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普及，人们在家庭情境和社会情境中对于方言和普通话产生了不同的使用偏好，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方言情境化。而关于个体在这两种情境中如何进行语言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学术界尚未给出明确的解释。鉴于此，本文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年龄段的42位青年进行了深入访谈，对语言选择背后的人际信任行为路径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受访者在家庭情境中，使用方言交流会加深信任，而在社会情境中，由于社会刻板印象、社会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受访者害怕方言的使用会疏远关系而更愿意使用普通话。本研究创新地从个体层面研究方言的使用意愿，并将语言与人际关系相结合，对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关键词：人际信任；差序格局；民族凝聚力；方言情境化；经典扎根理论
我国在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汉语普通话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近年来，国家致力于实施普通话普及的推广政策，在中国各省市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截至2017年，我国普通话的普及率已提升至73%，统计得到95%的识字人口能够规范地使用汉字［1］。由于汉语普通话的推广，普通话的使用开始占据主流，人们认为仅掌握普通话便足以与人沟通，无须再让小孩浪费时间学习方言，父母对于普通话和英语学习的认可程度都高于方言［2］。因此，普通话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方言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流动现象更加频繁，在城市中，人们与外地人交流的时间占比增大。由于在这类交流场合中，交际双方方言的差异会产生沟通障碍，方言无法起到交流工具的作用，普通话便成为多数人的首要选择［3］。外地人口的涌入给使用方言沟通的交流方式施加了压力，城市方言也因此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忽视，使用偏好逐步下降［4］。语言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的濒危对于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内部的凝聚力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因此，人们对于方言态度的转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5］，而语言态度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北大平民学校的同学，也是中国千千万万流动人口大军中的一个缩影。正是你们辛勤的付出，才有这个美丽的北大，干净的北大，令人尊敬的北大。你们年复一年的默默耕耘，也在为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贡献着自己的那份力量。
学者们针对普通话的普及程度与方言的存亡危机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目前中国的濒危方言共有近20种［6］，如：土家语、仙岛语、赫哲语等。学者通过研究语言濒危的成因，强调了人为干预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保护和抢救濒危方言的措施［7］。此外，学术界还对各省市方言的保持情况进行了调研，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关注普通话普及率增加和方言使用率减少的幅度［8］。调查数据显示，从2000—2010年的10年间，能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上升了15.14%，而能用方言交谈的比例只下降了3.3%，因而有学者认为普通话的普及还不至于威胁到方言的生存［9］。但这类研究的发现忽视了交谈意愿的重要性，具有方言交谈的能力并不代表具有用方言沟通的意愿。若越来越多的人只是能够掌握一门语言而不用这门语言进行沟通交流的话，也会使这门语言逐渐走向濒危［10］。因此，我们无法通过以往的研究了解方言的真实使用情况和社会地位。
（4）由于抽油机型号非常繁杂，在缺乏测试数据的情况下地面效率很难计算，井下参数设计的效率指标改用井下效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比例逐步上升，在如今的大城市，尤其是青年群体之中，普遍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人在家庭环境中用方言与家人交谈，而在例如学习、工作等社会环境中，却没有方言的使用意愿，只会使用普通话与对方沟通。换言之，就是本身具有用方言沟通的能力，但在社会情境中对普通话有着更强的使用偏好，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方言情境化。由于方言情境化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主要出现在城市的新一代青年群体之中，学术界还未能深入实际，对个体方言的使用意愿进行调研。现有文献一般从社会的宏观视角研究年龄、环境、语言认同等诸多因素对该民族方言使用意愿的影响［11］。然而，宏观层面的调查分析很难深入了解个体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与思考路径。因此，我们无从知晓方言情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也难以预测这种现象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变得愈加严重。鉴于此，本文针对方言情境化的现象，对个体语言选择的原因进行分析。
“在我家乡会有人看不起方言，觉得方言土，比较低俗吧，（因为）有许多人用方言骂人。”
试验结果采用“平均数±标准误”表示，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各指标差异显著性分析用One-way ANOVA进行分析，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
一、研究设计的理论基础
1.方言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
语言不仅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交际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载体，维系着整个民族的团结［17］。方言作为一个地区或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它所在地区的文化紧密相关，而当地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心理都会在所使用的方言中有所体现［18］。因此，人们对于方言的态度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现。当一个地区的人民对于语言和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心理，它将渗入至民族成员的观念之中，成为民族成员保持紧密亲和力的心理动力，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凝聚力［19］。
本文认为，方言情境化现象的存在会通过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心理，对民族凝聚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学术界对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普遍是在宏观层面进行理论分析，但整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这种认同意识在整体上具有稳定性，无法及时地反映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20］。而从个人层面考虑，个体对于方言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家乡文化的认同程度，进而影响了自身与社会中其他个体之间关系的亲疏［21］，这种关系最终对民族内部成员间的亲和力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从青年的个体层面出发，关注个体的语言选择偏好，研究语言选择（是否选择方言）如何影响自身在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并将此作为主要引导问题。
2.殊化信任的作用原理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规模逐年扩大，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的流动人口已高达2.6亿［22］。在这样的现代化社会中，交往模式从长久稳定朝着易变、短暂的模式进行转变，关系约束力量也逐渐减弱，人际信任的风险由此形成。西方的学术界提出了影响信任模式的两个重要概念：现代性和风险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信息的充斥，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迈向新的生活，这样的社会变迁使人们产生了不安的心理；现代化的社会也使得利益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社会关系趋向复杂［23］。在如今中国的情境下，学者们指出人际信任模式正处在由“亲而信”向“利相关”转变的过渡时期［24］。
这不只是风影的想象，只是他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妻子，那个曾经喜欢听他吹笛子的清纯女孩，那个曾经在山湾里解下红腰带系在树枝上，打下第一个美丽的结的村姑，现在正躺在另一个男人雄健的身子底下，他们一直在窑洞里面鬼混，已不是一朝一夕了。红尘世界瞬息万变，一切都凝固了，没有意识，没有理性，没有现实与梦境，没有时间和空间，没有过去和将来。空气与阳光一起在颤动，一只飞虫在蜘蛛网中挣扎，它们粘合在一起，在风中无力地飘荡，像电影中的一个画面一样。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圈，这种诡谲的图案，不知道原本就在红尘世界的，还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在经典文献中，学者将人际信任定义为，人际交往的一方在“或合作或竞争”的不确定前提下，预判另一方与自己进行何种合作行为的心理期望［25］。信任是影响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机制，它将个体联结成群体，并且是影响群体中人际关系亲疏的主要因素［26］。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会凭借社会分类，产生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偏见，进而影响其对他人的信任行为［27］。学者们将这一原理称为“群际信任”—在群体的互动中，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或意向的预期［28］。在当今社会，个体之间难免会存在利益冲突与竞争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并赢得他人的信任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问题。
（2）家庭氛围和个人观念影响语言选择
在不同的情境中，信任行为具有不同的模式，而殊化信任也对信任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基于殊化信任的理论基础，本研究将方言的使用场景分为家庭情境（交流对象为“亲人”群体）与社会情境（交流对象为“熟人”“陌生人”群体），在访谈时关注殊化信任和语言选择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
“其父善游”是个悖论，现代人万不可抱持此陋见。一个人不自己努力是长不了本领的，处理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也是办不好事情的。
3.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
目前，学术界针对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格局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建立在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的基础上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做出了深刻的剖析。该理论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由私人联系所联结起来的，个体处于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而与他存在社会关系的人按不同的远近程度围绕在他的身边。这样，他身处的社会关系就好比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产生的一圈圈向外推出的波纹，每一圈波纹与自我的远近程度代表了关系的亲疏［31］（见图1）。在早期文献中，学术界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加以明确的区分，认为中国社会不适用于将人际关系划分为两个边界清晰的团体单元（“家庭”与“国家”）的团体格局。
图1：差序格局下的个人社会关系网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学术界已有学者对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进［32］。现有研究认为，差序格局局限于相对分散与封闭的熟人社会［33］，主要在农村地区（费孝通先生主要研究的地区）与还未开发完全的城镇存留完好，现象更加显著。由于城市化水平的逐步升高，许多地区已不再是单一的差序格局。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际关系已不单靠血缘和地缘进行维持，取而代之的是利益和规则［34］，从习俗型信任转化为契约型信任［35］。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在许多大城市中，有部分人已摆脱了差序格局的单一束缚，出现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两种格局相互融合的现象，并将其称为“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36］。于是在大城市中，以习俗型信任维持的家庭情境和以契约型信任维持的社会情境存在着显著的团体差异，会存在更强烈的“团体格局”的色彩［37］。在团体格局中，因为个体在潜意识中会对不同的社会团体实行不同的准则，处理问题时区分对待，一个人处理事务的态度和行为习惯会在不同团体中发生变化［38］。鉴于此，仅用差序格局来解释方言情境化现象背后的人际关系网络存在不足，需要深入实际，调研城市中人们针对不同社会团体（家庭和社会两种情境）如何实行差异化的准则。因此，我们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样本时，针对大城市的青年群体展开调研，并在采访的问题中关注他们在不同社会团体中具有差异的行为。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理论抽样［39］，在大城市的青年群体（高中生、大学生、职场人士）中选择样本。选择这类群体的原因是要保证样本对象同时具有使用普通话和方言这两种语言的沟通能力。
鉴于上述问题，本文认为有必要基于殊化信任和人际关系格局的视角，从个体层面重新探讨方言的使用意愿对于社会凝聚力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展开调研，深入探讨家庭和社会两种情境下信任行为的差异。本文旨在从个体层面探究方言情境化的形成原因，未来如何保护方言与提升民族凝聚力等问题；同时对人们在家庭和社会情境下语言选择时的信任行为进行对比，研究中国社会中人们的人际关系网络。
首先，由于来自乡镇或只有少量外来人口的小城市的群体仍保留着强烈的使用方言沟通的习惯，除了非常官方的场合或者交流对象听不懂方言的情况，他们都会使用方言交谈。此类群体不存在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而进行语言选择的问题，因此本文未选择来自乡镇的样本对象来研究方言情境化现象背后的人际信任行为路径。其次，大城市因为移民现象严重，存在大量来自不同方言地区的交际对象，具有语言的不确定性。当城市存在较严重的移民现象时，整个社会对于方言的认知差异性较大，此时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人们在语言差异化的社会中会如何选择语言，以及其背后的相关原因。最后，由于中国在1956年才开始推广普通话，大部分老年人在意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时，已经到达一定的年纪，在能力和意愿上都无法学习新的语言，不具有运用普通话与人沟通的能力。因此，老年人不存在语言选择的问题，不属于此次方言情境化研究的研究对象。鉴于此，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大城市青年群体的样本数据，深入探讨在不同情境中的语言选择对信任行为的影响过程。
在最初的访谈过程中，我们使用引导性问题询问受访者“在哪些情境中使用方言”“影响语言选择的因素”“语言选择对信任行为的影响”等内容。在此阶段，我们主要使用开放编码和备忘录写作来分析数据，编码过程得出了大量的一级编码，如：“方言共同点”“归属感”“家族记忆”“考虑他人”“社会刻板印象”“群体内认同”“地域歧视”“个人成就”“社交媒体上的搞笑视频”等。在这个阶段，我们保持开放的态度处理我们的数据，关注数据正在告诉我们什么，以及备忘录所指出的范畴。通过对比家庭情境与社会情境中语言选择行为的区别，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形成了“情境分析”“语言选择”“信任行为”的三级编码（编码详细过程见表1）。最后，当数据收集接近理论饱和阶段，即访谈中几乎没有新的信息时，我们转而进行理论编码和理论分类，将数据分析编排成一套完整的理论。
表1：青年群体的方言情境化现象研究编码表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与家人聊天 同学间交际 与上级交流 与陌生人交流 方言共同点家乡 外地对语言情境的考虑情境分析
（续表）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家里人都用方言交流 母语 亲切归属感 家族记忆 根的情愫 家庭和睦 长期在外地工作 生活气息家庭氛围 语言选择地域歧视 对于方言所属城市的情感 经济条件 优越感 城市方言的知名度方言所属城市的发展水平社交媒体 搞笑视频 有趣 低俗 口音奇特 东北话豪爽 片面印象 舆论导向个人成就 看不起方言 迎合他人普通话更加正式 个人地位社会刻板印象 对使用群体的偏见社会底层群体用方言骂人的社会现象 低俗 普通话用于官方场合社会偏见 信任行为群体内认同 趋同心理 对于归属为更高层次的群体的期望 群体归属强化自己是家庭中的一员 温馨的家庭氛围 互相信任 语言传承家庭凝聚力文化自信 口音 契约型信任 信任危机民族凝聚力
三、研究发现
我们针对人们对于方言的选择判断、在不同情境中语言选择所考虑的因素、方言与信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调研，收集到大量的定性数据。根据访谈所得数据，我们演绎出了受访者语言 选择思考过程的理论模型（图2）。
根据电泳的定量结果，使用QuantiFluor™-ST蓝色荧光定量系统对PCR产物进行检测定量，之后根据样本的测序量要求进行相应比例的混合。
通常情况下孕妇的生产方式有两种:自然分娩和剖腹产分娩,分娩过程中会产生出血现象,一般我们认为难治性妇产科大出血是指自然分娩出血超过500ml,剖腹产分娩出血超过1000ml的情况。其中自然分娩的产妇分娩后的出血症状比较不易被察觉,因为顺产过程中胎儿通过产道产出以后,产妇会产生子宫收缩乏力的情况,这时胎盘的血窦不能及时闭合,就会有大出血的现象发生。若产妇分娩后阴道血流量达到200ml,该产妇患此病的几率将大大增加,由于在收集或实测的过程中,会造成产妇流失不必要的血流,一般状况下产妇的估测失血量仅占实际失血量的二分之一,所以很容易发生分娩后出血的状况,所以通常情况下没有引起重视。
图2：语言选择过程的理论模型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受访者被问到是否经常用方言与他人交流时，他们首先会向我们确认是处于哪一种交流场合，以及交流对象是哪一类群体。受访者表示针对不同场合中的交流对象，他们的语言选择会发生改变，于是可以发现，受访者对于选择何种语言进行沟通的判断是基于情境给出的。为了能够准确地得知受访者在各个情境中对于使用方言所持有的态度，我们在访谈过程中设定了家庭情境和社会情境，并基于这两种情境分别进行访谈。
研究发现受访者在家庭环境中普遍用方言与家人交谈，对方言有更强的使用偏好；而在例如学习、工作等社会环境中，受访者缺乏方言的使用意愿，倾向于用普通话与对方沟通。因此，我们将语言选择过程的理论模型按情境划分为家庭情境下语言选择的信任行为路径模型（图3）与社会情境下语言选择的信任行为路径模型（图4），分别展示了在殊化信任影响下的语言选择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将会分为两个大节，对两种情境的语言使用问题分别展开讨论。
Vfb主要与介质层中的可动离子[17]、固定表面电荷[18]、Si-SiO2界面处的快界面态[19]以及SiO2中的陷阱电荷[17]有关。由于Al掺杂的HfO2栅介质材料采用ALD方法制备且经过450 ℃及以上的PDA处理,Vfb主要与高k介质层中的固定电荷有关[17,19]。因此,Vfb可以近似表示为
1.家庭情境：殊化信任为方言的使用增添了保障
我们询问了受访者与家人交流时使用的语言，存在方言情境化现象的受访者都给出了一致的答案，他们在家庭情境中普遍用方言交流。甚至有受访者将这种现象当作理所当然的习惯，“一般肯定是在家里说方言，到外面就说普通话”。我们基于这种现象，先将场景限定为家庭情境，并继续追问受访者对语言选择的思考模式和考虑因素，整理出了家庭情境下语言选择的信任行为路径模型。
图3：家庭情境 下语言选择的信任行为路径模型
（1）信任度分析：方言交流对家庭凝聚力的影响
信任度会因人与人之间共同点的增多而升高，而语言，作为一种传达给对方的特征，也同样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受访者的父母一辈年轻时普通话还未普及，对方言这门母语仍然有更多的依赖感，大部分时间都使用方言交流。当父母都用方言交流时，受访者为了增强自己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强调自己与家庭中成员的共同点，会用方言与父母交流。这实质上是在寻求一种群体归属感，他们想强化自己是家庭中的一员。受访者还强调了家庭氛围的重要地位，家庭氛围指的是一个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营造出的人际交往的情境和氛围。因为在家庭中不存在外界的竞争与欺骗，让受访者自然地卸下防备与顾虑，单纯地想通过方言融入家庭温馨的氛围，与家庭中的成员互相信任，家庭凝聚力也因此得到提升。受访者表示很难想象在一个家庭的对话过程中存在两种语言，这样的家庭在语言上都无法找到共同点，彼此信任度会有所流失。
受访者在进行语言选择之后，也会通过感知家人对自己的信任程度来进行效益分析。研究发现，方言中的词汇主要覆盖的都是日常生活用词，词语的运用十分贴近生活。因此，当一个家庭统一用方言交流时，这种生活化的方言交流氛围会增强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信任程度，而信任度又会通过家庭的凝聚力对家庭的方言氛围产生积极作用。例如，有一位来自浙江绍兴的吴同学曾经方言说得不是很流利，于是不太愿意使用方言与家人交流，但自从有一次他无意间使用了一句方言，父母夸赞他的家乡话讲得很不错：
“我从中感受到了父母的信任与鼓舞，自己是这个家乡、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更加频繁地与父母用方言交流。”
然而，人际信任会随自身与交往对象的亲密程度的不同发生变化。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学术界发现人际信任的变化源于自身对于双方之间人际关系的认同。因此，学术界提出了“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类信任概念：特殊信任的对象只局限于有血缘或裙带关系的人；普遍信任的对象则涵盖了具有相同信仰和利益的所有人［29］。根据中国国情，学者又进一步将“特殊信任”概念扩充为“殊化信任”，将人际交往对象划分为“亲人”（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等）、“熟人”（同学、邻居、同事等）和“陌生人”三类群体。人们对这三类对象的信任程度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对“亲人”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熟人”，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最低［30］。
在考虑完所处情境之后，受访者的语言选择还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家庭情境下，受访者普遍会从家庭氛围和个人观念两个方面来考虑选择何种语言进行交谈。家庭氛围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若受访者从幼时父母就一直用方言与他交谈，他便能够耳濡目染地感受到方言代表的是自己家乡的文化，甚至会将方言而非普通话认定为母语。于是在这些受访者的家族记忆中，方言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使用方言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家庭归属感。来自江苏苏州的受访者林同学曾这样谈起她的感受：
“（我对）家里人肯定说方言，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听家人说方言，家乡话会让人感觉更加亲切。而且毕竟是自己的母语，会因为对家族美好记忆的怀念产生一种根的情愫。”
在合肥这些年，总是不适，可也到底说不好，究竟怎么了。等到一次次回到小城，方才恍然，合肥这座城市唯一的遗憾是缺少水系，干涩而无灵性。许多年以后，借一次出差的机会，我们开车来到宣城，那种水田漠漠的温润感刹那间击中了我，直想大哭。原来，待在合肥这么多年的喑哑感，终于找到了原因。
而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家庭氛围的质量也会影响人们对于方言使用的偏好。即使出生于高频率使用方言的家庭中，存在一些受访者因为家庭不和睦、长期在外地工作等原因，与家庭的联系不再密切，也没有因为家庭对方言留有美好的回忆。这些受访者便逐渐脱离了温馨的方言交流氛围，对方言的使用意愿较低。例如，一位前往上海工作的受访者吕某委婉表示道：
在目前的人大系统监督和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并行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监督范围、寻求司法监督亦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我因为家乡经济发展不好，现在一直在外地工作，和家人的联系也不是特别密切吧。回家乡的话有些亲戚总有一堆无聊的问题，很烦，不经常回去也不习惯再说方言了。”
根据受访者的自述，我们还发现家庭情境下的语言选择不只与受访者的家庭氛围有关。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因为经历的不同，对于方言也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情感。在家庭情境中，常常为别人考虑、有一定利他精神的受访者会一直使用方言交流。这类受访者将方言看作一种交流工具。由于大部分老年人只会用方言交流，因此为了家中的老人能够容易理解自己的意思，受访者表示即使老人听得懂普通话，他们也会说与老人相同的语言（方言）以表示对老人的尊重和爱戴。例如，来自湖北恩师的受访者周同学谈道：
“方言是老人说了几十年的语言，他们对家乡以及方言的情感很深，为了尊重与孝顺他们，我会选择说方言。”
2.社会情境：契约型信任中不愿冒险使用方言
我们通过“与同学（或者同事）交流”“与老师（或者上级）交流”“与商场营业人员（陌生人）交流”等词汇对沟通场景重新进行设定，将受访者从家庭情境引入社会情境。受访者在社会环境（学校/公司/商场）中极少使用方言，并且在语言选择的思考过程中具有更多的顾虑。下文讨论受访者在社会情境下的具体思考模式和考虑因素（见图4）。
电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怎样做才最有成效？枞阳县商务局副局长黄健介绍，商务局出台了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实施方案。同时，将电商扶贫单独列出，作为抓脱贫、抓产业、抓经济的“衣领”，突出电商精准与定量帮扶，依托“和沐生活”电商平台，对接帮扶联系人，整合农产品资源，实行精准化帮扶。
图4：社会情境下语言选择的信任行为路径模型
（1）语言选择造成的社会偏见与群体归属
当受访者考虑社会情境之中的语言选择时，他们倾向于回忆在社会中对于方言使用群体的负面印象，会更加关注社会中使用方言的群体及其谈话内容，而不是这门语言本身。同时，受访者也会潜意识地忽略自身在家庭情境中对方言的认同感。
方言承载了许多社会刻板印象，而这些印象大部分都是对于方言使用群体的偏见。受访者表示，在社会情境中，会有看不起方言的时刻。方言中存在一系列词汇专门描述当地人特别讨厌的特质，而在普通话中却没有特定的词汇来形容。也有受访者指出，他们会为了让对方（非本地人）听不懂而选择用方言骂人，这是一种想要宣泄怒火却不敢与对方对抗的矛盾心理。另外，还有许多用方言吵架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被网友当作搞笑视频进行传播。因此，由于受访者经常听到的吵架、骂人的词汇都是用方言说出的，便觉得方言粗俗。例如，一位高中生庄某反映说：
另一方面，学术界认为语言代表了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会通过人际关系的亲疏对社会凝聚力产生影响［12］。人们更信任和自己有共同特征的人［13］，而语言也是特征之一。学术界曾提出“殊化信任”的概念，将交流对象按信任程度的高低分为“亲人”“熟人”和“陌生人”三类群体［14］。研究结果显示，语言选择也会受自身对于交流对象的信任程度影响［15］，根据自身对于交流对象的不同信任程度，人们会采取相应的思考与行为模式，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16］。那么，对于具有方言情境化现象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语言使用意愿是否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认同感？这种情境化的文化认同感是否会对中国现有的人际关系格局和民族凝聚力产生影响？
虽然现代人主张自主、独立的个体意识，但仍然没有摆脱潜在的群体归属感。受访者喜爱将自己归属于更高层次的社会群体来产生自我优越感，而这种归属感同样反映在了语言的选择之中。随着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响应，在学校、银行、大型商场等场所工作的职场人士已被要求禁止在工作时使用方言。由于许多正式场合已不再出现方言的身影，方言的交流场合便开始逐步缩小，成为菜市场、老社区等场合的“官方语言”。由于这些场合中的群体普遍处于社会的中低层，许多受访者便由此产生了方言使用群体处于社会中低层的社会刻板印象。为了不被他人归属为中低层群体，因此在社会情境中，受访者对方言的使用便出现了抵触心理，认为使用适用范围广、更加官方的普通话才能体现自己在文化素质上的高层次。虽然受访者不会直接表明自己应该归属于哪类群体，但他们潜意识中会通过选择合适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群体归属，并寻求相同群体成员的认同。例如，一位来自天津的大学生向我们诉说他的观点：
“由于在学校里老师教的都是普通话，会有一种普通话比方言正宗的感觉，所以在学校我很少说方言。”
（2）方言交流对信任度的影响以及民族凝聚力分析
调研发现，鉴于社会偏见和群体归属因素的影响，受访者不愿冒险在社会情境中使用方言。不同于家庭情境，受访的青年群体认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是靠利益和规则维持的。由于他们认为方言的使用很有可能会使对方降低对自己的信任度，从而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当彼此没有很深的感情基础时，他们不会使用方言交流。
首先，受访者表示有些城市存在地域歧视的现象。这些地区普遍较为发达，其中的居民会因所处地区的发展水平而产生一种优越感，看不起周围较为落后的地区。方言在城市的不同地区会有口音的差别，不同的口音会使受访者认为对方与自己不属于同一个地区，因此瞧不起交流对象，并大大降低了双方之间的信任度。况且，即使交流中的双方来自同一个地区，若他们认为彼此的口音有差距，会产生对方的方言发音不标准的想法。人们通常难以接受不标准的语言发音，认为对方的口音将方言“说难听了”，进而产生反感的情绪，拉远了双方的信任距离。例如来自福建厦门的职场人士吴某解释道：
“我和朋友交流不会说方言，如果说起方言来大家口音都不一样，就挺奇怪的，还不如不说。”
其次，当遇到陌生的本地人时，受访者不能确定如果自己直接用方言交流，对方是否会因方言粗俗的社会刻板印象对自己产生偏见，将自己归属于较低层次的社会群体，而难以建立信任关系。相反，若在此情境下选用普通话交流，普通话作为一种官方的语言，更加“保险”，可以确保基本的人际信任能够建立。受访者表示，只有当交流对象与自己的方言一致，并且对方言的使用没有社会偏见时，受访者才能够安心地在社会情境下用方言沟通。与对方进行第一次交流之后，双方对于语言的认同情况会产生一定的信任度。受访者会对此次人际交往的信任结果进行反馈分析，成为与此交流对象的交流经历，并作为个人因素影响下一次的语言选择。
不论受访者是否具有使用方言沟通的偏好，当我们谈到民族文化时，受访者都会认同方言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己家乡的人们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凝聚力。但我们发现，受访者在主张方言作为民族文化应该传承下去的同时，他们自身却不具有在社会情境中使用方言的习惯。这种文化传承的意识没有能够付诸行动，其原因是受到多种信任因素的阻碍。例如，当受访者谈到方言主要被文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底层群体使用时，自然地表示社会上具有歧视方言低俗的现象，害怕他人对自己产生偏见而不愿使用。由此可见，青年群体对当今社会中的人际信任缺乏信心，害怕因语言的使用而被歧视，引发信任危机。因此，方言提升民族凝聚力的过程从理想转变为现实更加艰难。
① 我们对比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发现若受访者来自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他们会更加不愿意在社会情境中用方言交流。此类受访者作为外来人口前往大城市工作生活，他们更加满足于现在的经济条件，不愿向他人展现自己过去的生活。如果是在外地与老乡交流，受访者表示会使用方言交流，但不希望其他同事在场。因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影响力通常与居民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关联，他们不希望有人因为自己家乡的经济水平对自己产生偏见。他们害怕因为自己使用方言，而被同事贴上来自某某地区的标签。受访的青年群体倾向于从他人的认同中明确自我，他们渴望被肯定。因此他们一般会通过放弃方言沟通的方式来寻找对自己更有利的群体归属。一位迁出家乡前往北京的软件开发员向我们解释原因：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对以往经验的分析外，受访者在社会情境下的语言选择还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方言所属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影响力、媒体、网民对该地区方言的舆论导向，个人相对于交流对象的地位高低。
（3）社会因素和个人地位影响语言选择
“总有一些人喜欢在别人身上寻找优越感，况且如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我希望能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得到更多人的信任。因此不希望因为自己的方言，别人对自己产生地域的偏见。”
② 调研发现，在信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已成为人们行为选择中不容小觑的一个影响因素。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自己会在意网络上的社会舆论对于他们的方言的评价，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方言的使用意愿。尤其是近期，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使用方言录制视频的热潮。许多视频博主为了吸引更多的播放量，用方言中发音独特的词汇来达成搞笑的效果。一些搞笑视频甚至播放的是用方言吵架等低俗的内容。受访者反映，这样的娱乐现象对方言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会使观看者对这种方言产生负面印象，进而降低了对使用此种方言的社会群体的认同以及信任度。这种负面的网络舆论严重伤害了该方言的社会形象，降低了受访者对此种方言的认同感，使其更加不愿意在社会情境下用方言进行交流。例如，一位东北女大学生向我们倾诉：
“我确实对外人是不太愿意说东北话的，因为我的性格是文静内向的，但我一旦说了东北话，别人就会因为网络上东北汉子的形象给我贴上豪爽的标签，我不喜欢这种误解。”
③ 在对职场人士的访问中，我们发现受访者个人地位的高低也会影响他们对方言的选择情况。当受访者是公司的普通员工时，他们认为自己与上司的沟通应该是正式、严谨的。受访者表示，普通话的通用性决定了它是一门更加官方的语言，如同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相比之下，方言适用群体的范围较小，字词的表达不够准确，更加生活化。由于受访者认为方言的表达不够正式，他们不希望被领导认为自己随意地对待工作，而丧失领导的信任，因此他们一般不会主动使用方言与自己的上级沟通。如来自长沙的一名财务人员汪女士的切身体会：
“方言虽然可能听起来更加亲切，能够拉近距离，但在工作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能给上级留下一个严谨、态度认真的印象，也就更有可能升职加薪，可能有点利益驱动吧。”
但当受访者的工作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时，他们对语言的选择少了许多顾虑。这类受访者的个人成就给了他们强大的底气，因此认为他们没必要通过迎合他人来赢取自己的利益。一位来自江苏南京的教授接受我们采访时，便将使用方言看作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只要双方都能听懂，他就十分乐意用方言交流。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大城市青年群体的采访，收集到了大量的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探究方言情景化现象背后的信任行为路径。研究发现，人际信任是受访者进行语言选择时考虑的关键因素，社会中对于方言及其使用群体的印象会影响青年群体的方言使用偏好。相比于家庭情境中通过方言的交流能够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在社会情境中，由于方言受到社会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受访者为了追求与交流对象一致的群体归属感来产生信任增值，对方言缺乏使用偏好。
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社会情境中，已存在一大批城市居民具有使用方言的能力，却没有使用方言的意愿。由于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常将方言的沟通能力与使用方言的频率混为一谈，部分文献认为，能够使用方言沟通的人口比例只有较小幅度的下降，从而推断普通话的推广不会威胁到方言的存亡。然而，具有方言的交流能力并不代表有使用方言沟通的意愿。学者们的观点忽略了现今青年群体普遍拥有的仅是方言的沟通能力，但使用偏好却已大幅减少的事实。本文关注了个人对语言选择的思考路径。我们希望未来学者可以对个体使用方言的意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呼吁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重视方言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加强文化传承的意识。
另外，我们对访谈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之后，发现存在方言情境化现象的青年群体会考虑自身的群体归属来寻求信任，揭露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格局。此种格局不单单是学术界以往一致认可的差序格局，而是融合了团体格局的色彩。差序格局理论原本是对中国农村社会形态的理论概括，而由于如今已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将解释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理论应用于如今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本文研究发现了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存在家庭与社会两种格局，人们的信任行为会因情境而发生变化，并基于信任因素做出不同的语言选择。
据相关统计，在网络平台上，以文本为存储方式的信息比例高达80%[1]。因此，对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语义相似度计算[2]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机器翻译[3]、文本挖掘[4]、问答系统[5]、答案选择[6]等领域有很广泛的应用。
方言的使用情况与个人的使用意愿相关。在血缘关系的作用下，家庭情境中由于亲密关系互相信任，受访者愿意顺应家人使用方言沟通，呈现方言的使用偏好。而在社会情境中，青年群体受到方言粗俗的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有意地通过语言选择将自己归属于使用普通话的“高层次”群体，来博取相同群体成员的信任，此时普通话的使用偏好高于方言。因此，为了适应当代城市社会的新人际格局，研究方言使用情况的学者未来应将方言的使用意愿纳入考虑因素之中。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差序格局的部分理论已不再适用于中国的城市社会。由于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消失，在如今的现代化社会中，信任更多地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不再由差序格局中认定的关系远近所单一决定。这种信任更加地短暂、脆弱，人们对人际交流的处理会更加谨慎小心。人们在社会情境中进行语言选择时，会考虑交流对象的群体归属，即对方所处的群体是否认可方言，并根据对方群体的观念和自身的利益分析来进行语言选择。从传统差序格局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理应倾向于使用方言沟通，借方言来突出两者地缘的相同以增加彼此的信任度，本研究的发现挑战了这项传统的观点。另一方面，家庭中的亲密关系是靠血缘维系起来的，不会因为缺乏认同而使人际关系变得疏远，在这种情形中受访者对于使用方言不会有顾虑。在将网络舆论纳入方言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之中后，可以看出，由于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方言搞笑视频的热潮，部分地区的方言开始被娱乐化、低俗化。网络上对于搞笑视频的负面舆论已对这些地区的方言造成了伤害。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民族内部的语言认同感，使得人们对于自己家乡的文化缺乏信心。方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它促成了我国内部语言的多元性。方言被娱乐化、低俗化的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最后，人们对于方言具有一定的社会刻板印象。由于方言普遍被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体使用，“粗俗”“土”等字眼被人们用来形容方言，青年群体不愿被归属于使用方言的群体之中。这种社会偏见导致信任在人际关系中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些方言使用地区的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使得民族凝聚力只停留于思想层面，而未能在个体之间的人际信任行为中实现。若人们对于某种社会群体的偏见持续发展，从受访者的话语中可以预见，人际信任危机将会松动地方的民族凝聚力，希望学者们和社会各界能引起重视。
“你明买明卖，他那边还有收据，告他怕是没那么容易啊。古董本来就没个价，而且在我们这行，还有个‘不打假’的行规。当谁买卖了‘打眼’货，再一声张还会丢人现眼。所以一旦‘打眼’，当事人都会赶紧把事压下来，不再跟人提，否则被同行当笑料说出去，有碍自己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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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8AGL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BGL02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ZD008）；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专题研究项目（项目编号：NX2017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NS2018051）的阶段性成果］
Jhony Choon Yeong Ng：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外国专家，硕士生导师，博士
朱霁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
谭清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技术经济与创新管理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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