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德华·汤普森在研究工人阶级问题时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二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问题。二战后，汤普森仍然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希望通过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运动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在面临斯大林主义遗留的难题时，汤普森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了斯大林时期工人阶级意识的结构特点，认为工人阶级的创造性思维遭到斯大林主义的扼杀，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丧失了动力。若想重新唤醒工人阶级的创新思维，将工人阶级意识转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能量，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而知识分子只有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出发，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调动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
关键词：阶级意识；知识分子；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人道主义
一、前言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文学特色，二是史学特色。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e)、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阿·莱·莫尔顿(A. L. Morton)等人为代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了叙述范式，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意识成为这一学派的主要研究对象。在这些学者中，爱德华·汤普森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与英国民族的发展统一起来，在叙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同时又呈现出英国民族的革命精神。汤普森所关注的不仅是史学理论，更多的是战后英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如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变迁、贫富差距加大、英国政府的“物理改造”(physical renewal)政策、离婚率和青少年的犯罪率与自杀率问题等。汤普森认为，英国的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道德发展的扭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所导致的，如果想真正理解英国社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就必须从人的日常活动和最底层人的生活习俗入手。他认为，所有的压迫形式最终都根源于生产方式的私有化过程，社会化的改革将颠覆这种最本质的压迫，其他一切压迫形式也都会因此逐渐消解。汤普森的研究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二战之后如何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如何正确看待斯大林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让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斗争。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汤普森开始从阶级意识入手寻找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
二、分析斯大林主义的阶级意识
(一)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发展逻辑
为了解决英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汤普森将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的实现上。但受到苏联模式和东欧剧变的影响，很多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对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面临一种假象所带来的困扰，因为看到了苏联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物质上和心理上所遭受的挫折，误认为这种困境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遭遇而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抛弃了自己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很多无产阶级的工人和学者都开始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真实性，认为他们的理论是虚构的、危险的。即便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苏联和中国等国仍有指导性的意义，他们还是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对人性的虚假认识，是类似于加尔文主义的‘先定论’。”[1]58
物理法工艺主要包括磁选法、浮选法、风选法、重选法、电解法以及多种物理方法组合等，主要利用粉尘及废弃物物理性质不同，从而起到筛选效果。物理法主要以辅助回收为主，无法完全通过物理法实现锌回收，物理法主要用于辅助火法或湿法炼锌。
另外，在同一位置采用不同补偿度的串补装置，调压结果也不同，线路长度越大，串联电容容抗越大，补偿电压值就越大。若串入电容容抗较大，可能造成调节后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上限范围。
汤普森认为，斯大林主义的过失在于抵制了知识分子的运动，压抑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从而使得极端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意识的主导，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了诸如官僚体系等国家体制、机制的问题，最后导致苏联社会主义走向绝境。斯大林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这种错误的意识观念产生于斯大林主义维护者们对现实社会的片面认识。对于汤普森而言，当时英国学者对斯大林主义问题的认识仍然不够准确，他们普遍认为苏联社会发展的问题根源于官僚体系的虚伪性，政府官员在公开演说中对民众的承诺从来没有在行政机构执行过。官僚体系让行政机构的日常活动仅围绕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展开，形成全社会的资源服务于行政系统而非行政系统服务于社会活动的不良局面。在当时，多数学者认为这种非理性的官僚体系和本末倒置的发展理念是苏联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汤普森认为，这种分析斯大林主义的逻辑同斯大林主义本身一样都是片面的、不系统的。“苏联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官僚体系，而在于社会体制、机制背后的意识形态。”[1]60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孤立地看待问题，要能够看到斯大林主义的内在逻辑和内生力量，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分析；作为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的形成要先于苏联的官僚体系，从上层建筑的横向角度来判断是意识形态控制了官僚体系的架构模式，而不是官僚体系控制其自身之上的意识形态。这种认识误区的最大危害就是将体制、机制的问题无限放大，把苏联模式的发展困境无限度地聚焦在了因官僚体系运作所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合理上；无限度地缩小了人的意识、观念、道德、态度所能够造成的毁灭性伤害。“斯大林体系的意识形态主要有三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反知识分子；二是孕育了虚无的道德；三是贬低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性思维。这种意识形态将个人的意识看作被经济活动刺激后的精神反映，磨灭了人类存在道德属性。”[2]24
从汤普森的分析中能够看出，他擅长从人的道德观念和人的价值意识出发分析斯大林主义模式。在《给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的公开信》中，汤普森深入地分析了工人阶级的有意识(consciously)、无意识(unconsciously)、半意识(half-conscious)三种状态。在工人阶级的集体反抗中，工人产生了具有代表性和革命性的“政治意识”。对汤普森而言，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就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与保障。工人阶级意识的演变如下：
集权意识政治意识个人意识↑↓等级官员名册制↓斯大林↓领导层↓管理员↓人民大众日丹诺夫主义的单一意识 扩充官僚机构达成权利制衡通过常识、科技知识来宣传
图1 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模型
汤普森认为，阶级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形态包含了很多层面，其中比较普遍的、容易被察觉的有三种。第一种是从无意识到虚假意识的转换层面。不论是个体无意识(individual unconsciousness)，还是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在人的认知活动中，认知主体都会虚构出一种假象，犹如梦境一般，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不真实的、虚假的交往关系。第二种是从半意识到宗教意识(religious consciousness)的转换层面。这种半意识的状态形容个体或集体尚未充分获得自我认知与自我认同的能力，运用迷信的逻辑与方法来理解自然与社会发展中未知事物的状态。宗教仪式则在某种程度上特指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强调信仰、迷信、痴迷在阶级意识中的功能。第三种是在个体有意识或集体有意识的状态下，通过社会实践与交往，工人阶级建立自己正确的阶级意识，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本阶级的发展目标，主动迎接资本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挑战与理论挑战。“虚假的意识遮蔽了真实的社会发展关系尤其是人的道德关系……而宗教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类发展无法逃避的意识陷阱……但这是由于人的本性所导致的，是从古至今甚至到未来都有可能发生的历史悲剧……而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即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的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可以联合最广泛的工人阶级实现从社会理想到社会价值的飞跃，人的道德关系将在这种飞跃中得到新的阐释。”[4]50
(二)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规律
通过对斯大林主义的深入分析，汤普森构建了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架构。这个架构的顶层被称作“正统的意识”(orthodox consciousness)，即斯大林个人或其政治组织的意识。这种“正统的意识”造成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使得领导层的个人意识、观念经授权后，成为规定现实社会发展的章程。在这个阶段，领导层的个人意识与人民的诉求相脱节，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方向相背离；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在这个阶段完全被遏制。领导层中，领导之间的思想交往完全依附于意识形态中最具教条性的那些内容，如当时的日丹诺夫主义(Zhdanovism)的思想内容。依附于斯大林主义的日丹诺夫主义是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日丹诺夫及其同事们在道德、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所构建的意识形态形式，为经济上占主导的斯大林主义开辟了意识形态霸权的道路。如此一来，社会大众的意识、诉求被这种纯粹的、单一的意识所替代，最终造成了社会意识的分裂。这种“正统的意识”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毫无顾忌地扩张，从顶层领导蔓延到了基层管理人员。1923年，俄共(布)中央组织就通过了苏联特有的“等级官员名册”制度。在斯大林主义盛行期间，通过这种由中央组织调配任免的方法，斯大林及其高层领导干部为自己政治意识的传播培养了一批拥护他们领导的基层管理人员。如果说斯大林个人对领导层的其他人的要求是“敬仰”与“忠诚”，那么顶层的领导则要求基层的管理者能满足其各种权力上的要求。基层的管理者要能够接受顶层领导的一系列特权，如宅第权、特供权、特继权、特卫权等。汤普森认为，领导层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所表现出的政治意识要比顶层领导之间沟通的政治意识更为复杂，因为基层的管理者时常会将底层民众的需求反映出来，这种行为及其带来的思想负担让领导层感受到了政治意识扩张所面临的危机。“从表面来看，基层的管理者由顶层的领导直接选拔任用，管理者的行政活动完全顺从于顶层领导们的需求，但领导层与管理层始终存在着政治意识上的斗争，反映底层民众意识的管理层无法满足顶层领导的所有政治要求，而为了将政治权利和政治意识推行到极致，顶层领导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增设各种行政机构。从此，苏联的官僚体系更加庞杂凌乱。”[3]从这一点来看，苏联没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官僚体系的杂乱无章，而是其背后的政治意识与底层人民的需求相脱离，官僚机构只是顶层领导稳固政权的工具，意识形态的扩张与延续才是苏联模式运行的内在动力。汤普森除了研究斯大林与领导层之间、领导层与管理层之间的政治意识交往模式外，还研究了管理层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政治斗争方式。汤普森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所滋生的政权机构和官僚体系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工人阶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的发展过程，即在社会道德领域，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辨别善恶的准则，个人意识(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在政治意识(political consciousness)的场域中被淹没，但个人意识的消失并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演变，而是集权意识(centralized consciousness)在起着破坏性的作用。“从生活常识与科学技术知识中，工人阶级接触了最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坚信‘爱国’与‘知识’一样都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但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将爱国主义与思想控制混为一体，单独的个人无法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无法认识到人类发展的趋势，通过日常的宣讲和教育，个人意识被彻底同化。”[4]48
个体/集体社会意识
图2 工人阶级意识的演变
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并非汤普森最直接和最终的目标。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从批判斯大林集权的意识形态深入到更加具体的意识形态的研究上，这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形式就是普遍的工人阶级意识。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到“工人阶级意识发展”的转向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构建了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所有理论形式，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发展成熟后又破坏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由此，汤普森希望能从人的道德和人的意识发展的层面来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汤普森认为，战后，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社会主义的信仰逐渐缺失，知识分子放弃了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追求。在30年代，这一问题并不普遍，因为在很多左派俱乐部和杂志上，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仍能够得到传播。当时除英国共产党外，仍然比较火热的组织有左派书屋俱乐部(Left Book Clubs)、联合剧院(the Unity Theatres)、国际纵队(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在期刊方面有《新写作》(NewWriting)、《左派评论》(LeftReview)等。这样一种架构确保了社会主义新观念能够完整地从知识分子那里传输到工人运动的组织内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识与英国共产党、工人们的意识得到了良好的交流。但在战后，不论是英国共产党中的知识分子，还是英国工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停止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思考，忽视了与国际上其他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流，更忘记了帮助世界工人阶级探索人类自我潜能的重要目标。弄巧成拙的是，入党之后的英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正在一步步地帮助工人阶级适应、接受、认可现有的资本主义道路，掩盖了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内在矛盾，确保资本主义环境下的社会和谐。如此，英国的社会主义信仰、观点与知识正逐渐消亡，党内知识分子从一个思想创造者(ideas creator)转变成了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英国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本领，在整日的劳碌生活中失去了自己的斗志，在与政治权利靠近的同时，知识分子们失去了理论创造的能力，他们忘记了将社会意识转化成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才是自己先天的职责。”[2]47
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分析，另一方面是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研究。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分析是汤普森意识形态批判逻辑的又一次深化。对于汤普森而言，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关系，知识分子通过对信息、知识、科学等领域概念的梳理创造了能够引导社会主义尤其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但在二战结束以后，汤普森发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遭遇了发展的瓶颈，即只有在理论上澄清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现状和他们的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推动英国共产党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有序发展。
除了批评年轻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汤普森还以霍加特为例批评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思想逻辑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脱离的现象。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这本书中阐释了他对战后工人阶级内心变化的理解，认为战后的英国工人阶级需要的是体面的生活、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但是，汤普森认为：“霍加特这本书的写作基础是他个人的青年时代的记忆，缺乏严谨的文献支持，最严重的缺陷在于霍加特误导并建构了一种反历史的逻辑架构，用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取代了传统工人阶级的存在方式，将大众传媒中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作为战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发展的目标与方法。”[6]汤普森强调，从连续的历史过程中分析工人阶级的存在方式与存在意义，将体面工作与优质生活的需求作为工人阶级的生存目标是对历史发展的扭曲。汤普森指出，霍加特的“体面”(dignity)和“优质”(high quality)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好比水涨船高，战后的工人阶级始终没有摆脱资本家们的剥削，困苦的工人希望获得体面、优质的生活方式，就像是曾经拥有体面、优质生活方式的资本家希望获得奢华、富贵的生活方式一样，阶级矛盾、道德冲突绝不会在这种相对性的变化中得到解决。“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的确不容易，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与扭曲，共有的特点就是政治组织的少数资本家们运用了新的方式掩盖了自身利益诉求的内容与利益赚取的方式。这种遮掩少数资本家野心的工具就是当今流行的大众传媒，大众媒体在对民众的教育中，分解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完整性，割裂了工人阶级道德与整体的斗争方式之间的关系。”[6]
三、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
除了从整体的角度研究阶级意识外，汤普森还通过民族志和人物传记等方面研究了伦敦地区的工人阶级意识。汤普森从工人阶级的家庭、工厂环境、劳资关系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英国工人的成长过程以及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他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作为研究对象，还原了莫里斯一生的社会环境，描述了工人们从最初的浪漫主义革命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汤普森在对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分析中获得一个结论，即英国工人向来具有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他们对通过政治斗争夺取发展权利的过程充满了热情，民族主义的情感凝聚了英国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群，同时民族主义又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对劳动的赞美感和喜悦感。此外，民族主义还让英国的工人阶级有了热情和信心，联合起来抵抗资本的入侵与剥削。汤普森认为，英国的民族主义不能从传统的世界哲学史或英国哲学史来理解，而应该走进英国工人阶级日常的生活，从最底层的生活方式与日常文化中体会民族主义、民族精神、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把马克思、维柯和一些欧洲的小说家拿开，我最熟悉的伟人祠里将是一个地方性的茶会：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聚会。”[5]109汤普森认为，这些底层人民的娱乐方式汇聚了英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经典形式；而英国作为一个新教国家，不论是工人阶级运动，还是资产阶级运动，都与传统的英国宗教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只有从艺术、宗教、娱乐等方面来把握底层人民的思想意识，才能准确地了解英国的文化、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中，汤普森一直坚持将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意识相统一的研究模式，认为“阶级和阶级意识不能分离，不能认为它们是两个分开的实体，也不能认为阶级意识是在阶级出现以后才产生的，必须把作为经验的阶级和作为观念的阶级意识看成是统一的整体”[5]109。
(一)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发展困境
1996年亚特兰大百年奥运会被认为是首次“网络奥运会”，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在奥运会各个阶段及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是系统全面采用科学技术的开端，其科技传播主要特点体现为“高科技，高境界”(High-tech,High-touch)，为后来奥运会的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现行的模本[31]。除了技术在奥运传播的应用之外，计算机驱动的视频体育是技术影响的另一个领域。
汤普森认为，战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要想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就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面对战后英国的政治局面，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依靠任何党组织来发展自己，“我曾经在自己参加的共产党组织中获得巨大的收获，但是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我还是认为，知识分子若要继续具有创造性的能力就必须离开英国共产党。因为现在的英国共产党内部面临着复杂的派系斗争，并且已经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苏联模式的运行逻辑在英国共产党的发展中根深蒂固”[2]47。汤普森通过对《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andLeftReview)和《新理性》(TheNewReasoner)等期刊上的文章进行总结分析，发现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文章数量质量都逐渐降低，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了怀疑。由此，他认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仍然缺乏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唯物主义”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没有价值的概念，工人阶级活动已经成为没有意义的活动，而“消费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却成为更有价值的社会思想，更具有革命性。他还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成了资本市场主体的一部分，他们所带来的社会价值等同于自身所带来的资本价值。在更多的文献中，汤普森发现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愿意用“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一词来代替“唯物主义”一词，并用“中产阶级”(middle-class)一词来代替“工人阶级”一词。以往的学者从“唯物主义”延伸到“工人阶级”，呈现了人的发展所经历的完整过程，以及人的道德演进的具体过程，而战后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多数接受“工业主义”到“中产阶级”的推演逻辑，遮蔽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阶级道德被彻底遗忘，类似于工人阶级如何更好地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汤普森分析了这种心理，认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没有从完整的历史角度来思考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作用，资产阶级将资本和市场带入工人阶级的道德体系中，社会剥削扭曲了工人阶级的劳动价值和职业道德。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运动和共同的价值观念被资本和市场带来的个人权利所取代。
汤普森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分析并没有局限于工人阶级自身，也没有局限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及其纯粹的意识形态理论上，而是将战后的工人阶级放置于人类发展的大环境中，以人的道德关系为研究的切入点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汤普森来说，战后的工人阶级问题就是人的道德发展问题，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就是人的全面解放、社会道德与社会价值重归于人的过程。虽然汤普森强调英国工人阶级意识与工人阶级本身的发展同属于一个过程，但是这种阶级意识的形成却有着“自发”与“自为”的辩证关系。“自发的阶级意识来自工人运动中最原始的政治热情，自为的阶级意识则是工人们在反思运动热情的过程中所提炼出的具有工人阶级属性的政治意识。自发的工人阶级意识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极端剥削的环境中显得更加具有生命力，而战后英国的政治环境需要更多的自为的工人阶级意识，这种自为的阶级意识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分子。”[5]110汤普森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目的不是为了弥补斯大林的不足，而是要在苏联原有阶级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开创出符合英国共产主义道路的建设方法。新道路与新方法的探寻不仅是工人阶级中个别精英所要担负的任务。在汤普森看来，英国工人的自为性阶级意识的提炼与培育是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们的共同任务。
(二)英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价值诉求
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上的失误有两个原因。首先，英国共产党始终受到苏联共产党的影响，把一切与党内领导无关的观点和理论都视作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挑衅，并且他们已经不再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诸如卢卡奇和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等人的不幸事件。不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英国共产党，都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应，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其次，英国共产党内部已经没有了学术和思想上的创新能力。多数英国工党的知识分子，他们整日忙碌于政治策略的权宜之计上，所思考的不是自己的创造潜能有多少，而是如何最便捷地完成政治任务，最方便地宣传政治思想。他们整日都在思考如何才能让投票者接受、认可他们的政治动机。事实上，与其说这些英国工党中的知识分子在殚精竭虑地维护现有的政治地位，倒不如说他们在工党机构组织的运作中为弥补资本主义的缺失做贡献。那些每天忙着社交应酬的工党知识分子在聊天时都会说：“资本主义社会也能凑合过，用不着破罐子破摔。”[7]如此，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终日被教条主义的口号缠绕着，破坏了他们的观察能力和思辨能力，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遭到了奴役。“我们(知识分子)自身都承担了很多政治责任，虽然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能够让我们的创新观念更加切合实际，但是这些政治活动并不一定必须通过党内组织才可以完成，我的意思是解决知识分子观念创新与观念符合社会实际的方法必须与社会发展的变革相关，而不能仅是局限于对苏联模式的弥补和修正上。”[7]
然而，并不是所有高潜力的地块都能建设绿色建筑，只有新建区和三旧改造区才有可能开展绿色建筑建设，因此，还需将绿色建筑空间分布潜力图与新建区和三旧改造区分布图进行叠加，剔除其它区域，获得可能建设绿色建筑地块的空间分布潜力图（图5）。
汤普森认为，不论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都应该将还原历史的本真作为自己事业的首要目标，将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意识解放出来。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就来自他们对社会文化与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从近代人道主义思想被广泛接受以来，被奴役的底层民众得到了身体上和思想上的解放，这与大量的具有启蒙功能的知识分子的涌现是分不开的。而当今社会的发展让资本主义的少数人成为剥削的实施者，多数的工人阶级则成为被剥削的对象，社会道德在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机制中产生了分裂，人的存在与人的意识、人的发展与人的信仰都被这种不平衡的机制所割裂。汤普森认为,当今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弥补“存在”与“意识”、“发展”与“信仰”之间的断裂，让工人阶级更加清楚地认识自身，认清社会环境。从本质上来看，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价值都与社会中人的道德情感相联系，强调人道主义就是强调对英国工人阶级自由、正义、幸福的宣扬，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汤普森所畅想的未来共产主义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念。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目的不再是经济利益，而是类似于马克思所提倡的按需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将会因为这种生产目的的转变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有尊严。“人就站在史前史的终点和自觉的历史起点的交界处。我们只有鼓起全部勇气才能超越这个限制。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人类的完美是一个乌托邦神话。因为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任何社会摩擦都不存在的社会。莎士比亚了解的一切邪恶以及德行都将继续困扰人类的灵魂……如果人类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启一个新时代，设计出一种能够让德行大行其道、邪恶得到限制的社会制度。如果今天的现实否定了这种希望，那么，我们依旧可以抗争，拒绝成为环境或我们自己的牺牲品。”[2]36汤普森之所以希望知识分子们构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体系和他在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研究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都是杰出的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普遍认同英国激进的民主和劳动的传统，并认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观点。其中，希尔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关系的阐述、多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以及希尔顿对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研究都深深地影响了汤普森的研究方向。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多数知识分子将历史、阶级与道德统一在一起研究，并认为只有包含阶级道德的历史研究才算是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当时，汤普森在历史学家小组中属于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他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了下来。在对斯大林主义有了清醒的认识后，汤普森便希望从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角度探索英国文化与英国社会的发展走向。汤普森发现，能够将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相关联的并不是经济生产，而是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的人际关系，即人的道德价值与道德观念。汤普森认为，生产关系不仅可以影响人的道德价值发展，其本身也具有社会道德的属性，“经济关系同时也是道德关系，生产关系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压迫或者合作的关系，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又是人类道德的历史……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仍需要道德革命，就像在经济和社会力量上需要革命一样”[8]。在他看来，只有从真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角度来构建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生产目的，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透过汤普森的论述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精神支柱，应该始终保持其先进性和纯粹性，这种先进性并非特指知识分子在思想觉悟上高人一等，而是指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要有一种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精神。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纯粹性则强调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精神，知识分子并不应该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更不应该成为某种意识形态霸权的牺牲品。只有具有独立性后，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思想和理论才能具有独立性，才能更加具有说服力。
2017年12月，广东发改委就曾开展港珠澳大桥车辆通行收费标准听证会，对比当时的两个听证方案，最终正式公布的收费方案主要是降低了穿梭巴士的通行费，由原来的450元/车次降至300元/车次，这也大大降低了来往游客的消费标准。
四、结语
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问题时，汤普森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知识分子作为两个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总结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又通过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入剖析，强调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自为性阶级意识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在批判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时，汤普森细化了斯大林模式的结构和特征，通过对苏联集权意识、政治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分析，呈现了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对政治制度的约束形式，认为阶级意识本应是自下而上的政治热情。汤普森观照了战后英国政治意识的发展情况，认为英国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处于脆弱的阶段，正统的无产阶级斗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等思辨逻辑已经在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群体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中，汤普森考察了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知识分子应当将还原历史的本真作为自己的事业，把历史事实与英国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相统一，构建新型的生产关系。从汤普森的论述来看，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存在与发展的灵魂，战后世界工人阶级若想联合起来必须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共同的工人阶级意识。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工人阶级的意识在工人的心目中一直都存在，但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环境中，社会主义信仰与工人阶级的意识被大众传媒等多种宣传方式遮蔽。此外，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工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受到行业的限制，工人意识中的集体主义思想逐渐薄弱。工人阶级若想透过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感知真正的政治意识就需要从自身产生这种认知力量，这种认知力量的代表就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创新引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方向，并通过理论创新达到实践创新。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创新思想外还担负了将思想、意识转化成社会能量的责任。汤普森所提到的社会能量指的就是工人阶级发展所需要的正能量，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灵感源于工人阶级自身的道德观念，通过对自身历史演变与价值观演变的研究，汤普森提炼出工人阶级的道德基础和价值诉求。汤普森就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历史、工人阶级意识与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的研究构建了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宏伟蓝图。从整体来看，汤普森对工人阶级问题的研究始终坚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通过微观的考察和宏观的叙事等方法，汤普森将阶级问题、民族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统一起来。阶级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意识相关联的。通过对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研究，汤普森呈现了英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思想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化传统为英国工人阶级的成长提供了思想的根基。但不可否认的是，汤普森的阶级理论并非完美。如果说他的阶级理论最大的特点在于描述了文化传统对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影响，那么其突出的问题就在于他过分强调了阶级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弱化了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力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力。虽然受到资本全球化的影响，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完全实现，但他的努力为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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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1∶D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62(2019)02-0021-08
收稿日期：2018-10-27
作者简介：文吉昌，男，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刘 晓，女，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责任编辑：张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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