，并信仰自然产生的神秘力量，在猜测和想象中，天狗星落地成为天狗这一现象，便成为灾祸的象征，或君主失德，或天下大乱，或百姓流离失所。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人们对于天狗星的信仰是相似的——天狗星落地而成为天狗，它们的到来是不吉利的。
日本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天狗的形象，被称之为“大天狗”，是日本天狗信仰的主要对象。在日本，天狗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大天狗为等级最高，其下为鸦天狗。最为出名的大天狗是鼻高天狗，其脸为红色，鼻子很高，性格傲慢，身材高大；其次还有红脸鸟喙，有双翼，身材较矮小，长相更像是乌鸦的鸦天狗，鸦天狗地位不高，是大天狗的部下。有的人认为鸦天狗的形象来源于佛教护法中的迦楼罗。鸦天狗也被称作“木叶天狗”，传说它会在深夜里飞到河面上捕鱼。
“天狗，状如大奔星，色黄，有声，其止地，类狗。所坠，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上锐，其下员，如数倾田处。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状赤白有光，下即为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见人面，坠无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黄如遗火状。”[9]
三、天狗与宗教
汉唐时期，“天狗星”作为祸乱和灾难的象征常常引起民众的恐慌。汉朝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命”等思想，为统治者所推崇，流星彗星等天文现象也逐渐被赋予了政治色彩，成为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手段。统治者将不规律、不常见的天文现象都解释为社会混乱、灾难降临的征兆，并用君主道德和政治伦理来解释。有天狗星降临则说明统治者失德或是天下即将大乱。到了明清时期，“天狗食月”以及“天狗食日”的传说开始盛行。此时“御凶”的天狗和天狗星的形象功能相互融合。在天狗食日月的传说中，天狗不再是星体，而化为凶煞邪恶的狗的形象，它的出现会使天象有异，预示着灾难的到来。日食和月食同流星、彗星一样，都是古人无法解释的天文现象，古人用天狗的出现来解释，实则是体现了儒家的“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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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狗形象还出现在我国众多关于日月食的传说中。如哈尼族的《纠底那迟和天狗吃月亮》，白族传说《天狗吃月亮》等，这说明“天命”思想在中国传播非常广泛。如：达斡尔族传说中，每当日食或月食来临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是天狗要吞食日月了，萨满要求各家敲打水盆、罐子等器物发出响声，以吓走天狗来保护日月。再如：《苗族史诗》金银歌中，英雄把日月射伤了，人们请天狗给日月疗伤，许诺给天狗稻谷，等天狗给日月治好伤了，人们却食言了，所以天狗饿了就吃日月。
日本天狗信仰则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日本有“僧人与天狗”的故事，在平安时代的《今昔物语集》中，有天狗为僧人死后所化的说法，这些都带有佛教文化的特色。镰仓时代的《是害坊绘卷》则描绘了天狗与天台宗僧侣大战的景象。这则故事带有了浓厚的佛教色彩，来自中国的天狗是害坊准备将爱宕山的僧人引入歧途，被当地的天狗日罗坊用计引到了天台宗大师那里，是害坊被打败后离开。在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天狗与日本的天狗形象是一致的，手执羽扇，人型，鸟喙而有翼。
传说日本大天狗是崇德天皇所化。公元1156年，崇德天皇被流放，他血书佛经以赎罪，并恳求朝廷将佛经送往京都纳于寺中，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为积善赎罪抄写佛经却未被宽恕，临死之前崇德天皇发出恶咒，希望自己成为日本的大魔王。崇德死后，化为大天狗的模样，从此日本便灾祸不断，后面继位的天皇开始修庙宇来供奉他。在这则传说中，大天狗的出现也体现着对中国“天命”思想的接受与继承——天狗的出现导致了灾祸的降临。大天狗的形象、来历，以及社会化解灾祸的方式都与中国相异，但其本质相似，是“天命”思想的体现。此外，抄写佛经可以祈福消罪，佛教的“积善而赎罪”也出现在这则传说中，体现了佛教文化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在改革发展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员工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等都呈现发散态势，幸福感状况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
日本大天狗也被认为是怀着各种执念和有怨气，死后不得进入极乐世界而坠入魔道“天狗道”的佛教和尚，也有法力强大的和尚死后会直接化为天狗的说法。在佛教教义中，讲求六根清净以求内心空明，最终圆寂成佛。如果死后仍然心存怨念，那么便会坠入魔道。在日本的天狗信仰中，如信奉佛法的僧人死后仍有贪、嗔、痴等特点，便会遁入魔道成为大天狗。直至今天，日本人对天狗的信仰依然盛行，日本各地还有不少祭祀天狗的神社。某些传说中天狗也具有反佛法的性格，大天狗幻化成佛身坐在树上接受人的礼拜，被识破后从树上掉落了下来。大天狗是具有神秘的法力的，幻化成佛身本身就是反佛法的体现，崇德天皇信奉佛教赎罪观而没有得到救赎，怨恨之余将佛法沉入海底，也是反佛法的体现。呈现鹰或者鸷鸟的样子，并妨碍僧侣的修行，也是天狗的典型形象。
结语
天狗信仰在中日两国的流传十分广泛，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而来说，日本的妖怪文化受中国的影响很大，但日本并未完全照搬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而是结合本国文化特点对其加以改造，由此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妖怪信仰，天狗信仰便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但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天狗信仰，都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信仰“万物有灵”的灵魂观。不同的是，中国的天狗常常是以狗的形象出现，包含了狗崇拜的因素，具有神的能力和特点；而日本大天狗却是人们发挥想象，借鉴中国雷神的形象，结合多种动物而塑造成的法力强大的妖怪，拥有傲慢、反叛的人格。陶思炎和铃木岩弓认为，民间信仰的功能论是对民间信仰赖以产生、承传的内在动因，功能是需要的体现，并以各种作用显示出来,诸如认识作用、组织作用、教化作用、选择作用、满足作用、改造作用等。[12]中国的天狗信仰包含着统治者加强王权思想，推行儒家教义的需要，而日本的大天狗则是伴随着佛教思想传播而产生的极具个性的妖怪，有时能护佑一方、惩恶扬善，有时又傲慢无礼，是反佛法的象征。天狗信仰成为儒、释两教的传播载体，体现了民间信仰的教化作用。但两国天狗信仰中所蕴含的不同的文化心理以及功能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深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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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覃彩峦.壮族古代犬祭初探——广西左江崖笔画动物图像辩解.贵州民族研究,1989(3):P162-164；
[3]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4):P33；
[4]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10):P2183；
[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2):P11413；
[6]王鑫.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妖怪”与“妖怪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2015:P91；
[7][日]水木茂著，吴佩俞译.世界妖怪事典.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4(10):P12;
[8]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11):P1323；
[9]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16；
[10]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326；
[11]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一卷：日本书记).经济杂志社，1897：P405；
[12] 陶思炎，[日]铃木岩弓.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世界宗教研究,1999(1):P108。
作者简介：牛鲁燕（1994—），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间文学，现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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