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中国扇文化的起源和类型特征出发，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阐释了羽扇到雅扇的流变的内在机理，以及与中国社会文化动因的相互关联，并用现代“构架阐释”的学说，分析了殷商时期鸟图腾和神纹崇拜是羽扇出现的观念基础，也是扇作为宫廷仪典的直接动因。雅扇出现于北宋时期的杭州，它是宫廷仪仗文化走向衰微，世俗文化崛起的结果，表征了文人追求性灵自由和赏玩的艺术趣味。羽扇和雅扇是既有内在冲突又相互统一的文化类型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扇文化； 文化人类学； 鸟图腾； 类型学； 神纹崇拜
一、 中华老字号扇文化的类型特征与意义建构
扇是中华老字号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出现了以王星记为代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是世界扇子的发源地，扇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迄今至少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形态各异、博大精深的扇文化与艺术风格，对整个中国文化和艺术形态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日本、韩国及东南亚扇文化和造型艺术亦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扇文化的意义建构是丰富而多元的，形成了与宫廷礼制、文学艺术和民间工艺等多种因素的重叠与交集，生发出多维度的隐喻和象征，映射出历史上各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中国扇的种类主要有羽扇、团扇和以折扇为代表的雅扇，这三种扇的类型分别代表了宫廷仪典、红颜美人和文人的社会角色及其符号象征类型。
中国羽扇出现于殷商时期，到了汉代和北宋，团扇和雅扇分别兴起。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扇文化类型，分别代表了皇权的鸟图腾的宫廷“礼”文化、民间红颜美人的装饰文化，以及文人的书画艺术文化。在地域上，则是从北方为中心的宫廷扇文化，到南方为中心的民间扇文化的迁移。这种转变经历了羽扇、团扇和雅扇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类型特征的转换，以及与宫廷仪典、美人幽怨和文人书画及工艺制作产生的牵连，形成了丰富的隐喻形态和象征内涵。应该说，这是扇文化由“礼”的仪式符号到民间世俗化的实用形态与赏玩“雅物”艺术趣味的推进过程，是文人不断试图以扇为隐喻符号抒发内心情志、追求精神自由的过程。
中国扇文化的结构由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两个层面构成。表层意义是扇作为纳凉、装饰用品的现实使用意义；深层意义是指扇的隐喻与象征，如团扇与团圆的隐喻、羽扇与皇帝威仪及神性的隐喻等意义。因此，其内涵和隐喻表征是多重交杂的，尤其与文学和书画艺术关联后，更进一步加深了扇的多维度的意义指向。以团扇而言，“‘团扇’意象的文化意蕴经历了近千年的沉淀而不断丰富充实。……诗中‘团扇’意象同时承载了佳人失势与贤人失志的双重慨叹。”“文学赋予‘团扇’意象多重所指，‘团扇’意象文化意蕴的变迁正反映了各个时代不同社会风气、不同时代文人在生活和创作方面的不同风尚以及他们的审美取向和人格情趣。”[1]总的来看，扇文化蕴含了集权制度下等级威仪与文人向往自由之间的冲突张力，昭示了在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礼”文化式微和世俗文化崛起的此消彼长，说明了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农业文明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决定了扇文化流变的历史轨迹。这与殷周以来“礼器”逐步流变为日常用器的总体趋势也是吻合一致的。梳理和解读这种隐含在历史语境中的文化及艺术话语形态中的扇文化类型特征，对于解读中国文化史的建构与演进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扇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总体上是作为社会象征符号，不是作为实用性产品而存在的。尽管实用性是其原有的最重要功能，但长期在封建社会仪典象征功能的压制下，导致了扇与其本体间存在本真性的疏离。北宋以后，扇的表现形态则逐渐为艺术功能表现所取代。因此，符号象征与艺术表现始终是扇文化的两大主要方向。从最初羽扇作为宫廷文化中“礼”的一部分，到宋代以后雅扇作为文人书画艺术载体和赏玩的雅趣体现，这种流变表明了扇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文化物象。
研究表明，在0～20 cm土层，夏玉米生育期内深松耕和免耕方式均能降低土壤呼吸，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8]。原因可能是在免耕方式下土壤紧实度高，与空气接触面积相对较小，导致土壤呼吸较弱，而常规耕作对耕作层破坏较大，使得土壤的温度和水分变化较为明显，导致土壤的呼吸速率较高[19]。
扇本质上代表了中国不同的象征文化类型。在中国古代“礼制”的语境中，羽扇表征了宫廷的权威、等级、敬神等多重意义内涵。雅扇则表征了以文人为主导的世俗、自由、赏玩的价值取向，这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建构方式，成为中国扇文化历史发展中趋于两极背反而又相互抵牾的隐喻符号意义生成体系。虽然这一过程中，扇文化源自封建统治者“礼”的意义是一个被逐步取代和消解的过程，但是扇的制作工艺和艺术形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传承了羽扇的诸多审美形式和制作工艺，比如，羽扇制作过程中的扇柄所用的斑竹、红木、象牙、玳瑁等材料，在雅扇制作后仍然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当然，羽扇的审美形式和工艺中的许多元素，本身也吸收了民间工艺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扇文化的传承，无论从形式到内涵都从没有截然断裂过。这一过程始终是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乃至与韩国和日本的域外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吸纳和创新的过程。其中，团扇自汉代出现以来，作为与羽扇所表征“礼”的意义形态，其材质和制作工艺与羽扇有很大的不同，其更偏重实用功能，代表了个人或民间的扇文化形式，形成了与羽扇不同的制作方式和意义建构特征，并产生了团扇与宫女幽怨为内容的文学牵连，出现了一批扇题材的诗赋，生发出新的象征与叙事方式。因此，团扇在从羽扇到雅扇的过渡中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衔接和纽带作用。从羽扇到团扇和折扇，扇的形态和制作材质的改变，已经超越了其本来的形式和材质意义，成为了全新的符号性隐喻阐释与建构方式。这正是中国扇文化需要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重新审视的重要动因。
二、 羽扇的起源与中国鸟图腾崇拜
羽扇制作由于其鸟羽的特点所限，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制扇的主要材质，即鸟的翅羽或尾羽，同时也规定了制扇的形态，即以团型或板型为特征的造型。虽然期间亦有以丝或竹为材质制扇，却没有改变团扇或板扇的基本造型。团扇因其圆形的特征，以及“团”字在汉字中可以被引申为团圆之意，故亦称合欢扇，从而赋予了团圆吉祥的寓意。也正因团扇被赋予了“团圆”的隐喻，却引发了古代多少宫女对离愁别绪的幽怨，往往借团扇托物抒怀，成就了汉代以来以扇赋诗的独特景观。于是，团扇成为了题诗书画的一种媒体或艺术形式，即扇面书画。唐代王昌龄有《长信愁》一诗云：“奉帚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同样表达了宫女对离别的幽怨情思。因此，团扇在中国诗歌的意象中，常常走向了它的原初隐喻团圆的反面，成了离愁的寄托之物。
中国以禽鸟羽纹为象征的历史极为久远，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遗存中均发现了具有羽毛特征的文字画。1930年在山东历城子崖遗址发现了三片有字符的陶片，其中一片的符号释为“羽”字。20世纪80年代，在杭州市余杭区南湖出土的黑陶罐上，发现了羽毛状的类似文字画符号。1986年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披露后，李学勤先生对其中一个王冠上饰羽毛状的符号进行了解释，认为这个符号应为原始的“皇”字,而“王”字是不饰羽毛的“皇”字的变异。[7]《礼记·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郑玄注：“皇，冕属，画羽饰焉。”[8]而虞氏何以为皇，没有明确的说法，我们认为，其与远古先民对纹饰的崇拜有关。按照甲骨文的解释，“虞”字本意指手纹，至今中国人仍有看手纹算命的习俗。从“皇”、“帝”二字的初文意义来看，此二字均与纹饰及其象征意涵密不可分。
中国羽扇与鸟文化的渊源关系，还可从汉字的“扇”字中寻找到踪迹。按照汉字六法的解释，羽为象形字，是指鸟的羽毛的花纹；扇则为会意字，故“扇”的意思为“户”中有“羽”。但自羽扇出现以来，无论其形态、工艺还是意涵表征，都经历了较大的流变。从早期殷商时期的羽扇，到战国秦汉时期出现的形似门户的“户扇”，再到西汉时期的团扇(又称合欢扇或纨扇)，直至宋代以折扇为标志的雅扇开始流行，雅扇逐步取代了羽扇，成为扇的主要形态和种类。尤其是南宋迁都杭州(时称临安)后，折扇充分浸染和吸收了南方的文化气息、制作工艺和艺术表现趣味，为杭州雅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转变是扇子从仪式用品逐步演变为个人装饰用品，再到文人“怀袖雅物”赏玩和实用品的过程，也是扇子从宫廷仪典象征符号，演变为个人装饰符号，再发展到文人艺术符号的渐次展开过程，更是扇在形态和艺术内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由此，扇在整个中国文化和艺术体系中获得了丰富而独特的表征意涵。在长达三千多年的流变中，扇子的造型形态、文化内涵和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社会阶层中，不断地交融、碰撞、裂变，最终形成了明清以后雅扇为扇艺发展主要潮流的格局。如何把扇置于中国历史文化全景和语境中加以准确地解读，是把握和阐释扇文化乃至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以禽鸟羽毛制扇，蕴含着鸟兽之纹的神性象征意义。我们认为与中国古人的“文”(纹)的神灵观念有关。在甲骨文中，纹的初文为文。甲骨文中的“文”有不同的写法，除了人们熟知的“文”外，还有“文”中有“心”的“文”字，语言学家认为是文的异体字，未能给予更多的解释。我认为，这一解释没有揭示“文”中有“心”的“文”字的真正意义。“文”中有“心”“意为人文，即心与天文的相互感应。在甲骨文出现后，为了更清晰区分不同的“文”的涵义，将“文”进行了基本分类，天象之文用“雯”，丝织之文用“纹”，抽象的文理之文用“文”。因此，中国远古时期，在象征思维的语境中，“文”是一个重要的对世界的认知和体悟方式，或者说“理式的感性显现”，它是天或宇宙的征象，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从《周易》到《说文》一再强调，爻象和文字都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结果。甲骨文作为占卜祭祀文字也须于龟甲上钻孔，用火烤炙使之产生裂纹，依据纹理预知吉凶。“文”在天为天文，在地为地理，故合称“文理”。“理”是“文”的另一种表征形态，古人把这一“理”当作是源于天道的理性，即西文中所说的nature。
关于中国扇子的起源，史料记载的传说各有不同，主要传说有两种，一是唐代李冗《独异志》记载的传说：宇宙初开时，伏羲和女娲兄妹欲结为夫妻，为避免羞涩，便“结草为扇，以障其面”，故早期的扇子称为障扇，又称“羲扇”[5]。这一传说应是后人为解释儒家“礼教”的义理而杜撰演绎出来的，不具有史实的可信性，但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扇子最初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礼”的用途。另一种说法是晋代崔豹《古今注·御服》里记载：“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焉。”[6]这段记载其实与唐代《独异志》的意旨一样，以扇为隐喻，阐释儒家“仁”的义理，说明舜仁德贤明，广开言路，求贤若渴。这两段后人演绎的关于扇的起源，印证了框架分析的方法，即把扇子这一符号形式，纳入到传统“礼”和“仁”的诠释框架中加以解释，因此，这两种关于扇的传说所指代的意义是：其一，扇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传统文化的隐喻意涵，这种意义超越了其实用功能，成为社会的象征性符号代码；其二，扇在宫廷或士大夫阶层，主要以礼仪用途为主，实用功能为辅。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的羽扇的象征功能是主要的，实用功能是次要的。而这种象征首先基于中国先民对于禽鸟纹观念的理解。否则，既然扇子的功能是障日引风，何以非要用华丽的禽鸟羽毛，而不用功能更好的其他材料，如丝织、竹制品等，实际上汉代民间已有丝织团扇和竹编扇子，唐代之后扇子的制作更主要以丝竹为主。商代之所以用禽鸟羽毛制扇，而不用丝竹制扇，并非从实用功能的角度考量的结果，而是与中国古人对禽鸟羽毛所象征的神灵观念及其审美意味有关。
中国扇的形式和表征意涵的流变，不仅发展和创造出千姿百态的扇的艺术形态、工艺和审美形式，也产生出与此密切关联的丰富的文化表征意涵。以往对中国扇文化考察时，人们仅仅从表层意义上去释读扇的形式和工艺，没有去深度解读这种形式与工艺方法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其关联，导致了对整个中国扇文化理解的偏差。在此，可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和美国民族学方法创始人哈诺德·伽芬克尔的架构分析的理论阐释中国的扇文化现象。戈夫曼认为[4]，人们的日常生活隐含或使用了特定的诠释框架，它在特定的行动场景下意义自明，却使原本混沌的情境具有某种意义。框架虽然内部组织程度不同，但任何一个框架都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理解、思路和视角，形成“诠释的基模”。以扇子为例，扇子是一种纳凉的工具，这是它的外在符号，但它所指代的并不是纳凉的涵义，而可能是一种仪典形式，这是它的指代，而进一步的意义还要看双方对扇子内涵所确定的诠释规则。这就是架构分析的方法。用架构分析的方法能够清晰地说明扇文化的真切内涵。
李凡到来的那天，正是紫禁城和溥仪一起黯淡的时刻。辛亥革命后，清王室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退位，帝制宣告终结。
早期的羽扇是仪典用品，是否具有祭祀中礼器的功能，目前尚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但却由此长期排斥和压制了扇的实用性功能的发展与创新。应该说，在羽扇主导的仪典象征文化语境下，扇就其实用功能而言，无论在工艺创新还是形态建构上，都未能得到正常发展，它仅仅是宫廷仪式的一个装饰性元素。宋代以后，以折扇为代表的雅扇，则发展了实用和玩赏功能，打破了长期以来羽扇作为仪典象征对扇的实用本真的疏离，对艺术创造之自由灵性的压抑。书画在中国艺术形式中，本身就是自由抒发性灵的载体。雅扇突破了羽扇社会语境的藩篱，本质上是一次扇的形式和人的心灵的双重解放，或者说扇文化回归到了其本真的价值存在。由此观之，羽扇和雅扇代表了中国扇文化内在特质的两个截然背反的方向。雅扇在宋代(一说唐代)出现并非偶然。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开始走向市民社会，人们对享受生活和自由意识的向往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潮，不断兴起和发展的世俗文化，推动了扇文化走入民间生活，回归本真的实用功能。因此，从羽扇到雅扇的流变，不仅是扇文化从宫廷“礼”文化回归到民间文化的转换过程，也是扇的象征符号意义和艺术形式的重构过程。
在中国古代的“文”象征谱系中，可细分为天文、地理(地文)、人文、鸟兽之文和花草之文。中国古代的诸多文化与审美事象，均来自这几种“文”的象征谱系及其变形。天文的神性隐喻自不待言，花草之文同样亦有神性隐喻特征，端午节须在门口悬挂艾草，以辟邪驱鬼。再如“帝”的初文为“蒂”，即花草之文，故有“上帝、黄帝、皇帝”之称。商代以禽鸟羽毛制扇并用于帝王仪式的装饰，主要目的是借鸟兽之文的神性隐喻意涵，来表征“帝”的威仪源自上天的神祗，具有敬神的意味。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们党曾把人性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进行批判，曾把商品经济当作“资产主义的草”进行割除。人若讲个人利益、个人需要，那是思想不纯、道德不纯的表现。个人在社会组织之外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切想法都被扼杀在高压的政治运动中。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分田到户”，想法也只是填饱肚子，“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会引起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会掀起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大潮。
在远古几千年前，何以禽鸟羽纹的文字画在不同的地域文化遗存中都会出现？这绝非偶然。显而易见，其与中国古人的鸟图腾文化以及鸟纹崇拜有关。禽鸟羽纹的象征意义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清晰的传承历史线索。因此，以禽鸟羽毛制扇，并用以作为皇帝的装饰，由此，羽扇获得了因鸟兽之文的神祇隐喻而生成的神谕的意味。可见，禽鸟羽纹在远古获得了具有天意神授的象征意味，皇帝乃天意所授，故称天子，以“文”隐喻皇帝，使之获得了神授权威的合法性。以此为动因，古代先民也有以禽鸟之文刻画于身的习俗即纹身，此为人文，表达天人感应，“文”字中有“心”或正是此意。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神韵、神似等范畴均与此有关。
提升学生的韩语导游职业技能和向韩国旅游者传播中国文化是导游韩语教材的两个重要目的。学生是直接受众群体，是旅游文化传播的媒介。来华旅游的韩国旅游者是间接受众群体，是促进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为此，导游韩语教材在最大限度传播当地旅游文化内容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两个受众群体对目的地文化的接受程度，用能够同时满足二者需求的方式去传播文化。
最初的扇子在官方和民间有很大的差异。总体上而言，中国的扇文化在官方与民间、南方与北方均有所别，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以及南北扇文化的差异。北方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因此，羽扇是北方扇文化的代表，而折扇是南方扇文化的代表，这两种扇的形态与文化意蕴是有本质差异的。这不仅是工艺、材质和形态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表征了宫廷文化与文人文化两种不同的象征体系与文化精神。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崇尚鸟图腾文化，故羽扇是鸟图腾崇拜的重要表征。殷商以来，中国最早的朝代更迭都发生在北方，聚集了宫廷文化的氛围，羽扇作为北方鸟图腾与宫廷文化皇权的象征形式，自然获得了丰厚的文化生存土壤。对于南北扇文化的差异，《方言》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了在名称上的差异：“扇，自关而东谓之箑，自关而西谓之扇。”[9]但未说明其根源。
三、 从羽扇到雅扇的流变
由鸟兽之文而演绎的神谕意涵，不仅彰显于早期的扇文化中，也在先秦以来的关于鸟的神话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禽鸟羽纹能够给先民带来幻觉的想象，羽扇自然也被赋予人与自然联接的无穷迷思。远古先民关于禽鸟的神话与想象有两个维度，一是飞翔的神力，这种神力往往又是与先民对天的敬畏与探求的渴望联系在一起的，一是对禽鸟美丽羽毛的赞美，在他们看来，这种美丽可能与禽鸟飞翔的神力有关。因此，在整个禽鸟神话的谱系中，禽鸟羽毛的华美纹理给予了先民升腾翱翔于天的无穷想象，因禽鸟能飞翔于天，羽毛(禽鸟之文)则自然被赋予了从人间通达天的一种神谕通道的联想。先民敬畏天，也幻想行走于天，这种敬畏与幻想交集混杂的情思，转换为把永生的愿望用“升天”来表达：道家用“羽化”，藏族则用鸟葬的形式来表现。这似乎更贴近于禽鸟之文与人类内心冥想与情思的牵连，从《山海经》到庄子《逍遥游》都表达了这种借禽鸟之身行走于天的幻想，但是，似乎关于鸟的神话淡化或消解了鸟兽之文的本意。因此，远古中国的羽扇作为一种文化征象，如果脱离了历史文化语境，是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的。
当前常见的深松作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全面深松，指的是利用深松犁全面松土的过程，在所有的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都适用，可以对耕层较浅的土壤进行改造处理，深度一般为25-30 cm。另一种是局部深松，指的是使用双翼铲、凿型铲等工具，对需要松土的位置进行深松作业，其目的是创造出虚实结合的耕层结构，达到实部提墒、虚部蓄水的目的。相比于全面深松，局部深松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更有针对性，效率更高。在具体作业过程中可以根据土壤墒情、具体的农作物等，将全面深松和局部深松结合起来，达到良好的深松效果。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强调羽扇的象征作用，羽扇的象征性符号功能得到了持久的强化与传承，宫廷和士大夫阶层更多地是把羽扇作为社会身份的象征性符号使用。《古今注舆服》云：“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时有雊稚之祥，服章多用翟。周制以为王后夫人之车服。舆车有翣，即缉稚羽为扇翌，以障翳风尘也。[10]卢思道《美女篇》云：“时摇五明扇，聊驻七香车”[11]，苏轼《赤壁赋》中描写的“羽扇纶巾”，这些扇子都不是普通百姓所能使用的，也正说明了羽扇作为社会身份象征的符号功能。
如上所述，扇子的社会身份的象征功能在整个扇文化中是一种独特的符号表征系统，虽然从羽扇到折扇的转型过程中，扇子的形态和符号语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象征功能仍然得到了延续和传承，至今在日本和韩国，扇子依旧是表现社会身份的一种象征。因此，在整个东亚社会生活中，它更多地扮演了社会身份道具的作用。与此同时，扇作为实用性生活用品的价值自然被长期抑制，中国古代许多工艺和产品生产都与此有关。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也是导致长期技术难以得到发展的重要动因。从商代直到11世纪折扇出现之前，羽扇因形制长期不变，虽然其间有各种材质和制作工艺融入到扇文化之中，但文人和工艺名家能够介入的空间很小，对扇子改进的贡献有限，扇子制作对各种门类的艺术形式没有太多的吸收，其工艺、材质和艺术形态也没有明显的改进，所以在宋之前，几乎没有发现名人名家制作的扇子。
羽扇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文化象征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始终占据了扇文化的主导地位。历朝历代，对羽扇在羽毛的选用和其他材质或制作工艺上，其实也有所改进和创新，但总体上有限。羽扇中所称的“羽”通常是鸟尾或翅膀上漂亮的羽，而绝非是鸟毛。唐开元时，因与国外交流频繁，输入了色彩与形态更美丽的孔雀羽制扇，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代，时称孔雀扇，算是中国羽扇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变革与创新。但这已经是脱离了远古禽鸟之羽本来的神性意味，转向了对羽的外在美的形式感的追求，其实已经表明了扇文化内涵的转向。宋代一反唐开元改变鸟羽制扇传统的做法，恢复以稚尾制扇，并分为大、中、小三等，但扇中仍绣有孔雀图案。清代一方面由于折扇已经兴起，一方面也由于羽扇已经在民间普及使用，羽扇作为宫廷和士大夫阶层的专用品的象征意义有所削弱，制作羽扇所采用的鸟羽的来源更加多样化。与此同时，由于各朝文化渊源、皇帝个人喜好和所处地域的差异，制扇所用材质和工艺也有所不同。《西京杂记》记载：“天子夏设羽扇，冬则设缯扇。”[12]《晋东宫旧事》则记载：“皇太子初拜，供膝要扇，青竹扇、黄竹扇，纳妃，同心扇三十、单竹扇二十。”[13]可见，宫廷用扇品种之多，材质各异。
中国羽扇的起源与远古时期的神纹文化及其鸟图腾崇拜具有密切的关系。羽扇是远古神鸟文化崇拜的衍生形态，故早期的羽扇没有实用功能，只有仪典象征功能。远古时期的神鸟文化，是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重要因素。商朝即以鸟为图腾崇拜，认为鸟是商人的祖先。《诗经·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反映了商代以鸟为祖先来源的传说。司马迁的《史记》也记载了商因玄鸟部落发展而来。在鸟图腾崇拜的语境中，制扇所用的羽毛是鸟的神性符号形态，也是鸟的神纹所蕴含神力的隐喻。此处的羽毛已经脱离了自然属性，被赋予了鸟的神话象征意味。在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中，发现了大量的鸟及羽毛的图案，尤其以凤鸟为多，被称为“凤鸟纹。”《卜辞通纂》云：“于帝始凤，二犬。”郭沫若注释说：“荀子《解惑篇》引诗曰‘有凤有凰，乐帝之心’，盖言凤凰在帝左右。”[3]因此，商代出现的羽扇当与此有关，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用华美的禽鸟羽毛制作扇子。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字和文字画，许多亦与鸟有关，正是此因。许慎《说文解字》中专设“鸟部”，足见鸟文化在先民观念中的重要性。
如果说羽扇更多地在宫廷中仪仗场合使用，那么团扇则更多地使用于民间或私人交往的场合，羽扇与团扇代表了扇文化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实际上，丝织团扇或竹编团扇早已有之，至少在汉即以出现，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汉成帝时期班婕妤的《团扇诗》。丝织与竹制团扇在整个中国扇品种的谱系中，与羽扇相比更偏重实用功能，在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团扇被借用为男女交往中“掩面”的道具，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扇文化的内涵。梁代何逊《咏扇》诗云：“摇风入素手，召曲掩丹唇。”唐代王建《调笑令》诗云：“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宋代周邦彦诗云：“强整罗衣抬皓腕，更将纨扇掩酥胸，羞郎何事面微红。”因团扇有遮面之用，又衍生出“障面”、“便面”的雅称，并逐渐演变为婚庆中的民俗，即新娘行礼时须以扇障面，交拜结束方可移扇露面，故称“却扇”。现在北方一些地方依然流行类似的民俗，有民谚曰：扇扇子，坐轿子，和和美美过日子。从上述的情况来看，羽扇在宫廷仪仗中的普遍使用，在唐代成为一个转折点，或者说，羽扇作为宫廷文化的象征作用，到唐代开始弱化，向世俗化的方向转变，并被团扇乃至折扇所取代。由此，扇子从神秘的宫廷走向了民间的日常百姓生活中，这对由羽扇向折扇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和铺垫。
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中国的折扇是在北宋年间出现的，但从唐诗来看，我认为折扇在唐已出现，宋代已流行和普及。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曰：“宋人用折叠扇，以蒸竹为骨，夹以绫罗，贵家或以象牙为骨，饰以金银。”[14]清乾隆《太平欢乐图》中引《春风堂随笔》云：“东坡谓松扇展之广尺，合之止两指许。折叠扇盖北宋有之。今浙江夏月卖折叠扇，俗又呼为油纸扇，用彩色绘画山水花鸟，颇雅致，鬻扇者兼市手巾，人甚便之。”[15]这里对折扇的描述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折扇流行于北宋年间；其二，浙江是折扇的重要产地，在市面颇为热销；其三，折扇因以山水花鸟画绘于其上，显现出“雅致”的艺术品味。这正是“雅扇”的雏形。对于第一点所说的折扇最早出现于北宋，学界尚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北宋前已经从韩国或日本传入中国，目前尚无明确的史料证明。本文作者曾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赵赜教授探讨过，他说曾看到过一件汉代的和田玉雕，其上有人物执折扇的画面。若此事属实，那么说明折扇起码在汉代即已出现，同时也说明折扇并非由韩国或日本输入。我们认为，折扇在汉代出现的可能性较大，但并不流行，主要在民间使用。对于后面两点，起码表明折扇在北宋已经非常流行，并充分吸收了文人创作和民间艺术，使其具有了“雅致”的审美趣味。这可能正是以杭州为中心的雅扇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雅扇在北宋时期的杭州出现并非偶然。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过唐代自由开放的风气的熏染，以及团扇的流行，北宋自赵匡胤开始，尚文轻武，民间经济高度发达，文人艺术创作的氛围浓厚，以羽扇为宫廷仪仗有所废弛，客观上为折扇的普及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杭州是江南经济文化重镇，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和能工巧匠，又盛产折扇所需的竹、纸等主要材料，市场腹地广阔，具有生产和销售折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且远离北方的政治中心，文化氛围相对比较宽松活跃。第三，折扇本质上是中国古代文人寄寓自由性情的“雅玩”之物，故有“怀袖雅物”之称。“雅玩”是古代文人逃避高度专制社会痛苦现实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一方面，古代文人既不想与世俗的权贵或市井小民同流合污，以显现出卓尔不群的雅的品格，另一方面，文人又希望通过折扇扇面的方寸之地，吟诗作画，抒写心灵，彰显雅趣的人生追求。因此，雅扇在杭州的出现是各种社会和历史原因共同造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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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29;G112;C9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9.05.019
收稿日期：2019-04-12
作者简介：
黎 科(1981-)，男，甘肃兰州人，宁波财经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视觉设计研究；
随着当前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当前社会正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同时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不断的日新月异，新技术和新方法与日俱增，从而使机械设计与制造的智能化发展又上升到了新高度。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为代表的新型生产模式正在日新月异。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中，CAD制图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并且将二者有效的结合，从而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在目前和今后的机械设计制造中，计算机信息技术必然会成为其有效的技术支撑，从而推进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的发展，为其在设计和生产中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以金华寺汤溪镇平古村为例，寺平村始建于明代初期，毗邻九峰山风景名胜区，村庄地貌倚“七星伴月”之形，徽派建筑风格的古屋遍布全村，古砖雕工艺精美，古建筑风貌较为完整。寺平村古建筑营造技艺入选金华市第二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10年寺平村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根据调研及资料显示，寺平古村当前的保护模式单一，并未达到活化更新的高度，呈现出如下问题。
刘 强(1962-)，男，江苏泰州人，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人类表演学与媒介建构研究”(14YJA760017)
(责任编辑 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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